王閬仙投降是在1939年9月，距徐恩曾的中統局1938年10月從漢口遷到重慶僅一年多一點，徐恩曾兩年之內連搬兩回家，雞鳴狗跳搞得頗為狼狽。到了重慶剛剛穩定下來，上海的情報機關就把王閬仙等人投降的消息傳了過來。王閬仙的投敵並沒有引起眾多人的注意，因為王閬仙的名氣和地位比起丁默邨、馬嘯天、蘇成德、鄧達謐以及軍統的王天木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差得很遠。被王閬仙的叛變真正嚇壞了的，倒是徐恩曾——徐老板。徐恩曾在重慶初聞此訊，嚇得寢食不安。徐恩曾這個人極其愛財，大財能吞，小財也占。靠著平日搜刮積攢錢財才換回那座座田宅，現今王閬仙投敵叛逃，如果拿著他這些家業向李士群上供，這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家業豈不是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倒便宜了那個坐享其成的李士群了。當然這還是往好裏想，破點財自己認倒黴算了。更糟糕的是如果王閬仙把自己在上海、南京擁有大批房產的秘密公布於眾，他徐恩曾輕則受處分，重則被撤職，頭上的烏紗帽能否保得住還是懸著的問題。王閬仙的事搞得徐恩曾多日不得安寧，竟然大病一場臥床不起，使他老婆費俠煎湯熬藥忙乎了一陣兒。
徐恩曾在病榻上也沒有閑著，一條妙計油然而生，王閬仙既然已經是叛徒，何不以“鋤奸”的名義去之而後快，外人不知道內情還以為自己是大義滅親呢。趁著王閬仙還沒有醒過味來，盡早下手萬萬沒錯。主意打定，徐恩曾給蘇滬區的特務組織發出密電，電文稱王閬仙自投敵之後，大肆揮霍其卷走的特工經費，致使情報工作受到嚴重挫折，罪情嚴重立當誅之。蘇滬區的特務們接到徐恩曾的指示後頗覺詫異，一個小小的王閬仙怎麼驚動了局座。要知道這邊可比不得重慶，現在的風聲還是韜光養晦為好，硬殺出去隻會暴露更多的力量，死更多的兄弟。所以徐恩曾的電報來了之後，蘇滬區的特務隻是把它當作一般命令並沒有馬上執行。徐恩曾等了一段時間，見那邊沒有任何動靜，著急起來，徐接著又連發了“十道金牌”，一次比一次措辭嚴厲，命令蘇滬區迅速按旨意行事。蘇滬區的特務們這才明白，徐恩曾是非要王閬仙的命不可。至於個中緣由，誰也說不清楚，既然上司要辦，豁出命幹就是了。
特務們為了完成任務，絞盡腦汁想盡辦法，最後製定的作戰方案是：收買知情人作內線，先刺探王閬仙的行蹤，再行殺人計劃。所謂知情人，必定是接近王閬仙的人，那麼除了和王閬仙一起投降的姚筠伯和石林森之外，別無他人。隻有從這兩個人身上打開缺口，才能探聽王閬仙的近況。後來特務們進一步得知，姚筠伯、王閬仙和石林森不過是從犯。倒戈之後，姚筠伯受到提升，王閬仙也頗受李士群看重，隻苦了石林森無人理睬，看來隻有這一條通道可以一試。中統特務花重金收買石林森，希望他能回心轉意。石林森見著白花花的銀子，想著他們的舊情，深為自己的失足感到悔恨，答應要反戈一擊，戴罪立功。當石林森被告知要他探聽王閬仙的行蹤時，別的不需多管時，石林森已明白了對方的用意。石林森開始時還下不了手，可仔細掂量掂量，這年頭還是自顧自吧，遂滿口答應下來。
自從領了任務以後，石有事沒事經常找王閬仙搭訕，希望從他口中套出一些事來為今後的殺手們行刺提供機會。可巧的是汪偽“76號”此時要調整人事組織，李士群準備派王閬仙到南京任會計主任。石林森聽到這個消息，以老朋友的口吻，還責備起王閬仙來，他說多年的老同事，怎麼臨走也不打聲招呼，並隨聲問王閬仙何時動身，自己好去送行。王閬仙不知是計，還以為朋友之間情意深重呢，索性把自己的行期告知了石林森，甚至連乘坐早班的火車都一五一十地被石林森套了出來。石林森得到的這個情報，轉手就秘告給中統局蘇滬區。蘇滬區的特工組織就在王閬仙準備動身去南京的那天早晨，派特務密布在王家門口。這天王閬仙起了個大早，看看時間充裕，對著鏡子，邊吹口哨，邊刮起了胡子。看看鏡中自己容光煥發的臉，心中好不高興。“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剛卸職又赴新任，不管它是姓“蔣”還是姓“汪”統統跟我不相幹，隻要有錢，能夠活命就行。老子實在幹不下去了，徐恩曾的那批房產還掌握在自己手裏，到時候變賣幹淨，遠走天涯也落得個逍遙自在。王閬仙心裏想著好事，一不留神，刀片劃破了麵頰，連忙抓起毛巾捂上。他回頭看看鍾表，到了動身的時間了，拉車的車夫也到了。王閬仙哼著小曲就出了院門，一腳踏上早已等候在那裏的黃包車，孰料車未走幾步，忽然停了下來，再睜眼看時，已是數槍齊發，王閬仙倒在血泊中。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死在誰的手裏。
從徐恩曾的中統與汪偽特工們的鬥爭曆史看，雙方既有爭鬥又有勾結，彼此在風詭雲譎的情報戰中尋找著對方的空隙和破綻，從而相互之間形成了彼此滲透、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複雜關係。如果把中統（軍統）和汪偽特務的鬥爭看成是一汪深潭，要想從中舀出一碗清水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1.擴勢力共商反共
中統特務機器由科發展到局，其機構如何設置，人員如何分配，以適應新的任務，著實讓徐恩曾費了一番腦筋。這時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全麵抗戰已經爆發，一方麵是民族戰爭上升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過去完全不被特工總部重視的反奸防謀活動，不得不提上中統工作的重要議程；另一方麵是中統主要的破壞對象中國共產黨這時幾乎成了合法政黨，紅軍已經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戰線浴血奮戰，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等也正在武漢領導轟轟隆隆的抗日群眾運動——公開的反共口號自然是不能再喊了，但反共大業還遠沒有完成——徐恩曾他們深知主子的心。於是，中統局在抗戰時期擬定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條腿是以日偽為主要對象，開展反奸防諜活動；另一條腿是以中共為主要對象，開展隱秘的反共防共活動。
與兩條腿走路方針相適應，徐恩曾對中統機器做了重新調整，一改特工總部時期按專業分工的原則，改為按照工作對象進行分工，分設3組1處1室：第一組主管情報與總務，第二組主抓中共及其他黨派調查，第三組管黨政與日偽調查；一處為交通管理處；一室為會計室。這時期的工作人員在200人左右。1939年起，內部組織經過多次改組擴大，增加了許多新的單位，到1942年已經增加至700人左右。需要說明的是，作為一種特殊機構，中統局的編製員額完全不受什麼組織條例的限製，而且不一定報請蔣介石批準，所以事實上是徐恩曾一個人說了算。
1942年，徐恩曾以反共為由，對中統局做了一次大改組，設立了與組、處平行的內部機構達17個之多。分工也更細了，首先是按照番號排列的三個組：第一組做敵偽調查，第二組做黨派調查，第三組做黨政調查；其次為按照業務劃分的交通管理、統計和特種經濟調查三個處；再次為六個室，即秘書室、人事室、機要室、會計室、專員室和資料室；最後為五個委員會，即訓練委員會、紀律審查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後改為僑務小組）、考績委員會及黨員調查網建立委員會（簡稱“調建會”）。此外還有由徐恩曾、顧建中親自主持掌握的“生廬”，由曾任國民黨黨部委員的中統高級特務10人左右組成，專門負責對共產黨進行陰謀破壞的研究設計；還有一個帶點群眾性的組織即“新生活運動委員會”，負責組織文娛晚會之類的。此外，中統局在重慶還辦有兩個農場，一在西溫泉，一在市郊台子，各占地千畝以上，局總幹事詹連吾為場長。貪圖享受的徐恩曾在兩地都建有私人別墅。農場中的一部分為局辦公處所，像資料室，為避空襲就設在歇台子農場；另一部分為中統辦訓練班的場所和中統特務暑期休養的場所。因中統局當時在重慶負責管理整個市區的特務活動，所以局下還設了個“重慶實驗區”，此外，中統局還附有“經濟檢查隊”和“糧食調查隊”。
這麼看來，中統局的機構可真夠繁多的，而其核心和靈魂則是第二組的黨派調查活動，這可是徐恩曾最能表現“才華”之處，也是他繼續升遷的根本點。何謂黨派調查？調查和破壞共產黨及其他黨派所從事的“令國民黨深感不安的”正義活動是也。徐恩曾是反共起家的，好不容易熬到現在這份上，他當然不會疏忽了自己的老本行，為防止自己的下屬被“國共合作的假象”所“迷惑”，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他們耳邊敲邊鼓：“國共合作隻是暫時的，國共分裂是必然的，咱們切不可掉以輕心。”
後人常常提到“龐大的中統帝國”，中統機器的龐大，指的主要是它基層的擴展和滲透。像蛆蟲的繁殖一樣，中統的基層細胞繁殖的非常快。前文提到，中統剛成立的時候，也就200多人，可後來竟然膨脹到10多萬人，關於這一點有資料為證。據1941年中統人事科考績表統計，這年的中統人數是：局本部488人，重慶實驗區137人，各省市9655人，各部會2000餘名，民眾團體300多名，外圍骨幹690餘人，共計13270人之多。這裏指的還隻是按月在中統領取薪水的職業特務，還不算那些已經有了社會職業不在中統領薪的義務特務。
也許有人會問，看來同為特務，情況還很不相同？的確如此。中統特務機關的構成是很複雜的，可以說彙聚了偷搶摸拿之徒，各行破壞搶劫之事。大致來看，可分這麼五類：
第一類是“調工”，即調查工作人員，這“調工”又分“專任調工”、“兼任調工”和“義務調工”三種。“專任調工”就是職業特務，經常向局領取津貼或車馬費；“兼任調工”簡而言之就是兼職特務；“義務特工”是完全盡義務的特務，他們不支取薪水，也無其他名義。也許有人又會問了：莫非有人對此行當有癮，不給錢也白幹？還真有這麼一夥人。他們錢雖說不拿，功利心卻一點兒也不弱，這幫家夥大都是想依靠中統的支持，達到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類為黨員調查網，這是一幫暗藏在國民黨黨政機關中的中統特務，他們分布在國民黨中央的黨政機關中，一部分還分散在各地方的黨政高級人員中間。據不完全統計，由各省、市、鐵路調查統計室建立、掌握、運用的調查網，合計達10萬人左右，分布在各省、縣，甚至鄉鎮之中。他們的作用發揮得並不平衡，有的甚至隻是掛個空名。
第三類為通訊員。通訊員中又分學生通訊員和特約通訊員兩類，數量最多時在全國合計有近10萬人。
第四類為外圍分子。這外圍也分兩類，一為秘密的基本外圍，一為公開的普通外圍。
第五類為特種情報工作人員，簡稱為“特情”。這是一幫最危險的特務，他們隱藏在中共和其他進步團體之中，是特務中最機密的一類。中統局對他們完全是單線領導，除了直接領導人、直接主管人之外，任何人都不會知道。建立“特情”的方法有兩種：分別為打入和拉出。“打入”就是偽裝進步，逐步混到革命團體和進步團體的內部潛伏，竊取機密情報。“拉出”又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對某一選定的革命人士，用特務手段進行綁架，然後以生命相威脅，逼其叛變，簽完字以後，再放回去，這樣拉出的時間一般都在三個小時以內，以免被對方團體發覺；另一個拉出的方法，是對革命團體中地位較低、思想覺悟不高的人，用金錢或美色拉攏利誘，迫其叛變。
除了外圍分子外，上麵提到的這五類特務合計有20萬人之多。
2.思想武器最鋒利
經過長期“摸索”，反共起家的徐恩曾反共的韜略還是越來越“高明”了，他因此一次次得到陳氏兄弟和老蔣的嘉獎。這裏對他的反共伎倆做一簡單介紹。
特務頭子徐恩曾最初對付“共產黨”的手段是一味地逮捕、關押、屠殺，推行過程中他發現這種高壓政策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於是便與嘍囉們一起研究出一套比較係統的勸降、誘叛、“自首”的感化政策。他非常注重通過特工訓練班的方式，堅決地將這套“方針政策”貫徹到大批中、下層特務中去，形成一個“以組織對組織”的堅實基礎，從而達到“擴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組織”的目的。
在一次“智囊團”會議上，他對手下這撥“共產黨問題專家”說：“咱們在實行自首政策的過程中，要提倡軟著陸，也就是說一旦在基層發現了一名中共嫌疑對象後，不要立即逮捕他，而是把他作為說服教育的對象，派出咱們的人給他做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把他們徹底挽救過來，能拉一條魚過來，可比一刀殺之要高明得多……我建議在兄弟們中間開展說服共黨分子的競賽活動，誰說服的人多，就獎勵誰，就提拔誰。”很明顯，那些擔任勸降、說服任務的特務，必須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不但要有反革命的理論，而且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等理論，也要有相當了解。徐恩曾為此不遺餘力地舉辦特工訓練班，大力推進小組學習生活，以提高特務們的反共水平。
不過徐恩曾的這一手對我黨廣大幹部尤其中上層幹部往往就變得綿軟無力了。主要原因是共產黨區以上的幹部參加黨組織的時間比較長，理論文化水平較高，政治意誌也比較堅定。徐恩曾他們三腳貓似的小伎倆自然就失去了威力。對此，徐恩曾還是那一套手段，那就是“殺殺殺”。
一段時期後，徐恩曾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一次他多喝了幾杯法國葡萄酒，開車（他喜歡自己開車，而且車技還挺高）來到主子陳氏兄弟的官邸，興衝衝地彙報工作，大談自己的反共心得：“對付共產黨，我的經驗是不可操之過急，不急於破壞，為的是最終能夠擴大破壞麵——有時候非不取也，時機不成熟也。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中共組織一鍋端……”
對於那些被逮捕的中共人士，特工總部則主要將其送往“反省院”。
按國民黨的統治體製，反省院隸屬於司法院，受當地高等法院的管製。剛成立的時候，因司法人員的反共“水平”太差，“工作效率”太低，徐恩曾很不滿意。他覺得反省院應交給反共權威特工總部來直接控製。於是他打出反共招牌，請求上級讓黨務調查科插手反省院。他的請求還真得到了視共產黨為眼中釘的國民黨上級組織的批準。這麼說吧，從1932年開始，反省院在形式上固然仍歸屬高等法院，而實際上已經改由徐恩曾的特工總部領導。徐恩曾還專門在南京丁家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內設立了一個科，專門主管反省院的業務，科長王劍虹、幹事萬大鉉等都是反共老手。反省院的人員也做了大換血，除少數被吸收為特工總部的特務仍繼續工作外，原來人員大都被擠走，由特務來頂替。改頭換麵一番之後，反省院的工作步入了一個“新階段”，院內建立了一整套進行政治欺騙的製度和辦法。
反省院所標榜的政治訓練中心有三：一以所謂的全民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二以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三以被歪曲的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
對於被抓來、接受“反省”的共產黨員，特務們一貫的誘騙方法，是強調以政治欺騙和汙蔑代替謾罵，倡導所謂的儒教思想，攻擊社會主義製度的普遍性原理。他們往往擺出一副客觀公允的口吻說，“共產主義是不錯，但並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現狀，若實現共產主義，不亂才怪呢！”他們還把青年人參加革命說是職業問題，用以掩蓋社會問題的實質，等等。學習材料主要是戴季陶的《孫文主義哲學基礎》、胡漢民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陳立夫的《唯生論》等。上課由訓育員負責，所謂精神講話，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課程，多由反省院聘請一些反動報刊的主筆編輯，所謂的社會名流學者，以及國民黨黨部委員等擔任。
反省院規定，對於所有的“反省人”的“反省”，以六個月為一期，每六個月舉行一次考試。試題多為《對蘇聯的認識》、《中蘇關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比較》、《自覺覺人說》之類。考試不及格的留級，繼續“反省”半年。訓育員時常用威脅的口吻對在押的人說：“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槍斃！”意在促使在押的人盡快接受反動派的灌輸。如果被認為考試及格，就發給一張“準予自新”的證明書，釋放出去。對於這些被釋放出去的所謂“自新人”，特務們有一條規定，就是必須接受當地中統特務機關三年的管製。在此三年期間，必須參加所謂“自新人員訓練小組”，小組會每星期舉行-次，彙報個人本周內所到過的地方、接觸的人、所做的事、所發現的問題，等等。中統還經常派人對這些人秘密監視，如果被認為有繼續進行共產黨活動的嫌疑，就隨時可以重新關押監禁；如果未經中統特務的許可而自由離開原規定的地區，定要受到嚴厲處罰；如果本人找不回來，此人的家人親屬要受到牽連，以致被關押起來，迫令其找回這個“自新人”。
徐恩曾對反省院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除了本人親自前往視察外，還規定各反省院都要定期向他作工作報告。像首都反省院實際上是當時特工總部的一個單位，院長廖家楠經常參加特工總部的工作彙報。該院設有專為中統特務關押革命人士的特別監獄，並配有各種殘酷的刑具，如電刑等，以備威逼利誘之用。
一係列反共“功績”，使得徐恩曾一時“聲名鵲起”。這麼說吧，在1928年至1937年10年間，中統始終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處理中共問題的權威機關，徐恩曾也被譽為國民黨內所謂的“共產黨問題專家”。
3.同室操戈惹民憤
1936年，徐恩曾指示江西建立一個總的特務機構“特種工作委員會”，作為中統在江西的分支機構，協助反共。
“特工委”成立後不久，即在江西逮捕了一批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隨後徐恩曾利用這一重要線索，搗毀了中共南方工委，致使南方工委主要領導廖承誌等被捕。成功破壞中共南方工委，成了徐恩曾在戰時跟中共鬥爭的最大“成績”。
中共南方工委事件始於1940年冬天。當時中共南昌市委被破獲，狡猾的敵人以此為契機，設計了一個巨大的陷阱。
徐恩曾授意手下，在江西組織了多次秘密大搜捕，以切斷中共江西地下黨與其上級中共南方工委的所有聯係。與此同時，江西的特務利用他們已掌握的密碼同南方工委重新取得了聯係。
江西台的特務們為了騙得南方工委的信任，故意編造了一些假情報作搪塞。南方工委的負責人對這些情報進行了分析，未找到什麼破綻。
可正在這形勢對特務們非常有利時，江西的特務頭子之間為如何展開下一步工作出現了重大分歧。以中統新任贛室主任章誌仁（原主任馮琦已改任特工委主任）為一派，認為現在掌握的南方工委情報已不算少，在南方工委將信將疑之際應立即摧毀南方工委，否則夜長夢多，一旦南方工委發現事情有詐，到手的魚必會脫鉤而去。與此意見截然相左的，是以馮琦為首的“特工委”，這一派則認為現在對南方工委下手為時尚早，應該繼續深入獲得更有價值的情報。兩派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互不相讓，官司最後打到徐恩曾那裏。
重慶國府路78號，中統局本部。
時間已是晚上10點左右，中統局本部的二樓會議室內仍是燈光通明。徐恩曾此時正和自己的謀士們討論針對中共南方工委的下一步計劃。
隻聽一個聲音講道：“生米既已做成熟飯，幹嗎不掀鍋，遲了可就是前功盡棄。現在了解的情況已差不多，該出手就得出手，至少先抓出南方工委的電台再說！”講話調門很高的是徐恩曾的心腹幹將、局本部第三組組長謝永存。
聽了謝永存的發言，王思誠站了起來，依舊是那副文縐縐的知識分子樣，他向上推了推眼鏡，講起話來有條不紊：“永存兄的意見我有些不敢苟同，如果依永存兄所言現在下手，當然會小有斬獲，可我們要是暫時忍耐一下，爭取獲得更大的情報，那時再下手恐怕就不是一兩部電台的事了，說不定還會抓到共產黨的大頭目。這前後相比，可是小巫見大巫了。依我之見，目前尚不宜打草驚蛇，提早壞了好事，看準形勢相機而動也未嚐不可。”
今晚參加徐恩曾謀士大聚會的全部是中統的最核心骨幹，結果討論的情況竟然和江西方麵十分相似，也是兩派意見相持不下，王思誠、張國棟明確表示同意馮琦的意見，暫緩對南方工委下手，而謝永存、張思茂則明確表示支持章誌仁的建議，看來最後的結果還要徐恩曾拍板。
徐恩曾邊聽手下的意見，心裏也在琢磨著。兩派意見可說是各有利弊，不好用誰對誰錯來下結論。從他本心講，他當然希望抓住的共產黨越多越好，可這又得冒一定風險，萬一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就太不劃算了，他也一時沒了主意，低頭沉思起來。
眾特務們一見局座搜腸刮肚、凝思苦想的痛苦樣，就都停止了議論，會場上一時靜了下來。
大約過了幾分鍾，徐恩曾抬起頭來，看了看在座的幾個人，開口說道：“諸位最近聽到過別人怎麼議論我們嗎？”
王思誠、謝永存等人麵麵相覷，搖了搖頭，他們一時猜不透徐恩曾究竟要想說什麼。
“現在有人背後議論我們中統局全是一群光拿錢不幹事的笨蛋，還說什麼老將廉頗，該讓賢了。恨不得把我們一腳踢開，讓他們來管中統。不是我徐恩曾今天說大話，中統雖小五髒俱全，哪一個零件壞了都別想運轉得靈，誰要是想管，就讓他來試試！”
特務們一聽，敢情局座這些日子在外麵受了些閑氣，心裏窩了火沒處發泄。小個子張國棟十分機靈，一聽徐恩曾話裏有話，趕快接口說道：“國棟前些日子也曾聽得些閑言碎語，很是難聽，所以我剛才同意思誠的意見，就是想把事情做得大些，休讓別人小瞧了咱們。”
徐恩曾看了看張國棟，點點頭以示同意，“人活一口氣，樹爭一張皮，恒心常在，機會難得，現在大魚還未上鉤，貿然動手還覺早了一些，我的意見是再等等看，可以讓江西方麵繼續與中共南方工委聯係，有情報再向我彙報”。徐恩曾仍堅持了他最初的意見。
眾人見老板已拍板定案，誰也沒再做爭論。會後徐恩曾還擬訂了一個周密的行動計劃，一是電告江西務必嚴密封鎖消息，做到動手前滴水不漏；二是要統一江西的意見，任命莊祖方暫負全責，以免章、馮二人發生齬齪。
在徐恩曾的授意下，莊祖方作出了一個頗陰險而又大膽的計劃，他通過江西台向南方工委發去訊號，希望南方工委派幹部到江西“視察工作”。莊祖方認為此舉可以讓南方工委消除對江西方麵的懷疑，進一步接近南方工委的中心組織。
南方工委領導人方方正準備派人去江西探個究竟，所以他接到電報未及多想，就決定委派南方工委組織部長郭潛親赴江西。按照地下工作慣例，郭潛先給省委書記謝育才發出一封帶暗語的信件，定於5月份在曲江與他見麵。
信到了特務手裏，莊祖方一時搞不懂信的含義，隻得把謝育才夫婦和未滿月的小孩從監獄裏放出來，軟禁在一處逼問信的暗語。
謝育才見信後大驚，知道郭潛要來事態嚴重。他和妻子趁看守疏忽拋下自己的孩子逃了出來，萬分火急地迅速通知南方工委領導。可是為時已晚，南方工委遭到嚴重破壞。
5月30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廖承誌在廣東、湖南交界的樂昌縣被捕。
麵對形勢的繼續惡化，周恩來又致電廣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尹林平，指示南方工委所屬地區，除日占區、遊擊區黨組織照常活動外，國統區黨組織的活動一律暫停，已暴露身份的黨員幹部要全部轉移，其餘幹部也應暫時隱蔽，一切以安全為第一，堅持“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同時命令方方迅速撤回重慶。
此後，南方局作出“南委領導取消，工作停止”的決定，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工作至此全部結束。
徐恩曾在破壞中共南方工委後，得到蔣介石的讚揚，蔣並頒發大筆獎金以示鼓勵。徐恩曾後來在中統內部的慶功會上自吹自擂，說中共南方工委事件是他繼顧順章案之後反共生涯中的又一大“傑作”。
4.技窮又思放謠言
國民黨中統喜歡並注重造謠活動，也是由來已久、“有著光榮傳統的”。
當初在《上海申報》上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聲明》姑且不再說了。戰前在上海的時候，他們還辦了一家“謠言公司”——《社會新聞》雜誌社，由中統特務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條漢子”挑大梁主幹，可沒多久，就在社會各界的一片“噓”聲中收攤了。徐恩曾哪裏受得下這口氣，他決定重打鑼鼓另開張，搞出個名堂來。到了漢口以後，他親自創辦了一份《大漢晚報》，派手下幹將梁輔丞、王思誠、張國棟等“擔綱主演”，這是1938年4月的事了。
為掩蓋其本來嘴臉，徐恩曾令這些辦報的特務全部使用化名，梁輔丞任總編輯，王思誠做發行人，張國棟及情報科的骨幹特務充任編輯記者。經費來源名義上由中統特務私人集資合股興辦，但實際上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給予津貼加上徐恩曾從中統經費中撥給一定的補助費。創辦該報的宗旨，當然還是繼續兜售原來的那一套以反共為目的的謠言飛語。
至於新聞來源嘛，好辦，抄錄中央通訊社的消息即可。為了增加真實感和獨家采寫的分量，每天都不忘煞有介事地安插上“本報專電”數條，上麵用“詳盡的事實”報道“八路軍遊而不擊、運而不戰”等種種“令人發指”的作為，“以此說明”共產黨發動人民戰爭，主要是“擴充實力，借勢坐大”，等等。其實這些所謂的“本報專電”，都是由特工總部所屬各特務室發來的不盡翔實的情報，由梁輔丞改頭換麵，添油加醋拚湊而成。
這份報紙剛辦的時候，一般老百姓不明真相，認為其確實有獨到之處，也就掏幾枚銅板買一份看看，一時間銷路還挺不錯。可辦著辦著，讀者就覺得不對勁兒，“怎麼每天都是這些事兒？有的相互之間還有抵觸？”讀者的胃口被破壞了，銷量隨之下降。梁輔丞一看這樣哪行，還得想轍，幾個人一琢磨，就在報上署上“本報明日有重大新聞發表，希望讀者注意”之類的新聞預告。其實呢，預告的消息，頭一天就已經捏造好了，等到第二天作為頭條新聞刊登出來就是了。這種小花招，欺騙讀者於一時還可，時間長了，狐狸的尾巴就露出來了，讀者越來越不買賬了，報紙的銷路至此一蹶不振。到這年9月份，這家報紙就無法維持生存了，10月份，借著國民黨政府西撤之機，徐恩曾決定趁勢收篷，關門大吉。好在這個時候早已經沒有人要看該報了，無聲無息地結束後，居然也沒引起什麼社會反響，甚至連國民黨內部也沒注意。以至於中央宣傳部每月依舊發“津貼”，梁輔丞問徐恩曾是不是把這份津貼給退回去，徐恩曾把眼睛一瞪：“做這樣的傻事幹嗎！上既予之，我便取之，咱們的反共大業需要票子越多越好！”他老人家這麼一裝聾作啞，中央宣傳部的津貼竟一直給到1938年底。
到了重慶，徐恩曾雖不敢明目張膽地開辦像《社會新聞》、《大漢晚報》這樣拙劣的“造謠公司”，但他不甘心，還在瞅機會“找共產黨的碴”，編造更“高水平”的謠言，亂一亂共產黨的陣腳。其時國共合作、全麵抗戰已經爆發，徐恩曾一個中統局長之所以敢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用說，是得到“上麵”默許的。他也是把準了老蔣的脈搏。
徐恩曾覺得這樣造謠還不過癮，1941年，他又指示在中統局內部專門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以手下的第一號“反共專家”王思誠為主任委員，專門從事這一類的“心理作戰”活動。“南方工委事件”發生後，徐恩曾“大膽”起用中共叛徒郭潛為該委員會的書記，主持“分化瓦解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開始郭潛真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讓我當分化瓦解委員會書記，這麼看得起我，徐老板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有氣魄！就憑這一點我也得好好幹，更何況這也是我立功的好機會，得讓他們看看我郭某人雖然膽子小了點，腦子還是滿有兩下子的！”
他鉚足了勁兒，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缺德“事業”中去了。他琢磨著先來個“開門紅”，熬了幾天幾夜，終於炮製出一條“特大新聞”：“中國共產黨內分裂出一個非常委員會！”宣傳說“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發表了非常委員會宣言”等，說得似乎鼻子眼睛亂動，可仔細一琢磨，卻又並非那麼天衣無縫。
他把自己的“傑作”誠惶誠恐地呈報給徐老板——徐恩曾一開始對這個過去的中共幹部比對別的叛徒高看一眼，心想這家夥的謠言也許水平會比別人的高吧。於是就大張旗鼓地分派一批中統特務到重慶、貴陽、昆明、成都、西安及陝甘寧邊區周圍去放謠，在中統內部很是熱鬧了一陣子。
一段時間過去了，徐恩曾又派一幫特務前去“收謠”，結果發現，共產黨那邊對此毫無反應，社會上對這些“特大消息”也很不敏感。徐恩曾不禁有些失望：
“看來郭潛這廝肚子裏也沒什麼玩意……唉，叛徒畢竟是叛徒，他以中共高幹之身，而能夠甘心在我手下賣力，證明囊中貨色不過爾爾！”
此後，郭潛又“殫精竭慮”地“創作”了《新紅樓》、《某某傳奇》等兩部謠言大書，廣為散發，但效果仍如第一次一樣“令人失望”，隻讓徐恩曾越發看他不起了。
中統炮製謠言最鼎盛的時期，是在1944年。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華北、華東廣大地區建立了許多敵後根據地，粉碎了日偽軍的多次進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人民群眾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與此相反，日軍從湖南進占廣西、貴州，國統區內物價飛漲，法幣貶值，人民生活愈加困難，老百姓怨聲載道。國內形勢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了。蔣介石急了，徐恩曾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中統特務們的謠言，嘩眾取寵於一時，終因與事實相悖，要不了多久就“壽終正寢”了，耳朵被謠言磨出繭子來的人們，對其自然是愈來愈反感，以至於有人再說什麼“中共怎樣怎樣了……”有的人就會把耳朵掩起來，直喊“耳朵疼”，收謠的特務情緒免不了大受影響，久而久之，積極性也就降了下來，徐恩曾漸漸地對“秘宣科”的工作有些不滿起來，也經常批評科長王秀春。
王秀春垂頭喪氣地找到大特務張國棟，詢問該怎麼討老板歡心，張說：“重慶人口七八十萬，放個謠言還不跟在人群中放個屁一樣，怎麼能保證人人都聽到？所以你至少應該保證讓徐先生知道才是呀？”
一聽此話，王秀春茅塞頓開。
轉天，徐恩曾就從司機、保鏢和保姆處分別聽到“秘密消息”：“中共內部又搞分裂了！”“中共內部土包子派和國際派相互攻擊……”徐恩曾聞之大喜，馬上又表揚王秀春“在工作上有所改進，希望再接再厲，放出更多更好的謠言來”。
中統特務的造謠，並不僅僅對準共產黨，對一切進步民主人士也同樣捏造誣蔑，其中最刻毒的莫過於對人身進行的造謠了。徐恩曾對此自有“高見”：“中國人最怕身子不正，最怕被別人說三道四，不少人又特別熱衷於傳瞎話……所以對於人身所造的謠言，一方麵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興趣，容易迅速傳播；另一方麵，一個似是而非的謠言，一經傳開，等到後來再來辟謠更正，就猶如一張白紙上塗上了墨，無論你怎樣洗刷，也總免不了多少有一點痕跡。”這就是他的歪理！
1.中統軍統鏖戰急
複興社和CC派的矛盾愈演愈烈，已經數次鬧到蔣介石麵前。這讓當時在抗日戰爭中已經幾麵受敵的蔣介石更感憂心。為了保存實力，一致對敵，1935年初，蔣介石宣布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局內設三個處：一處是黨務處，由徐恩曾任處長，人手基本上是過去中央組織部調查處的全部人馬；二處是軍警處，處長戴笠，下屬自然就是原“複興社”特務處的原班人馬；三處郵檢處是新成立的，主管郵電檢查業務，處長暫時由局本部少將級秘書丁默邨兼任。
名義上衙門是統一了，但是三處之間卻仍然保持著互相爭鬥，謝絕往來的關係。就連辦公地點也是各自為政。陳立夫統率的局本部設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非園。一處地址設在南京道署路132號，二處地址還在南京雞鵝巷53號，三處設在山西路。這樣的機構設置也挑明了戴笠和陳立夫之間依然不共戴天。
陳立夫以為自己當了局長，就可以控製戴笠了，孰料二處從處長到手下的小特務，見到CC係的人還是怒目而視，不屑一顧，他心裏不由得就有些不受用了。而且雖然特務處的經費由軍委會發放，但是戴笠遇到問題，還是都跳過陳立夫直接去向蔣介石請示報告。這樣光拿錢不辦事的舉動也讓陳立夫感到不舒服。
一次在蔣介石辦公室門口，陳立夫巧遇戴笠去彙報情況、領取經費，他故意當著蔣介石隨從人員的麵攔住戴笠，傲慢地問：“戴處長，這麼長時間了，怎麼都不見你向我彙報一下工作啊？”
戴笠心裏冷冷地罵道：癆病鬼兄弟，兩人都短命。麵上卻恭敬地說道：“我怎麼敢總是用一些小事去打擾局長。不知局長叫我有什麼吩咐？”
陳立夫很鄙夷地說：“你們二處也該改改工作方法了。動不動就是綁架殺人那一套，像土匪流氓一樣。說出去，我們局還怎麼立足？”
戴笠聽出陳立夫是有意給自己難堪，也就不再和他假裝客氣。他夾槍帶棒地說：“我們二處也是有‘技術人員’的。像是楊杏佛、史量才這樣的人，不也是因為你們的‘技術人員’工作沒做好，才由我們的‘技術人員’出麵解決的嗎？我手下都是些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是校長讚揚過的青年。局長不是想要否定校長的意見吧？”
陳立夫一聽戴笠搬出了蔣介石來壓他，氣得是呼呼的。他看周圍的蔣家軍們都在盯著他，看他如何回答。於是隻好咽下這口悶氣，轉身就走。
吃了一次悶虧後，陳立夫更加明目張膽地偏袒一處，為徐恩曾撐腰，打壓二處。因為一處的政治地位高於二處，所以很多便宜都讓一處占去。戴笠雖然憑著蔣介石的寵愛和下三濫的手段扳回幾局，但也都是各有損傷。因此，對三處的爭鬥就意味著決勝之爭了。
三處主要工作是郵電檢查。這始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主要目的是從郵電通信中發現線索，追查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監視他們的思想動態和主要活動，為反共活動做好準備。
鑒於反共的重要性，蔣介石同意將原來秘密進行的郵電檢查公開化，於是各大城市的郵電局都掛上了郵電檢查所的招牌，由三處主管。處長丁默邨隻是一個掛名，實際工作都由各地的相關人員負責。但是在實際中，各個城市的郵電檢查所從所長到一般工作人員主要都是CC派的特務，戴笠的手下隻有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職位也隻是沒有實權的副所長。因此如果在搜查中真的發現一些重要的情報，郵電檢查所會先呈報給陳立夫，然後才是丁默邨。而等戴笠趕到丁默邨那裏收集資料時，一處已經搶先報送給蔣介石，換取他的信任和讚許了。反複幾次，蔣介石開始責備戴笠總是送一些“過時的消息”來，要他多跟一處學習，這讓戴笠是百口莫辯，氣憤難耐。
戴笠也曾找到過郵電檢查所的負責人員，要他們多打聽，多奪權。可是那些沒有實權的“副所長”都是一問三不知，鬧得戴笠氣得把他們大罵一通。自從成立衙門以來，戴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何嚐受過這樣的窩囊氣？他決定一定要想辦法把CC派趕出郵電檢查所。
正在這時，戴笠僥幸地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陳立夫於死地的機會，向蔣告了一狀。由此揭開了他反擊CC派，奪取郵電檢查所的序幕。
1935年11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蔣介石肯定會連任主席，爭取票數，也就是為了彰顯個人的影響力大，號召力強，獲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陳立夫資曆老，權位高，他的CC派也是勢力甚眾，自然在候選名單上，很多人會填上他的名字。戴笠沒有進入候選人的名列，但是他似乎很清楚整個投票的操作流程，於是暗暗向二處人員下達了一個指令。
無記名投票結束後，緊接著進行的是當場唱票。蔣介石因處理公務不在現場，呼聲第二高的陳立夫便顯得十分悠閑。聽著他的名字被一遍遍地念出來，陳立夫一開始還很得意，蹺著腳，喝著茶，不斷地舉起手示意現場歡呼的CC係成員安靜。可是隨著唱票的進行，他的神色變得有些緊張了。許多現場的年輕人不懂得為什麼他獲得的票數越多，他頭上冒出的汗珠也越多。可是陳立夫卻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斷掏出手帕擦汗，整個人像繃緊的皮筋一樣繃在椅子上，伺機待發。
唱票結束，陳立夫赫然比蔣介石還多了四票。戴笠手下的人開始起哄，煽動CC派的人鼓掌歡呼。場麵一片熱烈的時候，陳立夫像彈簧一樣彈到了主席台前，一揮手擦掉了黑板上自己名字背後的一個“正”字，這樣他就比蔣介石少了一票。公開地作弊之後，陳立夫板著臉回到座位上一言不發，像是知道一場厄運即將襲來。
“什麼？那個陳立夫竟然在我背後使這套把戲？”
聽了戴笠添油加醋的報告，蔣介石一掌拍在桌子上罵道：“反了天了，他真以為世道變了，要騎到我脖子上去了！”
“那些CC派的人看到陳立夫票數最多，還全部都站起來歡呼，喊什麼陳局長萬歲，跟隨領袖的領導什麼的。簡直是沒有把校長放在眼裏。”戴笠繼續煽風點火，把蔣介石的一腔怒火煽得越燒越旺。
“來人，立刻把陳立夫扣留起來！”
蔣介石這個命令一下，那邊陳立夫早有準備。他馬上躲入天目山“養病”，然後托了許多與蔣親近的“重臣”向蔣說話。可是蔣介石對待威脅到他地位的人向來是心狠手辣，不留情麵。迫不得已，陳立夫隻得使用了最後一招，請他的叔叔陳其美的妻子前去說情。
恩師太太求見，蔣介石想拒絕都不行。陳夫人是哭著進門的，蔣介石看她那樣子，也隻好先請入座，再奉茶，好生安慰。
陳夫人一邊抹眼淚一邊說：“中正你也知道，我跟英士（陳其美的字）的獨生子已經不在了。立夫和果夫就是我倆的兒啊。他們有多大膽子敢不聽委員長的話，你難道忍心叫英士絕後嗎？”
這幾句話說得蔣介石是啞口無言。到了這個份兒上，蔣介石不看僧麵看佛麵，也就原諒了陳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須對陳立夫的權力和囂張的氣焰加以抑製。於是，蔣介石開始有意識地削弱和抑製CC係特工的力量。他下令把三處劃歸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管，無形中就把郵檢處從陳立夫手下挪到了中立的位置。
戴笠手下的人搞反共差一點，可是挑撥離間、打小報告的本事卻是無人能敵。他們收集了CC係安插在各地方郵檢所的工作人員的大量情報，向蔣介石不斷揭露CC係控製郵檢處的黑幕。在蔣介石的允許下，戴笠係統的特務不斷伺機反撲。爭奪郵檢處的各級領導權。終於在不久以後，蔣介石終於下令把郵檢處劃歸戴笠領導，由戴笠派軍統特務、黃埔一期生劉瑤擔任處長。戴笠自此更是揚眉吐氣地對郵檢部門大刀闊斧地進行改組，從處長以下到一般幹部，逐步換上自己的人，而把CC係特務一個一個地趕了出去。
曾經利用郵檢所把戴笠死死踩在腳下的徐恩曾如今看變天了，不得已幾次找戴笠進行交涉，請他公事公辦，把情報送到局本部。可是戴笠卻擺出從前一處對二處的態度，一味賣“牛皮糖”，敷衍搪塞。
戴笠處處與CC係為敵，使CC係感到如鯁在喉，咽不進，吐不掉。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在天目山休養的CC係頭子陳立夫耳中。聽到手下的抱怨，陳立夫安慰他們忍耐，並且告訴說：“蔣介石的一貫手法就是要使手下的幾個派別互相掣肘，以利於其掌握運用，防止形成尾大不掉，權重震主。所以如果某一方占了上風，也會被蔣介石打壓下去。所以不如維持麵前這個局麵，不要和戴笠的人公然作對。”
CC係的特務們很不服氣地對陳立夫說：“可是戴笠他的手下不就是一群流氓出身，他們有什麼資格爬到我們頭上？”陳立夫悠閑地叼著煙卷，看著報紙說：“人辦事，要用腦筋。用腦必目有所見，耳有所聞。而且，耳與目不能隻有一個，必須有雙耳雙目，才能兼收並蓄。”陳立夫放下報紙抬起頭說：“所以領袖不會讓某一方爬到另一方頭上，情報機關必須同時有兩個，才能心明眼亮，決策無誤。同時你們也要做到擦亮招子，兼聽兼看，懂得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
聽到陳立夫的指示，CC係的人逐步退出了對郵檢所的爭奪。
2.權高震主寶座搖
中統、軍統之間的相互咬鬥，竟發展到自相殘殺的境地，一方麵固然是兩統積怨太深，愈演愈烈的結果，不打不足以擺平；另一方麵則是蔣介石自實行特務統治以來，國民黨內部各種矛盾重重，“方興未艾”，有著十分複雜的政治背景。其中一條主要原因就是蔣介石在依靠特務維護自己獨裁統治的同時，也使特務勢力乘機發展壯大，最終形成了一股非常強大的政治勢力，反過來又威脅到了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到抗戰中期，中、軍統的勢力都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特務勢力的不斷壯大，使徐恩曾、戴笠等特務頭子的政治野心不斷滋長和膨脹，並提出了能與自己實力相稱的要求。徐恩曾之所以後來不守本分，不安本位，一門心思地想在官場上有所作為，成為內閣官僚，就是因為他手中握有10萬中統特工。相比而言，在抗戰期間，軍統的勢力已經遠遠超出了中統之上，所以戴笠的野心比徐恩曾更加狂妄。他不僅企圖依靠特務勢力在國民黨高層中結黨營私，攀附權貴，而且還想利用軍統和美國海軍情報部門進行特工技術合作的機會，企圖挾美國人以自重，向蔣介石謀取國民黨海軍總司令的寶座。
徐、戴特務勢力的過度發展和他們自身的政治野心使蔣介石大為頭痛和擔憂。他深感中、軍統的力量都已經發展到了令人難以放心的程度，如果不及時加以抑製，就會產生不堪設想的後果。與此同時，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使蔣介石本人在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地位都空前提高，在國內外、黨內外的統治地位也都更加穩固。此時對特務勢力依靠性的減弱與徐恩曾、戴笠大權在握，陽奉陰違、作威作福之間的矛盾愈顯突出。此時，特務勢力的張狂反而異化成了鞏固蔣家王朝統治地位的一種障礙，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盡快予以解決。
正在此時，從抗戰中期以後，蔣介石悄悄地發動了一次對“兩統”特務勢力的圍剿運動，以便對以徐恩曾、戴笠為代表的中、軍統特務勢力進行抑製。這場削弱特務勢力的“秘密圍剿”，一方麵將戴笠的軍統勢力放在了打擊的首要位置，初步達到了蔣介石的預期目的；另一方麵則加劇了中、軍統之間的咬鬥，使中統的勢力也有所削弱，兩統之間可以相互牽製，也有助於蔣介石對兩大特務組織分而治之，進行嚴密控製。在蔣介石不動聲色的運作中，徐恩曾和戴笠都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政治壓力，深恐自己成為這次“秘密圍剿”的犧牲品，最終落得一個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徐、戴的這種惶恐不安和惴惴心態，主要是由於他們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正變得日趨狹小。為了達到固位圖存、邀寵自保的目的，徐恩曾和戴笠都開始絞盡腦汁地運籌謀劃，一方麵力圖使自己所主管的特務活動能有所振作，做出令蔣介石滿意的成績，以取得蔣的諒解而不至於被拋棄；另一方麵則是中、軍“兩統”之間都增強了打擊對方的力度，都希望能一舉將對方打翻在地，形成在特工勢力中獨領風騷、一花獨放的局麵，以加強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用一句古語來說，就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樣一來，兩統相互仇視和咬鬥的大戰，不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本來，蔣介石這次打擊的對象，是以戴笠為首要目標，徐恩曾為第二目標。蔣介石所采取的許多嚴厲措施，莫不是針對戴笠的軍統勢力，中統在初期隻是陪襯而已。此時，如果徐恩曾能夠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應對得法，收縮戰線，養精蓄銳，完全可以借蔣介石之手，趁機將戴笠打翻在地，從而徹底解除軍統勢力對中統的威脅，達到鞏固自己權位的目的。然而，徐恩曾的利令智昏使他根本不能看清當時的嚴峻形勢，因而沒有能夠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放過了戴笠和軍統勢力，反而為了從政學係手中奪取經濟部這塊肥肉，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實力強大的政學係，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而戴笠采取了十分狡猾的應變策略，先是韜光養晦，收編戰線，重塑形象，努力轉移蔣介石的視線，極力地將蔣介石對特務勢力的厭惡感和防備之心，用偷梁換柱、瞞天過海的方法，悄悄地轉移到徐恩曾及中統身上，形成徐、戴位置互換的局麵，使徐恩曾不知不覺地變成了蔣介石要打擊的第一目標。這樣，形勢逆轉，不但使徐在與戴的鬥爭中明顯處於下風，而且戴笠最終借助蔣介石之手，把徐恩曾趕下了中統老板的寶座，擊敗了中統勢力；戴笠自己也乘勢突破了蔣介石的圍剿，擺脫了被蔣清洗和唾棄的命運。於是，軍統勢力重新得以膨脹，且較之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抗戰結束後，蔣介石似乎才如夢方醒，翻然省悟，不得不第二次對戴笠和軍統勢力發起清算運動，這就使得戴笠比徐恩曾多得意了一年多的時間。
3.爭取唐縱計落空
自抗戰中期以後，蔣介石從各方麵加強了侍從室第六組的權力和地位，力圖把中、軍統置於唐縱的領導之下，企圖達到以唐抑戴、以唐製徐的目的。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對唐縱有如此的信任和倚重，是看到唐縱在擁蔣反共方麵不在戴、徐之下，而在自律和操守方麵則要在戴、徐之上。唐縱這個人素無個人野心，權力欲也不強，這是讓蔣介石最感到放心的地方。而且，出身軍統的唐縱，雖然在以往有庇護軍統之嫌，但十分注意場合和把握分寸，盡量不露出痕跡和破綻，以免遭蔣介石的猜忌。有時為了避嫌，唐縱與軍統及戴笠之間有意保持一定的距離。當蔣介石決定打擊特務勢力並以戴笠為首的軍統作為首要目標、徐恩曾為首的中統勢力作為第二目標時，唐縱便積極揭露軍統黑幕，以迎合蔣的需要。
而戴笠也進一步看到了唐縱的重要作用，反過來又刺激了戴笠要借助唐縱來解脫自己的策略。至此，一幅先將唐縱收買過來，把蔣、唐原先計劃的先打戴、後打徐的“兩打一”變成蔣、唐、戴聯手“三打一”的藍圖在戴笠的腦中形成。後來事實證明，形勢的確是朝著戴笠設想的方向一點一點地發展。結果，危如累卵的局麵，開始從戴笠身上轉移到了徐恩曾身上。可憐的是，徐恩曾對此沒有能夠看出，依然是渾渾噩噩，全然不覺。這正是徐的昏聵與失策之處，也正是戴的詭詐與得意之處。徐的失敗與戴的成功，也都是建築在這一點上。於是，戴笠為了對付蔣介石的“圍剿”，從而開始了一場與徐恩曾，同時更是與蔣介石爭奪唐縱的激烈較量。
戴笠對唐縱的籠絡，主要是從經濟上下手。當時，唐縱雖然在侍從室工作，身居內層，但與社會各界接觸很少，為人又小心謹慎，不願卷入貪汙舞弊事件。加之抗戰期間，大後方經濟凋敝，物價飛漲，所以在生活上時常感到拮據。戴笠抓住這一點，以補助車馬費為由，每月從經濟上對唐縱給予幫助。後來每月的車馬費增加到800元之多。這個數字相當於當時唐縱的月薪。如此之大的誘惑力，也就使唐始終不願痛痛快快地予以拒絕。這樣一來，在唐縱的內心深處，依然有一根看不見的繩子，被戴笠在另一頭死死地牽在手中。
而唐縱既得了戴笠那麼多饋贈，也就必須在蔣、戴之間的鬥爭中左右逢源，小心翼翼地兩麵敷衍。他既不敢違背蔣介石的旨意，公開對戴笠進行庇護，也不敢公然激怒戴笠，以邀蔣寵。於是，他為了保戴過關，不惜助戴為惡，把蔣的打擊矛頭有意識地引向徐恩曾。這樣，既完成了蔣交給的任務，保全了自身，也不得罪戴笠這個“財神爺”，真可謂是一舉兩得。
如果說戴笠僅僅是靠金錢的力量就打破了唐縱在中、軍統之間的平衡，將唐縱徹底地籠絡到自己的一邊，那就輕看了戴笠，也低估了唐縱。金錢收買隻是戴笠所采取的一個手段，他還有另一個手段就是對唐縱輔之種種恫嚇、威脅、挾持。唐縱是從軍統出身的人，戴笠非常了解他，知道他有一種膽小怕事的心理。戴笠吃準了這種心理，不時對他施以威脅、欺詐手段，不但使得唐在蔣、戴之爭中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最終保持一種守勢，而且在戴、徐之爭中明顯地傾向戴笠，以瞞天過海之計把蔣介石對特務勢力的惡感巧妙地引到了徐恩曾身上，而且與軍統攜手合作向中統進攻。
但不管怎麼說，戴笠用金元加大棒等武器，徹底摧毀了唐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唐在戴的淫威下，不得不與之攜手合作，從而既鞏固了戴笠國民黨特工王的地位，也使得唐縱在中、軍統之爭中，有了更為明顯的傾向性——袒護軍統和戴笠，打擊中統和徐恩曾。本來，蔣介石打擊的第一目標是戴笠，第二目標才是徐恩曾。現在唐縱這樣做豈不違背了蔣介石的計劃？這在唐縱來說，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戴笠的特務勢力那麼強大，對自己又有誘惑力和震懾力，自然是不可能有所表現了，倒黴的也就隻有徐恩曾領導的中統勢力。這正如唐縱分析戴笠所說：“沒有大的情報，隻得報告小事，如果沒有情報，將無以表現其成績。”此時，唐縱自己也不得不走上了他所不屑的這條路：打不倒戴笠，隻得打倒徐恩曾，否則，“將無以表現其成績”。於是，與戴笠聯手開展倒徐活動，就成為抗戰後期唐縱領導的第六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如此，徐恩曾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
但徐恩曾也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大傻子，否則也不可能執掌中統15年，他對唐縱一樣表示過籠絡與借重的意思。在這中間，徐恩曾曾多次到第六組彙報工作，以求得唐的支持和諒解。在一次由徐召集的中統係統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他特意邀請唐縱與會指導，把唐放在一個很顯要的位置上，“謙遜至極，畢恭畢敬”。而且徐恩曾利用招待唐縱吃飯的機會，向唐提出應“彼此互諒，不宜遇事稟報委座為言”。唐縱當即表示同意徐恩曾的說法，並主張“各情報機關之間，以信代疑，不宜彼此猜疑顧忌”。話雖然這麼說，但問題是唐、戴、徐這一場特工三角戰中，唐要貫徹蔣的旨意，既然不能助蔣倒戴，也隻好不得已求其次，助蔣倒徐了。否則，拿什麼向蔣介石交代？關鍵是，徐恩曾在爭取唐縱的過程中，既無戴的眼光，也無戴的手腕，更無戴的雄厚實力，自然不是戴的對手。
4.血鬥終成替罪羊
1944年，日軍發動了打通中國內地交通線的戰役——豫湘桂戰役。在河南，國民黨守軍湯恩伯所率40萬大軍被日本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率領的15萬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一月之間，丟失大小城池38座，喪失兵力5萬餘人，河南全麵陷於敵人手中。蔣介石也急紅了眼，背著手在客廳裏急步走來走去，命令手下特務當即召集特務機關頭子到重慶上清寺官邸參加甲種彙報。會上，蔣介石向出席者們詢問關於山東、河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及中共武裝部隊情況，由於徐幾年來一直忙於“獵官”，對中統的活動疏於過問，沒能夠掌握第一手資料，而且這次彙報事發緊急，事前來不及作充分準備。所以，當蔣介石臉色陰沉地問道：“可均，你來說說看。”徐恩曾隻有支支吾吾，胡編亂造一番，浮光掠影，文不對題，膚淺空洞。蔣介石聽得麵色愈加難看，有的問題蔣介石一再追問，弄得徐竟然張口結舌，無法自圓其說，十分狼狽。氣得老蔣青筋暴跳，嚴厲斥責其站在一旁，聽戴笠及其他人員的彙報。戴笠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口若懸河般講起來，條理清晰，分析深入得體，講了一大套，一聽便知是下了一番深工夫的。蔣介石的臉色這才慢慢緩和過來。二人對比如此鮮明，也難怪徐恩曾在蔣介石心中的分量越來越輕了。
在蔣介石看來，軍統的強項是策反汪偽漢奸集團的主要人物並開展中美情報合作活動，在這兩方麵的確都有上佳表現。而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它的主攻方向——判斷蘇德、日美戰爭等重大國際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方麵，也都有不俗的成果。與此相比，中統在其發揮主導作用的反共方麵毫無建樹，總不見什麼成績，在這方麵，甚至還不如軍統和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得好。因此，在這次官邸彙報結束之前，蔣介石訓斥徐恩曾一番，責令他：“集中精力抓好反共活動，做出點兒成績來！”
如果說蔣介石此時還對徐恩曾抱有一線希望，但這一線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很快就讓他大失所望。徐恩曾竟然發展到連國民黨內部反蔣分子的情報也做不來，簡直成了廢物一個。1944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內，一夜之間竟貼了一幅“總裁獨裁，中正不正”的“反動”標語，使蔣介石聞之大為震怒。他認為中央黨部曆來是CC係的大本營，戒備向來森嚴，絕不會是共產黨分子所為，定是“黨國”內部有人對自己不滿。他命令徐恩曾徹底清查此事，也算是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接到命令，徐不敢怠慢，派出各個領域的特務，內查外調，使出渾身解數，想法改善一下自己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無奈是人在背運的時候，喝口涼水也塞牙，徐恩曾下了一番工夫，最終還是一無所獲。蔣介石幾次追逼其結果，徐恩曾總是無法呈交。氣得蔣介石指著徐恩曾的鼻子大罵： “娘希匹！在我們的心腹重地，出現這樣的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範，事後複不能查出究竟，實在有失職守！”
過了不久，一位叫做拉鐵摩爾的美國人訪問延安回來，寫了一篇《解放區見聞》，順手送給蔣介石一份過目。蔣閱後，批給徐恩曾看。在他的批語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此因循泄遝，屍位素餐，將來死無葬身之地矣。”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徐恩曾的不滿，已經到了咬牙切齒的地步。
徐恩曾屢次遭到蔣介石的申斥，倒也不想破罐子破摔，就這樣下去。為了表示他有所振作，重新恢複中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徐恩曾提出了一整套“中興”措施。諸如把原先每天工作時間從8小時改為10小時，還提出了“爭取時間，追求效果”、“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處處無閑人”等口號和目標。在實行後的最初幾天，徐恩曾身先士卒，率先垂範。每天準時在早6時到達局本部，上班後先到各辦公室巡視一番，然後才回到局長辦公室，或處理文件，或召集會議研究問題。一時間，中統在他的帶領下上上下下風氣為之一振，很有些棄舊圖新的味道。在徐老板的號召下，每個人都力圖重新振作起來，做出點兒成績讓蔣介石歡心。
可是“中興”了不到一個星期，徐恩曾自己先有些支持不住了。清晨6時，正是擁美高臥、睡意正濃的時候，他敵不過美色與倦意，一星期之後，6時已過，局本部各處室再也見不到徐老板的身影了。上行下效，既然局長都做不到了，大小特務也就跟著不再辛辛苦苦地堅持下去。本來就覺得8小時已經夠用，增加兩個小時便感到無事可做，無非是在一起喝茶、聊天、看報紙。不滿一個月的時間，中統又完全恢複了老樣子。
到後來，人們才知道，徐恩曾這一次不過耍了一個花招而已，做個樣子，目的是把“中統已有一番起色”的風聲傳給蔣介石，使蔣對他的觀感和視聽有改變即可。不料，徐的如意算盤又被朱家驊和郭紫峻給攪和了。原來，這一表麵上轟轟烈烈，實際上虎頭蛇尾的官樣文章暗中早已由郭紫峻彙報給朱家驊，再由朱家驊彙報給蔣介石。結果，適得其反，弄巧成拙，蔣介石對徐恩曾的觀感更是壞得不能再壞了。很快，他的矛頭便從軍統轉向了中統，當戴笠坐著飛機到處奔波逃避蔣介石的指責時，徐恩曾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給自己挖的深坑。
1.另投新主結舊怨
其實，對於徐恩曾來說，朱、郭與之交訌而造成的內憂往往使他有驚無險，並沒有對他的下台起決定作用。真正的危險來自於由於特務勢力的畸形發展，徐恩曾等人權力欲望增強，想要進一步在政界發展。因為要謀官他重新選擇了靠山——吳鐵城，因而見棄於陳氏兄弟；因為要謀官，他盲目地向政學係大將吳鼎昌、翁文灝倉促發動進攻而見罪於翁、吳；因為要謀官而不安心從事特務工作，在反共鬥爭中沒有做出突出成績，而見怒於蔣介石。這三個方麵的內容，加之來自戴笠軍統的打擊，就構成了徐恩曾的“外患”。這外患是使徐恩曾下台的決定因素。
中統特工帝國原本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一手創立，徐恩曾能夠雄踞中統十幾年，完全是得自陳氏兄弟的提攜和支持，中統能夠步步發展壯大，也是與二陳的耳提麵命和全力支持分不開的，許多重大決策均出自二陳的策劃，一些重大事件甚至是陳立夫在幕後直接指使或指揮。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一直把中統當作是陳立夫在做。事實上，在全麵抗戰以前，中統從人事、經濟到重大業務，莫不決於陳氏兄弟之手。徐恩曾對二陳交代的事情，也都是唯命是從的。徐即使是需要向蔣介石報告情況，也從不敢直接去蔣的官邸，一般都是由陳立夫代為轉達。除非蔣介石親自召見，徐直接向蔣麵陳的情況是少之又少。全麵抗戰爆發以後，由於CC係的核心小組織——青天白日團被蔣介石親自砸爛，陳氏兄弟控製徐恩曾及中統的力度有所削弱；同時，這個時候也正是特工總部剛剛升格為中央調查統計局，蔣介石為了從組織上割斷陳氏兄弟與徐恩曾的聯係，在中統之上，更安排了一個中央秘書長的“堂官”，這就使陳氏兄弟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名正言順、隨心所欲地對中統發號施令。但是，由於雙方長期以來形成的那種榮辱與共、水火交融的關係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分開，所以在許多問題上，徐恩曾基本上還是聽命於陳氏兄弟，中統也還是跳不出CC係的圈子，雙方保持著一種親密無間的關係。
但是，到了抗戰中期以後，陳、徐之間的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開始起了令人難以察覺的細微變化。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首先是由於抗戰期間特務勢力的畸形發展。因蔣介石長期奉行“特務治國”的方針，中統特務組織在抗戰時期一度達到它的頂峰階段。加之特務力量大到無邊無際，小到無孔不入，上至蔣介石，下至普通百姓，無不切實感受到特務力量的威懾作用。徐恩曾作為國民黨的兩大特務頭子之一，自然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和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他覺得自己有實力，有資本，有十幾年來一直苦心經營的中統特務組織做後盾，要比那些雖貴為部長、次長，但職務常有調動，忽而掌管這個部，忽而又到那個部，時而抓黨務，時而搞行政的那些人強得多。盡管如此，可徐恩曾還是想利用他的優勢往政途轉移，向特別任命的政務官（相當於部長）的寶座發起衝擊。同時，由於徐恩曾與陳氏兄弟之間的表親及同鄉關係，長期以來始終被陳氏兄弟看成是第一號心腹人物，以至於涉及CC集團核心力量的聯係活動，大都交給徐恩曾負責辦理。這就使徐在CC集團中居於一種起承轉合、上傳下達的重要位置，極具能勢。當時，許多從外地到重慶開會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或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經常是吃住在徐恩曾家中，徐為此在家中另備客房一間。來自湖南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賴璉在徐的家裏曾住過半年以上。至於一些因公務、述職或調動而到重慶的CC係地方頭目，每次除拜訪陳氏兄弟外，無不要到徐恩曾的官邸拜訪。正因為徐長期以來在CC集團中扮演這樣一個特殊的角色，所以在自我感覺上，他從來都是把自己看成是CC係的第三號實力人物，其勢儼然淩駕於其他CC分子之上。這也是他不安於隻做一名中統特務頭子的主要原因。
基於“謀官不能依靠二陳”這一認識，徐恩曾便尋找朝中大權在握的得勢者以及有能力提攜自己的人物，最終認定非中央秘書長吳鐵城莫屬。吳是著名的國民黨“說客”，曆史上的寧漢合流，東北張學良易幟、入關助蔣，國民黨寧、粵、滬三方合作等重大事件，都是由吳在幕後擔任重要的策劃人物。蔣介石為了酬謝吳的“說功”，先後任命他為上海特別市市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等要職。1941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八中全會，決定由吳鐵城接替葉楚傖的中央秘書長一職。吳鐵城看準徐恩曾是中統的鐵腕人物，認為隻要能把他收為己用，也就等於抓住了中統。
吳鐵城自從做了中央秘書長，中央黨部的經費分配大權開始轉到他的手裏，自然在徐身上花錢是不用說的。而且吳鐵城還非常了解徐恩曾的心理：像徐這樣在國民黨政壇沉浮了這麼多年的政客，如何鑽營做官早成了他的本能和最大願望。隻有在做官方麵給他一點實惠，才能真正地把他爭取過來，讓他死心塌地地為自己工作。當然吳也深知，徐恩曾是陳氏兄弟的人，要把他推上去，不拉上陳氏兄弟是不行的。不然CC係會攻擊吳是在挖他們的牆腳，蔣介石也會由此對吳的居心產生猜忌。於是，吳鐵城請出陳果夫一起保薦，以加強特務活動為名，簽請蔣介石批準由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務次長。
吳鐵城的這一手，弄得陳氏兄弟頗有些左右為難。就其內心來講，讓徐恩曾升官，既不好反對，又不太情願。徐恩曾是自己的心腹，他能升官發財，爭還爭不來，豈有加以阻攔之理？再說，這樣做也是擴大CC係地盤，於情於理都不好不支持吳鐵城的提議。但是，從另一個方麵來說，鑒於以往的教訓，張厲生、朱家驊都是羽毛豐滿以後，便脫離CC係的，而且中統是CC係最後一張王牌，絕不能再失去控製，讓他人染指。所以，當陳果夫表示同意支持徐恩曾升官的動議之後，曾拍著他的肩膀，諄諄告誡說： “可均，你一定要心中有數，中統是我們的基本，交通部是我們的發展，今後仍應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統方麵。千萬不要因為擔任了交通部次長，便放鬆了基本。那樣可就得不償失囉。”
但是後來，徐恩曾為了謀官，果然企圖繞過陳氏兄弟這一關，單獨走吳鐵城的捷徑，這在陳氏兄弟的眼裏，自然被視為是一種“異數”，一種離心傾向，是步張厲生、朱家驊的後塵。所以當徐恩曾陷入被黜的困境時，陳氏兄弟不但不肯出手相助，反而在背後暗中掣肘，使得徐孤軍奮戰，這就為徐最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2.染指經濟未如願
徐恩曾要謀官，要打天下，向政界高層發展，除了以吳鐵城作為政治靠山外，自然需要尋找一個突破口。當時，“內閣”各部和“封疆”之職，大都被政學係分子把持，使CC係和黃埔係分子頗為不滿。無論是CC還是黃埔，要想成為“內閣大臣”和“封疆大吏”就必定會與政學係為敵。換句話說，隻有打下去一個政學係分子，才能上來一個CC係分子或黃埔係分子。徐恩曾也不例外。當時，在國民政府行政院中，有兩個政學係盤踞的部門成為徐覬覦的重要目標，一是交通部，一是經濟部。徐恩曾已經當了交通部政務次長，由次扶正，順理成章而且較有希望。但徐恩曾認為交通部部長張嘉璈是北方財閥的領袖人物，也是一位聲譽顯著的老銀行家，他既有外國勢力作背景，也有政界大員做後台，又有財閥集團支持，朝野兩方麵的關係都已盤根錯節，未必容易對付。況且，珍珠港事件後，所有的出海口及重要的交通幹線幾乎丟失殆盡，僅剩下滇緬公路這一黃金通道，還被一些權勢人物所控製。所謂的交通部門成了一個空殼子和冷衙門。但經濟部的情形恰好相反。它是由原先的實業部、資源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等機構合並而成，主管業務龐雜，除了財政之外，其他經濟方麵的工作也都囊括其中，其職能幾乎相當於戰前的半個行政院了，經濟權力之大，令人垂涎欲滴。可偏偏這麼一個為各方矚目的經濟部長竟為地質學家翁文灝所得。據徐恩曾所知，翁文灝固然也算是一個政學係分子，但是能當上這樣一個大官，不是因為他會鑽營或者在治國安邦方麵有多大本領，而是趕的機會好罷了。九一八事變後，翁文灝與蔣介石見過一次麵，他的學識、見解、風度以及浙籍出身都給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國民黨“五全”大會後，蔣介石為了改善國民政府被黨棍、官僚、政客把持的形象，點綴一下所謂的民主政治，便別出心裁地搞了一個“學者從政”運動，於是翁被選中，出任萬人矚目的行政院秘書長。徐恩曾自認為憑自己中統頭子的身份，把他搞下台不成問題。
問題是，徐恩曾自己對經濟之道不用說不比翁文灝能高明到哪去，就是連許多起碼的經濟知識也還沒有能搞懂。不過，他自信有比翁高明的地方，那便是由自己集中一批經濟學家，組成一個智囊團，或親自登門求教，聆聽教誨；或下帖宴請，終日酒食伺候；或開會研究，一個個高談闊論。最後，在總結這些人的發言的基礎上，徐恩曾針對當時令蔣介石最為頭痛的經濟與物價問題，讓中統的“經濟專家”趙毓麟起草了《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及《加強管理物價的方案》兩份文件，集中表達和闡明了他對穩定及改善經濟的看法。
為對付翁文灝，徐恩曾所采取的另一個措施就是潑髒水。他密令潛藏在經濟部的特務加強對經濟部活動的監測，以尋找能夠發難的突破口。諸如：經濟部有無重大的貪汙案件，是否有潛伏的中共地下黨與進步人士等。密令一下，在經濟部的特務聞風而動，想方設法捕風捉影，滋生事端。
翁文灝早就聽說徐恩曾有奪取經濟部的企圖，但沒想到他竟然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他覺得身正不怕影子歪，幹脆大鬧一場，弄個水落石出，免得給人落下話柄。於是他就怒氣衝衝地到蔣介石那裏告狀去了。蔣介石對於這位內閣中具有清廉耿介聲望的老學者還是比較尊重的，了解了事實之後，把徐恩曾找來大罵一頓，弄得他灰頭土臉，卸甲丟盔。
兩管封了一管，徐恩曾隻好死抱著《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和《加強管理物價的方案》兩塊敲門磚，想用它們敲開經濟部的大門，沒想到門沒敲開，反而砸了自己的腳。
原來政學係首腦人物吳鼎昌看到他的方案之後，了解了他的居心和野心，便有意在蔣介石麵前拆他的台，大肆渲染這兩份方案有多麼不切實際。喪失還手能力。他還故意對蔣介石說：“委座，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徐可均懂得什麼經濟之道。這兩篇文章無非是他找了一夥人，東拚西湊出來的一個非驢非馬、不倫不類的東西，無非是向您蔣先生‘獵官’的工具罷了。”這“獵官”兩字可非同小可，簡直就是對徐恩曾進行攻訐的雪上加霜、畫龍點睛之筆，也無疑戳在了蔣介石的痛處。因為吳鼎昌素來知道蔣的個性：高傲自負，最恨部屬自作聰明地愚弄他。現在，徐恩曾為了獲取經濟部長的寶座，竟然通過找人炮製所謂“經濟方案”來向他“獵官”，不啻觸犯了蔣的大忌。經過吳的一番挑撥，蔣介石覺得如夢方醒，原以為徐果真有什麼挽救黨國經濟的靈丹妙藥，不料竟被蒙在鼓裏。多虧自己找吳鼎昌垂詢，否則中了徐恩曾的詭計，豈不讓天下人恥笑。
從這以後，徐恩曾開始走起了背運。不但經濟部長的寶座與他徹底無緣，而且連已經到手的交通部政務次長、中統局副局長的寶座也坐不穩當了。相反，翁文灝不但沒有被徐逼下台，其經濟部長的職位反而更加穩如泰山。9個月以後，翁兼任中美合作組建的戰時生產局局長，全麵主持戰時軍需生產。半年以後，他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成為風雲一時的國民黨要人。而吳鼎昌在這時也被調任國民黨政府文官長，成為參與謀劃與決策“黨國”大計的核心幕僚。就在兩人仕途春風得意的時候，徐恩曾的背運達到了頂點，而且與翁、吳的好運相對應：1945年1月18日，吳鼎昌進入中樞，被任命為國民政府文官長，幾乎是在同一天，徐恩曾被蔣介石免去本兼各職；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翁文灝當選為中央執委，第五屆中央執委徐恩曾被掃地出門。
徐“獵官”未成後，蔣介石對他本已形成的惡感不斷增加，認為他不務正業，放棄對反共情報的領導，使中統工作長期不見起色。這導致其政治行情一路下調。
3.偽鈔案發蔣公怒
1938年10月，武漢三鎮即將被日軍占領，國民黨政府機關滯留在武漢的大批人員及重要物資急著運往重慶。由於戰事迫近，時間緊張，運輸工具缺乏，使運輸工作十分緊張繁忙。當時中國銀行還有一批巨額鈔票沒有運走，隻好臨時征用一輛大卡車。在行至湖北某地時，由於聽說日軍將至，加上汽車燃油即將耗盡，駕駛員和押送人員為了活命，顧不得將鈔票燒掉，稍作外表偽裝隱藏後，便棄車徒步潛逃。事後相關人員自感事關重大，便向中國銀行彙報說，途中因汽車備油耗盡，車輛無法繼續行駛，按緊急情況下的處理辦法，已將鈔票全部焚毀。當時，前方戰事正緊，無法進行檢查，這種情況也是很可能發生的，中國銀行就信以為真，認為隻要鈔票沒有落到日本人手中，也就由它去了。於是，銀行便把該車所載鈔票的票號報請國民黨政府財政部予以注銷，並通知了各分支銀行。其實，在運鈔人員棄車之後尾隨而至的並不是日軍，而是中統湖北省調查室的特務。他們發現這輛無主的運鈔車後，便立即封存起來，然後向重慶局本部報告。當徐恩曾接到報告後，見錢眼開的他喜上眉梢，立即下令中統湖北省調查室對此車鈔票嚴加保護，等到時機成熟，派專人押運回重慶局本部處理。徐恩曾一心想獨吞這筆巨額資金，貪心和私心使得他喪失理智，一念之差終於鑄成大錯。
1943年，徐恩曾又惦記起這筆巨款來，便讓中統湖北省調查室的特務秘密押送至重慶。當車走到重慶三鬥坪檢查站時，被軍統的檢查人員攔下來。他們一看車上滿載鈔票，就起了懷疑，嚴加檢查、盤問，並向負責押送的特務索要手續單。中統特務支支吾吾，神情緊張。軍統人員便將人車一起扣留，稟報上級處理。
戴笠得到報告後，精神也為之一振。他立即派人將鈔票送中國銀行檢驗。中國銀行很快得出結論：這批巨額鈔票確係中國銀行發行，不是偽造，但這批鈔票的票號，早在抗戰初期就已全部注銷作廢，從而鑒定這批鈔票為假鈔。聽到這個結論，戴笠欣喜若狂，當即以“中統局偷運假鈔案”為題親自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中統特務私運假鈔、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破壞抗戰大局、影響很壞等等。蔣介石閱罷報告，一看人贓俱獲，又有中國銀行的旁證材料，怒火中燒，當即批轉憲兵司令部軍法處，將押運人員判處死刑，以正法紀。
徐恩曾隻好請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出麵從中斡旋，二陳在中央黨部召開的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總理紀念周活動結束後，硬著頭皮向蔣介石陳述了假鈔案的具體經過與事實真相。蔣介石同意從輕處分，並由軍法處緊急通知刑場，暫停實行腰斬。沒過多久，那個押鈔員被減了刑，後來又被保釋出獄。
本來假鈔案已經弄得徐恩曾十分尷尬被動，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起偽鈔案再次將徐恩曾逼入絕境。如果說假鈔案的性質隻是徐個人斂財、在一定程度上破壞金融的話，那麼偽鈔案則是坑害國家、戕害人民、傷天害理的無恥勾當。
抗戰中期以後，大後方經濟凋敝，日用品奇缺，造成物價飛漲，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但在東南沿海各省，特別是國統區與淪陷區接壤的皖南、浙西一帶，通過蔣、日、偽之間進行物資交換活動，形成了一種畸形“繁榮”景象。在這種情況下，為進一步緩解大後方日用品奇缺狀況，經國民黨行政院國家總動員會議通過，並經蔣介石允許，決定借助中、軍統的特務力量，直接運往大後方銷售。由於這項活動有巨額利潤可圖，中、軍統都非常積極。軍統在浙江淳安成立了通濟公司，中統則在安徽屯溪場口成立了利通公司。從重慶運出桐油、水銀等物資，到東南沿海換回棉紗、布匹、文具、紙張、五金交電等日用品。
為了便於在上海地區開展業務，中統利通公司便又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安源公司，任務主要是替利通公司在上海組織搶購敵偽物資。無論利通公司的中統特務怎樣使勁，生意也做不過軍統的通濟公司。但是窮極思變，在上海的安源公司老板程士範無意中也找到了一條“生財之道”。
原來，抗戰爆發後，在國民黨中央銀行撤離上海時，將印刷10元法幣的銅版運到香港中華書局保存。香港淪陷後，銅版被日本特務機關得到，再次運到上海，大量仿製10元麵值的法幣。因程士範與上海日本特務機關的淵上等人素有來往，於是淵上主動找上門來，提出以1元偽儲幣比40元贗品新法幣的優惠比價，請程幫助推銷。程士範看到有如此大的賺頭，也沒有多想，便以安利辦事處的名義，拿出5萬元偽儲幣，一下子購買了200萬元贗品新法幣。可是等到他拿到這批偽鈔後，才發現這種鈔票在上海不能流通。為了能將這筆錢盡快出手並獲取利潤，程隻好通過安利辦事處主任高子文密電重慶朱家驊，請示能否將這批偽幣運回重慶，用以收購老百姓的桐油和水銀等。他認為這樣做一樣可以“一本萬利”。電報發回重慶局本部後，被徐恩曾搶先拿到。他覺得這樣一筆賺錢的買賣，與其讓朱過問，還不如自己直接做了。於是，他直接密電上海安利辦事處高子文，指定了運鈔時間、路線、地點，讓高等密運重慶交徐恩曾處理。本來，這件事徐做得十分機密，除了幾個直接參與辦理此事的特務外，在中統局中也隻有顧建中、郭紫峻等核心人物才了解一些情況。
但郭紫峻為了搞垮徐恩曾，把持中統局的大權，竟然不惜向軍統出賣這樣的絕密情報。一天，他在軍統電訊處長魏大銘家閑談時，故意將此事泄露出去。戴笠怎麼會善罷甘休？他派人在浙江設點守候，待偷運贗品新法幣的商船一到就拿獲，共計截獲了新法幣193萬元。
此事在中、軍統之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徐恩曾懇請陳果夫出麵，找到蔣介石並沒有直接談“偽鈔案”一事，而是提出了從根本上解決“兩統”內訌的問題，其意圖是使蔣以為偽鈔案是兩統內訌的結果。在各個黨國高級幹部懷著自身難保的擔憂四處奔忙下，蔣介石批示將程士範、高子文等四人判處死刑，而對徐恩曾額外開恩“應加處分一節，不交軍法之行總監部裁處”，對他算是相當照顧了。
戴笠看到總監部出的結果後大為不滿，認為如此判刑是蒙蔽領袖。他窮追不舍，想要借此機會把徐恩曾徹底打翻在地。於是戴笠又弄出了一個“王書青走私案”。這個走私案是長期以來戴笠備下的一個殺手鐧，將已經被逼到懸崖邊上的徐恩曾狠狠又踹了一腳。到了這一步，蔣介石即使有利用徐恩曾抑製戴笠的心理，也被徐恩曾的爛泥扶不上牆弄得失去了興趣和信心。這也就注定了徐恩曾被黜下台的命運。
4.滿盤輸被黜下台
到1944年下半年，在種種內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徐恩曾已經陷入了四麵楚歌的境地。他的垮台，已成命中定數，隻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就像那句老話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1945年1月，山城重慶春寒料峭，國民黨政壇也在麵臨抗戰勝利即將到來的關鍵時刻。這時候，蔣介石一方麵開始把目光轉向解決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同時在高層人事上進行了一些局部調整，為5月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做準備。1月9日，徐恩曾的政敵，戰時生產局長翁文灝兼任以管理“增產”軍需品為主的中美聯合生產委員會主任，進一步得到了中美高層的信任；1月18日，徐的“克星”吳鼎昌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文官長，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核心智囊人物；1月23日，國民黨政府下令由俞飛鵬接替曾養甫為交通部長，沈怡繼徐恩曾出任交通郵政務次長，徐恩曾正式被逐出政府機構。僅過一天徐恩曾頭上的中統局副局長也被拿掉，落了個“免去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的下場，其實對曾養甫、徐恩曾（包括免去朱家驊兼任的中統局局長職務）等人的免職，可以看作是蔣介石追究他們在交通部利通公司偽鈔案中負有瀆職責任的繼續。隻是曾養甫雖屬免職，是因身體長期有病，免職後很快就赴美治療；朱家驊被免去兼職，更是因為他已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與中央黨部係統的中統局長風馬牛不相及，屬情理與意料之中。可以說，即使沒有這樣一個瀆職罪，曾、朱二人的本兼職也要被免，至於徐恩曾就不一樣了，他不僅沒有能夠像曾、朱二人那樣先提出辭職而後被免職，能夠找個台階自己下，反而在蔣介石下達手令時，還十分絕情地加上“永不錄用”四個字，那意思就是告訴徐恩曾：“從此以後，你就死了做官的那份心吧。”
免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職，可以說是蔣介石自創建國民黨各大係統的特務組織以來，第一次解除一位特務頭子的職務。他也怕徐恩曾為此狗急跳牆，臨死咬一口，發生什麼意外，於是就派唐縱去了解一下徐的情緒和想法。唐縱回來報告說：“與可均泛論時局得失中，彼之情緒尚平淡，並無懊喪之情。”蔣介石聽到唐縱的報告後，不再有所顧慮，正式下達了免職的手令。隨即，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命令葉秀峰立即接任中統局局長一職。1月25日上午，蔣介石在上清寺官邸主持甲種彙報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軍統頭子戴笠、憲兵頭子張鎮、緝私警察頭子宣鐵吾、軍令部二廳代表鄭介民等。除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因病請假外，國民黨各情報係統的頭子基本上都出席了。此外，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出席這種高級情報會議的幾個二流角色，如軍統局的代理主任秘書毛人鳳、中統局副局長顧建中和郭紫峻等，這一次也破例被特許通知出席。就在這次會議上，葉秀峰以中統局局長身份，第一次在國民黨最高情報係統負責人會議上公開亮相，並請各位“多加關照”。徐恩曾也是第一次沒有在這類會議上露麵。一個在國民黨特工領域中縱橫馳騁了15年之久的著名特務頭子，從這一天起在國民黨情報係統中徹底消失了。
徐恩曾在被革職的初期，的確像唐縱說的那樣，情緒還算穩定，並且內心深處也還有一個幻想，那就是希望蔣介石所說的“永不錄用”，隻是一時的氣話，事情或許還會有轉機。與此同時，使他心裏感覺不太痛苦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這個時候的徐恩曾雖沒有了實際職務，但還算不上是“光棍”一條，頭上畢竟還保留了兩個虛銜：一個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一個是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會副會長。1945年春，經過徐的活動，也出於吳鐵城對他的憐憫，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權派遣徐恩曾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赴貴陽視察，借此機會散散心，並出席了貴州省黨部的總理紀念周。徐還在會上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即席講話。
在貴州風光了一圈，的確減輕了一些內心的煩躁與痛苦。可哪裏知道，徐恩曾在貴陽的一舉一動早已被軍統特務掌握得一清二楚，並立即就此向戴笠作了彙報。戴笠便以“徐恩曾用中央黨部名義在外招搖撞騙”為題，做了一篇大文章，呈送給蔣介石。蔣看了這份材料，怒不可遏，當即把吳鐵城找去申斥一番，命吳馬上將徐恩曾招回，並且聲色俱厲地交代：“現在應該讓他好好地反省一下，不是去到外麵搞什麼個人宣傳的時候。你記住，今後不許徐恩曾再做任何政治活動。”吳鐵城好心好意為徐爭取了一次機會，沒想到代他受過，弄了個灰頭土臉。從這以後，自然不想再為徐兩肋插刀，火中取栗了。徐恩曾得知蔣介石對此事的反應後，也漸漸感到事情不妙。但由於他對蔣的心理估計過低，自我仍感覺良好，因此企圖東山再起的幻想始終沒有完全破滅，現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國民黨的六全大會上。1945年5月5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大禮堂召開，徐恩曾以前任中央執委的身份，滿懷信心地參加了會議，並且心裏盤算著剩一個中央執委的虛銜，估計蔣先生不會把它再拿走了。結果這一次又大大出乎徐恩曾的預料。
到5月19日選舉的這一天，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正式向代表大會遞交了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共計480名。並且規定：隻許劃去其中20人，其餘460人均為新當選的六屆中央執、監委員。如此一來，大批新人紛紛湧入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其人數之多，竟超出了上屆中央執、監委的一倍以上。而且從五屆中央執、監委員來看，為了體現全黨一致的“團結”精神，除叛國投敵及死亡者外，其餘99%的五屆中央執、監委員都被蔣介石列入了候選人名單，剩下的10%的倒黴者中，偏偏就有徐恩曾。特別令徐不能容忍和意想不到的是，在他被徹底掃地出門的同時，吃掉其空額的竟是中共叛徒張國燾。天底下的事往往就是這樣。與共產黨浴血奮鬥了15年之久，最後的下場竟不如一個中共叛徒張國燾吃香。蔣介石的刻薄寡恩，讓人仔細想想真有點不寒而栗的感覺。至此，徐恩曾這才意識到雖有15年的反共功勞，但並不能以此平息蔣介石的震怒。蔣對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已經到了翻臉無情、斬盡殺絕的境地。
從國民黨“六全”大會回來後，徐恩曾足不出戶、閉門思過達一月有餘，有一次中統大特務張國棟去拜望他，和他閑談。徐恩曾若有所思地給張國棟講起了“請君入甕”的典故。他說，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務莫過於武則天時代的周興和來俊臣了。周、來二人都曾出死力支持武則天當政，對建立武氏王朝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兩個人最終的結局卻是“請君入甕”、“兔死狗烹”的下場。徐恩曾深有感觸地說：“不怨別人，隻怪周、朱知道武氏集團的隱私太多了，所以武則天才要殺他們。”說完這話，他呆呆地望著天花板。沉默了一會兒，徐恩曾欠了欠身，話鋒一轉： “唉，自古大特務都是不得好死的。所幸委座行‘王道’，舉‘仁政’，對我寬宏有加，沒有借我的腦袋一用。這真是領袖的再造之恩，讓我今生不忘。”說到這，徐恩曾用手拍了拍腦門，苦笑了一下，表示慶幸自己的腦袋仍然長在脖子上。
其實，他真的該為自己感到欣慰。因為在他下台後僅一年多的時間，他的死對頭戴笠就死於非命，暴屍荒野。從此，徐恩曾心有不甘地遠離了國民黨的政治圈，這個罪惡昭彰的中統特務頭子也逐漸淡出了曆史舞台。
1985年，徐恩曾病死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