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的辦學方針。他認為大學的性質在於研究高深學問。大學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應該廣集人才，容納各種學術和思想流派，讓其互相爭鳴，自由發展。墨守成規，抱殘守闕，持一孔之見，守一家之言，實行思想專製，是不可能使學術得到發展的。他說：“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他要求學生要“以研究學術為天職”，“砥礪德行”，“敬愛師友”；鼓勵學生兼聽不同學派的課，進行獨立評判，並大力支持學生成立各種學會和研究會，培養學生自由思考和獨立研究學術的能力。蔡元培主張學與術分校，文與理通科。他認為學與術既有聯係，又有區別。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並進始可。但學與術雖關係密切，而習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至於文理資料，互有交錯，治學者不可局守一門，應當溝通各科界限。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把北京大學工科並入北洋大學，取消文理各科界限，並且改“學年製”為“選科製”，使學生能“專精之餘，旁及種種有關係之學理”。蔡元培還提出“教育獨立”的主張，他認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即教育事業應超然於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以外。
蔡元培從資產階級男女平等的思想出發，主張推廣和普及女子教育，更開中國男女同校的先河，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1912年任教育總長後，蔡元培立即規定：小學實行男女同校。繼之，1917年任北京孔德學校校長，首開中學男女同校的先例；1919年，又在北大開創了近代中國大學實行男女同校的先河，在政治和思想上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後，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悼念，稱其“為革命奮鬥四十餘年，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勳勞卓著，培植無數革命青年”。毛澤東更是稱之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給予這位中國現代教育製度的開拓者以崇高的讚譽。
蔡元培生於動蕩劇變的時代，但一生致力於民主和教育事業。他不僅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著名革命家，而且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中國教育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極力倡導和推進現代教育，其理論建樹和對教育製度的重大改革，深刻影響了我國20世紀上半葉的教育發展進程，成為當之無愧的我國現代教育之父。
李大釗：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李大釗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1913年冬，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1918年1月，李大釗接替章士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在他任圖書館主任的5年間，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使北大圖書館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因此，李大釗堪稱為我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者。
十月革命爆發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給新文化運動增添了內容。李大釗最早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著名文章。他任圖書館主任後，開始注意收集有關馬克思學說的書籍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的著作。1920年3月，李大釗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大圖書館內設“亢慕義齋”（英文共產主義的譯音），藏有中英文的馬列主要著作60餘種。許多先進青年都以北大圖書館作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課堂。圖書館還成了先進師生共同研究、探討馬克思主義的場所，許多進步學生經常到圖書館和李大釗討論各種新的思潮，聽他介紹新的思想。大家常常在此聚會，探討中國的出路，尋找救國救民的方法。青年毛澤東經楊昌濟推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員，每天在北大紅樓第二閱覽室登記與管理新到的報刊，為時約半年之久。
少年中國學會發起於“五四”愛國運動之前的191８年6月30日，成立於“五四”愛國運動之後的1919年7月1日，到1925年全國政治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轉變時自然消失，是“五四”時期成立最早、人數最多、分布最廣、曆時最久、影響最大的一個團體。李大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也是學會的靈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釗少年中國主義的形成與轉變，對認識李大釗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過程和了解“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均有一定的意義。
1920年８月，李大釗提出學會有標明主義之必要，鄧中夏、劉仁靜、黃日葵等人表示讚同，而左舜生等人反對，在1921年南京大會和1922年杭州大會上均有激烈的爭論。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人“漸次警覺共產主義運動亟宜設法預防，因而提出國家主義與之對抗。因此少年中國學會內社會活動與政治活動之爭，遂於1923年起轉變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全會騷然，不可終日，到1925年自動解散。
在1919年８月《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李大釗雖然宣布他是愛談布爾什維主義的，然而他仍然相信所有主義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隻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麵努力去作，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正因為如此，李大釗相信少年中國不是死板的模式、鑄定的偶像。這時李大釗已經同陳獨秀開始討論建黨的問題，並與俄共黨員有了聯係。1920年四五月間，維金斯基到北京會見李大釗，又往上海會見陳獨秀，８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不久北京也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開始派人領導工人運動，親自去鄭州指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現實政治的推動下，李大釗迅速向一個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1921年3月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表明他不再寄希望於“五四”運動以來的學生團體，公開提出要組織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以領導民眾運動，謀求中國的徹底改革；並且相信，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拋棄了過去人道、自由、博愛的一般理想。這表明李大釗已經徹底擺脫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和信條，拋棄了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思想內容，徹底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李大釗的少年中國主義雖然已是比較係統的思想體係，但是仍然沒有具體化，並且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的成分。然而，李大釗的少年中國主義又充滿了進取的精神，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又受現實政治形勢的推動，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也不斷深入，這一切使李大釗不斷拋棄其思想中消極的、浪漫的、空想的成分，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者。
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人民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鬥爭。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製造了“三?一八”慘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革命鬥爭。1927年4月6日，奉係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４月28日，軍閥不顧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悍然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38歲。
李大釗犧牲後，1933年由黨在白區的秘密組織將其安葬在萬安公墓內。新中國建立後，在河北樂亭、北京等李大釗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相繼建立了李大釗的紀念館。1983年10月，李大釗烈士陵園在北京萬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領導親自參加，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
孫中山：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因流亡日本時，曾用一個廣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稱“中山先生”。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後人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童年時代，他在國內上不起學，因為他有一個哥哥在夏威夷務農，他才有機會到國外念一點書。雖然他身處異地長時期與祖國分離，但他的思想感情並沒有一刻同祖國分開。當離開檀香山回國時，他的思想已很進步，認為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清朝帝製。在製定一個政治綱領作為傳播革命思想的基礎時，他提出了第一個口號：“神聖的權利不是永恒的！”
1895年10月，孫中山準備發動對廣州清吏衙門的武裝進攻，但遭到了第一次失敗。原來打算給革命黨人的600支手槍在船上為清吏截獲，他的兩位親密的同誌陸皓東、朱貴全遇難，另有70位同誌被捕入獄。清廷下令緝捕孫中山，他逃往夏威夷，以後又到美國、英國及歐洲大陸各處。
一到海外，孫中山立即恢複革命活動。他在華僑和留學生中間到處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就在這一海外活動時期，孫中山根據他當時的理解，製定了他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他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聽到了關於列寧和俄國工人革命活動的消息。早在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就對他產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學生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並閱讀當時的社會主義書刊。
1899年，孫中山取道往日本，積極準備第二次起義。起義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不久在惠州發動的，孫中山親自組織了這次起義，但因軍械未能按時運到指定地點，又告失敗。
雖然失敗了兩次，孫中山毫不氣餒。在以後的幾年裏，他領導了對保皇黨的論戰，擊敗了他們的觀點。他同時在國外到處奔走，在華僑中為革命活動籌募款項並爭取更多的支持。
為了發展革命組織，他在1905年到日本。在那裏，他把興中會同另外兩個反清團體（黃興和宋教仁領導的華興會，以及徐錫麟和章炳麟所屬的光複會）合並組成了同盟會。這樣就產生了一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統一戰線組織，它的綱領是推翻清廷，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平均地權。
1907年，孫中山在緊鄰中國的越南（當時稱做安南，是法國殖民地）設置了領導機關，發動了四次起義。兩次是在廣東省東部，一次在廣東省的西南部，另一次由孫中山親自領導攻打靠近越南的廣西省鎮南關（現改名為“友誼關”）。革命軍奪取了三座炮台，但援軍遲遲不至，又被迫撤退。
1908年，在廣東省西南部和雲南河口又舉行了兩次起義，但這些起義又失敗了，因為像在其他許多時候一樣，完全忽視了革命的政治方麵。單純依靠軍事手段，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失敗。
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孫中山已經曆了八次失敗。由於清廷屢次要求，法國人把孫中山逐出越南。他到了新加坡，1909年再赴美國籌款。1910年，當他還在美國的時候，他的同誌攻打廣州但遭到慘重失敗。孫中山趕回新加坡後，發現同誌們因屢受挫折，意氣消沉。他在檳榔嶼召集了一次會議，重新鼓起大家的革命精神和勇氣，把鬥爭繼續進行下去，會上討論了未來的革命策略。
由於革命經費常感不足，孫中山把很多時間和精力用於籌款。他又去美國，在華僑和留學生中進行宣傳和籌款工作。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武昌起義中占領了武漢三鎮。自此以後，各省紛紛響應，支持革命運動。為全國人民深惡痛絕的清廷最後終於被趕下台去，兩千年封建專製政體至此告終。
起義軍占領武漢之後，孫中山立即回國，當選為首任大總統。但他任職時間很短，因為真正的權力落在以袁世凱為首的軍閥手中。袁世凱是一個大軍閥、大官僚，直到清廷退位他一直是清朝的奴才。在保守分子和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袁世凱迫使孫中山辭職，由自己繼任。
袁世凱利用總統職權建立起軍事獨裁，後來居然還想當皇帝。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前身即同盟會）被宣布為非法，國會被解散，許多袁的政敵被暗殺。1913年，袁派兵南下，進攻那些在辛亥革命中崛起的軍隊。孫中山想使這些軍隊堅持抵抗，但他們都因勢單力薄而告失敗。孫中山和許多同誌避居日本。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這個新黨是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通過這個新黨，孫中山在1914年和1916年兩次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第二次是他秘密回國親自領導的。在他的影響下，在上海的海軍部隊發動了另一次革命起義。正在這時，袁世凱猝斃，其他軍閥紛起爭奪他的權位。
1917年，孫中山率領起義的海軍艦隻由上海去廣州。他同南方軍閥結成聯盟，並建立了一個反對北方軍閥的政府。
被袁世凱宣布解散的國會重新召開，選舉孫中山為廣州護法政府的大總統。他立即籌劃和準備北伐。1921年，北伐軍自湘桂出動。1922年，南方軍閥陳炯明勾結北方軍閥進行叛變，使北伐軍的後方受到威脅。1924年，受英國彙豐銀行津貼，由買辦陳廉伯率領的雇傭軍廣州“商團”反對廣州政府。孫中山領導革命軍隊打敗了敵軍。
這時，北方奉直兩係軍閥交戰，自相殘殺。孫中山立即動員軍隊，準備再度北伐。馮玉祥推翻了軍閥“總統”曹錕後，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孫中山接受了邀請，但抵天津不久即告病重。
在病床上，孫中山接見了當時占據著北京的軍閥段祺瑞的代表。段堅持在北方軍閥邀請孫中山參加的圓桌會議上不談反帝。孫中山怒不可遏地表示，如果這樣，他寧願回廣州，不主持這次“統一”會議。他說，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應該是會議的主要議程。這同他在北上前對英文《粵報》記者談話中所公開和明確宣布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他在那篇談話中說：“帝國主義……不僅是我們走向獨立自由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而且是我國的反革命中最強有力的因素。”
就在這時，他的肝病嚴重了，進北京時已不能步行。1925年3月12日，不治之症奪去了孫中山的生命。在逝世之前，他給繼承他的革命事業的人留下了遺訓。
孫中山的遺訓就是他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這是他在致力於完成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中發展而成的。他的遺言“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聽來仍然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