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能成為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是與洪秀全的巨大貢獻分不開的。
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曾對人說過，自己願做“洪秀全第二”，可見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孫中山公開號召同盟會員、革命誌士宣傳太平天國，宣傳洪秀全，借以激發民氣，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稱太平天國諸領袖為“民族英雄”、“老革命黨”。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鼓勵留日學生劉成禺搜集資料，寫出一本太平天國史來，光緒三十年（1904）成書，定名為《太平天國戰史》，孫中山為之作序，交由日本東京祖國雜誌社出版，作者署名為漢公。在孫先生的倡導之下，革命黨人借太平天國史事宣傳反清，一時蔚然成風。
譚嗣同：視死如歸的維新先驅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廖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近代變法家、革命家，著名維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譚嗣同是清末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出生於北京。他從小飽讀經書，知識廣博，武藝精湛，少年有誌。一次，譚嗣同到古戰場井陘關去遊覽，想起韓信出奇兵大敗趙軍的史實，心中蕩起無限的激情。麵對祖國大好山川，緬懷古人，抒發愛國壯誌，他寫下了鏗鏘的詩篇：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驅車燕趙間。
無限蒼茫懷古意，題詩獨上進陘關。
青年時期，譚嗣同用了10年時間遊覽了祖國大好河山，北至新疆，南到台灣，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黃河上下。他看到大地在悲歌，人民在呻吟，田園荒蕪，市井蕭條，百姓啼饑號寒，官府橫征暴斂。見到此等情景，他哀傷，他苦悶，他悲憤！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後，譚嗣同萬分憂憤，壓抑不住心頭的怒火，寫下血淚的詩行：“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體；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中國向何處去？祖國的命運，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譚嗣同苦苦地思索著。最後，他認為，向西方學習變法改革才是出路。譚嗣同在北京結識了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兩人十分相投，結為莫逆之交。以後，譚嗣同積極宣傳科學，得到湖南巡撫陳寶箴和按察使黃遵憲的賞識，因為這兩人也都傾向變法維新。不久，譚嗣同在南學會當了學長，他經常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說，他的講演氣勢磅礴，觀點新穎，語言鏗鏘犀利，道理清晰明確，深受聽眾歡迎。
譚嗣同奉召赴京主持變法，啟程前，好友唐才常為他餞行，兩人分析了局勢，估計到變法維新的路上布滿荊棘，前途並不樂觀。譚嗣同對愛妻李閏說，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嘉無悲，所其自然”。他已將榮華富貴生死存亡置之度外，決心為變法圖存，為國家昌盛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之後，光緒皇帝召見並破格賞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予新政。從此，譚嗣同便在皇帝左右處理奏折，忙於變法事宜。
然而變法一事卻遭到了慈禧太後周圍的頑固保守派的敵視，他們日夜謀劃，企圖將維新派置於死地。形勢急轉直下，光緒皇帝得到消息後，惶惶不可終日，接連下兩道密詔，要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急籌對策。於是，譚嗣同便冒著風險去找袁世凱。
狡猾的袁世凱當麵並不拒絕，而且慷慨地說：“‘聖主’是我們大家共同擁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寵，救護皇上的責任並非隻在你一人，也是我的責任。你有什麼吩咐，我願洗耳恭聽，萬死不辭！”
聽了袁世凱的表態，譚嗣同心裏十分高興，異常欣慰。他想：自己沒有看錯人，大家計議時林旭對袁世凱的不信任不放心是不必要的了。
袁世凱奸詐狡猾，心毒意狠，在光緒和慈禧這兩方麵，他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緒的力量大得多，投靠慈禧才能實現他更大的野心。於是，袁世凱並不去履行自己的諾言，而把全部秘密向榮祿報告，榮祿麵見慈禧，慈禧聞訊，十分惱怒。
慈禧經過密謀，趕回北京，進入宮廷查抄了皇帝住處，搜去所有文件，並開始動手收拾維新派人物，變法到此成為泡影。北京城籠罩著一片恐怖陰影。一夜之間，形勢大變，維新派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
譚嗣同在自己的住處收拾東西，將自己多年來所寫的詩文稿件、來往書信，裝了滿滿一箱子，來到梁啟超避居的日本使館，和梁啟超說：“我們想救皇上，沒能救成。現在，一切都無濟於事，隻好受死。你快到日本去，我隻要你把我這箱東西帶去就沒其他的掛懷了！”說完，悲悲戚戚地低下頭去。
梁啟超給他講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勸他一起到日本去。譚嗣同卻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他願梁啟超充當“行者”，“以圖將來”，而自己以死來報答光緒皇帝。俠肝義膽的王五找到譚嗣同，說：“請快走，我當以生命為你保鏢！”他的聲音，震徹屋宇。
譚嗣同看了看這位自己青少年時代的武術老師、多年的莫逆之交，眼淚不禁濕衣，強作鎮靜，解下隨身佩的“鳳矩”寶劍，撫弄一回，然後雙手遞給王五，並說：“你我多年，以此物作個紀念吧！”
王五接過寶劍，眼裏充滿了淚水，他仍苦勸譚嗣同趕快逃走。後來又有些人來勸他逃走，都被他拒絕。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下定死的決心，以期喚醒後來有誌圖強的人。
古老的北京城籠罩在一片陰沉昏暗的風沙裏。在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上，豎立著六根木柱，木柱上綁著六位愛國誌士，他們是維新變法的闖將——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康廣仁、楊深秀。在行刑前，“六君子”麵不改色，橫眉冷對。隻聽譚嗣同高聲朗誦：“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情此景，使上萬圍觀的人無不潸然淚下。
譚嗣同死後，大刀王五（一說老管家劉鳳池）為他收屍。第二年，譚嗣同骨骸運回原籍湖南瀏陽，葬於城外石山下。後人在他墓前華表上刻了一副對聯，以表揚英靈：“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趨若波濤。”
康有為：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
康有為（1858—1927），又名祖詒，字廣廈，廣東南海人，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讚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21歲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康有為19歲時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朱次琦崇信宋明理學，學習一段理學之後，康有為對理學就不讚成了，認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在22歲那年，康有為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魏源的《海國圖誌》等，使他大開了眼界。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
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製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製度比中國的封建製度先進。他目睹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政府的腐敗，胸中燃起了憤怒的烈火，他立誌要向強盛的西方學習，以挽救處於危亡中的祖國。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開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期間他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部著作，宣傳民主思想、平等觀念，他的改革精神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1894年，康有為編寫了《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進勸光緒皇帝的萬言書，各省舉人1300多人集會，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後，康有為又連續給光緒皇帝上了幾次進勸書。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麵係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政治方麵，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指出：“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在經濟方麵，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在文化教育方麵，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麵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從此產生了變革圖強的思想。
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發展擴大維新派力量。康有為在強學會成立之後時常舉行例會，討論“中國自強之學”，尋求變法維新之路，對頑固派的投降賣國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批判。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有為等人進行查究，隻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康有為還通過發行報刊，對自己的變法主張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引起很大影響。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影響，鞏固了自己的陣地。
康有為的一係列的政治改良活動，引起了光緒皇帝的注意和重視，準備召見康有為。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宣布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後，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並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折奏事的權力。不久，梁啟超、譚嗣同也得到了光緒皇帝的器重，都在清政府中任了職。在三個來月的時間裏，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康有為等人以為，隻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隻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頑固派慈禧太後等人手裏。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後，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戊戌變法宣告流產。戊戌變法運動前後不過百天，曆史上又稱“百日維新”。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製，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後、榮祿、剛毅等頑固勢力為宗旨，成為保皇派首領。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遊曆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複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製，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複位。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複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1927年，康有為病死於青島。
康有為曾經是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當他倡導維新運動、領導戊戌變法時，他代表和體現了曆史前進的方向，為推動社會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複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複辟帝製運動同流合汙時，他就站到了曆史進步的對立麵，成為社會前進的阻力。
蔡元培：中國教育之父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孑民，號孑農，紹興山陰（今越城區）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者、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開啟一代“學術”與“自由”之風。
蔡元培出身於商賈之家，少年時期飽讀經史，17歲考取秀才，18歲任塾師，21歲中舉人，24歲中進士，26歲升補翰林院編修。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他認為革新必先培養人才，於是走上倡導教育救國之路。同年9月，他棄官歸裏，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
20世紀初，他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女校和愛國學社，致力於打破封建主義教育，為反清革命培養人才。1906—1916年間，他赴德法留學，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礎。1912年他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對封建教育進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資產階級教育體係。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後，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對北大進行全麵改革，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成為研究學術、傳播新思想、培養新人才的基地。“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主張抗日，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誌士和愛國青年。晚年，蔡元培為抗日救亡事業奔波，努力促成國共合作。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學作為事業的支柱，為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功績卓著，影響深遠。蔡元培寫了許多教育方麵的著作，後人將其收入《蔡元培選集》、《蔡元培教育文選》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視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並舉主張。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總長時提出，教育方針為“在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提出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主張。他把教育分為“隸屬於政治”與“超乎政治”兩類。隸屬於政治的有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乎政治的則是世界觀教育和美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認為，兩類五種教育均不可偏廢。為了強兵富國，需要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但“必以道德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親愛”，亦即儒家的“義、恕、仁”。他把歐洲資產階級道德觀念同中國儒家的傳統道德觀念揉合在一起，主張培養現實社會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終極目的還在於追求超現實的實體世界，使人達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還必須有世界觀教育，即引導受教育者超脫現世，領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認為，這種世界觀教育是知、情、意、德、智、體諸者的統一體。從現象世界進入實體世界，不能依靠經驗或理論，隻能依靠渾然直覺的美感，美感是兩個世界的橋梁。他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各級學校、各種社會活動都要進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體係，是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為急務，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以世界觀教育為終極目的，以美育為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