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控製公共租界，夏仲明向李士群又獻一計：派第二行動隊大隊長，在浙江路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附近空地上丟手榴彈威脅，結果，該舉成效不大。接著又派人將第一特區的上訴院（即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長徐維震，綁進“76號”。這一舉動也毫無用處，國民黨重慶政府的司法部，馬上就任命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院長郭觀雲升為江蘇第二分院院長。這麼一來，綁架來的徐維震，對“76號”就已經無用，他們既不處決徐，也不放掉他，每日供給他三頓飯，又不允許他四下溜達，使徐維震在“76號”成為非囚也非客的一個寄食者。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製造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公開向美國宣戰，打沉了美軍在夏威夷的一艘航空母艦和停在艦上的一百多架飛機。在中國，駐各地日軍也都立刻占領了各國租界。駐上海的日軍也同時進占上海公共租界。
日本雖然控製了租界行政權，租界當局仍沿用工部局的名義，日軍為使它控製的公共租界法院耳目一新，便叫“76號”把綁去的徐維震放出來，由日方以工部局的名義，聘他為江蘇高等法院第二法院院長，郭觀雲恢複原在地方法院之職。至於所有蔣介石政府委派的高、地兩院的院長、推事、檢察官、書記官等，最終也自我解嘲地接受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麵聘請的法官。這樣，高、地兩院每天還能處理百十來件刑事案子。為使捕房看守所不過於擁擠，各院提出應將司法權移交汪偽政府。這時候，上海人看到這一幕幕醜劇，感歎人心的軟弱可欺，表麵上清正、廉潔的司法人員從此深陷泥坑，不可自拔了。
“青年黨”參加汪偽是通過日本海軍少將須賀的關係，而租界內的憲兵隊屬於陸軍。很久以來，日本的海軍和陸軍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在日本國內也是很令人撓頭的事。李士群馬上利用這種矛盾在武島麵前挑撥是非，結果武島、官田都拒絕李守黑接收公共租界的司法權。時間一拖，“76號”又向日軍提供情報說，公共租界的法官之所以應聘留任，是得到了重慶蔣介石政府的允許，這樣一來，“接收”一事變得緊急起來。於是，由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向汪精衛直接提出，要趙毓鬆撤回李守黑，另由汪精衛親自指派汪曼雲和“最高法院院長”張韜，代表汪偽國民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各法院。汪精衛立即照辦，先通知了趙毓鬆，同時又約見汪和張告以原委，並囑托他們完成此項任務。汪曼雲回部後將汪精衛召見的經過向趙訴說一遍，之後又從部裏帶一批人與張韜前往上海。
汪曼雲等人到上海後，並不急於向日本處聯係，而是在法院內進行活動，拉攏一些法官。被拉攏的主要對象，還是原班人馬，即在最高法院分庭任職的法官，以便湊成一張令日軍滿意的法官名單。
“接收”的那天，天氣陰沉，細雨漾瀠，法院附近由日本憲兵警戒，禁止交通，斷絕行人。在接收儀式上，首先由日本上海特務機關長宮田講話，接著徐維震把院印交給宮田，再由宮田將院印交給趙毓鬆，而後請偽上海市長、大漢奸陳公博講了一通，最後由徐維震站在台下致答詞。“76號”在這場醜劇中，雖未正式登場，可是為了汪曼雲和李士群的關係，在“接收”那天，也派了許多便衣特務，布置在法院內外，一方麵防止重慶特務的破壞，另一方麵也是幫著汪曼雲對趙毓鬆和“青年黨”的一種示威。
1.粗細筆畫識破陰謀
李士群在他的特工總部，倒是貫徹了汪精衛之流的“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他對那些軍統特務的“反正”，審查是相當嚴格的，審慎而又審慎。為此，有很多人因為事有不密，被李士群發現後，格殺勿論。
1939年9月，在“76號”高洋房三樓的優待室裏，又關進了一個軍統少將特派員，這也是優待室第一個接待的“貴賓”。每日裏有花枝招展的女特務，或禮服筆挺的男特務，往裏麵送著各種市麵難得一見的美味佳肴、新鮮水果、點心。這個貴賓叫戴星炳，湖南人，與丁默邨是同鄉，因此“76號”的特務頭子丁默邨、李士群對戴星炳寄予無限希望，企圖通過他與軍統高層取得聯係，暗中勾結，為自己留條後路。其實，當時在汪偽集團中，除了汪精衛和他的汪公館派之外，又有哪個漢奸不是在那裏對重慶暗送秋波，就連大漢奸周佛海在抗戰後期也一直聽命於重慶政府的指揮。
戴星炳深入汪派的地盤，是受到戴笠的命令的。自從軍統特務在河內刺汪一擊不中之後，戴笠心有未甘，始終把刺汪列為軍統暗殺名單上的頭號人物，將極大的人力、財力、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動中去，以完成自己的最大心願，從而能使自己在蔣介石麵前說得起話。
1939年5月，戴笠聞知汪精衛一行抵達上海，並與以原中統特務丁默邨、李士群為首組織的漢奸特工組織合流，知道僅靠上海區從外圍狙擊一時難以得手，決定另辟蹊徑，派遣軍統特務戴星炳利用過去是“改組派”的關係，打入汪精衛身邊，伺機下手。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經香港到達上海，佯裝投靠汪精衛。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後並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難以與汪接近，加之汪此時經兩次暗殺，早成驚弓之鳥，處處嚴加提防。
結果混了半年多，工作並無進展。戴星炳感到再這樣混下去，對戴笠、對蔣介石都難以交代，於是寫信建議汪精衛，說他可以回廣東策動張發奎、李漢魂、鄧龍光等原粵係將領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並不肯放戴星炳過關，他決心要刺汪成功，代價再大也在所不計。於是決定增派軍統局書記長、凶悍的大特務吳賡恕親率10名行動特務，隨戴星炳秘密返滬，實施刺汪計劃。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吳賡恕等人也先後潛赴上海，開始工作。按照戴笠對戴星炳、吳賡恕交代的新計劃，如果刺汪行動一時不能得手，可以先打擊其他僅次於汪的大漢奸。於是戴星炳、吳賡恕決定先取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但因事機不密，戴星炳被“76號”逮捕。
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後，決定通過他與戴笠聯係，目的是使“76號”與軍統暗中攜手合作。
戴一見丁和李每日並不拷問，隻是一個勁兒地巴結、獻媚，就假意答應他們，與上司聯係。於是，戴親自寫信給重慶軍統的最高機構，表達丁、李的願望，不久，就得到肯定的答複。丁、李看過信後，十分欣喜，還把信交給了戴過目，戴看過後似有所思。李士群從本心對這些“反水”的人，十分的提防，他以其特工訓練有素的眼睛，發覺了這封信的可疑之處。原來信的表麵上看起來，沒有什麼，指示戴可以進行合作，而信裏有幾個字的筆跡，寫得似乎比一般的粗一些。李士群把信反複地研究幾次，才發現這幾個粗筆跡的字，雖然並不在一起，而是夾雜在全篇的文字裏，但是，把所有粗筆跡的字連貫起來，就得出了與全文完全相反的意思。它指示戴偽裝合作，尋求機會除掉丁、李，然後會合上海軍統，將“76號”擊垮。
李士群確信這件事是一個騙局時，怒不可遏，立即著人把戴的上上下下作了更進一步搜查。特務們從戴的衣服夾層裏，搜出了暗藏的秘密文件。李士群當即要他交出軍統上海區的組織人事。戴尋找借口說：自己到滬不久，還未聯係上即遭逮捕，所以無法交出地下組織的情況。這些話無疑更激怒了“76號”的頭子，丁默邨和李士群以為戴純粹是戲弄他們，並且頑抗到底，在惱羞成怒之下，簽請周佛海，經汪精衛批準，於1939年年底，把戴星炳雙手反捆在一起，拉到中山北路的小叢林裏給斃了。
二次刺汪行動流產後，戴笠並沒有因此而放鬆部署，仍然電令吳賡恕，要他繼續活動，伺機刺汪。吳賡恕是軍統內資格很老的大特務，因其驕橫凶狠，很受戴笠器重。這次領銜出征上海，曾發誓不取汪精衛首級決不回重慶。
戴星炳一死，他就積極活動，多方打聽，終於找到在偽維新政府當科員的老同學陳承綸，再謀刺汪之策。因汪精衛在廣州農運所任教官時，與陳有師生之誼，吳便威逼陳承綸利用與汪的師生關係去接近汪精衛，伺機在汪宅或辦公處所安放定時炸彈或下毒，置汪於死地。
陳承綸是一個膽小怕事的小公務員，根本無膽量去謀汪之頭。但吳賡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蠻橫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絕吳的要求。他考慮再三，為今之計隻有讓汪精衛來對付吳賡恕，自己好從中脫身。於是，陳承綸將此事經過向汪全部密報，由汪交代“76號”設計將吳逮捕，立予槍決。吳賡恕成了刺汪活動中第二個喪命的軍統大特務，第三次刺汪行動隨之失利。
2.被人告發幹部被捕
吳賡恕的死訊由軍統上海區報告戴笠，戴極為傷心，同時也更加激起了戴對汪的報複心理。為此，他重新調整部署，一方麵派智勇兼備的軍統行動專家、河內刺汪行動組組長陳恭澍接任上海區區長，以加強對刺汪行動的領導；另一方麵用內外結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極冰箱公司，作為刺汪行動的密點和聯絡站，通過該站再收買隨王天木投汪的“76號”第二處專員、原軍統特務諸亞鵬，三謀刺汪之策。整個行動由北極冰箱公司經理、軍統特務陳三才指揮協調。考慮到汪精衛此時出入都乘坐保險汽車，戴笠還為陳三才配備了一支穿甲槍，以作狙擊汪的汽車之用。
這件案子本做得極其機密，知道的人不超過10個，但是其中有一個軍統特務吳道紳也是潛伏在“76號”做內線。當他意識到這是一件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的大案時，頂不住壓力，幹脆跑到李士群麵前，一五一十把經過都向他彙報了。
李士群迅速派人調查，發現陳三才大約30歲光景，為人精明，下巴光光，沒有胡須，人送外號“白蛋”。他以專門銷售國外冷藏設備為掩護，為軍統服務。“76號”根據密報了解到，陳三才不僅是軍統在上海的情報負責人，而且負責軍統與公共租界捕房方麵的聯絡。同時，他所開的北極冰箱公司，也是軍統的主要聯絡站。李士群得到這個情報，令馬嘯天迅速查知陳三才的背景和活動情況。馬嘯天馬上召來第二科長姚筠伯到公共租界偵查。這個姚筠伯原在公共租界做過翻譯，很快，他通過關係了解清楚陳三才與捕房外國人的聯係，其他特務則調查清陳三才與軍統人員之間的往來，他們還查獲了陳三才與軍統往來的文件。通過文件，他們知道了陳三才在“76號”內的內線人諸亞鵬。馬嘯天立即將諸找來“談話”。諸一見勢頭不對，立即招供一切，包括陳三才已交給他一部分炸藥，這些炸藥已悄悄地運進了“76號”。他告訴馬嘯天，原定的計劃，預備從74號裝上引線，要把76號的主體建築全部炸毀，將“76號”特務一網打盡。馬嘯天不敢耽擱，馬上派人隨同諸亞鵬找到炸藥，全部挖出，同時將諸亞鵬的事情向李士群作了彙報。
李士群見諸有立功贖罪的表現，於是既往不咎，仍留諸在原處接受“察看”處分。另外命第一處長萬裏浪帶著日本憲兵，將陳三才捉來，“76號”特務還從北極冰箱公司起出一支穿甲槍。陳三才因受不了酷刑，隻好坦白了一切，並言稱：此穿甲槍是用來刺殺汪精衛的，因為汪精衛的汽車都裝有防彈甲，使用該槍可以致汪於死命。招供之後，“76號”就把陳三才羈押起來。
陳三才在“76號”關了一年多，到了1941年春天，南京演出了一幕“還都”醜劇，各漢奸都弄了個部長、委員的當了起來，褚民誼在黨政兩方麵赫赫有名，仗著汪精衛的勢力直線上升。陳三才的家屬中有一位與褚有師生之誼，輾轉找到了褚民誼，還送了大量錢物。在汪偽政府中，別看這些漢奸滿口仁義，其實都是勢利之徒，見錢眼開。為此，褚民誼奔波往來，要給陳三才說情。
一天，他到頤和路34號去見汪精衛，正事剛一談完，他就見縫插針地談起了陳三才一事，請求汪精衛網開一麵，予以釋放。褚民誼原以為，人已關了一年多了，事也該不會有什麼波折，沒想到，汪精衛火氣衝天地質問褚民誼：
“重行（褚的字），是不是你要殺我？”
褚民誼聞聽此言，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回複。
汪精衛挑出李士群轉遞上來的一份關於陳三才的報告朝褚摔了過來：
“陳三才是軍統派來殺我的，你卻替他講情，難道你們不是串通一氣的？”
說著，汪拿起紅筆，在報告上畫了四個大字：“著即槍決。”褚民誼見此，不再有二話，諾諾而退，回去將此事經過告知陳三才的家屬，那邊先是充滿希望地盼著陳三才歸來，得到這樣的結果，是萬沒有想到的。
更令人稀奇的是，當褚民誼為陳三才案子去向汪精衛說情時，汪在文件堆找陳三才的案卷，同時揀到了陳覺吾和陸慶顬的案卷。汪精衛因在盛怒之下，便在陳、陸的案卷上，批了個“一並處決”。
這個陳覺吾原是汪曼雲的舊識，1939年秋，汪曼雲擔任了汪偽國民黨中央社會部的“副部長”，陳覺吾便到“76號”去找汪曼雲，汪把陳安插在社會部裏，掛了一個專員的名義，也算是汪偽的嘍囉了。1940年汪偽國民黨在南京成立市“黨部”，陳又去托汪，介紹他為南京市“黨部委員”。陸慶顬和陳一樣，也是見機行事，跟風一起做了南京市的“黨部委員”。但是他們被“76號”查出在參加汪偽之前，已是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委員。於是李士群就懷疑他們來參加汪偽，是要來當臥底，進行潛伏活動。“76號”呈請汪精衛後，把兩個人押在特工總部南京區的看守所裏，押後待審。南京區將逮捕經過和口供作了筆錄，又複呈汪精衛。
陳三才的案子，讓汪精衛成了驚弓之鳥。所以當他看見陳和陸的案子，便不分青紅皂白，一道批了死刑。三個不同道路的人就不明不白地結伴上了黃泉。
3.打虎英雄再次敗北
多次刺殺汪精衛行動的失利，並沒有動搖戴笠的信心。分析上幾次失手的原因後，戴笠認為還有一個方法他們沒有試過，那就是挑選一位能接近汪精衛的武士或俠客，在與汪精衛見麵時憑借功夫當場要汪的命。這樣既能通過汪精衛處警衛人員的嚴密檢查，又能在準備過程中減少暴露行跡的風險。
經過軍統局行動處的多方尋找，終於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黃逸光，其手腕力量極大，曾經在馬來西亞的山林裏用雙手掐死一頭老虎。黃逸光平時從事童子軍活動，抗戰前組織過徒步旅行團。抗戰開始後從廣東移居到南京，當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接見過他，兩人還在一起合過影。黃逸光也是一個響當當的好男兒，麵對這救國大計，馬上就答應了。當戴笠派人向黃逸光布置任務時，汪精衛已“還都”南京。黃逸光就帶著原來和汪精衛的合影，到偽政府裏想見汪精衛。
因為當時“76號”已經多次破獲軍統局組織的刺殺汪精衛的案件，汪精衛對前來投靠的各種故舊親朋嚴加分別和防範。他本來就知道黃逸光身負異術，不敢和他太過接近，看著黃逸光又是拿著當年一張發黃的照片要求晉見，他是怎麼也不能放心的。他要丁默邨和李士群派人對黃逸光的情況進行查證。
剛好此時“76號”發來急電，稱根據內線密報，有兩個軍統特工喬裝成平民去南京求見汪精衛，實為行刺。並且還提到內中一人當年曾做過徒步旅行團團長，汪精衛大吃一驚，眼下那位與自己合過影的廣東人，不正是當年的旅行團團長嗎？汪偽特工秘密探尋，結果在304號房間發現除黃逸光之外還有一個人，登記簿上署名是黃征夫。這和密報中提到的戴笠派出兩個人相吻合了。
於是，丁、李的手下對黃逸光臨時開在中央飯店的房間秘密搜查後，從房間裏搜出穿甲手槍一支及照相機一架，還有小型電台和密碼本。
李士群當即下令迅速抓捕“二黃”並要抓活的。執行這項任務的馬嘯天心中卻有幾分怵意，因為他聞知黃逸光曾經赤手空拳打死過老虎。現在還要活捉他，談何容易？反複思考後，他請來了上海武術高手王霖，王霖不僅武功超群，而且臂力過人，曾在上海大世界的擂台上連挫九名高手，李立群采用江湖拜把子那一套，將其收羅到門下。
這天夜裏，馬嘯天與王霖，還有六名特務，直赴中央飯店，突然破門而入，撲下已脫衣躺下、毫無防備的二黃，黃逸光憑著自己的力氣，奮力推開兩名壓上來的特務，起身跳下，但他的武功不及王霖，幾個回合下來，處於下風，其他特務再度撲上，將黃擒住了。另有兩名特務撲向黃征夫，也將黃征夫按倒逮住。
黃逸光被逮捕後，從他的身上查出毒藥一包。按戴笠的安排，當汪精衛同意見黃逸光，那麼黃逸光就利用見麵的時機用巨大的臂力將汪精衛掐死。完事後，萬一黃逸光脫不了身，就用隨身帶的毒藥自殺。汪精衛得知確切報告後，毫不遲疑地批示槍決。
連損五員大將，戴笠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刺汪行動是失敗了。雖然戴笠對汪精衛仍然恨之入骨，但已很難拿出更好的計劃來突破汪精衛的嚴密防範，為此決定將刺汪行動暫時擱放一邊。
能連連讓軍統頭子戴笠受挫的，曆數當時政局中，並無幾人。由此可見李士群的特工才華和情報天分是不在戴笠之下的。甚至可以說，倘若有更好的時機和平台，李士群完全可以一躍成為和戴笠並肩的人物。但是走上了親日賣國的道路，可以說他是自掘墳墓。
汪偽和軍統的互相暗殺沒有分出勝負，但是多行不義必自斃。汪派分子做賊心虛，也開始紛紛尋找退路。汪精衛的傀儡政權岌岌可危。
4.阻止高陶出逃失敗
汪精衛集團也許自知力量單薄，連警察、特務組織也都掌握在日本人手裏；也許權迷心竅，不忍拋棄就要到手的政府要職，雖然滿心不樂意，也隻有硬著頭皮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十分屈辱的賣國條約《汪日密約》。
這個由興亞院起草的方案，赤裸裸地反映了日本獨占中國的意圖。當日本軍部的堀場一雄帶著興亞院的方案到上海與“梅機關”商量時，包括影佐禎昭、今井武夫這些日本侵華的急先鋒，都覺得太過分了。從日本內部對建立汪政權所持的態度看，影佐等人屬於日本政府和軍隊中的所謂“和平親善派”，他們直接參加了重光堂會談，是引誘汪精衛集團逃離抗日陣營的始作俑者。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日汪合流。這些人在中國人民全麵抗戰的偉大洪流麵前，懂得了一條道理：中國的民族意誌是不可以征服的，訴諸武力解決不了這場戰爭。他們同所謂“強硬路線派”不同，竭力支持汪精衛的“事業”，希望可以開辟一條所謂走向大東亞“王道樂土”的路徑。出於這種打算，他們也對興亞院的方案有很大意見。今井武夫坦白地承認，由於權益思想作怪，政府各省（部）趁機另行加上了不少條款，他說：
“我敢大膽地說，這個草案不過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國主義設想的要求而已。”
影佐看了這個文件，“不禁為之黯然失色”，他斷言興亞院的方案是“一曲挽歌，甚至在汪政府成立之前，就標誌著和平運動的失敗”。清水書記官等人認為：如果以此文件為基礎與汪精衛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的信義，對日本極為不利。即使汪接受，對“和平運動”也不見得奏效。他們甚至建議影佐把它退回去，“要求重新考慮”。但影佐勸他們說：
“對於興亞院的決定事項，我也感到不高興，然而一經奉命以此進行談判，正確的辦法就是忠實執行。”
11月1日，影佐寫信給汪精衛，並附上談判條件。汪精為大為不滿，親筆回複影佐：
“蓋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有相當差異，頗以為憾。……希望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議東亞問題。”
汪精衛抱著對日本的幻想，希望能通過談判取得日方讓步。
在談判桌上，汪精衛首先表示：讀了日方提出的草案，既感驚訝，又感安心，安心的是日本的要求不可能比這更多了，驚訝的是所涉範圍非常之大，堅持今後的討論應該以重光堂會談、近衛聲明以及汪精衛訪日時的約言為基礎，超乎三者以外的，難以接受。談判是在討價還價中進行的。從11月1日至12日，共開了七次會議，對日方的草案提出了一個修改案，但仍有17個重要問題作為懸案而留了下來。參加這次談判的陶希聖事後憤怒地說，日方提出的條件，所包含的領域，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包括的事物，下至礦業，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於西北，這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製。此後，日方雖在一些枝節問題上作了“讓步”，但對實質問題卻寸步不讓。最終，12月30日汪精衛在密約上簽了字。
為防止這一密約的賣國行徑在全國激起義憤，日汪雙方規定，這一密約“永不公開”。可是不到一個月，高宗武、陶希聖乘汪精衛等去青島開會，叛逃香港，將這個見不得人的密約，暴露在世人麵前。
高宗武，原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他是汪精衛通敵的第一個牽線人，也是“和平運動”的所謂八個“首義”分子之一。但汪逃到河內後，高繼續與蔣政府保持聯係，因此失信於日方，也失寵於汪精衛。6月間，當高隨汪赴日時，日本方麵甚至想乘機將高扣留，因汪不同意而作罷。後來汪在組閣時，沒有滿足高想當外交部長的願望，使高宗武心生異念。
陶希聖也是汪派的老牌漢奸，本想充任油水大的工商部長，不承想汪精衛將這一肥缺送給梅思平做人情，陶隻撈了個宣傳部長。在宣傳部裏，副部長林柏生又是公館派的骨幹，哪裏把陶希聖放在眼裏。同時陶與周佛海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因此，每逢兩人相遇，高、陶總是牢騷滿腹，每每產生離意。
軍統特務將此兩人情形向重慶作了彙報，於是，宋美齡親自出馬，“規勸”高宗武妻子，要她說服高宗武離開汪精衛。蔣介石也托人給高宗武帶去他的親筆信，稱之為“浙中健者”，以同鄉之誼進行拉攏。於是，高、陶“去誌遂決”。他們臨逃之前，偷偷拍攝了日汪密約原文，在軍統特務的協助下，於1940年1月逃至香港。1月21日，香港《大公報》刊載了密約全文。之後，陶希聖回重慶，經陳布雷舉薦，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幕僚，1943年蔣介石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就出於陶之手。而高宗武則拿了大筆美金到美國做起了寓公。
關於高宗武出逃的事件，李士群本人深感內疚，他認為這是他的失職。
事前，李士群的手下注意到了高、陶的不滿情緒，發現他們倆雖住在虹口，但每天晚上都到租界裏去策劃什麼事，直到深夜才回來。他們總是在租界的入口處下車，在那裏謝絕了日本憲兵的護送，步行進入租界。汪氏漢奸集團時常有人對他們的這種奇怪的行動議論紛紛，但又不能無緣無故對汪派的領袖人物的自由加以限製。到了最後，李士群還是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到晴氣住所，說：
“高先生他們打算潛逃去香港，現在不采取行動，將不堪設想。”
晴氣對此半信半疑，最令他頭痛的是，搞不好會沾一身腥，於是他除了要李士群再去搜集證據，而一點辦法也想不出。李士群卻十分有把握地說：
“高先生正在作回重慶的準備，好像還準備把汪派的秘密作為其回重慶的獻禮。假如我們稍稍給他點厲害嚐嚐，他馬上就會坦白。我們不妨神鬼不知地先把他綁架來。如果他招了，就悄悄把他幹掉，你就佯裝一無所知。”
晴氣對李士群說，汪精衛本人也察覺了高的可疑行徑，但汪對影佐少將講：“高先生是老同誌，對他雖有些不尋常的傳說，但還不至於背叛，希望不要過分聲張。”
既然汪已打了保票，影佐和晴氣也無可奈何。因此，晴氣沒有附和李士群的意見，但李士群卻似乎下定決心要調查到底。
一天，高宗武突然跑到晴氣家中，來告李士群的狀：
“最近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盯我的梢，‘76號’實在太不像話了。”
晴氣見事有不密，被人識破，心裏對李士群的行動有氣，便無可奈何地說：
“對於你這個前輩還不至於出失禮的事來吧。為防止萬一，我馬上調查一下。可是，我聽說你不帶士兵獨自一人走路，現在租界裏晚上還有危險，請你多加小心啊！”
自此，李士群的行動更加小心而詭秘了。“76號”的黑手開始從遠處包圍高宗武等人，隨著包圍圈的逐步縮小，蒙在鼓裏的日本衛兵日益緊張起來。他似乎感到敵人的刺客迫近了，決心以生命來保護高宗武。他向高宗武提出護送他去租界的要求遭到拒絕後，便每天晚上等候在租界入口處迎接高宗武。
李士群原本打算在高宗武等人在虹口乘上汽車時連人帶車一起弄到人群稀少的閘北進行秘密審訊。因此，“76號”的特務就充當了駕駛員。隻要命令一下達，高宗武乘坐的汽車就會不駛向租界而改道朝閘北方向駛去。但是，這個衛兵的忠於職守，使這項計劃破產。不久，這個衛兵由於勞累過度和緊張而精神失常，當他被送到醫院時，還繼續不斷地叫喊：
“高先生，危險啊！當心那個駕駛員。”
由於衛兵的神經錯亂，“76號”不敢再像從前那樣緊盯著高宗武，因而放鬆了監視工作。高宗武和陶希聖自從去醫院探視了那個可憐的士兵後，就不再到租界那邊去了，使李士群等無計可施。
李士群由於在防止高宗武等人出逃問題上遭到了失敗，他向汪精衛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其實，這也是汪精衛本人的過失，是他忽視了高宗武等人的結果。
1.擾民媚日的“清鄉”運動
1941年元旦，在台北的溫泉旅館裏，汪偽國民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和李士群在一起，歡度日本式的新年。
李士群在離滬赴台北之前，晴氣慶胤曾暗示過他：影佐禎昭特地召他去台北，是為了交給他一項新的重要任務。晴氣慶胤對李士群說：“影佐預備招待你到台北去過新年，休息休息。他對你的印象很好，你不妨和他親近些。如果他有意思要你做什麼事，你就接受下來，有困難對我說好了。”
李士群聽後，心中不由狂喜，於是歡天喜地帶了翻譯夏仲明和秘書，還有日本中島少尉陪同，一行四人飛往台北。
一到台北，影佐便設宴招待李士群一行。席間，影佐對李士群說：
“我們預備從江蘇省開始‘清鄉’，你掌握特工力量，你來做一定很好。不知你願意不願意？”
李士群因為有晴氣叮囑在先，立即滿口答應，連聲說：
“我絕對負責！絕對負責！”
“清鄉”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汪精衛政府，於1941年至1945年間在華中和華南占領區推行的一個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活動。它發端於汪偽政權的中心地區江蘇南部，擴展於浙江和江蘇兩省淪陷區的一部分縣市，上海和南京兩市也不同程度地進行了“清鄉”。這個“運動”前後持續了四年之久，給華中、華南淪陷區人民造成了極為深重的災難。
深陷於侵略戰爭泥潭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此時“清鄉”是為了能鞏固剛成立的汪偽政權，確保占領區，掠取更多的戰略物資，以支持其在太平洋地區從事更大的軍事活動。
而自汪精衛沐猴而冠“還都南京”，在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傀儡政權，形式上雖業已統一，但實際上由於日本侵略者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這些地方的偽政權同南京汪偽政權依然貌合神離。特別是北平“臨時政府”名義上雖已改組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可是它和汪偽政府分庭抗禮，各自為政。所以汪記偽政府所能管轄的區域，僅係原屬南京“維新政府”的不完整的蘇浙皖三省和滬寧兩市而已。轄區既這麼小，而原屬“維新政府”的地方組織與人事，還要汪偽國民政府繼承下去，不得變更與調動。因之，汪偽政府隻好關了南京城門做它的小朝廷。汪偽的政令不能出南京一步，這與1939年汪精衛未到南京前在上海組織“弄堂政府”時的情況，可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好不了多少。
再者，蘇浙皖三省的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燃起了抗日戰爭的烽火，在敵後狠狠地打擊敵人，有力地牽製敵軍的深入，阻遏了淪陷區的擴展；從而使日軍在淪陷區的軍事占領，僅及大、中城鎮與鐵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的點與線，不能擴展到麵；因之也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與以戰養戰的戰略決策，使它在戰爭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同時，汪偽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因日軍的軍事占領情況未能滲入到農村。
上述情況表明，汪偽政府不但不能適應日本的需要，且由於它的統治不能深入到下層，賦稅無著，政費難籌，反而使日寇多了一重負擔。這是日寇始料未及的。
於是在1941年初，汪偽傀儡政權的導演者、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向汪精衛提出“清鄉”工作大綱：
一、為了確保建立基於民眾的獨立體製，日華合作實施“清鄉”工作，加強汪精衛政府。
二、在不受“政府”其他機構掣肘的情況下，成立一個有權並且能專心於“清鄉”工作的特殊機構，在占領區某一有限地區進行政治建設，並由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維持。該地區的“清鄉”工作大致完成後，就將工作擴大到相鄰地區，逐步向整個占領區發展。
三、設立一個直接受汪精衛指揮的“清鄉”委員會，作為負責進行“清鄉”工作的機構。清鄉委員會由“政府”中有關治安方麵的官員和軍事委員會的軍事委員組成。為了開展當地的“清鄉”工作，設置辦事處，由秘書長擔任該辦事處的負責人。
在“清鄉”工作期間，“行政院”、“立法院”和軍事委員會把工作地區的行政、立法、司法和軍事等所有權限轉交“清鄉”委員會。當地的“清鄉”工作，在汪精衛的直接領導下由秘書長負責進行。業已完成“清鄉”工作的地區，其行政權限歸還行政院。
秘書長這個人由汪精衛指定，他應擅長於統率部下，並具有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四、首先集中統一日華武裝力量和汪精衛“政府”的政治、經濟、思想工作，全力進行討伐，徹底肅清敵人的武裝團體和所有潛伏的地下敵對組織，從外圍來封鎖“清鄉”工作地區以免因敵人的破壞而使建設工作中途遭受挫折。討伐敵人的集團武力和維護並保衛封鎖線的任務，由日軍負責。為了保證“清鄉”工作的順利進行，汪精衛“政府”應當把綏靖軍的三個師、稅警部隊的兩個連隊劃歸日本軍司令官指揮。
五、掃蕩敵人的武裝集團後，治安工作由民眾自衛組織和警察來維持。為此，要確立通過保甲製度而形成的民眾自衛組織和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警察，使之保持密切的聯係。隨著“清鄉”地區治安的確立，日華軍隊撤離“清鄉”工作地區，駐於其外圍，以防敵人奪回該地區，同時作好下一步對相鄰地區采取行動的準備。
六、在確立治安的同時，重建精幹的地方行政機關，以便穩定政治和經濟。為此，要事先選派業經訓練的行政委員隨同討伐軍一起行動，迅速重建行政機關。但要盡快以當地頭麵人物為主，組成自治組織，由此取代區分公所以下的地方機關。
首先要提高“清鄉”地區的民眾生活水平。當前，要采取強有力的保護經濟的政策，爭取掌握民心。而且，要謀求複興產業和引進民族資本，以期“清鄉”地區的財政獨立。
七、日軍對政治和經濟全不幹預。為此，在“清鄉”工作開始的同時撤走日軍在“清鄉”地區的政治、經濟領導機關和物資機關。第一期“清鄉”地區定為蘇州附近的常熟、無錫、江陰、昆山、太倉五個縣。
八、第一期“清鄉”工作，宜通過四個月準備，三個月討伐，大致完成。所需經費向“行政院”告借2000萬元，“清鄉”委員會於一年間向“政府”還清。
軍事顧問部提出的“清鄉”工作大綱，正合乎汪精衛強化偽國民政府的需要；再者，汪是日寇豢養的大漢奸，對於主子的旨意，自然是唯命是從，全部接受。因此，他立即表現出了極大的積極性。
對於主持“清鄉”的人選，汪精衛意屬當時的偽邊疆委員會委員長羅君強。陳公博、周佛海也向汪推薦羅君強為“清鄉”督辦，認為羅有地方行政經驗，又懂點軍事。
有一天，汪於其頤和路家裏開過偽行政院例會後，對羅說：
“你這個委員長，真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無疑是個太子太保。我想給你一件實際的工作，你看怎麼樣？”
因為那時對汪偽來說，根本談不到有什麼邊疆。羅君強一聽汪精衛此言，連忙答應說：
“好，我靜待先生的命令。”
汪精衛雖未說明要給他什麼實際工作，而羅君強卻已心中有數，知道指的是“清鄉”。因為日軍要舉辦“清鄉”，這在汪偽政府裏已是公開的秘密。
羅君強有神經質，而且官癮很大，他自得了汪精衛的指示後，便認為這個官兒已穩穩地屬於他了。於是，羅君強便積極操辦起來，邀周學昌每晚到他家裏去，起草什麼“清鄉”督辦公署的組織條例與“清鄉”計劃等，忙個不休。見了熟人，也得意揚揚地自稱本督辦，姑且先來過這個“督辦”的官癮。羅還封官許願，預約周學昌做他未來的秘書長。
正當羅君強揚揚得意的時候，早已從影佐那裏摸到底細的李士群，便抓住周佛海與“公館派”（指經常出入汪精衛家門的大漢奸）之間的矛盾，向汪精衛進言道：
“‘清鄉’是我們政權建立後的首次大規模軍事行動，活動範圍及所有地區，軍力將牽涉到所有的和平軍，事關重大，大權不宜旁落，人選應慎重考慮。”
此外李士群還暗暗走通陳璧君的門路，取得了她的支持。
最為重要的是，這“清鄉”計劃出自日本，要怎麼辦，由誰去辦，作為傀儡的汪精衛是做不了主的。所以汪精衛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清鄉”人選羅君強後，就讓影佐打了回票。同時，影佐把他們預定的人選名單，從軍裝口袋裏掏出來，交給汪精衛，要他發表。
這個日軍看中的人選，就是李士群！
汪精衛無可異議，隻得遵辦。陳公博、周佛海目瞪口呆，無可如何。這樣，汪精衛開給羅君強的支票，沒法兌現，變成空頭的了。羅君強的“督辦”，也成了黃粱美夢。自此以後，再也聽不到他嘴裏的“本督辦”了。
李士群握有武裝特務實力，而且凶狠毒辣，由他負責搞“清鄉”，日本人是滿意的。
2.謀到“清鄉委員會”實權
李士群在汪偽時期，雖以凶狠毒辣出名，但在抗戰以前，畢竟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統小特務。日方也覺得用他來擔負“清鄉”重任，資望不夠，不足以號召。為使李士群有柄開山斧，有塊擋箭牌，同時為顯示“清鄉”的重要，竟要汪精衛親自主帥，而由李士群做實際推行者。為此，不僅可以把“清鄉”裝扮成為汪偽政權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措施，也便於李士群挾“天子”以令諸侯，調動汪偽黨、政、軍各方麵力量一起行動，減少他在推行“清鄉”罪惡活動時的阻力。為此，按日本方麵提議，1941年3月24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決定成立“清鄉委員會”。汪精衛以偽行政院長與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雙重身份，兼任“清鄉委員會委員長”，由偽立法院長兼上海市長陳公博、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周佛海兼任“副委員長”。“委員”有陳群、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李聖五、羅君強、楊揆一、鮑文樾、任援道等十多人，都是偽行政院的“部長”和偽軍的將領。至於李士群，他除以偽警政部長的身份得為偽清鄉委員會委員外，並兼做該會的“秘書長”。而“秘書長”卻是“清鄉”這項罪惡活動的實際負責者。
李士群一上任，就廢寢忘食地擬定了關於“清鄉”工作的具體計劃。計劃的大綱大致如下：
一、“清鄉”工作要取得民眾的協助，以期完成。為此，要著眼於保護“清鄉”地區內的民眾經濟，把重點置於爭取那裏的民心。
二、充分發揮特工的作用，在“清鄉”工作開始前，弄清“清鄉”地區內外的情況。
三、充分進行宣傳，在“清鄉”工作開始前使民眾徹底了解“清鄉”的目的和方法。
四、任命新招募且已經過訓練的巡警來維持“清鄉”地區的治安，原先部署在“清鄉”地區的舊警察經再教育後，分配到下一期的“清鄉”地區進行工作。
五、為了開展“清鄉”工作，對區公所的主要人員，以及從事稅務、教育、管理封鎖和自衛組織的領導成員等加以教育和訓練，事先將“清鄉”工作的方式貫徹到基層。對於鄉鎮公所的官員，要起用當地有名望的人物，但要通過特工嚴加監視。
縣政府、區公所的舊官員經再教育後，分配到下一期的“清鄉”地區進行工作。
六、確立保甲製度，以此作為民眾自衛的基礎組織。
七、關於稅收，廢除原先的承包製，由辦事處直接征稅。禁止縣和區進行稅收，縣和區所需經費由辦事處支付。以往拖欠的國稅和省稅均免收。
八、為了統一“清鄉”工作的進展和便於監督，與“清鄉”工作有關的所有機關都要按月按周製訂“清鄉”工作進度計劃表，提交有關方麵。
九、為揭發官員的惡劣行為，要采取特別措施。但是，官員的薪水要提高，使其生活有足夠的保障。
十、日本軍在“清鄉”地區對政治和經濟全不幹預。特派前往“清鄉”地區的軍事顧問負責日華之間的聯絡和糾紛的調停事宜。
十一、辦事處雇用五名日本人，他們在處理有關財政、教育、封鎖、自衛和警察事務的具體工作時，作為秘書長的顧問。
在“清鄉”工作開始的同時，駐紮在“清鄉”地區的日本軍經理部的物資采購人員、特務機關的聯絡官和其他日本官員，停止其業務活動，並撤離該地區。
十二、針對集團的“匪賊”所采取的軍事行動，以及封鎖線的設定，從7月1日開始。
從1941年4月14日至5月15日，“清鄉”委員會連續召開了八次籌備談話會。參加談話會的有“清鄉委員會”的正副秘書長及各處、室和專門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偽警政部和特工總部的負責人，汪偽軍事顧問部的晴氣、中島、大西也與會指揮。會議確定“清鄉”方針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決定偽清鄉委員會權限；偽省政及各偽軍、團可由偽清鄉委員會命令之；決定偽清鄉委員會所屬組織機構；劃定“清鄉”地區，決定第一期“清鄉”地區為太倉、昆山等縣；討論“清鄉”地區的經濟封鎖；編造“清鄉”預算等。經過一係列會議的策劃，5月下旬偽清鄉委員會正式成立，地址在南京馬台街。
由於“委員長”是汪精衛以偽行政院長和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雙重身份兼的，因此，偽清鄉委員會與偽行政院和偽軍事委員會不僅是平行機關，即偽行政院與偽軍事委員會所屬的各部、會，也都變成“清鄉委員會”的隸屬機構。所以偽清鄉委員會對這些機構的行文，都以“訓令”行之。因為它兼具偽行政院與偽軍事委員會的雙重權力，確有權傾一時之威。難怪周佛海、丁默邨要大叫：
“清鄉地區愈擴大，‘行政院’的管轄範圍愈縮小。”
而以李士群為首的特工勢力，卻隨著“清鄉”的開展，得到了擴展，勢力範圍由上海、南京，推向整個汪偽政權管轄區，並把它的觸角伸向汪偽政權基層的各個角落。
“清鄉委員會”有四個處、兩個室和四個設計委員會。四個處是：管理事務、文書、人事的第一處；管理行政的第二處；執掌軍事的（管理保安隊和“清鄉”警察）第三處；管理社會福利的第四處。兩個室是：秘書室、會計室。四個設計委員會是：“地方行政設計委員會”、“經濟設計委員會”、“民眾運動設計委員會”和“教育設計委員會”。整個機構的總人數在1000人以上。這在當時的汪偽漢奸機構中，職員人數算是最多的。但其組成人員都是從偽行政院與偽軍事委員會的各部門借調過來的。
李士群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乘機把“76號”和“警政部”的大批親信安插進來，“副秘書長”也由他的結拜兄弟、汪偽農礦部政務次長（後改任“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汪曼雲兼任，使自己的勢力，在“清鄉委員會”中占了絕對優勢。
3.“清”出來的“江蘇省主席”
汪偽政府的“清鄉”，一般分為兩步進行。第一步是軍事“清鄉”，這一階段以日軍為主，汪偽國警配合，打著“治安確立是第一著”的幌子，采取梳篦、拉網式的戰術，分十幾路、幾十路向“清鄉”區分進合擊，妄圖一下子撲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緊接著軍事“掃蕩”，即在“清鄉”區邊緣沿河流、道路構築鐵絲網、電網、竹籬笆等，在各要口設置“檢問所”，並輔之以碉堡、瞭望哨等，斷絕“清鄉”區內外交通，實施封鎖政策，企圖用這種辦法隔絕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與人民群眾的聯係，為第二步“政治清鄉”掃平道路。
所謂“政治清鄉”，拿汪精衛的話說，就是要“辦保安隊、辦警察、辦自衛隊、辦保甲，使組織堅固，訓練純熟，以便肅清共產黨的力量”。
於是，汪偽“清鄉”區內建立了警察、保安組織，省、專區、縣分別設立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和保安大隊，還有“清鄉委員會”直屬的“清鄉”警察總隊和各地的警察大隊，花樣繁多。汪偽以這些反動武裝為支柱，強行將居民編組保甲，發放“良民證”，並實行連坐，發動告密檢舉運動，並推行所謂的自首政策，對“清鄉”區內與新四軍有過聯係、有過抗日言行的居民，一律為自新戶，限定日期登記自新。凡被視為嫌疑者就送到俘虜營進行感化，整個“清鄉”區變成了龐大的集中營。
開始“清鄉”三個月後，汪偽又擬定了一個更為詳細的“清鄉”計劃，以指導“清鄉”工作順利進行。
至此，汪偽的“清鄉”計劃日臻完善，“清鄉”運動全麵展開。
1941年6月，“清鄉”沿滬寧線展開，“清鄉委員會”在蘇州十梓街信孚裏設立辦事處，以就近指揮蘇南地區的“清鄉”。李士群自兼處長，汪曼雲兼任副處長。下設專員、參議等室和五個組。第一組司政務，組長陳光中；第二組司財政，組長餘百魯；第三組司軍事，組長唐明生；第四組司社會福利，組長由汪偽政府社會福利部次長彭年兼；第五組司會計，組長餘廷禎。組下各設若幹個科，也委派了科長。另外，還設立了黨務辦事處、民訓委員會、宣傳委員會、政治工作團、宣傳總隊、“清鄉”警察總隊。總隊下轄各“清鄉”大隊。這些機構也屬“清鄉委員會”駐蘇辦事處，受李士群直接指揮。而南京的所謂“清鄉委員會”的各處、室和“設計委員會”改隸於駐蘇辦事處，除秘書室酌留若幹人員留會辦公外，全部調往蘇州。南京“清鄉委員會”，隻剩下12人，專替汪精衛以“委員長”名義批準李士群在江蘇進行的“清鄉”活動。除此12人外，其餘人，在李士群的帶領下，浩浩蕩蕩開進蘇州，“清鄉委員會”成為一個空洞的機關。
李士群帶到蘇州的這千餘人，給偽江蘇省主席高冠吾的權勢形成了威脅之勢。而這正是李士群有意為之，意欲搶奪江蘇地盤，取高冠吾而自代。江蘇是汪偽政權所能管轄的幾個省市中最富庶的地區，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而蘇州又是當時汪偽江蘇省政府所在地，屬於偽江蘇省主席高冠吾的禁臠。
高冠吾，崇明人，保定軍校畢業。北洋軍閥時代曾任貴州督軍公署參謀長、左翼軍中將參謀長等職。蔣介石政府成立後，任徐州警備司令等職，在國民黨內屬於胡漢民一派。附汪後，先任偽南京市長，後調任偽江蘇省主席。沒想到，此時的李士群正對他虎視眈眈呢！
偽清鄉委員會的有關組織條例，為李士群擴展勢力提供了方便。如《清鄉地區特別區分署組織條例》規定：“為適應清鄉工作，增進行政效率起見，特就清鄉地區各縣，劃定一部分或全部轄區為特別區，設置特別區公署。特別區公署隸屬於清鄉委員會，並受清鄉督察專員公署之指揮，監督處理全區一切行政事宜。”根據這個條例，“清鄉”地區原屬省政府的權力，將統統為李士群所掌握的“清鄉”機構囊括而去。
根據“清鄉”規定，偽江蘇省政府應把首次劃為清鄉地區的吳縣、昆山、常熟、太倉四縣的行政、賦稅、建設、教育、衛生等權力，交由駐蘇辦事處接管，並由駐蘇辦事處另行組織“清鄉委員會蘇州地區清鄉督察專員公署”（1943年5月改為江蘇第一“清鄉”地區），委由偽江蘇省政府警務處長、李士群的親信張北生兼任“清鄉督察專員”。“清鄉督察專員公署”下，分設了吳縣、昆山、常熟、太倉四個特別區公署，委由謝叔、嚴明、王昆山、沈靖華四個分任偽署長，且都兼任該區的保安大隊長、賦稅管理所主任、封鎖管理所主任等偽職。所謂“清鄉督察專員”的職權雖似一般的行政督察專員，實際上要大一些，因為他可以製定單行法規，請準施行。至於特別區公署署長，也無異舊製的縣長，可是偽署長的權力比舊縣長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還兼了那麼多職務，當時為一般縣的行政製度所沒有。
駐蘇辦事處雖然設在一條弄堂裏，可是其權力儼然是在偽江蘇省政府之外，又一個“江蘇省政府”，而氣焰過之。不僅如此，按汪偽規定：凡屬計劃為“清鄉”、地區，該地區的行政、賦稅及至教育、建設等，不論屬中央或地方的，概由原來的行政機構劃出，交給“清鄉”機構接管，待“清鄉”完成後，再撥歸原屬機構。這樣的規定，無異使偽清鄉委員會成為偽行政院之外的另一個“行政院”。難怪在實施“清鄉”以後，周佛海、丁默邨乃至偽江蘇省主席高冠吾等，都叫嚷“清鄉愈擴大，‘行政院’的權力愈縮小”了。
於駐蘇辦事處成立的同時，日本第十三軍團就在蘇州設立“清鄉指揮部”，派一名少將主其事。汪偽軍事顧問部也設立了出張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晴氣中佐與小笠原少佐。名義上他們擔負汪偽駐蘇辦事處與日軍“清鄉指揮部”之間的聯係工作，實際上卻按照“清鄉指揮部”的旨意，牽著李士群的鼻子跑。導演汪精衛傀儡政權的“梅機關”，也在蘇州設立出張所，派有專人與“清鄉督察專員公署”取得經常聯係。所謂聯係也者，亦無非是受其指揮而已。至於各個區公署，則由日軍的江蘇聯絡部派有聯絡官常駐在署。名曰聯絡，實際還不是同樣地牽著偽署長的鼻子跑。所以在日偽時期，不論日軍的官兒多小，可對汪偽政權裏的大小漢奸來說，都是官大一級的太上皇。
這樣一來，江蘇省的實際權力，大部分到了李士群手中，偽江蘇省主席高冠吾，差不多已成了掛名“主席”。
但是，李士群並不就此滿足，感到用“清鄉”來蠶食偽江蘇省權力的速度太慢，而高冠吾又不肯自動讓出“省主席”這個寶座，於是預謀使用陰謀手段來趕走高冠吾。終於蔡洪田案給李士群找到了進攻的借口。
蔡洪田，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當時任江蘇省偽民政廳廳長，是高冠吾的主要合夥人。李士群到江蘇“清鄉”，為了挖高冠吾的牆腳，除曾簽請汪精衛任命蔡洪田“清鄉委員會行政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外，還擬請蔡兼任偽蘇州地區清鄉督辦專員。而蔡洪田卻認為李士群原來在中統內的地位不高，因此有些瞧他不起，不願受他直接指揮而屈就這個兼職。李士群無奈，隻好找張北生，但從此李士群對蔡洪田有些不痛快。
恰巧這時偽江蘇民政廳科長王春元受蔡洪田的指使，敲詐揚州的偽江都縣長潘宏器，要他拿出5萬塊，否則以撤換相威脅。蔡、王兩人以為潘宏器係偽維新政府留下來的舊人員，在汪偽政權中沒有後台，且潘宏器在揚州已做了好多年官，腰裏早已撈飽，這記竹杠是十拿九穩的。沒料到，潘宏器的兒子是陳璧君家裏丫頭的丈夫。於是，潘的媳婦便向陳璧君哭訴，陳又把這經過告訴汪精衛。汪聽了以後大為震怒，認為這不是科長敲詐，而是廳長勒索，因為科長決不敢如此大膽，要不就是縣長潘宏器誣告。為了表示汪偽政府是清白廉正的，汪精衛要李士群查辦此事。這對李士群攫取偽江蘇省主席的職務，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從而達到排擠高冠吾的最終目的。
李士群首先將蔡洪田扣留，關押在蘇州李士群住的鶴園。接著，便四處放風，說蔡的被扣押是因為偽江蘇省政府貪汙，把這筆賬輕易地轉到高冠吾頭上。李一麵把王春元捕交法院，逼迫高冠吾引咎辭職；另外，又通過他的後台——日本軍事顧問晴氣，向高冠吾施加壓力。汪偽政權的傀儡官員都是看日本主子的臉色行事的，晴氣出麵反對，使得高冠吾再也無法安於其位了。
於是，1941年12月18日，汪偽行政院第七十四次會議任命李士群為偽江蘇省主席，12月31日第九十二次會議，又任命李士群兼任偽江蘇省保安司令。而高冠吾則調任偽安徽省主席。
李士群攫取了偽江蘇省主席之職後，立刻對偽江蘇省政府大換班，把駐蘇辦事處的那幫人都安插到偽江蘇省政府裏，擔任要職。張北生以及“清鄉委員會”的幾個處長，分別擔任了偽省財政廳廳長、建設廳長和副保安司令等職。偽江蘇省政府的全部新貴，幾乎都是駐蘇辦事處的班底。李士群總算如願以償。
4.建軍辦校，春風得意
早在1941年5月中旬李士群決定在南京、蘇州開辦的“反共清鄉”訓練班，人數1500人。一個月後，偽清鄉委員會在南京成立“清鄉幹部人員訓練所”，李士群任所長，令偽江蘇省政府通知蘇南各縣，保送縣職人員、鄉鎮長接受訓練。這是最早的訓練班。此後，賦稅人員訓練班、會計人員訓練班、封鎖檢問人員訓練班、軍事人員訓練班、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特種教育師資訓練班、特種工作人員訓練班等，紛紛出籠。
舉辦如此多的訓練班的理由是為了“清鄉”的需要，實則一是為了結黨營私、擴充自己的勢力外，主要是奔那200萬元的“清鄉”經費。因為在當時汪偽政府的支出中，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於是大家見錢眼開，辦訓練班成為一個最好的借口。當時的“清鄉費”與特務費一樣是不受審計的，隻要列出名目，如開辦費、經常費、辦公費、津貼費、結束費等，總有油水可撈。
隨著“清鄉”的推進，特別是在就任偽江蘇省主席後，李士群已不滿足於零打碎敲地搞訓練班了。為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勢力，李士群決定辦一所“清鄉幹部學校”，搶得更多的地盤，取得更多的利益，訓練更多的特務骨幹。李士群根據自己在江蘇“清鄉”的經驗，深深懂得利用汪精衛這塊招牌的重要。為了提高學校的聲望，使訓練出來的人能合法地往各省市轉送，必須抬出汪精衛的招牌。
於是，李士群通過日寇向汪精衛提出辦校方案，以偽國民政府清鄉委員會的名義舉辦。由汪精衛任校長，李士群任副校長。
不過辦這所學校要偽財政部在年度預算裏列入一筆開辦費與經常費，李士群知道周佛海是不會同意的。好在李士群有了江蘇省這塊地盤，所謂“有土則有財”，何況江蘇是個魚米之鄉，盡可以向老百姓壓榨勒索。這樣，名義是中央負，費用由偽江蘇省政府出，既賣弄了自己的漂亮，也為自己攫取副校長職位創造了條件。同時，錢是偽江蘇省政府出的，也使這個學校設在蘇州有了根據。校址選在蘇州城內慕加花園一個停辦的教會女校，籌務處主任傅也文當了教育長，即這所學校的實際負責人。
學生則由偽江蘇省政府和各偽清鄉機構保送，而且為防止不適合的人進來，對外不公開招生。可實際上軍統、中統分子還是混進了不少。
最初學生人數大約為五六百人，學習時間定為兩年。但到第一屆學生畢業時，人數已不滿一半。由於第一屆畢業的學生很多人還沒有被安排合適的工作，所以第二期學生人數銳減。
至於課程，把從前辦過的幾個訓練班的主要課目，都放了進去。即以“清鄉法規”一門來說，就搞得學生頭昏腦漲了。
李士群生前對“清鄉幹部學校”的學生寄予很大希望：他想把他們作為第五縱隊，去擴展政治地盤。誰知這批學生還沒有畢業，李士群即被日本憲兵隊特高課長岡村毒死。等到他們畢業，就業成了大問題。各偽省市政府對這些李士群的學生頗多顧及，多敷衍一下，就打發他們走人，曾引起他們的普遍不滿，後來這批人基本各謀出路，自奔前程了。
李士群一直想建立自己的軍隊，借以擁兵稱雄，爭權奪利。日軍對他既欲重用，又恐尾大不掉，處處欲加限製，防止他勢力過於膨脹，加之汪偽內部傾軋甚烈，所以李士群隻能搞成一支特務隊伍以及“清鄉”警察大隊、“保安隊”等地方武裝，始終沒有搞到“和平軍”的正規番號。
早在江南“清鄉”以前，李士群就密囑汪偽特工杭州區區長謝文潮，拉攏駐浙東的“和平軍”第十師師長謝文達，自己也曾千方百計拉攏過“和平軍”第一方麵軍的徐樸誠、程萬軍、龔國梁、熊有衡等部，但僅止於“友好相處”，而無法收編為部屬。因此，他決定在蘇北“清鄉”中實現建軍計劃。
在“清鄉”過程中，李士群積極拉攏偽和平救國軍的高級將領，動輒饋贈一二萬、二三萬元，企圖控製汪偽的軍隊，實現軍、警、特合流。
李士群的具體辦法是，一方麵，公開利用“清鄉地區統一建製”等借口，改編當地偽軍、偽警；另一方麵，吩咐薑頌平盡力進行。李士群對薑說：“你和李總司令（指駐泰州的汪偽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長江）以及顏秀五、丁聚堂、陳才福等幾位師長都有過直接聯係，又和施師長（即汪偽第七師師長施亞夫，後據了解他是經中共組織同意打入汪偽組織的）是老友，所以你此次成立特工總部江蘇實驗區南通分區，首先要去拉攏他們，說明我的打算是把新四軍趕出江蘇，希望他們通力合作，將來總有出路。”因此，薑頌平在南通分區成立前就先去如皋找了施亞夫，轉告了汪、李關於“和平救國”的主張，最後談到李士群要求合作的意圖。施表示願意合作。薑又請他介紹與偽三十四師師長田鐵夫麵談，同樣也作了轉告。田鐵夫也表示擁護“清鄉”。後不久，薑又陪施亞夫到蘇州和李士群見麵，李設盛宴款待施，又吹了一通其“和平反共建國”的謬論和他的計劃，施自然也應答一番。但過了沒多久，施就把隊伍拉到了抗日根據地，參加了反“清鄉”鬥爭。田鐵夫部有一部分被編為“清鄉”派遣隊，但還是由日軍直接指揮，李士群的打算還是落了空。
對李長江部的聯係，薑頌平交給汪偽泰州站站長李乃光去辦。李長江表麵還算客氣，說：“好呀！我們全是姓李，本家，好說！好說！”實際上，李長江哪把李士群放在眼裏，連一兵一卒也沒給他。
南通地區原駐有偽軍七師二旅張聖北、季達君、趙倫儀部，以及平潮自衛團張自健、天生港自衛團朱天放等部，他們都和薑頌平有點舊交。聽說要“清鄉”了，他們怕被改編吃掉，都來找薑。長興公司（狼山附近江邊墾區）地主武裝鄭長繼也通過宗子敬和薑聯係，薑當然表示歡迎。但特工組織沒有軍隊編製，薑隻能給他們一個外勤警衛中隊名義。但他們都是當過團長、旅長的人，廟小佛大，隻好派個下屬來充中隊長，自己弄個專員之類的名義。對此，他們都感到失望。薑報給李士群，他也不能委以“和平救國”師、旅、團那樣的番號，最後還是編成“清鄉”警察大隊，按“清鄉”編製受張北生指揮。張對他們和薑頌平聯係，早有醋意，再加他自恃有日軍寵信，事事秉承日軍旨意，不大尊重李士群。李非常氣憤，多次表示：“這家夥太沒良心。”
新四軍湯景延部的假投誠，也是先同薑頌平聯係的。起初，他帶來120餘人槍，薑據情轉報，上司也隻委以汪特江蘇實驗區蘇北分區外勤警衛第四中隊番號，湯指定朱誌清為中隊長，他本人也被委為蘇北分區專員。之後，湯要薑帶他去見李士群。見了麵，湯當麵對李奉承一番，然後說他還有許多帶兵弟兄，願意拉來為李效力。李更加高興，馬上設宴款待，並寫了手令要薑轉給張北生以蘇北“清鄉”主任名義，派湯為南通“清鄉”地區第五“清鄉”警察大隊長。湯回南通後，果然從啟東海門一帶拉來了500多人槍。張北生派員點驗整訓後，日軍命令該部分駐金沙、石港、劉橋一帶，以分散其兵力。到1943年9月，湯景延便把部隊拉回抗日根據地，同時破壞了當地的一些偽組織，打死了汪特金沙組長翟光耀、南通縣偽警察局局長傅來群，繳獲了許多武器彈藥。在此之前，李士群的建軍夢還沒有實現，就一命嗚呼了。
1.忤逆日本人的旨意
1942年底，太平洋戰爭已進行了一年，美軍開始反攻。日本侵略者內外交困，出現了空前的危機，其統治集團為了從困境中擺脫出來，決定實行“對華新政策”。12月21日，日本禦前會議通過了《為完成大東亞戰爭而決定的處理中國問題的根本方針》，決定“專心加強國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時，應力圖消滅重慶借以抗日的口實，和新生的中國一起真正為完成戰爭而邁進。”這就是說，要用獨立自主的偽裝，來進一步裝飾汪偽政權，增加它的欺騙性。同時，設法緩和囊括主義政策在中國人民心中造成的極端惡感，以應付太平洋戰爭越來越困難的局麵。
於是日汪之間進行了一係列欺騙活動。1943年1月9日，汪精衛和日本駐南京大使重光葵簽訂了《共同宣言》和《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2月初，日本占領軍同意汪偽政權“一律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禁止懸用五色旗”。3月13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抵達南京，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訪問。在此期間，日本侵略者還排演了其他一係列“精彩”節目，如移交英、美在租界的產業；停止發行“軍用票”，穩定偽中儲券的幣值；將日本在華特務機關改名為“聯絡部”；日本華北派遣軍公開“勸諭”日軍要尊重汪偽政權；等等。
很顯然，所謂“對華新政策”，就是要粉飾太平，籠絡人心。在這樣的情況下，以李士群為代表的汪偽特工勢力便越來越不適應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了。
而“對華政策”的目的，是企圖通過加強汪偽政權的統治，更有效地榨取廣大淪陷區的物資和人力，將中國內地變為它在決戰中的糧倉與武器庫。
日本侵略者為了獲得進行太平洋戰爭所需要的大量物資，想方設法拉攏上海的大資產階級。首先，他們交還了部分被“軍管”的資本家工廠，還通過偽中央儲備銀行貸出巨款，收買一些資本家，使他們替日方發展工業。日本著名的“皇室中心主義”的狂熱鼓吹者大川周明，還受命從日本到上海，會見一些中國的資本家，要求他們與日汪合作。這些資本家表示，日本占領軍庇護李士群、吳四寶這類特務為禍上海，綁架殺害上海資本家，持槍衝擊交易市場，使人們實在難以與日汪接近，大川周明回國後，向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彙報這些情況，要求予以重視。東條特派日本駐華總司令部第四科科長過政信處理這個問題。為了安撫上海的大資產階級，掃除實行“對華政策”的障礙，日本侵略者決定拋棄李士群。
這時，日本侵略者要殺李士群，還由於他的特工勢力過分膨脹，不再像以前那樣俯首帖耳了。李士群不僅反對從小學開始教授日語，也反對日華提攜論，要求中日平等。這無疑大大忤逆了日本人的意思。
然而，隨著中日戰爭的發展，尤其是在與日軍爭奪淪陷區的戰略物資——糧食和棉花的問題上，雙方矛盾日益加深。李士群忘記了自己的奴才地位，竟敢與主子一爭高下，這也是李士群最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連他的後台晴氣也怕他過於引人注目，警告他說：“我們的師團長出入，還沒像你這個樣子！你該注意點了。”但是，李士群置若罔聞，仍然驕橫跋扈，目空一切，絲毫不加注意。他每次外出，汽車前一定有兩部武裝機器腳踏車為前導，威風凜凜，招搖過市。
此後，不利於李士群的情報越來越多地傳入日本特務機關。李士群之所以敢如此為所欲為，主要是靠著日本軍部代表晴氣慶胤的支持。
1942年冬，晴氣調往華北，李士群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李士群聽說晴氣要調往華北，就怨聲載道地說：
“近來‘清鄉’工作摩擦太多，我單獨一人已無信心將此發展下去。戰局前途渺茫，我想就此到東京一帶去蟄居一時，養精蓄銳。”
晴氣聽他說了喪氣話，便激勵李士群道：
“我已經完全拜托了影佐先生，希望你振作，完成‘清鄉’工作，實現救國夙願。”
晴氣前往北京，李士群一直送到了飛機場，一直不想離開，李士群說：
“如果華北有什麼事情需要我來幹的話，請馬上叫我，我會放下一切立刻就去的，請務必叫我一下。”
同年6月，繼影佐禎昭，柴山中將任汪偽政府最高軍事顧問。他對李士群極為不滿，認為李士群的權力太大，又不肯完全聽從日本方麵的指揮，必須把他除掉。
第二年的7月，李士群給北京的晴氣慶胤寄了一封信：
“一切都陷入僵局。周佛海正在暗中活動，企圖把我從江蘇省攆走。失去了江蘇省，我就難以供養部下。但是，如果我離開中國，周佛海也不至於對我的部下見死不救吧。我為了自己，也為了部下，希望能暫時流亡到日本，你看怎麼樣？”
晴氣慶胤看後，心裏很不是滋味。因為李士群畢竟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對李士群還是有感情的。
1943年8月，柴山親往北京拜訪晴氣，商談關於處置李士群的事。柴山向晴氣講：
“李士群非常蠻橫和固執，這使我極其為難。我以為若不是有其他原因，那麼他的精神定會有問題。你看，他事事與周佛海頂撞，擾亂南京政府，使政治局勢不穩定，你看，這件事怎麼辦好呢？”
晴氣回答說：
“關於南京的情況，我大體也比較了解。李士群會發展到如此地步，全怪我領導無能。給你添了麻煩。但是，閣下要我做些什麼呢？”
柴山說：
“李士群之所以能夠發展勢力，也是因為他掌握著江蘇省的大權。如果失去了財力，他也會收斂起來。要解救汪精衛政府的財政困難，江蘇省的主席就不應該由李士群擔任。我作了種種說服工作，他怎麼也不同意辭職，你有什麼好辦法呢？”
晴氣明白柴山是想取得他的支持，可他也知道李士群是不可能答應失去偽江蘇省主席一職，於是故意將了柴山一軍：
“那就順便讓他也辭去特工總部的職務，不就行了？”
柴山不同意，說：
“這可不行。李士群也是建國的功臣，不能下此毒手。而且，特工的責任今後將越來越大。因此，唯有特工總部，無論如何也要李士群繼續幹下去。”
晴氣不置可否。要一下子搞垮李士群，晴氣從心理上還不能接受。
這次會商，雖然沒有明確的結論，但是，日本主子要拋棄李士群的大勢，卻是再也不可挽回的了。
2.周佛海投靠軍統
李士群等人一直想要拉攏更多有威望的人來為自己服務，除了策反軍統和中統的特務外，許多中立分子也在他們希望拉攏的名單中。剛巧近日傳出“唐生明不滿大後方艱苦生活要到上海住家”的消息。而上海著名的“白相人”潘三省也在自己的幾家賭場裏大談自己要接兄弟唐生明來上海玩。這讓李士群一派又蠢蠢欲動。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四弟，他英俊瀟灑，精明幹練，善於交際，在民國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中都有朋友，稱得上是當時打太極打得最好的政治人物。他先後做過毛澤東、周恩來和蔣介石的學生，與陳賡友情甚篤，和戴笠也是打成一片。他還和汪精衛很熟悉，他的大哥唐生智在汪精衛投敵之前，與汪一直是政治盟友，唐生明多次參加他倆策動的反蔣活動。在當時他是非常著名的“花花公子”。在收到潘三省送來的為唐生明接風的宴會請帖後，李士群當即就決定要好好會一會這個著名的人物。
宴會上，唐生明施展開玩太極的手段，和李士群“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第二天，李士群就以“還席”的名義請唐生明吃飯。宴會上他旁敲側擊，唐生明一口咬定自己對政治已經不感興趣，隻說自己到上海隻是來住家的。李士群當然不會輕易相信，他整天抽出時間陪唐生明吃喝玩樂。他想盡辦法來套唐生明的話，還想把唐生明灌醉了套出真話。唐生明將計就計，假裝醉酒，語無倫次，盡說假話，李士群奸計再次落空。
李士群仍不放棄。不久，他趁和唐生明獨處之機對唐生明說：“你的情況我都清楚了，不過希望你能和我成為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幫助我。”唐生明看出他在耍詐，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故意裝作聽不懂，把話題引到別的方麵去了。
就這樣過了四五天，李士群仍然搞不清唐生明此行真實目的，汪精衛便親自出馬了。他讓李士群轉告唐生明，叫唐生明到南京去見他。唐生明裝出很為難的樣子，不願意去，還故意擺明自己的態度，自己是來住家的，不想再介入政治，見汪精衛不大方便。李士群好說歹說，勸了兩天，唐生明才答應去見見“老朋友”。
第二天汪精衛就下帖請唐生明夫婦吃飯。汪精衛也曾做過黃埔軍校黨代表，他端出老師的架子，親切回顧了他與唐生智、唐生明的親密友誼。李士群見汪精衛一口一個“季澧”，一口一個“孟瀟”，對唐生明愈發殷勤。
敘完“親密友誼”之後，汪精衛又開始勸唐生明出任偽職。唐生明堅持“住家”的想法。汪精衛便沒有繼續談下去，叫他在上海好好休息，以後再作商議。他打電話給周佛海，叫周在上海為唐生明準備房子，還送給唐生明一輛新式轎車。
晚上吃飯，汪精衛多飲了幾杯，帶著幾分笑意來到唐生明麵前，說：“我得到消息，你和戴笠關係好得很，你是來殺我的吧？”
唐生明一聽這話，有些緊張，慌不擇言：“殺雞焉用牛刀！我是個不怕死的人，我把全家都帶過來了，我怎麼會做這種事。”看到氣氛僵了，李士群站出來幫他打圓場。他說：“唐生明的情況我已經了解清楚了，唐生明決不會是那種人，更不會幹那種事。”唐生明冷笑一聲說：“我是跟戴笠很要好，但是我絕對不會加入軍統，也絕不會為他工作。像我這種人，什麼都不想幹，哪會去做什麼特務。”汪精衛這才恢複正常，笑著說：“我們關係非同一般，我信得過你，你絕不會暗算我，是不是這樣？”唐生明連忙說：“那還用說！”
一場突起的風波，就在這笑聲和幹杯聲中過去了。臨走時，汪精衛緊緊握住唐生明的手，叫他以後常來和他談談，他隨時歡迎。
但是實際上，當唐生明回到住處時已經是渾身汗濕。因為他此次就是在戴笠綿裏藏針的威逼利誘下，才答應來做策反汪派分子的工作。一直以來，他跟各方麵關係都不錯，就是不想要被一方拉攏，破壞了自己的“中立”位置，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被卷入旋渦。可是戴笠這一招，就是逼自己就範。為了自保，他給戴笠發去消息，要他想辦法證明自己已經和重慶方麵脫離關係。
為了讓汪偽對唐生明真正放心，重慶政府來了一個假戲真做。借用唐生智名義，從10月10日起，在重慶《中央日報》等大報頭版，連續10天用特大號字刊出“唐生智啟事”。啟事內容是：“四弟生明，平時生活行為常多失檢，雖告誡諄諄，而聽之藐藐。不意突然離湘，潛走南京，昨據敵人廣播，已任偽組織軍委會委員，殊深痛恨。除呈請政府免官嚴緝外，特此登報聲明，從此脫離兄弟關係。此啟。”國民黨也明令發表對唐生明的“通緝令”，連續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播出。聲明和“通緝令”進一步清除了汪偽大小漢奸對他的懷疑。
在這個時期，唐生明和周佛海的關係也越來越近。
周佛海原本是共產黨，1924年脫黨加入國民黨。他是汪偽的第三號人物，官職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任財政部長、稅警總團總團長。隨著大家對唐生明的懷疑減輕，他在汪精衛麵前越來越吃香，周佛海自然也是主動示好，經常約他一起吃飯閑聊。唐生明發現周佛海時常很苦惱，因為他的母親、繼母、嶽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周想派人把他們接過來，又怕重慶方麵有所行動。唐生明見此情況，便秘密發報給戴笠，建議拉周的最好辦法就是從他的家人入手。戴笠隨即派人在湘潭和沅陵等處找到周佛海的母親和嶽父，把他們軟禁在貴州息烽。
1941年夏，周佛海接到了湖南親友來信，得知家人被捕，不知道關在什麼地方，感到很難過。消息傳出後，很多新聞媒體的記者前來采訪，周佛海明知是戴笠幹的，故意說：“我不相信這是重慶當局直接幹的，一定是地方無知者所為，相信他們不久便可脫險。”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不願意公開與重慶方麵為敵，他還對重慶政府抱有很大希望。
唐生明時常跑去安慰他，周佛海對他毫不隱瞞，說自己非常擔心老母。周的老婆楊淑惠也告訴他，周很孝順他母親，現在著急得很，可是沒有辦法，很苦悶。唐生明立即建議重慶方麵趁熱打鐵，軟硬兼施，逼周反正。戴笠心領神會，立即叫周的嶽父出麵寫信，在信中轉述他母親的話，要做“忠臣”，不能給周家的祖先和子孫丟臉。1942年以後，戴笠便與周佛海稱兄道弟地通起信來，唐生明時常根據周佛海的情況給戴笠一些建議。時機成熟之後，唐生明大膽地建議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邊工作，戴笠就派了軍統特務彭壽充當信使。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連忙派人送到貴陽中央醫院去醫治，醫治無效。周母去世後，戴笠又為她當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靈哭靈。戴笠把這些照片寄給了周，周十分感動，從此死心塌地地效忠重慶政府。
唐生明拉攏的大小漢奸不止周佛海一人。他還拉攏了汪偽陸軍部長、湖北省長葉蓬、汪偽海軍部長、第一陸軍總司令及蘇浙皖綏靖軍總司令任道援等人，協助戴笠拉攏了汪偽二號人物陳公博。經其手“反正”的小漢奸更是不計其數。汪派分子分崩離析，漸漸走向了末路。而李士群的死，更是給了親日派致命的一擊。
3.牛肉餅奪人性命
李士群由於權勢膨脹，不再像以前那樣對日本主子俯首帖耳，甚至爭奪日軍在淪陷區的戰略物資——糧食和棉花，這引起日方極大不滿。1942年，周佛海、丁默邨等漢奸頭目為了留條後路，先後與重慶聯係，請求自首，重慶方麵則以剪除李士群為條件，考察他們的誠意。而這正中周佛海的下懷，於是以周佛海為首，組成了暗殺李士群的組織。
唐生明考慮了很久，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日寇與他的矛盾去殺他。這樣後遺症最少，李士群的人不敢把日本人怎麼樣，也不會懷疑到重慶方麵和已經“歸順”重慶的大漢奸頭上。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殺雞儆猴，讓死心塌地跟著日本鬼子幹的漢奸看到走狗的下場。以後再拉他們就方便了。周佛海跟唐生明一拍即合，決定利用上海日本憲兵隊特高課長岡村中佐去幹掉李士群。
周佛海的副手汪偽稅警總團副總團長熊劍東與岡村關係很好。岡村一直對李士群很不滿，認為他野心勃勃，對憲兵隊不敬。這天熊劍東又裝作無意地對岡村說：“前兩天李士群又在跟人說你是一介武夫，沒什麼能耐。這個人一貫飛揚跋扈，我看了他就不舒服。”
岡村一聽這話，立刻跳起來，拔起軍刀罵道：“八格牙魯，老子找他拚命，讓他看看跟老子作對是什麼下場！”
熊劍東連忙攔住他：“岡村先生你可千萬要忍耐。李士群負責汪偽特工組織多年，日軍總部很信任他。和他作對，你會受處分的。你千萬不要給自己找不痛快。”
熊劍東越這樣說，岡村越冒火，他說：“可惡，我非要讓他知道，跟日本人作對是什麼下場！”
熊劍東這時才說：“岡村先生，你如果這麼莽撞地殺了他，日本方麵一定會責備你。不如找一種發作慢，又可靠的毒品，下在他的飯菜裏。不但能夠解決你的心頭大患，還能幫你洗清嫌疑。你看怎麼樣？”
頭腦簡單的岡村大喜，連聲說好，又問熊劍東：“你說的這種毒藥哪裏有？”
熊劍東立刻回答：“我明天就替您弄來。”
李士群接到岡村請吃飯的邀請，心裏就知道不好。但他又不敢公然得罪日本憲兵隊的頭子，隻好硬著頭皮赴約。臨行前，他跟翻譯約定好不吃岡村家的東西，連煙都抽自己的，還派幾個保鏢在附近等候，一超過約定時間沒有看到暗號，就衝進去救他。
李士群步履局促地走進岡村的房間，卻看見岡村和熊劍東都是一副笑臉盈盈的模樣。岡村主動跟李士群握手說：“李先生，過去的一切都是誤會，我向你道歉。”
李士群感到驚訝，又聽熊劍東說：“岡村先生聽到李先生的一些事跡，心生敬佩，想要冰釋前嫌，希望李先生能夠大人不計小人過。”
李士群久在政壇混，他自然知道自己這個時候應該順著台階下。他說：“不敢不敢，我以後還要仰仗岡村先生和你的憲兵隊呢。以後遇到什麼困難，盡管來找我。”
熊劍東吞吞吐吐地說：“這樣說來，倒真有點麻煩呢。岡村先生的憲兵隊需要新招一些人手，這個經費上有所不足。”
李士群一聽放心了下來，他以為是岡村有事相求，才假裝演了這出戲。於是他也就說：“這個包在我身上，明天我派人送兩萬元經費來，不夠的話，你們再跟我說。”
話一說開，現場的氣氛就融洽了起來。李士群逐漸解除了戒心，把身上的槍也卸下來。但是他還是很注意，凡屬同一容器中取出的食品飲料，供四人共同食用的食品，他才品嚐，否則，他總是借故婉謝，不飲不食。
就在這時，岡村婀娜多姿的妻子端上了最後一道主菜，這是一碟牛肉餅，為了保持牛肉餅的熱度和香味，連同平底鍋一起端了出來，放在旁邊的矮桌上。然後將碟子送到李士群麵前，請李品嚐。
李見隻有一碟，不放心，不動聲色地把餅推到岡村麵前說：“這裏您最尊貴，理應您先請用餐。”
岡村忙說：“使不得，你到我家裏來，你是客人，是最尊貴的。應當由你先享用。”
兩人正在推辭，日本女人又用盤子端來三碟，分別放在其他人麵前。岡村解釋道：“我們日本人以單數為尊，所以菜也分成一、三之數，分兩次上桌。”
李士群本來就知道這一風俗，再看三個人都狼吞虎咽吃了起來，自己再推辭，總顯得太有疑心。他便拿起筷子吃了一小口，未覺得異樣。吃了三分之一後，就推說飽了。
李士群稍坐一會兒，便起身告辭。岡村這個時候突然聰明了，就拿出幾件很有爭議的問題來討論，拖延到半夜。李到家後立即洗胃灌腸，但是沒有什麼不適。第二天正巧徐來也去蘇州，在車廂裏遇到他。他多次請徐來到他的包廂裏休息，仍然有說有笑。但是當晚，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適，周身大量出汗，連續發高燒。當醫生請來時，血管已硬化，連針頭也無法插入。
原來李士群的那碟牛肉餅中下的毒，是日本軍方新研製的阿米巴菌。這阿米巴菌是以患霍亂的老鼠拉出來的屎培養出來的細菌，隻要吃進一個，一分鍾就繁殖一倍，在繁殖期間沒有任何特征和感覺，直到36個小時後，培植已經到達一個飽和點，便突然爆發，症狀是上吐下瀉，完全是一種霍亂症狀。到了這個地步，便是無醫可救。因為細菌在人體內破壞白血球，使人體內部的水分，通過排泄損失殆盡，所以死後的屍體往往縮小得會像猴子那般大小。
作惡多端的李士群最後就以慘不忍睹的形狀告別人世。死前除了葉吉卿，沒有一個人敢上前看他。9月9日下午5時，李士群終於斃命。
4.一命嗚呼鬧紛紛
這時，蘇州城裏傳說日本人殺死了他們自己忠實走狗的消息，已是家喻戶曉了。日本憲兵隊也聽到了這些傳聞，生怕引起其他不良反應，於是，由日軍駐蘇的憲兵隊隊長又表演了一出猙獰畢露的“城下之盟”。
在李士群下葬不久，有一個晚上，蘇州的日本憲兵隊長派幾個憲兵，通知“76號”在蘇州的幾個特務頭子，如傅也文、胡均衡等，以及偽江蘇省政府的各廳、處、局長，到李家開會，見人到齊了，隊長叫憲兵把住了李家的大門，不準人出，也不準人進，把這些人連同葉吉卿，一起聚集在大廳裏，然後他說：
“對李先生的死，我們都是非常哀痛的，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你們竟在李死後放出一個惡毒的謠言，說李士群之死，是我們日本憲兵毒死的，這絕對是造謠。我們日本憲兵隊是代表日本天皇執行憲兵任務的，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你們的謠言，不僅是對我們日本憲兵的最大誣蔑，也是對我們大日本天皇的不敬，這是不能容忍的！現在，經過我們憲兵的調查，已經得到兩個線索，殺害李士群的人就是你（他手指葉吉卿）和儲麟蓀。”
屋子裏一片寂靜，人們將目光“刷”地一下子集中在葉吉卿身上。葉吉卿先是一驚，然後嗚嗚地哭著說：“這是你瞎說。”
日本憲兵隊長毫不含糊，繼續講下去：
“據我的憲兵調查，你和儲通奸有日，因怕李士群發現，丟了性命，就串通一氣，來了個先下手為強，把他給毒死了。”
葉吉卿像是當眾被人扒光了一樣，羞得滿麵通紅，真恨不能找個縫兒鑽進去，省得在這裏受這份罪。她恨日本人無情，把丈夫害死，反而惡人先告狀，她恨自己不檢點，明知凶手所在，卻不敢深究。她真是百感交集，都彙成了淚水流了出來。
一看製服了葉吉卿，日本憲兵隊長也不再深究下去，又談起了第二條線索。他說，他們懷疑吳四寶的老婆餘愛珍可能是殺人凶手。他的話讓在座的想起來去年吳四寶之死。吳四寶是被李士群下毒殺死的，當時的毒是從日本人那裏拿來的，李是迫於日本人逼使，才對吳下手的，而如今日本人又毒死了李士群，真有點冥冥之中一報還一報的報應。日本憲兵隊長歪曲為吳四寶老婆的報複，一方麵挑撥離間，另一方麵也有轉移視線之含義。因此在座的人，也沒有什麼話好講了。
日本憲兵隊長見狀，繼續趁熱打鐵地對眾人說：
“假使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的謠言不止的話，我們就要拿這兩條線索來辟謠，我們先把你這三個人逮捕起來，進行偵查，以期事實大白於天下。”
他頓了一頓，說：
“不過這樣一來，不僅李士群與你們三人大現其醜，對南京政府的麵子上，也不好看。我們大家都知道，李先生確實是因病而死，日本憲兵隊也不願將此事擴大，但是前提就是要停止對我們的誣蔑，同時，要寫下書麵結論：李先生確是因病死亡，別無他故，要大家簽字。我們和李先生生前也是好友，在他死後，為了顧全他的名字，對他家屬的錯誤，也可以原諒。”
一提到簽字，這些日本人的奴才，都像鼠兒遇見貓兒，骨頭都嚇軟了，一個比一個快地拿起了筆，仿佛怕慢了要挨彈子兒似的。葉吉卿雖然不甘心，但既有把柄在人家手中，她又如何能不低頭？因此在那張紙上簽了字。
隨著李士群的一命嗚呼，他身後的事和他的繼承人之事，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了。李士群死時年僅38歲，在這個年紀，不會有人去想下一任接班人的問題。誰知飛來橫禍，李士群頭上的顯赫的頭銜偽江蘇省政府主席、偽調查統計部長、偽特工總部主任，一時成了人們望眼欲穿的東西了。特別是偽特工總部主任這個實權，一開始就有人在盯著不放。
李士群生前自居老大，其他頭頭在他手下，幾乎是一字並肩，所以李士群一死，“76號”這個根本基礎，成了誰都好做，誰也沒資格做的局麵。
在一些躍躍欲試的人當中，“76號”特工部主任辦公室書記兼機要處處長傅也文，就職務關係而論，似乎更具資格繼承李士群衣缽。他在靈前召開了一次繼位大會，要求選出繼任者。參加會議的有萬裏浪、楊傑、胡均鶴、夏仲明、黃敬齋等以及葉吉卿。這些特務頭子，各懷鬼胎，隻希望別人提自己的名，而不願意推舉別人。最後，他們一致看好了汪精衛的內侄陳春圃，讓他一人兼三職。因為陳與李士群是生前好友，為人忠厚，使這些特務覺得可以利用他做自己的事。陳春圃知道這個泥坑的深淺，向汪曼雲表示力辭。
傅也文一看，第一炮沒點著，非常心急，情急之下想起了李士群的未亡人葉吉卿。葉吉卿實際上一直是“76號”的半個當家人，從人事任命，到財政收支，無所不涉於其間，見有人提她，遂欣然表示從命，別人看在李士群的份上，也都接受下來。但她隻能作為偽特工總部主任的候選人，其他各職，因這群草包中無人勝任，隻好忍痛割愛，拱手送人了。
靈前會議後，一些人開始反悔當初的決定。於是以傅也文一夥，上京請求汪精衛準予通過。而以萬裏浪為首的一夥，也麵見汪精衛，表示決不同意。
汪精衛本來就不能主持任何一方的事兒，無論是漢奸，還是日本人。“76號”是日本人的恩賜物，它的歸屬，當然還是日本人說了算。“梅機關”見上來的名單中又是與李士群有關的人，非常來氣，恨這群奴才不長眉眼，像剛丟的一個包袱又被人撿回來一樣，很是厭惡，於是堅決反對。
最後，由最高軍事顧問鬆井出麵，對“76號”進行了全麵改組：撤銷偽軍事委員會調查局，改為“政治部”，以“參謀次長”親日派的台灣人黃自強為“部長”。下設“政治保衛局”，以代替特工總部，以萬裏浪為“局長”。“保衛局”分為第一局和第二局，在這兩局下設眾多分局，組織相當複雜。從此汪偽特務明顯地分成了兩派。
汪精衛死後，陳公博繼任偽政府主席與偽行政院長，苦於自己沒實力，不能抵製周佛海的攻勢，遂對特工加以利用，撤銷“政治部”改為“政治保衛總監部”，自兼“總監”，以丁默邨、周學昌為“副總監”。丁默邨得以重新歸隊，不能不說是從李士群死的上麵得到的好處。後來“第一局”遷往杭州，上海“76號”又變成了“第一局”的上海“分局”，局長羅夢薌、林煥之，都是老牌軍統特務，從此“76號”成為汪偽的軍統特務的地盤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76號”連同其他的特務機構，被一起掃入曆史的垃圾中去了。李士群和李士群“王朝”就這樣永遠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