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密的軍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沒有任何發言權。當時，李密的瓦崗軍聲勢浩大，占領了隋朝最主要的糧倉——河南的洛口倉、回洛倉和黎陽倉，開倉救濟饑民，使起義軍發展到了全盛階段。然而，隋朝大將王世充據守洛陽，與起義軍展開了生死搏鬥。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義軍中的許多不足，曾經主動進諫說：“起義軍雖有重大勝利，但傷亡也很大，軍中費用緊張，儲備有限，且賞罰不均，不宜同隋軍硬拚硬打。目下之計，在於深溝高壘，以待敵軍糧盡，等敵軍撤兵，再行追擊，可獲大勝。”李密決定速戰，大軍列營而不設壘，被王世充火攻加襲擊，慘遭失敗。經此一役，瓦崗軍徹底覆滅，李密被迫率殘部投降了李淵，李密開始尚受重用，後來漸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陽一帶招撫舊部，重新起兵，反對李淵。不久，李密兵敗被殺。
魏征認為李唐政權較有前途，就向李淵請求前去招撫李密的舊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後來，他在征得了李淵的同意之後，以國君之禮葬了李密，並為李密撰寫了《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把他比做垓下失敗的項羽，意即雖然失敗，也還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評價李密，竟不怕李淵的追究，對李密，他也不以屢次拒納正確建議為忤，而是實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這種態度和精神，得到了時人和後人的讚揚，並沒有人指責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淵。
太子李建成聽說魏征既有才華又有才能，就把他找來，給了他一個管理圖書經籍的小官，叫做冼馬。在這一階段，魏征雖有文名，實際上並未發生多大的作用，隻是給李建成提過一個建議，讓他帶兵去攻打不堪一擊的劉黑闥，既可建立軍功，又可暗結豪傑，太子聽信了他的建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李淵平定天下之後，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齊王李元吉，自己當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閑人物，就立刻詔見了他。李世民責問他說：“你為什麼挑撥我們兄弟間的關係呢？”魏征沒有巧言機辯，而是據理回答，他說：“各為其主，如果太子早聽信了我的話，就不會有今天的下場，我忠於李建成，又有什麼錯呢？管仲不是還射中齊恒公的帶鉤嗎？”
李世民聽他說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舉出了管仲射小白的曆史故事，自己不能顯得沒有氣度，就赦免了他，並封他為主簿。
李世民即位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為諫議大夫。諫議大夫的職責是專門向皇帝提意見。這是個很奇特的官，它既無足輕重，又重要無比；它既無尺寸之柄，但又權力很大，不過這一切都取決於諫議大夫的意見皇帝聽還是不聽。唐太宗任命魏征為諫議大夫，表現了唐太宗對他的才能的認可，以及對他的信任和尊重。後來魏征升任為尚書丞，就更能方便隨侍皇帝左右，時時處處提醒規勸皇帝了。
在治理國家的整體方略上，魏征主張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緩。唐太宗即位之初，天下初定，百廢待興。一天，他問魏征：“賢明的君主治理好國家也該需百多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認為：“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就像聲音立刻有回音一樣，一年之內就可見到效果，三年見效就太晚了，怎麼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書仆射封德彝認為：“自古以來，人心江河日下，日趨奸詐，秦用嚴刑，漢用霸道，都沒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這些滿是書生氣的話來治理國家，那必然敗亡。”魏征則針鋒相對地說：“大亂之後治理國家，就像餓極了的人要吃東西一樣，來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墮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還談什麼治理國家呢？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事在人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聽從了魏征的意見，積極采取有效措施，隻過了三兩年，唐朝就出現了“貞觀之治”的局麵，這在中國曆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魏征還主張取信於民，不要朝令夕改，這樣會得罪於民，讓人無所適從。唐太宗原定政策是18歲的男子才能參加征兵服役。有一次，為了多征兵戍邊境，唐太宗要求16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應征，魏征不同意。按照當時的規定，皇帝的命令要等與會的大臣全部簽字以後才能生效，魏征認為這個法令與唐朝以前的法令相衝突，而且過於苛刻，屢次拒簽。唐太宗很生氣，當麵責怪他阻撓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說：“涸澤而漁，焚林而獵，是殺雞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為了充數，把不夠年齡的人也弄來當兵呢？況且這也是失信於民。”
唐太宗問自己是否有失信於民的事，魏征列舉了一大堆的例子，證明他辦了不少出爾反爾、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張口結舌。最後，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見。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緒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圍的大臣注意糾正他偏激的決定，並把批評朝政製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沒有的新製度，即允許諫官、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這種製度不僅能夠保證諫官、史官及時了解朝政的內幕使得有所勸諫，還起到了一定的監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員不敢謊報政績。製度還規定，在會議之上，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如有不對之處，諫官可當麵指出，予以辯論。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許多情況，根據第一手材料寫出起居注，對他們也是一種監督。可以說李世民確實是一個真正的明君。
在使用人才上，魏征主張在不同的時期要對德才有所取舍。他對唐太宗說：“在天下未定之時，用人的標準是重視才能，不可過多地考慮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後，則非德才兼備不可用。”在魏征的影響下，唐太宗“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有一次，他還主動地對魏征說：“選擇任用官吏，是不能輕率馬虎的。用一個君子，那麼君子就會紛紛而來；用一個小人，那麼小人也就會鑽營投奔而來。”
當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對魏征的勸諫並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時是既恨又怕，甚至還想幹脆殺掉他!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隻好的鷂鷹，自己非常喜歡，就把他駕在手臂上玩，遠遠地看到魏征來了，十分緊張，趕緊把鷂鷹捂在懷裏，怕魏征看到或是聽到。其實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為了不讓唐太宗貪戀聲色犬馬，就故意沒完沒了地稟奏公事，估摸著鷂鷹差不多憋死了，他才離開。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趕忙從懷中取出鷂鷹，拿起一看，鷂鷹早已被悶死了，這使唐太宗十分窩火又有話說不出來。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遣醫送藥，使者相望於道路，來往不絕，並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許配給他的兒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後，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員都去吊唁，悼文刻於石上。太宗對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歿，逐亡一鏡矣！”這恐怕是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高的殊榮了!
範仲淹：憂國憂民的北宋好宰相
範仲淹(989—1052)，字希文，又名朱說，祖籍陝西彬州(今陝西省鹹陽市彬縣)，生於蘇州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
範仲淹的父親範墉博學多才，曾任北宋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在範仲淹兩歲時就去世了。範仲淹的母親謝氏貧苦無依，帶著年幼的範仲淹遠嫁給山東淄州長山縣的朱文瀚，範仲淹因此改名朱說。範仲淹長大以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辭別母親，獨自前往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書院，拜在名儒戚同文門下。戚同文言傳身教，常常告誡學生“人當以行義為貴”，對後來範仲淹節儉奉公、居職清廉的政風有很大影響。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範仲淹赴京趕考，金榜題名，進士及第。不久，範仲淹出任廣德軍（今安徽廣德）司理參軍，專管獄訟。範仲淹到任後，不畏權勢，根據事實，清理了一些陳年積案，深得當地百姓的愛戴。
天禧五年（1021），範仲淹被調往泰州海陵西溪鎮(今江蘇省東台縣附近)，做鹽倉監官，負責監督淮鹽貯運轉銷。範仲淹發現當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經坍圮不堪，農田民宅屢受海濤威脅。他上書給江淮漕運張綸，痛陳海堤利害，建議重修一道堅固的捍海堤堰。張綸奏準朝廷，調範仲淹做興化（今江蘇省興化市）縣令，全麵負責治堰。天聖二年（1024）秋，範仲淹率領通、楚、泰、海（今連雲港西南）四川民工4萬餘人，正式開始動工。但工程開始不久便遇上暴風雪，接著又是一場大海潮，吞噬了100多民工的性命。此時反對之聲驟起，不少人認為“堤不可複”。但也有些官員力主範仲淹之議，於是決定繼續開支修堤。而恰在此時，範仲淹的老母去世，他不得不離職居家守喪。但範仲淹人在家中，心係海堤，他不斷寫信給張倫，申明築堤利害。終於，在天聖六年（1028）春，一道長達150餘裏的海堤竣工，橫亙於黃海灘頭。往年受災流亡的數千民戶又扶老攜幼返回家園。人們都感激範仲淹，都把這道海堤稱做“範公堤”。
範仲淹十分關心國家大事，為政期間他向朝廷上了一份長達萬言的建議書。他建議朝廷能選擇賢明之人做州郡長官，舉薦有成績的人擔任縣令，排除社會上遊閑懶惰勢力，淘汰冗員，消除過度奢侈，嚴格選舉製度，培養將帥以加強邊防。他還提出一條十八字方針：“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這裏包含了他整頓吏治、加強國力的改革思想。他的建議深得當時朝中執政者的重視。
天聖六年，時任朝廷副宰相的晏殊舉薦範仲淹為秘書閣校理。範仲淹入朝以後，勇於直諫。當時仁宗皇帝年已20歲，但朝中軍政大事，卻憑劉太後一手處置。滿朝文武屈於太後的虎威，不敢有異議。範仲淹聞知後，立即上書批評這種現象，要求太後還政於仁宗。範仲淹因此觸怒太後，被貶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一帶）通判。三年後劉太後死去，範仲淹被召回京師，任右司諫。此時，山東半島與淮河、長江流域一帶幹旱和蝗災蔓延不絕，災情越來越重。範仲淹上書要求采取措施拯救，仁宗派範仲淹前往江淮安撫災民。範仲淹一到災區，便不顧旅途辛勞，立即開倉賑糧，治病救人，很快取得成效。救災任務完成後，他又呈上《救弊十事》疏，針砭時弊，範仲淹的建議部分被朝廷采納，收到了很好效果。明道二年（1033）他因參劾宰相呂夷簡獲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
幾年後，範仲淹轉任蘇州知事。在蘇州期間他又積極治理蘇州水患，興辦學校。景祐二年（1095），範仲淹以蘇州治水有功，被召回京，拜為尚書禮部員外郎，並獲天章閣侍製的榮銜。景祐三年（1036），範仲淹調任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1040），西夏王李元昊率兵入侵，範仲淹被任命為天章閣待製，知永興軍，接著又改為陝西都轉運史。不久，他又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負責防禦西夏軍務。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被調回京師任命為副宰相。宋仁宗催促範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變政局。範仲淹與韓琦等人總結了自己從政多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宋仁宗讚同，並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於是，北宋曆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範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北宋政治局麵煥然一新。
範仲淹的改革也遭到了朝廷中大批守舊派官僚們的反對，他們對新法陽奉陰違，互相勾結，對範仲淹等人惡意誹謗。慶曆五年（1045）初，曾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範仲淹和富弼被撤去軍政要職，實行僅一年有餘的各項新政，也先後紛紛取締。範仲淹被調做那州（今陝西彬縣一帶）知州。這年範仲淹已近58歲，邊塞的嚴寒威脅著他的健康。皇佑元年（1049），範仲淹被調往杭州做知州，他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文不取，成立公積金，對範氏遠祖的後代子孫義贈口糧，對婚喪嫁娶也均有資助（有俸祿的官員除外）。這種善舉感動天下，全國範姓人民視範仲淹為聖賢而敬之。皇佑三年（1051），範仲淹又移任青州，這裏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又調往潁州，他堅持扶疾上任。但隻趕到徐州，範仲淹便在當年五月二十日溘然長逝，享年64歲，葬於河南洛陽伊川。範仲淹死訊傳開，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北宋皇帝聞訊後難過萬分，追加範公為兵部尚書，並親書褒賢之碑，諡號“文正”。
範仲淹的文學素養很高，寫有著名的《嶽陽樓記》，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千古名句。他也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詞作，如《漁家傲》、《蘇幕遮》等，蒼涼豪放、感情強烈，為曆代傳誦。範仲淹一生勤奮、清廉、正直、無私，他的為國為民的思想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熔鑄成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成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包拯：鐵麵無私的執法青天
包拯（999—1062），即包公，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的父親曾任朝散大夫，死後追贈刑部侍郎。良好的家庭教育逐漸把小小的包拯培養成為一個非常懂事的孩子，他少年時便以孝而聞名。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隻有28歲的包拯考中了進士。可是父母身患重症，幾經醫治均不見效。包拯不忍遠去為官，執意要留在家中照顧自己的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父老鄉親們的交口稱頌。幾年後，直到雙親相繼去世，守孝完畢，包拯才在親友們的苦苦勸說下為官，期間長達10年之久。包拯對父母的孝敬，直到今天也被大家引為表率。
包拯先任天長（今屬安徽）知縣，後又升為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兩任滿後，他剛正清廉的英名已經傳遍天下，因此調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後來又曆任監察禦史、三司戶部副使、天章閣待製、知諫院，並最終做了開封知府。這是個很重要的職位，相當於現在的北京市市長，在整個國家中的地位是很顯要的。
包拯任職期間，時刻留心民間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每分每秒都隻顧看著上司的臉色、猜度上司的心思，這是包拯和許多官吏（包括貪官汙吏）的最大區別。在包拯擔任三司戶部副使期間，他常常不辭辛勞，深入下層體察民情，救民於水火之中。江南地區有一年遭遇旱災，百姓們饑餓得難以生活。包拯了解到情況後，立即下令開倉放糧救濟，以解燃眉之急。開倉放糧是件大事，如果按照當時的慣例，必須事先奏請皇帝，等批準以後方能打開糧倉救濟百姓。但是當時情況緊急，就算派人將文書連夜馬不停蹄地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來，估計至少也要幾個月的時間，到時候百姓不知又要被餓死多少。所以，包拯一邊派人急奏朝廷，一邊果斷地作出決定開倉放糧，終於使很多百姓免於災難。
還有一次，宋仁宗因實行食鹽官營專賣製度，出現了很多的弊端。由於工作非常辛苦，食鹽極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負。人們紛紛尋找機會逃亡他鄉，牲畜也常常累得倒地而亡。食鹽供應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這也影響了人民生活。但當皇上派人來了解情況時，地方的官吏們為了討好上級，虛報政績，以利升遷，不僅隱瞞了災情，置人民生命於不顧，還紛紛稱讚其為好事。包拯知道後，連忙給皇帝寫下了奏章，請求廢止官營專賣製度，讓商販們自由經營，國家可以收稅增加收入，這樣就可以雙方獲利，百姓也方便。並且要求立即追糾不法官員謊報、瞞報的行為，並予嚴懲。皇帝被他的這種大公無私的行為感動了，采納了他的建議。新的食鹽通商法施行後，國家的收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很多，人民也拍手叫好，不再為吃鹽而犯愁了。後來的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沈括也對此製度讚歎道：“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
包拯的聲名流傳極遠，已到了塞外。根據《甲申雜記》的記載，西羌的於龍嗬在歸順宋朝後，對宋神宗說：“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現在既然已經歸順漢族朝廷，就請求陛下賜我姓包吧。”神宗很高興，於是賜他姓名“包順”，“順”即歸順的意思。
心中時刻記著人民的人，人民也會時刻記著他的名字，並且這種記憶是永久的，載入史冊的，這就是流芳百世。包拯去世後，宋仁宗親自率領文武百官前去吊唁，還派專使護送靈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東50裏的大興集，這對大臣們來說是難得的殊榮。現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對聯：“理冤獄，關節不通，自是閻羅氣象，賑災黎，慈善無量，依然菩薩心腸。”這副對聯，極其準確地總結了包公無私愛民的品格。
中國的曆史和民間，一直流傳著“包青天”的名字，人們親切地稱包拯為包公。包拯以他的執法公正無私、不畏權貴、敢於替民做主而深得人們的愛戴。如今，包公已經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詞，外地的遊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懷念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門外的包孝肅公祠，即後人為紀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還專門鑿了一眼井，百姓稱之為“廉泉”。清朝人李國蘅說：“孝肅祠旁之井為廉泉，不廉者飲此頭痛。”後人稱讚包公“正氣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嶽峙”。
劉基：足智多謀的明初名相
劉基（1311—1375），字伯溫，溫州文成縣南田人（舊屬青田縣）。元末明初軍事家、政治家及詩人。劉基才智卓絕、料事如神，深富文韜武略，在曆次的主要戰役中出奇謀、劃妙策，協助朱元璋平定各股叛亂勢力，並於軍政、財務等各方麵為新王朝建立了完備的製度，開創了明初的第一個盛世。
劉基生於元末，自幼聰敏，長大後博覽群書，因而才幹、學識大大長進。他胸懷救時濟世之誌，於23歲考中進士，投身仕途。當時的元政權，君主昏庸，官吏腐敗，民不聊生。劉基目睹這種危機四伏的時局，並不氣餒，仍以國事為重，清廉剛直，效命朝廷，忠於職守，總想為國家民族幹一番事業，可是在元代民族歧視嚴重的官場上，他並不得誌。劉基26歲出任江西高安縣丞，長期充任江西行省椽史、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浙東元帥府都事、行省樞密院經曆之類，從七品、七品小官，後來一度當上從五品的行省郎中，但旋即仍以七品的資格改授處州路總管府判，浩然之氣受到抑製。加上此時農民起義已風起雲湧，他麵對現實，逐漸認識到元朝滅亡、改朝換代已成必然之勢，於是在48歲那年棄官在家鄉武陽隱居。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軍下金華，定括蒼，仰慕劉基的名聲，盛情邀請他出山。這時劉基已50歲，應邀前往金陵（南京），進獻“十八策”，論天下安危，朱元璋大喜，專設禮賢館款待。從此，劉基成了朱元璋的主要謀士，宏才大略得到施展。
被朱元璋聘至應天（南京）充任謀臣後，劉基針對當時形勢陳時務“十八策”，提供了好幾個關鍵性的軍事策略，如先滅陳友諒，與張士誠、方國珍暫時妥協，避免兩線作戰、各個擊破的建策，為朱元璋采納。朱元璋先後攻滅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勢力，多按劉基的計策行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為吳王，劉基為太史令。至正二十七年（1367），劉基升禦史中丞兼太史令，又為朱元璋謀劃製定北伐滅元方略並得以實現。其間劉基共參與軍機八年，籌劃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1370），劉基封誠意伯。
按運籌帷幄的功績，劉基理當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為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和鄧愈。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隨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戰疆場的“哥們”。盡管朱元璋對劉基“每恭己以聽，常呼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但那是有所請教，是一種姿態而已。可能是出於一種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對文化人有一種內心的反感，盡管劉基以及陶安、秦從龍、朱升、範常等文人對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絲毫不亞於廝殺戰場的武將。
不過，劉基雖才華蓋世、胸有韜略，但他心地至誠，性格正直剛烈，嫉惡如仇，天下太平之後，也根本不適合混跡於官場，這一點他自己也明白。洪武三年，朱元璋欲任命他為丞相，劉基的回答是：“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唯明主悉心求之。”
即帝位後的朱元璋心態開始發生變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所有帝王的一貫思維，隻不過在朱元璋那兒更變本加厲，更刻薄寡情。本來第一個要收拾的是獨攬大權的丞相李善長，因為李嫉恨劉基，朱元璋就選擇劉基充當殺手。“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
第二年劉基就請退告老還鄉了。劉基雖歸老於鄉，但朱元璋疑忌之心很強，人不在身邊反覺難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後快。劉基也知道朱元璋對他不會就此放心的，所以他的兒子留京為官，算是人質。而且朱元璋每年歲暮都將退休的劉基之子璉、宋濂之子允載、葉琛之子永道、胡深之子伯機等召去京師，接見於便殿，噓寒問暖，“親加訓誨，燕語如家人”。故此，退隱後的劉基異常低調，“唯飲酒弈棋，口不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