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維護布爾什維克政權打擊反對陣營勢力，1917年12月20日，列寧決議組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安全機關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任命捷爾任斯基為契卡主席。1918年2月，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人民委員會告會俄國勞動人民書》，列寧在《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法令中，親筆加入“資產階級中有勞動能力的男女，均應編入挖壕營，受赤衛隊監視，反抗者槍斃。所有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一律就地槍決”等內容，賦予契卡機關擁有不經審判便可執行槍決的權力。1918年9月，列寧公開聲稱要製造一場針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紅色恐怖”。
1918年1月14日，列寧在彼得格勒完成一次演講後，和瑞士共產黨人弗裏茨?普拉廷共同乘坐一輛汽車，在經過一座橋上時，突然遭遇12名不明身份的槍手猛烈射擊。普拉廷急忙將列寧的頭部按在座位下，而他自己掩護列寧的手卻被打得鮮血直流。事後，契卡人員未能抓獲槍擊者，也未能確定殺手的身份。據後來移居國外的行刺者透露，組織這一行動的是沙科夫斯基公爵，他為這次行動讚助了50萬盧布。
1918年8月30日，列寧在首都莫斯科郊外米赫爾鬆工廠對工人演講後剛要踏上汽車，一位女性上前與其交談，正在列寧回答她時，一支握勃朗寧手槍的手在三步遠的近距離伸了出來，接著響起了三聲槍響。第一發子彈擊中列寧左肩，第二發擊中他的左胸並穿頸而過，第三發卻打中了正在與他談話的女性。列寧當即倒地不省人事。恢複意識後他拒絕前往醫院治療，因為他認為可能會有下一次暗殺等待著他，遂被迅速帶往克裏姆林宮。第二發子彈的位置很危險，醫生無法將其取出。子彈沒有刺穿左肺，但由於血液流入肺髒，情況仍很緊急。而列寧依然繼續工作，身體狀況逐漸恢複。但此次暗殺事件給列寧的健康帶來嚴重的影響，很多人相信他晚年的中風與此有關。這次暗殺同時也引發了部分民眾對列寧的個人崇拜。
目前多數曆史學者認為，盲人女殺手範妮·卡普蘭是開槍射擊列寧的凶手，她是社會革命黨成員。事件發生不久後她就被契卡逮捕，卡普蘭承認自己刺殺了列寧，並表示幕後無人指使，完全是個人所為，因為列寧是“革命的叛徒”。卡普蘭於同年9月3日被槍決，屍體被焚毀。1938年2月，蘇聯當局曾一度宣稱布哈林是幕後主謀，後來又在1988年2月為布哈林平反。由於暗殺過程的資料記載存在諸多疑點，部分學者認為真凶並非卡普蘭而是另有其人，其中列寧的副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有重大嫌疑。
由於緊張的革命與戰爭，在暗殺之前列寧的健康已經受到嚴重損害。子彈留在他的頸部，靠脊柱很近，約1cm，當時的醫療條件無法安全取走子彈。直到1922年4月24日，由一位德國醫生為列寧實施手術取出了子彈。1922年5月，列寧第一次中風，右側部分癱瘓，開始減少政務。同年12月第二次中風後，他停止政治活動。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風，直到去世一直臥床不起，也不能說話。
1924年1月21日，莫斯科時間18時50分，列寧在戈爾基村去世，終年53歲。有90餘萬人出席追悼大會時瞻仰了列寧的遺體並默哀。
列寧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流派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如何取得政權”和“無產階級政權如何治理國家”兩個問題上出現了重大分歧。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一派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應當致力於合法鬥爭，在取得政權之後可以保留民主製度。而列寧為代表的另一派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尋求合法鬥爭的努力必然使其修正主義化。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隻能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在取得政權之後，不應當保留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應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之後，即使一國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仍然有必要采取專政的方式保衛無產階級政權。
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原名艾格妮絲·剛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1997），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因其一生奉獻給解除貧困，而於197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被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單。現在，特蕾莎修女的名稱也變為真福特蕾莎修女（Blessed Teresa）。
2009年10月4日，諾貝爾基金會評選“1979年和平獎得主特蕾莎修女”為諾貝爾獎百餘年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獲獎者之一。
12歲時，特蕾莎加入了一個天主教的兒童教會；15歲時，在印度接受傳教士的訓練工作；18歲時，先是在一位耶穌會修道士的輔助下，加入愛爾蘭修道會。這使她有機會跨越歐洲，從馬其頓來到都柏林，接受為期一年的訓練。結業後，特蕾莎被派到印度加爾各答聖瑪利亞修道院的學校教書。她在那裏講授地理和曆史課長達17年之久，最後成為學校校長。
她以前不叫特蕾莎，而是叫艾格妮絲。按照教規，成為終身侍奉天主的修女需要經過兩次發誓。1931年，在她21歲的時候，她第一次發誓時，就為自己取了這個教名“特蕾莎”，以此紀念被稱為傳教聖女的法國加爾默羅會修女聖?特蕾莎。
在聖瑪利亞修道院所在地加爾各答，一堵高牆隔絕開了兩個世界。裏麵的世界充滿蠟燭、鴿子、讚美詩、安寧與祥和，外麵的世界則是遍布貧窮、饑餓、疾病和痛苦，那些瘦骨嶙峋、皮膚黝黑、衣不蔽體、臭氣薰人的乞丐、孤兒、老弱、病人和窮漢縮在角落，那些行將就木的病人身體發臭，身上布滿蛆蟲。
當這位在女子學校和修院高牆內過著優雅的歐式生活的歐洲女子第一次走到那個淒慘破敗、可怕肮髒的世界中，看到那些乞丐、孤兒、老弱、病人和窮漢，她的偉大命運就開始轉折了。
她在決定做這件事之前，一直過著好日子，那是一種悠閑、優雅的歐式生活。在歐洲，以教士和修女為職業的人們從來不愁生計問題，她們有一個龐大而穩固的組織，這個組織有著良好而豐厚的福利製度，在教會這雙溫暖而安全的羽翼下，她們可以自由成長，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知道特蕾莎修女是什麼時候第一次從那道高牆裏走出來的。我們隻知道，有一天，她到巴丹醫院開會，在路過車站廣場的時候，看到了一位老婦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停住了腳步，蹲下來仔細觀察：破布裹著的腳爬滿了螞蟻，頭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個洞，殘留著血跡，傷口周圍滿是蒼蠅和蛆蟲。她趕緊替老婦人測量呼吸及脈搏，似乎還有一口氣，她趕走蒼蠅，驅走螞蟻，擦去血跡和蛆蟲。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裏，必死無疑。於是她暫時放棄了去巴丹的行程，請人幫忙把老婦人送到附近的醫院。醫院開始時對這個沒有家屬的老婦人不予理會，但醫師在特蕾莎的再三懇求下，便替老婦人醫理，然後對特蕾莎說：“必須暫時住院，等脫離危險期後，再找個地方靜養。”
特蕾莎把病人托給醫院後，立即到市公所保健課，希望能提供一個讓貧困病人休養的場所。市公所保健課的課長是位熱心的人，他仔細聽完特蕾莎的請求後，便帶她來到加爾各答一座有名的卡裏寺院，答應將寺廟後麵信徒朝拜後的一處地方免費提供給她使用。
他們一開始受到印度教區婆羅門的強烈反對，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畏反對，依然在街頭搶救許多臨危的病患到收容所來替他們清洗，給他們休息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侶，此舉感動了許多的印度人，於是反對聲浪就漸漸地平息了。
自從找到這個落腳點後，不到一天的時間，修女們就將30多個最貧困痛苦的人安頓了下來。其中有個老人，在搬來的那天傍晚就斷了氣，臨死前，他拉著特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語低聲地說：“我一生活得像條狗，而我現在死得像個人，謝謝了。”
這一天過後，她若有所悟，這就是自己真正應該幹的事。
於是，在1952年8月，這所名副其實的貧病、垂死者收容院正式成立，當時在入口處掛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尼爾瑪?刮德”，按孟加拉語的意思，就是“純潔之心”。
特蕾莎的故事很快就傳了開來，有越來越多的人被她的精神感動，有愛心的女孩子們也加入這個為貧苦人獻身的事業，掌權者和有錢人因為她的行為而觸動良知，給予她資金和物質的支持，也有很多人慕名前來尋求她的幫助。
特蕾莎把她的事業迅速擴大。她和其他修女一起辦起了“兒童之家”，收養從路上撿來的先天殘疾的棄嬰，把他們撫養成人，告訴他們：“你是這個社會重要的一分子。”她建立了“麻風病康複中心”，收治照顧那些被親人唾棄的麻風病人，讓他們感到自己“並沒有被天主拋棄”。最著名的是，她在貧民區創辦的臨終關懷院，使流落街頭的垂死者得以在嗬護中度過生命中最後的時光。她說：“這些人像畜生一樣活了一輩子，總該讓他們最後像個人樣。”那些被背進關懷院的可憐人，有的軀體已經被鼠蟻咬得殘缺不全，剛入院洗澡時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汙垢，最後他們握著修女的手，嘴角帶著微笑“踏上天國之路”。一個原本對特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慮的印度教法師，當看到特蕾莎一絲不苟地為一個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滿蛆蟲的傷口，慚愧地說：“我在寺廟供奉聖母女神30年，今天才看見聖母的肉身！”
從那時候開始，羅馬教廷準許特蕾莎創設仁愛修女會。從修女會創立迄今，不斷有人申請加入。
1986年，仁愛修女會回應教宗保羅六世的邀請，在羅馬設立（分支）辦事處，隨即在世界五大洲各處興建貧苦之家。仁愛修女會的擴展迅速，遠勝過教會曆史上所有的修會。
現今，許多修會正瀕臨衰弱不振的頹勢，唯有特蕾莎創辦的修會不斷興旺、擴展。1995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已有137個國家創辦了仁愛修女會的組織，有550間慈善機構和場所，數以百萬計的人從中得到了幫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當得知黎巴嫩貝魯特一所前線醫院有60餘名巴勒斯坦弱智兒童處在生死關頭時，特蕾莎便冒著生命危險趕到那裏，勸說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遊擊隊暫時停火，讓她進入醫院，把那些兒童一一抱上車，轉移到安全地帶。當時有一名隨行的西方記者在後來的報道中寫道：“她那因為孩子們得救了而顯出的自豪神情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我曾經和許多國家的總統、女王有所來往，但卻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對一個人如此敬畏。”
這位瘦小但倔強的修女就是這樣驚動整個世界的。
她所幫助的人從來不上教堂，因為衣衫破爛；不會哭泣，因為沒有眼淚可流；甚至不會請求，因為一向沒有人會理睬他們。但在這位可愛的修女眼中，他們的生命同樣值得享有尊嚴，那是同一個上帝，他們的傷痕就是基督的傷痕。
她實踐了耶穌基督所說的：“你們對最小兄弟（姊妹）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回過頭來看，她隻是一個活在20世紀現代商業社會的普通修女，但她的行為卻像聖人耶穌一樣。是什麼原因讓一個衣食無虞的小學校長變成一個聖徒的呢？
那是緣於1946年9月10日特蕾莎在一列夜班火車上的經曆。那晚，她得到了耶穌基督的啟示。她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我聽到一個聲音，要求我放棄一切，跟隨基督進入貧民窟，以便我能在最窮的窮人當中服侍他。我知道這是他的意思，我要照辦。”
偉大出自平凡。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事，其實每個人都能做。在街頭收拾行將就木的窮人，從垃圾堆裏抱起棄嬰，跪在鋪了綠色塑料布的地上清洗病人肮髒發臭的軀體，包紮照料麻瘋病人、霍亂病人……一個具有一般護士常識的人就可以做的事，問題是有幾個人願意做，有幾個人像她那樣全心全意地做，有幾個人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做？她的生命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一個偉人，隻是看你有沒有這個心誌，把自己全然地奉獻，無私忘我地為他人獻上全心全意的愛。
特蕾莎修女說過：“倘若你付出愛時有所保留和計較，你便不在愛裏。”
離開修道院後，特蕾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脫掉藍色的修女袍，換上印度平民婦女常穿的白色粗布棉紗麗。為了時刻記住自己的職責，她特意在紗麗的肩上繡了一個十字架，又用三條藍色的布條縫在廉價的紗麗邊上。特蕾莎設計的這種紗麗，後來成為修女們最喜歡也最常穿的製服。特蕾莎就穿著這樣一身獨具一格的修女服，在加爾各答聲名最臭的貧民區開始了她的慈善生涯。
她為了幫助窮人，首先把自己變成窮人。從此以後，在當時被稱為噩夢之城的加爾各答的大街小巷，隻要有窮人的身影，人們就會看到穿著白色紗麗的特蕾莎出現在他們的身邊。
幾十年後，她創建的組織有4億多美元的資產，世界上最有錢的公司都樂意捐款給她；她的手下有7000多名正式成員，還有數不清的追隨者和義務工作者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她認識眾多的總統、國王、傳媒巨頭和企業巨子，並受到他們的仰慕和愛戴……
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電器是一部電話；她穿的衣服一共隻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換；她隻穿涼鞋沒有襪子……
幾十年中，她獲得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教會的80多項榮譽和獎勵，她是世界上領取獎金最多的人之一。
她的所有獎金，沒有給自己留下一美分，而是全部捐贈給貧民。她說她要用這些資金養活窮人，為無家可歸的人和麻瘋病人建造更多的住所。
1979年12月11日，特蕾莎榮獲世界最著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她把19萬美元的獎金連同賣掉獎章的錢，以及謝絕了這個委員會例行的發獎後舉行的盛大宴會而得到的一筆款項（照她說，這一次宴會的費用，若在加爾各答足夠1.5萬人的飯費），全部用於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服務上。
1964年，羅馬教皇贈給她一輛白色林肯牌轎車，她將車作為抽彩義賣獎品，用所得款項建了一座麻風病醫院；1992年，美國哥倫布騎士團將喜樂與希望獎牌授予她，獲獎後她立即打聽在哪裏可以出售獎牌，以便將出售所得和獎金一起交給修女會，用於救助窮人的事業。
1997年9月5日，特蕾莎修女安逝於加爾各答會院中。人們看到修女在這個世界上擁有的全部財產，就是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像、一雙涼鞋和三件滾著藍邊的白色棉花衣服——一件待洗，一件穿在身上，一件要補洗。
已經很難用言語來描述她的品格的偉大。
“徹底地施予，直至我們舍不得為止。”這是特蕾莎修女經常告誡人們的話。
她常常強調耶穌在十字架上臨死的一句話“我渴”，對特蕾莎修女而言，耶穌當時代表了古往今來全人類中所有受苦受難的人。所謂渴不僅是生理上的需要水喝，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難時最需要的是來自人類的愛，來自人類的關懷。
特蕾莎修女成立了100多個替窮人服務的處所，每個處所都有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像，而在十字架旁邊，都有“我渴”這兩個字。她要提醒大家，任何一個人在痛苦中，我們就應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的。
特蕾莎說：“我們所過的貧苦生活與我們的事業同樣重要。事實上，我們應該感激那些窮人，因為他們幫助我們，更加愛我們的神。”
特蕾莎又說：“我們感到所做的不過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這汪洋總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讚同做大事，在我看來，個人才是重要的。要愛一個人，我們就必須與他緊密接觸。假如我們要湊足一定的人數才開始工作，我們就會在數目中迷失，無法全麵照顧和尊重個人。我隻相信個別的接觸，每一個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時那刻世上唯一的一個人，因為基督隻有一個人。”
這些樸實無華的、隻要是認識字的人都能夠讀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人們的心中。它們比那些晦澀的哲學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們比那些輝煌的領袖語錄更接近人類的真理。
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公報說：“她的事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天賦價值。那些最孤獨的人、處境最悲慘的人，得到了她真誠的關懷和照料。這種情操發自她對人的尊重，完全沒有居高臨下的姿態。”
這完全表明了特蕾莎對人的態度。盡管她在救助他們，但她並不隻是出於強者的同情。
特蕾莎認為人最大的貧窮不是物質上的缺乏，而是不被需要與沒有人愛。在為英國電視台錄製《為了神做件美事》節目時，她告訴英國記者說：“感覺自己沒有人要，是人類所經曆到最糟糕的一種疾病。”因為別的病有藥可醫，唯獨“不被需要”，除了一雙願意服侍的手與一顆充滿愛的心腸外，再沒有一帖藥可醫治。加爾各答仁愛傳教修女會牆上的海報也寫著：“天底下最可怕的疾病不是麻瘋，也不是肺結核，而是不被需要、被拒絕、被排除在外的感覺。”
特蕾莎更發現，富裕的國家竟和貧窮的國家同樣都充滿了“不被人需要”的心靈疾病，隻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因此，特蕾莎也來到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開辦仁愛修女會及相關服務機構，因為美國這種地方存在更大的貧窮：“更大的貧窮存在於現代社會的冷酷、家庭關係的破裂中。”她告訴我們，在美國這樣發達的現代國家照樣存在著饑餓，這種饑餓不是一片“麵包的饑餓，而是寂寞帶來的大饑荒，而這種饑餓就在每個人自己的家裏”。特蕾莎以她的言行向我們示範，什麼叫做“甘心事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她說：“我在每個人的身上都看到上帝，當我為麻瘋病人清洗傷口時，我覺得是在照料上帝，這種經驗何其美妙！”
她關懷生命垂危的窮人，不是為了救活他們（延續生命在那些人而言幾乎是絕望），更不是為了要讓那些人皈依自己的宗教，她的目的隻是出於簡簡單單的愛，要讓窮人也擁有愛與尊嚴。
對生命的敬畏，使特蕾莎對窮人沒有高高在上的施舍、憐憫與同情的心態，而是尊敬。這一點更是難能可貴。
在特蕾莎修女生前，有不少人去探望她。人們原以為，特蕾莎修女的名氣那麼大，號召了全球幾千名義工來印度工作，她應該是個非常擅長處理公關工作的人，在她忙碌的生活中，應該有人來幫她處理各種事務，包括來自全球各地的捐款、拜訪、采訪等等。但是人們去了以後才發現，沒有，什麼都沒有，特蕾莎修女就隻是她一個人，連贈予榮譽博士“這麼重要的事”，都沒有人來幫她處理。大部分等著見修女的人，隻有在修女唯一有空的時候──早上6點望彌撒之後，排隊和她見麵幾分鍾。
特蕾莎修女名氣這麼大，每天都有許多的拜訪和會麵，她當然很忙。可是，她忙的原因，是因為她要去親自照顧窮人，而不是接受采訪或拜訪，甚至也不是去管理她一手建立的慈善機構。
特蕾莎修女說過一個故事：一個澳洲籍的男士來到修道院，同時奉獻了一筆款項，但是他說：“這隻是一種表麵性的奉獻，從現在開始，我還要從事內在層麵的奉獻。”他定期地去探視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為他們整理儀容，陪他們聊天，給他們鼓勵。他不但奉獻了金錢，更可貴的是他奉獻了他的心力和時間。這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特蕾莎修女已全球知名，她仍然堅持服侍窮人的原因，這是她認為的榮幸。
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特蕾莎修女其實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用她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崇高聲望，輕而易舉地募得更龐大的來自全世界的人力與物力的資源，創辦更多的慈善機構來幫助更多的需要幫助的人。但她從來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那樣的愛心隻是一種施舍。她固然樂意收到人家的捐款，但更高興看到許多人來做義工。
隻有親身經驗，才可能體會真正的愛心，然後變得更善良；隻有為愛受傷的心靈，才能真正體會受傷之後的那種平安。
人們見不到特蕾莎修女，但是在她房間裏掛著一塊木板，上麵刻著的話卻永留來訪者心中：
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不管怎樣，還是愛他們；
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還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盡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不管怎樣，還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會被遺忘，不管怎樣，還是要做善事；
誠實與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騙和傷害，不管怎樣，還是要誠實與坦率；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不管怎樣，還是要建設；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不管怎樣，還是要幫助；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可能永遠都不夠，不管怎樣，還是要將最好的東西付出！
成功學大師戴爾·卡耐基
戴爾·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1955），美國著名的成功學大師，西方現代人際關係教育的奠基人。其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人性的弱點》，70年來始終被西方世界視為社交技巧的聖經之一。他在1912年創立卡耐基訓練，以教導人們人際溝通及處理壓力的技巧。
1904年，一個家境不好的農民子弟考上了當地的一所師範大學。這是個資質平庸的師範生，16歲時候的卡耐基，無論頭腦與智慧，以及他就讀的學校，看不出半點能使他成為一代宗師的跡象來。
那個時候的卡耐基其實很笨。在這所師範大學裏，要想成為女生們崇拜的偶像，首先要有派頭，其次棒球要玩得好。可是木訥而又寒酸的卡耐基一項都不具備，因為他不僅又瘦又小，而且不敢開口和人說話，以至於同學們都不大和他交往。
那麼，在這所師範學院裏，唯一能供這種窮小子出人頭地的途徑就隻有一條了：公眾演講。密蘇裏州瓦倫斯堡的州立師範學院很重視學生的辯論及公眾演說能力，獲勝者往往被視為學校的領袖人物。公眾演說總是吸引著城裏及學院的注意，而勝利者的名字也就廣為人知。
“我那時是很差勁的。”卡耐基回憶說：“但後來我發現至少自己可以站著，並說出比一般演說者更具活力及熱忱的演說。”
在母親的鼓勵下，卡耐基在主日學裏作了幾場演說。另外，他在中學時曾有些舞台經驗——曾在《女巫的秘密》中飾演報童史努克斯。
然而，瓦倫斯堡州立師範學院演說優勝者並不是在一夜之間誕生的。首先，與賽者必須先加入一個社區，隻有借著贏得社區內的所有比賽，才能合法地參與社區間的競賽。
卡耐基滿懷熱忱地參加了12次比賽，結果是屢戰屢敗。之後，他告訴一名聽眾說：“在最後一次，我的希望粉碎……筋疲力盡……意誌消沉。”他沮喪了，他看不到任何可以改變命運的跡象，他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並覺得自己是個笑柄。他對自己笨拙的外表及破爛的衣服感到非常自卑，因而無法專心於課業。他認為自己是社會的遺棄者及女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對象。全校600名學生中隻有五六個住不起市鎮宿舍，他是其中之一。每天他從農場裏騎馬上學，而農場至學院間3英裏多的路程，把他與住在城裏的學生群阻隔了；貧窮，也阻隔了他與其他人的交往。
也許書讀完後，他隻能像他父母一樣一輩子和莊稼、牲畜打交道了吧？還有什麼比讓他的餘生成為一個被貧困籠罩的密蘇裏農人更糟呢？
後來，他憑著一股狠勁兒把演講練得爐火純青，終於在瓦倫斯堡州立師範學院抬起了頭。
但是，大學念完後，他並沒有從一開始就捧起他的演講金飯碗，而是經曆了一係列的曲折。
1908年4月，20歲的卡耐基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的任務是推銷國際函授學校丹佛分校的教學課程。應聘的第二天，卡耐基便滿懷熱情、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新工作。
然而，卡耐基不久就意識到自己低估了推銷的難度，因為散居在那布斯卡的居民並不是像他想象中那麼熱衷於等待郵購教學課程。卡耐基在外辛辛苦苦地奔波了一周，但嚐到的卻是一次又一次重複失敗的滋味。不管他怎樣熱心，怎樣運用口才，他的種種努力似乎都傾倒進了滾滾東流的密蘇裏河中，還是一無所獲。
偶爾的一次成功並沒有帶來什麼改善，卡耐基覺得在這家公司混不出名堂了，因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與太多的失敗相較，顯得是太不成比例了。在國際函授學校的數周奔波中，除去食宿及旅費，他已一文不名。卡耐基摸摸口袋中僅剩的一頓飯錢，下定了決心：離開丹佛。
卡耐基來到了俄瑪哈，這裏銷售員還是供不應求，工作出色者更是大受歡迎。卡耐基成為這個大軍中的一員。
幹了一段時間，他沒興趣了，他想到當演員也不錯，於是他又跑到紐約，在位於西弗爾提斯的美國戲劇藝術學院待了一年。一年以後，他感到自己並不具備演戲的天才，又回到推銷的行業裏，為一家汽車公司當推銷員。
但是他並不喜歡推銷員工作，在無盡的憂慮中度日如年，精神上遭受著極大的折磨。於是，他又開始考慮從事寫作。他想找一份新的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寫作，他要當一位全世界人民都愛戴的偉大作家……
現在回過頭來看，像許多資質平庸而又有點稀裏糊塗的大學畢業生一樣，他困惑、迷茫，對未來毫無方向。大學畢業後，他隻是四處亂撞，混了4年，生活始終不如意。一直到他24歲的時候，他依然沒有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為了糊口，卡耐基決心白天寫書，晚間去夜校教書，以賺取生活費。
然而，在勉強湊足錢應付生計的同時，如何能重新捕捉夢想呢？當結束每日的工作時，他已精疲力竭，幾乎是蹣跚走回公寓，全身癱在床上。絕望已開始產生伴隨著頭痛、失眠及沮喪等現象。
對卡耐基而言，放棄工作是無望的，除非他有別的事可做。但是他能做什麼呢？有哪種天賦與能力能使他賺取生計呢？絕望之中，卡耐基開始反思：到目前為止，他的人生中唯一的成功經曆是在瓦倫斯堡州立師範學院的演講。
我們今天也許會重新估計他那4年毫無成就的工作經曆。推銷員工作練就了他與人談話的口舌，使他懂得了人際交往的心理；表演生涯培養了他在眾人麵前藝術地表達自己的能力；寫作迫使他大量研究傳記、文學、心理學和哲學，而早先對演講的刻苦練習則是使他對當眾講課輕駕熟路。他4年茫然的經曆似乎都在為他日後拿起課本、走上講堂作著準備。
1912年的一個夜晚，卡耐基被紐約第125街的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的燈光吸引，他走進了青年會的大門。這本來是個成人夜校，來者大都是一些商人，他們利用晚上來“充電”，學一些“實際”的商業知識。
卡耐基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開始了他輝煌的成人教育生涯。
卡耐基開始授課於青年會並非偶然。回溯至1912年，青年會、女青年會、青年健康組織都是重要的教育機構，以及和男童軍、女童軍、營火女孩、兄弟會等同樣重要的組織如扶輪社、奇萬斯（一個群眾性服務組織，1915年創建於美國底特律）及獅子會都被視為成人教育的中心。
成人教育於1912年蓬勃發展於美國。美國文化講堂成立於1831年，這是第一個成人教育中心，其宗旨為襄助公共學校。在文化講堂成立後的幾年內，已有3000所市區文化講堂成立。
內戰後產生了函授課程。賓夕法尼亞的斯克蘭頓國際函授學校創立於1891年，卡耐基從事銷售工作的第一天就是銷售該校課程，該校後來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名的營利性函授學校。19世紀90年代早期，大學開始發展推廣課程，此類課程便在短期內快速成長。
1910年至1919年間，當卡耐基在紐約及賓夕法尼亞開設公眾演說課程時，大學推廣教育也在進展之中。192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卡耐基課程及大學推廣課程集中成長的年代，兩者成長的原因相似——年輕男子遷入城裏找尋工作，就業市場對高層次技能需求的增加。
一方麵，是一個廣闊的成人教育市場需求；另一方麵，大學校園內，嚴肅、枯燥的理論使得人們難以忍受，一無所得。人們花了錢，可卻得不到他們想要的“實際”知識。
卡耐基回憶自己在大學裏的成績，同時加以估計，發現他所受演講術的訓練，比他在大學一年裏其他所有課程所供給他的還多。於是他勸說紐約青年會學校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替社會各界人士開設一門演講術的講習班。
卡耐基沒有料到他將掀起的教學革命。與青年會一牆之隔的哥倫比亞大學內，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們也在講授生存、發展的各項技能，他們把古往今來所有的哲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所有人類知識的精華滔滔不絕地灌輸給課堂下正襟危坐的學生們。卡耐基的課程既無繁冗的知識又無哲學的支持，然而在他推廣的課程中沒有人是被動地坐上一節課。至少每節課有一次機會，通常是兩次，學員們必須離開座位麵對全班說話。這絕對是破天荒的一種教育方式！
在這種革命性地形式裏，卡耐基製造了一種和善、支持性的學習環境。他在課堂上增添了共同尊重及信任，也促使課程變得更為有趣。如果他不能把4個小時的夜間課程教得趣味盎然，學生可能在終日疲憊的工作下更覺得無聊乏味。
卡耐基起初隻是設立一項演講術的課程，可是去他那裏的學生，都是社會工商界人士，其中有很多人已30年沒有見過教室的樣子了。大部份去他那裏的人，學費都是分期付款的，他們希望很快地獲得效果，能在第二天業務接洽上或是團體談話上就運用這項效果，所以他們追求迅速、實用。
因此，卡耐基就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訓練方式……那是一種演講術、推銷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實用心理學的驚人組合。
他所設立的講習班，不受刻板的規則所拘束這一種課程，非常真實而令人感到極其有趣。卡耐基教的課程結束時，班裏的學生自己組織起一個俱樂部，每隔一星期集會一次。
卡耐基的青年會講習班漸漸火起來了！別處的青年會和其他的城市也知道了這件事，於是卡耐基就成了一位光榮的遊行講師。他往返於紐約、費城、白地瑪等地，後來又去了倫敦、巴黎。接著他寫了一部書，叫做《演講術及如何影響商界人士》。卡耐基的這部書，現在是所有青年會、美國銀行公會和全國信用人協會的正式教本。
幾年後，每晚去卡耐基那裏接受演講術訓練的人，要比其他演講術課程的學生多很多。
這事兒有點戲劇性，當卡耐基在不可能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或紐約大學的教師時，卻能以一名獨立自主的教師姿態成功的發跡於青年會，這可能是他獲得的最佳運道。當然，這也扭轉了戴爾·卡耐基課程的命運。在創建公眾演說課程的75年當中，他的課程及教育機構已經從邊緣逐漸走向主流。在1938年第23屆全美演說教師國家性組織會議上，一名演說教授告訴他的同事們：“今天，美國最佳的公眾演說及教學課程實屬戴爾·卡耐基組織所創。理由是他們致力於教授公眾演說。”
哈佛大學的教授威利姆·賈姆士說，普通人隻運用了他潛能的十分之一，而卡耐基幫助社會各界的男女，啟發了他們該有的能力，在成人教育中，創造了一次極重要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