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對羅丹在他那兒4年的表現如何評價我們不得而知，但他一定認為侄兒不適合繼續求學。羅丹回家後不久，父親就把羅丹叫到麵前，他顯然已經對羅丹的學業失去了信心。他認為羅丹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兒子，既然學習不行，就應該去工作。父子倆開始了一場真正的衝突，羅丹此時已認清自己所需的：就是要畫畫，這對他至關重要。冒著觸犯父親的風險，他明確講出了自己的願望：“我要學習畫畫。”父親大怒，他絕不允許兒子作出這種愚蠢的選擇。要知道，巴黎當時有幾千個畫家，他們大都窮困潦倒，父親希望兒子能找一個正當的職業，能夠安身立命。他不能讓兒子走一條可能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的道路。父親的看法合情合理，他沒有那麼多深刻的洞察力和預見性，能發現兒子與眾不同的內在潛質，他願意按照生活中的一般規律和常識來判斷兒子的前途。父親就是父親，不是伯樂，所以他堅決反對兒子的怪念頭。羅丹比父親更加堅定，更加固執，羅丹堅持說：“我必須學畫畫。”
羅丹的父親同意羅丹去報考波提特設計學校，因為這是一所免費的寄宿製學校，專門造就美術實用人才。與其說這兒訓練藝術家，不如說是訓練製圖員。父親想：羅丹至少可以學習一門手藝，畢業後做一名雕刻師或木匠。
波提特設計學校的勒考克老師不僅是羅丹的啟蒙老師，而且成了他終生的支持者和莫逆之交。剛開始，羅丹被光怪陸離的色彩所吸引，一心想當油畫家，但這所免收學費的學校並不供給學生畫布和顏料，羅丹家境貧窮，負擔不了這筆開支。羅丹隻好在教室走來走去，尋找別人丟棄的破舊的畫布，揀廢棄的顏料，但畫畫時最需要的常用顏料總是被擠得一幹二淨，沒有必需的顏色，他連一幅素描都無法完成。正當羅丹絕望地想輟學時，勒考克老師覺得不能坐視一個才氣縱橫的學生斷送前程，他告訴羅丹可先去學雕塑，因為這樣不需用紙與筆，所需的粘土也不貴，顏料和畫布他再去想辦法。到了雕刻室後，羅丹很快對雕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覺得雕刻比繪畫對他來說更合適。雕刻靠的是手的觸覺，不像繪畫靠的是視覺的藝術，因為他的視力並不好。他請求勒考克老師讓他留在雕刻室學習，勒考克老師沒有反對，但他仍提醒羅丹，雕刻是比繪畫更費力不討好的一種職業，是毫不賺錢的藝術，而且學習的時間要更長。事實正是如此，當時的法國，雕刻的地位還不如繪畫，因為繪畫還可以依靠私人的讚助和收藏，而雕刻作品是公眾的藝術，隻有政府和美術館才會收買。
羅丹卻從此迷戀上了粘土和石塊，與雕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段時期，上課、畫畫、塑模，幾乎就是羅丹生活的全部。經過了刻苦勤奮的三年，羅丹覺得他已經有資格報考巴黎著名的美術專科學校了，便請勒考克老師推薦他參加考試，誰知他連考三次，都失敗了。據說，這一方麵是由於羅丹的雕塑風格不符合學院派的規範，另一方麵由於羅丹是勒考克的學生，學院派宿敵的高足，是怎麼考也考不進藝術學校大門的。因此，第三次考試結束時，監考老師在羅丹的名字旁寫了一句：“此生毫無才能，繼續報考，純係浪費。”但是此事對羅丹卻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甚至感到作為雕塑家，他的生命結束了。
在以後的幾年裏，為了維持生活，羅丹曾從事過多種手工技藝，像做金銀首飾、塑製模型、燒製陶瓷、當裝飾工人，還有木匠、泥水匠，還給雕刻家當過助手。他說：“我就是這樣學會了我職業中的一切本領。”
後來，他拜巴史為師，在劇院作裝飾雕刻，為盧浮宮的長廊做裝飾浮雕。此間，他和一個叫貝莉的年輕漂亮的縫紉女工相愛了，從此她忠實地為羅丹做著他需要的一切。
正如羅丹的父親與老師勒考克甚至他本人所預料的那樣，羅丹選擇雕塑為自己的畢生事業後，的確是不停地和偏見、政府、美術館作鬥爭。他的每一件大型作品像《青銅時代》、《塌鼻子的人》、《施禮者約翰》、《思想者》、《地獄之門》、《雨果紀念像》、《巴爾紮克紀念碑》等的展覽都會引起軒然大波，譏諷、嘲笑、猜測、抨擊如潮水一樣襲來，令羅丹苦惱不堪。
他的《青銅時代》因為太像真人而被人懷疑是用人體澆鑄而成的，流言不脛而走，後經報界渲染被廣泛傳播開來，直到羅丹在幾位權威評審委員們麵前當眾雕塑《行走的人》，流言才被粉碎，羅丹才告別默默無聞，走向成功之道。他的《塌鼻子的人》曾因為造型太醜而遭受嘲笑；有人曾站在《雨果紀念像》前痛罵羅丹，因為他不能容忍偉大的文學家雨果竟被雕成裸體像；後來聞名於世的《思想者》慘遭攻擊，被評論家斥責為“怪物”、“人猿”；《巴爾紮克紀念碑》被藝術界說成是個“雪人”、“大麻袋”、“醜八怪”、“神經錯亂之作”，而且他刻畫的巴爾紮克連手都沒有，使觀眾不能接受。於是，巴黎市議會通過決議：禁止將《巴爾紮克紀念碑》立在市內的任何地方。他的朋友奔走呼籲，抗議這尊塑像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並且組成專門的籌款委員會，由著名畫家、作家、作曲家以及雕刻家聯合簽名，準備籌借3萬法郎，買下《巴爾紮克紀念碑》，羅丹為朋友的義舉深深感動，但他謝絕了朋友的好意，默默地將雕塑安置到自己牟峒的花園裏。
因為羅丹的作品太過坦率真誠，毫不矯飾，因此常常得不到別人的認可而遭到訂作人的拒絕。即使有時給友人造像，也常因過於直率而引起友人的不快。一直到羅丹聲名遠播，成為塑造大師，他的作品成了收藏品，成了許多人爭購之物，貧窮才離開他。
羅丹一生忙於雕塑，無暇顧及父母，是貝莉像女兒一樣無微不致地照顧著羅丹的父母，以至於他的父親感動得在彌留之際對羅丹說：“你一定要娶貝莉為妻，她像我的女兒一樣待我。”羅丹卻在雕塑《地獄之門》時愛上了自己的秘書兼學生、美麗的卡密爾，兩人曾一起墜入熱戀，羅丹還曾以卡密爾為模特雕塑了《清晨》、《思》、《吻》、《虹之女神》，且都聞名於世。但卡密爾最終明白，羅丹不可能離開共患難的貝莉，隻好一個人絕望地悄悄走開了，並拒絕接受羅丹提供的任何幫助，最後，卡密爾因傷心失望及精神不好而變瘋了，再沒有清醒過來。羅丹知道後百感交集，卻無以表達，隻說了一句：“法國已經失去了一個優秀的藝術家。”
1917年1月29日，在兒子奧古斯特50歲時，羅丹與貝莉才在地方長官主持下結婚，兒子充當證婚人。結婚僅兩周，妻子貝莉便因病去世。病體虛弱的羅丹受不住這一沉重打擊，也在不久與世長辭。
羅丹的一生是被人攻擊和嘲諷，同時亦為人理解和支持的一生。但他始終以一種偉大的人格正確地麵對這一切。羅丹一生攀登，並終於登上米開朗基羅之後的又一高峰。羅丹堅信：“藝術即感情。”他的全部作品都證明了這一觀念，都深刻揭示了人類的豐富情感。以此而論，羅丹是最傑出的浪漫主義雕刻大師。然而，他的偉大還在於他的深刻思想：他沒有浪漫派中容易見到的那些弊病，如膚淺的熱情、空洞的誇張、虛假的內涵。他偏愛悲壯的主題，善於從殘破中發掘出力與美。這使他的藝術具備博大精深的品格，既動人之情，又啟人之思，使人們得以神遊於心靈的波濤、生命的奧義、宇宙的玄遠、創造的神奇。由此觀之，羅丹又超越了浪漫主義，超越了門戶派別，超越了時代和區域，成為曆史星河中一顆璀璨的巨星。他同情底層勞動人民，熱愛自己的祖國，將其畢生投入到對藝術執著追求和人生種種痛苦的苦苦思索中。他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創作了一種全新的藝術手法。他的作品所體現出的思想和精神魅力，永遠帶給人以深沉的美，啟迪著人們不停地思考。
天才畫家梵高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蘭後期印象畫派代表人物，是19世紀人類最傑出的藝術家之一。他熱愛生活，但在生活中屢遭挫折，倍嚐艱辛。他獻身藝術，大膽創新，在廣泛學習前輩畫家倫勃朗等人的基礎上，吸收印象派畫家在色彩方麵的經驗，並受到東方藝術特別是日本版畫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創作了許多洋溢著生活激情、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表現了他心中的苦悶、哀傷、同情和希望，至今享譽世界。
梵高出生於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中學畢業後，他被送到海牙一家美術商店當學徒，不久他又先後來到巴黎總店和倫敦分店賣畫。年僅16歲的梵高，就這樣天天接觸美術品，耳濡目染，認識和欣賞能力漸漸增強。可是這並沒使他的工作受到賞識，得到認同。一次，一位有錢的婦人為自己的新居購畫，她一邊喋喋不休地胡亂發著議論，一邊盡挑那些在梵高看來十分庸俗、低水平的畫作，還自鳴得意地大聲說：“瞧，我選的都挺不錯吧！”“你即使閉上眼睛，也不會比現在挑得更糟了。”梵高忍不住頂了她一句。他覺得這位目空一切、淺薄無知的太太實在令人討厭。那婦人聽見此話，頓時大怒：“天哪！你不過是個鄉巴佬而已！”店老板聞聲趕來，訓斥梵高不要毀了他的生意，警告他再不改過，便讓他走人。梵高生氣地打斷老板的話，說：“怎能為了賺錢向這種愚蠢的人賣畫？”“還有，為什麼不懂藝術的人有資格到這兒來，而那些對優秀藝術真正有鑒賞力的窮人，卻拿不出一個銅板去買張畫掛在自己的牆上呢？”這件事發生後不久，他不辭而別，回到家裏。
父親希望兒子繼承自己的職業，便說：“賣畫不成，那你就學神學吧。”後來他在叔叔的勸說下於1877年考進阿姆斯特丹大學神學係預備部。可他不久又彷徨起來，他認為自己在神學係背誦枯燥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對那些伸著雙手的窮人並沒什麼幫助，於是他再一次不辭而別。不久，他出現在比利時皮森特牧師等幾人組織的福音傳道學校裏，因為這兒隻要他學習3個月就可得到一張合格證書，便可分配工作，那時他替上帝為窮人服務的願望就可以實現了。可是事情並非那麼簡單，臨畢業時，負責人對梵高說：“你宣講時連話都講不好，委員會認為你不夠格給百姓傳授教義，我遺憾地通知你，你沒有合格地畢業，我們不能給你任命。”梵高驚呆了，傷心地跑了出來。後來他在皮森特牧師的幫助下，謀得了一個實習機會，並被告知，隻要做得好便有機會轉正。就這樣，兩天後，這位沒有文憑的布道者登上了南下的火車。
可梵高來到比利時南部博裏納日礦區不久便感到了困惑，這裏的人過得太悲慘了，自己來到這裏並不能使這些悲慘的命運有絲毫的改觀。此時，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他的宗教沒有用處，他的“上帝”那麼蒼白無力。他把自己的內衣、襪子、外套、毯子、木床都分給了貧困的工人，整天忙著幫工人洗衣、煮飯，給人們治病，教會發給他的工資，也幾乎被他分送光了。不久，這兒又發生了一次礦難。前來視查的牧師發現梵高狼狽不堪的樣子，認為他有失牧師的身份，當即宣布解除他的任職，工資立刻停發。山窮水盡的梵高不禁感歎：上帝在哪兒？
在礦區百無聊賴的梵高整日在饑寒交迫中閑蕩。一次，他從一個老礦工身上感到有一種什麼東西打動了自己，自己一時也說不清，這種觸動驅使他從口袋中翻出一截鉛筆和一封家信，迅速地把那個邁著緩慢、沉重步伐，穿過黑色原野的身影畫了下來。他覺得那上麵的人物說出了他想說的一些話，而且還引發出自己一種不可遏止的衝動，就是要把印在頭腦中的博裏納日人都畫下來。從此，他又開始到礦工家去做訪問了，不過，這次《聖經》被畫紙和顏色筆取代。他畫得倉促而潦草，勾勒著對每一個人物的第一印象，什麼解剖學、透視學、比例問題等概念全然沒有考慮，但落在紙上的就是博裏納日的礦工，這是誰也不會弄錯的。他省悟到：自己是在懷念那久違的藝術世界了，也許自己已經走到了藝術殿堂的大門口？經濟上的窘迫絲毫沒有影響梵高心頭的快樂和幸福感，雖然仰仗父親及弟弟的錢來維持生活曾使他羞愧不堪，可現在他顧不得多想這些，隻管畫下去。
梵高一生中最為幸福的也許就是他有一個自身並不富裕的弟弟能終生地接濟他。即便如此，生活還是時時將他壓迫到生存的最低線，但他始終不改對藝術的癡迷與執著，他的一生也沒有為改變貧窮的命運而稍稍偏離過既定的航道。
和弟弟一同回到家鄉的梵高不分晝夜地鑽研繪畫技巧，畫累了，就讀書，因為沒有文學修養，畫作也會缺乏內涵，流於淺薄。莎士比亞、狄更斯、雨果等一位位大師筆下的人物常常從他的眼前“走”過，他感到既充實又滿足。弟弟給他寄來必需的紙筆、動物解剖圖、人體骨骼複製品、顏料和盡力省下的錢。每當這時，梵高會更加催促自己，為了藝術，也為了早一天不再成為弟弟的累贅。
後來，為了進一步改善自己的技藝，他想找到一位畫家，看他是如何在畫室作畫的。於是，他便來到海牙的畫家表哥那兒，可他根本不按表哥的指點畫畫，次數多了，表哥再也不理他了。梵高在自己租來的屋子裏一邊瘋狂地畫畫，一邊經常性地忍饑挨餓，弟弟每月160法郎的彙款根本不夠他花的。顏料貴得嚇人，可梵高無法控製自己的情感，不能薄施顏料，也無法減緩畫畫的速度，他有時興致一來，幹脆拿著顏料管向畫布擠去，後來，提奧把彙款時間作了調整，由每月1日一次寄清改為每月1日、10日、20日分別寄50法郎。而往往是，隻要彙款一到，梵高就抓起裝滿空顏料管的提袋，一溜煙地跑到畫商那兒去購買特大號的各種顏料，然後又快樂無比地盡情揮灑起來，直至顏料和錢消耗幹淨為止。而每每這時，離下次來錢還有四五天時間，忍饑挨餓於是就成了家常便飯了。“你簡直就像個剛領了工資就往酒館裏跑的醉漢。”一位朋友這樣說他。
梵高全部傑出的、富有獨創性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後的6年中完成的。他最初的作品情調常是低沉的，可是後來，他大量的作品一變低沉而為響亮和明朗，好像要用歡快的歌聲來慰藉人世的苦難，以表達他強烈的理想和希望。一位英國評論家說：“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簡單、最普通的東西，這就是太陽。”他的畫麵上不單充滿了陽光下的鮮豔色彩，而且不止一次地描繪令人逼視的太陽本身，還多次描繪向日葵。為了紀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畫了一幅陽光下《盛開的桃花》，並題寫詩句說：“隻要活人還活著，死去的人總還是活著。”
1888年2月，梵高離開喧鬧的都市，隻身來到法國南部的阿爾。他被這裏的美景震憾了，頓時感到一個促使自己成熟結果的熾熱太陽就在眼前，到哪裏能再捕捉到這種夢想的色彩呢？每天，他流著淚迎接朝霞，揮著汗水送走夕陽，在阿爾的荒原上作精神的漂流。阿爾人對梵高敬而遠之，他們看見這人日出前就背著一大捆東西跑出城去，頭上從不戴帽子，下巴急切地伸向前方，眼睛裏冒出狂熱和興奮。而在傍晚，他們又看到他拖著疲憊的腳步走回來，兩眼像兩個冒火的洞，頭頂紅得像沒有皮的鮮肉，腋下挾著一幅未幹的油畫，邊邁動雙腿邊咕噥著什麼，還不時打著手勢，他們便稱呼他“伏熱”。“伏熱”的意思是紅頭發的瘋子來了。
早在1885年梵高完成自己的名作《吃土豆的人》時，就已基本確立了自己的藝術風格，精神分裂傾向已初露端倪。當時，高更看了梵高的畫後，曾直言不諱地問梵高是否是癲癇病人，梵高深感納悶與不滿，高更解釋道：“哦，你的這些畫，它們看起來仿佛就要從畫布上跳出來似的。當我看著你的作品——這對我可不是頭一次，我就開始感到一種幾乎無法控製的興奮。我的感覺是，如果你這幅畫不爆炸，我肯定會爆炸。”
而這期間，梵高以驚人的質與量向藝術的巔峰挺進。1884—1886年，他平均每年畫4幅畫，1887年他畫了12幅畫，而就在1888年那一年，他的創作量竟高達46幅！
梵高生前隻賣出過一幅畫，價值4英鎊；而100年後，梵高的《向日葵》以4200萬美元的價格售出。後來，他的《蝴蝶花》在美國拍賣時，售價高達5350萬美元。這是我們迄今聽到的藝術品的最高價之一。
1888年春，梵高為尋找創作靈感，移居到法國南的阿爾勒，而法國畫家高更也於10月應邀前往與梵高共同作畫。兩位大師對藝術有著不同的見解，一般人會認為，這樣很好，可以交流學習，可是他們兩個人幾乎從一開始就陷入了激烈的爭吵。在性格方麵，梵高有著癲癇病人所特有的偏執，而高更則有著超乎常人的冷酷，這使得爭吵變得無法調和。高更離開布列塔尼本來就有幾分不情願，見這般光景，遂萌生去意，這讓梵高的精神更加緊張。因為他知道，如果高更走了，他建立“南方畫室”的夢想就將破滅。
一次，他們為了一幅畫爭吵得很凶，梵高拿出槍射向了昔日好友高更，高更帶著受傷的身體離開……過了許多天，梵高覺得有些想念高更，就去看望他，兩人重歸舊好。
梵高與高更曾經是誌同道合的好友，但造化弄人，他們兩人決沒有想到相處是那麼困難。兩人都少年氣盛，哪裏顧得什麼天高地厚，在現實中又那麼不如意。最終，一個自殺身亡，一個在孤島上抑鬱而終。
不幸的那一刻終於來臨。1888年12月的一天，一種不可遏製的躁動攫住了梵高的身心，他手握一把剃刀，怒氣衝天，四下巡行。結果，慌亂中，他衝向高更，但在高更的逼視下，他退縮了。最終他割下右耳，血淋淋地把它當做禮物送給一個妓女，也許是為了兌現她的戲謔：“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耳朵來代替兩個法郎？”
在聖雷米療養院期間，深受幻覺與狂想之苦的梵高說：“我越是理智分裂，越是虛弱，就越能進入一種藝術的境界。”精神的分裂、理智的深刻達到了奇妙的統一，梵高將自己全部的人格注入作品中，出於無奈而成了狂人，卻在自己的作品中體現了存在的深刻。
在經曆了長時間的雖生猶死的痛苦掙紮後，梵高37年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他跪倒在麥地裏，抬起頭，仰麵向著太陽，舉起了左輪手槍，用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現代藝術大師畢加索
巴勃羅·魯伊斯·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20世紀視覺藝術方麵最有獨創性、最全麵、最強有力的人物。他的一生畫風多變，從憂鬱的藍色到多情的玫瑰色，再變回新古典主義，接著又變成超現實主義，他的每一次風格變化都引起畫壇一片驚歎。他的作品對西方的藝術流派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1881年10月25日，西班牙馬拉加一位圖畫教師的妻子產下一個渾身青紫的男嬰，助產士以為這是個死胎，便撂在桌子上忙著照料產婦去了。幸虧他的叔叔、當地有名的布拉斯科醫生及時趕到，他經驗豐富，判定嬰兒並沒死去，並立即著手搶救。過了好一陣子，嬰兒才脫離窒息狀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開始呼吸人世間的氣息。這個被宣判為死嬰的孩子便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藝術家——畢加索。
畢加索來到世界上不久便顯露出他與繪畫藝術的天然淵源。據說小畢加索學會的第一個音節就是“匹茲”（PIZ，鉛筆的縮音），畢加索好像是在向母親索要一支鉛筆，以便用它塗塗畫畫，小畢加索的確很早就喜歡用筆在紙上畫一些糾纏不清的螺旋形。畢加索常在父親的畫室找樂趣，一次，他父親嫌他太吵鬧，給了他一張紙和一支筆，任由他胡亂塗畫，可不一會，他竟完成了一幅“作品”，遞給父親，等待誇獎。他父親看著紙上潦亂的線條，不知是何物，小畢加索居然發音含混地告訴父親這是一塊小甜餅。
自然，小時候對畢加索影響最深的是他的父親。父親看到畢加索對畫畫很有興趣，就對他進行訓練，先教他觀察和思考的能力，接下來讓畢加索學會吃苦，練習基本功。畢加索常常坐在父親的畫室，一邊認真觀察一邊認真畫畫，畫壞了從頭再來。他的畫在父親的指導下和靠著自己的勤奮進步很大。
畢加索6歲那年，被父親送進馬拉加最好的一所公立學校讀書。畢加索此時對繪畫藝術的興趣與日俱增，同時他對普通教育的反感和抵製情緒也在與日俱增。他對學校安排的課程總是打不起精神，作業馬馬虎虎，能逃則逃，考試能躲則躲。他父親對此憂心忡忡，生怕兒子的前途毀在這裏，於是想方設法又把他轉到一家管理較嚴格的私立學校，可他依然如故，沒有任何改觀。少年畢加索一進學校就垂頭喪氣，好像被關進了監獄。有一次，因為他把鴿子帶進教室照著畫被老師發現，挨了一通批評，他便賭氣拒絕上學，後經他父親反複向學校求情，最後總算對畢加索作出讓步，允許他將鴿子放在書桌裏麵，默不作聲地照著鴿子畫，不影響其他同學上課。然而畢加索還是做不到不擾亂課堂秩序，有時他完成了一幅得意之作，便忍不住拿出來炫耀一番，作品會在同學畢加索傳來傳去。一次老師發現後，很不高興，但等到他掃了一眼畢加索的作品，批評的話卻堵在了喉嚨。老師也驚歎於畢加索的繪畫技藝，他心想：“將這樣一個小天才關在課堂裏學他不愛學的東西，的確受罪，也是一種浪費。”而畢加索的父親，此時卻一直擔心他的孩子將來會是一個文盲。
後來，畢加索終於考進拉科魯尼阿的達古阿達工藝學校，就讀於人物繪畫班。在這兒的4年裏，畢加索開始接觸正規的美術教育，並嚐試了一些嚴肅的創作。在拉科魯尼阿的日子裏，他別出心裁地創辦了一種畫報式的書信，以此同自己的親朋好友聯係，因為他的真情實感隻願也隻能訴諸畫筆。在畫報中，他報道了當地的麵貌和趣事，比如報道當地的惡劣氣候時，他畫了一男一女擠在一起，雨傘和裙子在風雨中飛舞。文字說明是：“狂風大作，把拉科魯尼阿吹到九霄雲外。”他還在畫報的封底正兒八經地登一些廣告，諸如“求購純種鴿子”之類。
1895年，畢加索考進了巴塞羅那的美術學院。為了他能夠更好地學習，全家人都遷到了這裏。畢加索輕鬆地從初級班跳到高級班，但那些因循守舊的老師無論如何也提不起他的學習興趣，他又“舊病複發”開始逃學。他並不是在逃避他不會也不想會的那些東西，而是此時他已把別人遠遠拋在後麵了。美術學院的校長在看了畢加索的幾幅作品後，終於理解了這個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經常缺課的原因。1896年，畢加索完成了三幅作品：《第一次聖餐》、《唱詩班的男孩》、《科學與仁慈》，其中，《科學與仁慈》在當年的全國美展上獲得好評，並在馬拉加全省美展上捧得了金像獎。在一片鮮花與掌聲中，畢加索離開了巴塞羅納，在那位救了自己一命的名醫叔叔的資助下，他來到了西班牙首都馬德裏，順利地考上了聖費爾納多皇家學院。但一進學校，他又感到失望了。畢加索永遠對學校教育感到失望，他受不了那裏的空洞、教條和死氣沉沉，又開始曠課。除了去學校的畫室，他幾乎放棄了所有的課程，天天泡在馬德裏最著名的美拉多美術館，或者去戶外寫生。
那位對侄子的前途寄於厚望，一心希望侄子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的醫生叔叔聽說畢加索逃學的事以後，便中斷了對畢加索的接濟。這樣一來，畢加索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買顏料的錢沒有了，肚子也餓得咕咕叫，更不幸的是，饑寒交迫中他患上了猩紅熱病，不過幸運的是他活了下來。他卷起行李，回到了巴塞羅納的父母身邊。
此時，思想正統的父親看不慣畢加索的行為也開始冷落他，但母親鼓勵和支持他，他又重新燃起了對藝術追求的信心。為了感激母親，他把自己創作的作品的署名改為母親的姓——畢加索。
19歲的畢加索十分向往當時世界藝術的中心——巴黎，再加上他與家庭之間出現了一道裂痕，他感到心灰意懶，決定到巴黎去闖世界。動身之前，他為自己畫了一幅自畫像，他在人像的眉毛上連寫三遍“我是天下第一”，便登上了北去的旅程。
1900—1904年，在巴黎的畢加索接觸了各種藝術流派，在藝術上汲取到許多營養，雖然他的生活非常艱辛，但他並沒被困難所嚇倒，在藝術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著。他畫出了一係列以藍色為基調的繪畫作品，比如《卡沙格馬斯的葬禮》、《藍寶》等，由於這段時期畢加索窮困潦倒，生活不如意，使得他這一時期的作品都充斥著代表著憂鬱、蒼茫的藍色，人們把這段時間稱為他的“藍色時期”。也正是這一段時間，他積蓄了抵抗困難的勇氣和激情，開始了他不知疲倦的創作。這位窮困潦倒的畫家，在當時除了他的才能外，幾乎是一無所有。
1904年後，畢加索在他稱為“洗衣舫”的巴黎馬特爾山的斜坡上的拉維格南街13號連續住了5年。畢加索在這裏經曆了他的“玫瑰色時期”，並開創了舉世聞名的立體主義繪畫。“洗衣舫”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可是，在這裏畢加索第一次墮入情網，窮困潦倒的生活從此充滿陽光，一幅題為《沉思》的作品是這種生活的真實寫照。這幅水彩畫中，一位青年男子正坐在床邊，若有所思地注視著一位熟睡的體態豐滿的女子。畢加索的潛台詞似乎是：無論多麼貧窮，隻要有了愛情，生活就會變得富足。
他的《演員》和《坐著的裸女》是玫瑰色時期的代表作。好在後來終於有人主動來買他的畫，他的生活才終於得以改觀。
隨著畢加索名氣的與日俱增，他漸漸富裕起來了，早期那種哀怨的小人物形象也從畫麵上消失了。畢加索進入竭盡全力研究繪畫形式的新時期。他開創的“立體主義”繪畫在西方美術史上雖然有著巨大的影響，但由於注重的隻是繪畫的表現形式，所以這一時期真正優秀的作品並不多。不過，作為一個終生追求進步的藝術家，在這一時期還是有著許多值得肯定的作品，例如著名的《亞威農少女》。
1937年4月26日，擁有7000多居民的西班牙巴斯達克省文化中心格爾尼卡遭受到佛朗哥指使的德國法西斯空軍的突然襲擊。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狂轟濫炸中，小鎮被夷為平地，有2800餘人慘遭無辜殺害。畢加索在巴黎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激動，立即決定以這個事件為題材，創作大型壁畫。6周後，畢加索完成了這幅他最著名的油畫作品《格爾尼卡》，全畫由黑、白、灰三色畫成，畫中的婦女、小孩、戰士的屍體、著火的房屋和被矛刺穿的馬（象征人民）等，無一處不是對法西斯罪行的血的控訴。
1944年，巴黎解放後，畢加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在這一政治信仰鼓舞下，他積極參加和平運動。《和平鴿》就是他應巴黎舉行的保衛和平大會的要求所作的一幅石版畫。在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期間，他又畫了《朝鮮的屠殺》，以此來揭露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並進行強烈的控訴。
畢加索一生中畫法和風格幾經變化。也許是對人世無常的敏感與早熟，加上家境不佳，畢加索早期的作品風格充滿了早熟的憂鬱，早期畫近似表現派的主題。在求學期間，畢加索努力地研習學院派的技巧和傳統的主題，而產生了像《第一次聖餐》這樣以宗教題材為描繪對象的作品。德加的柔和的色調與羅特列克所追逐的上流社會的題材，也是畢加索早年學習的對象。在《嘉列特磨坊》、《喝苦艾酒的女人》等畫作中，總看到用羅特列克手法經營著浮動的聲光魅影，曖昧地流動著款款哀傷。
畢加索的一生輝煌之至，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活著親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進盧浮宮的畫家。在1999年12月法國一家報紙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中，他以40％的高票當選為20世紀最偉大的十位畫家之首。對於作品，畢加索說：“我的每一幅畫中都裝有我的血，這就是我的畫的含義。”全世界前十名最高拍賣價的畫作裏麵，畢加索的作品就占據4幅。
1973年4月8日，畢加索因患肺氣腫逝世，終年93歲。據統計，他一生創作的作品總數在8萬件左右。
喜劇表演大師卓別林
從貧苦自卑的童年到成功地塑造了無數成功的銀幕形象，卓別林的一生是向藝術高峰不斷探索、追求、創造的一生。他不愧是最偉大的喜劇大師和人類曆史上前無古人的電影大師。
1889年4月16日，查爾斯·斯賓塞?卓別林（Charlie Spencer Chaplin，1889—1977）誕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貧民區。他的父母都是雜劇場的喜劇演員。卓別林出生一年後，他的父母便離了婚。此後，他和哥哥同母親生活在一起。
小卓別林長得聰明伶俐，非常喜歡唱歌跳舞。母親每次演出都要把他帶到劇院，讓他站在舞台幕後觀看演出。卓別林3歲那年的一天，母親正在台上演唱時，嗓子忽然啞了，唱不出聲來。不幸的是，她再也沒能恢複，不久，她便失業了。
自從母親失業後，家境越來越貧困，他們一再搬遷，最後，他們不得不住進了貧民收容所。3周後，兄弟倆又被送入漢威爾貧民孤兒院，此後，母子三人更是難得一聚。
一年後，他們的母親終於再次被厄運擊倒，她患上了精神病，被送進瘋人院。後來，母親病愈後，她靠給人做針線活賺些錢，把卓別林送進了學校。卓別林非常珍惜學習的機會，他總是有一種衝動，他要把自己的才能向同學們展示出來，他很喜歡詩歌和音樂。可是好景不長，迫於生計，卓別林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他喜愛的學校。經過父親推薦，不滿10歲的卓別林參加了蘭開夏童伶舞蹈班。在這裏，卓別林不僅學習了舞蹈，還想方設法學了一些其他的技藝。後來，母親不忍心看著卓別林日益蒼白、消瘦下去，就讓他離開了那裏。
為了掙錢養家糊口，卓別林做過報童、傭人，幹過吹玻璃工、印刷工，他甚至跟人學會了製作玩具船，並沿街叫賣。
不久，他母親因舊病複發被再次送入瘋人院，而那時，當水手的哥哥隨船去了非洲。11歲的卓別林不得不一個人孤苦無依地流落街頭。
卓別林一心向往當一名演員，並積極為此尋找機會。終於，他在一個巡回劇團找到了工作，這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2歲的卓別林正式成了一名演員，長久以來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從此，他跟隨戲班，過著漂泊無定、闖蕩江湖的生活。
隨後，他又在一個叫凱西的馬戲團裏做事。由於他對所刻畫人物的深刻理解與表演技巧的日益成熟，他很快贏得了老板與觀眾的歡迎。在劇團工作期間，他刻苦訓練、精益求精，不斷汲取古典幽默劇的優良傳統，初步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啞劇風格。雖然此時的卓別林經濟狀況大有好轉，但他仍然過著儉樸的生活，滴酒不沾。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讀書，經常把自己置身於書籍的包圍之中，廣泛涉獵，如饑似渴，幾乎是不加選擇，所讀的書包括叔本華、尼采、莎士比亞等人的著作，甚至是醫學著作和政治論文也在其中。他急切地希望用知識武裝自己。
1907年，卓別林被卡爾諾劇團錄用，並從此聲名大震。卓別林經常隨團到各地演出，也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新鮮事物。
卓別林在紐約演出時，引起了好萊塢片商的注意。1913年底，他和基斯頓公司簽訂了一年的合同，正式成為該公司的主要演員，卓別林從此開始了他的銀幕生涯。
卓別林在1914年一年內主演了35部短片，其中21部是他自編、自導的。他的流浪漢夏爾洛的形象贏得了觀眾的廣泛認同。
很快，卓別林轟動全球，他成了家喻戶曉的大明星。夏爾洛也隨之從一個小醜升華為一個有人格、有靈魂的銀幕形象。
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迅速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此時拍攝的《城市之光》描寫夏爾洛愛上一個賣花的盲女，盲女卻誤以為他是百萬富翁。為了給賣花女攢錢治病，夏爾洛吃盡苦頭弄來一筆錢，賣花女眼睛治好才知道自己的恩人原來是個乞丐似的窮人。
提出的問題更為尖銳深刻的片子是《摩登時代》。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不顧工人死活，無限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甚至異想天開地發明“吃飯機”，連工人短短的午飯時間也不放過。由於夏爾洛整天在傳送帶旁操作，機械地重複擰螺絲的單調工作，因而神經失常，被送進醫院，然而等病治好了，他卻失業了。這部影片不僅思想內容深刻，而且在演技上也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譴責戰爭販子和軍火商的《凡爾杜先生》，描寫銀行小職員凡爾杜忠心耿耿地幹了20年，受盡剝削，在一次經濟危機中被踢出銀行，為了養家糊口，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凡爾杜因殺人而被捕，判處死刑。他說：“殺了一個人就說這人是罪犯，殺了幾百萬人卻說他是英雄。在這個世界上，隻要有權勢就能獲得成功……”
為此美國政府掀起對卓別林的迫害。《凡爾杜先生》在美國許多大城市被禁映。1947年12月，卓別林在巴黎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向好萊塢宣戰》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訴他所遭遇的迫害。
1952年9月，為參加歐洲各國舉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禮，卓別林準備到歐洲旅行半年。他帶著家眷，當輪船橫渡大西洋時，收音機廣播了美國政府司法部的聲明，聲明說政府將拒絕卓別林再入境。船在法國停泊時，卓別林向100多名記者發表了談話，他說：“我信仰自由，這是我全部政治見解……我為人人，這是我的天性。”又說：“我並不想製造革命，隻是還要拍些電影。”
1952年，美國政府決定對在法國旅行的卓別林實行限製入境。隨後，卓別林決定定居瑞士。1953年初，卓別林的妻子奧娜代表她丈夫回美國出席聯美公司董事會，賣掉了卓別林在美國的全部財產，並把他的手稿、影片等珍貴資料運往瑞士。從這以後，卓別林下定決心不再返回美國。從此，他在日內瓦湖北岸風景優美的維薇鎮定居下來。從定居瑞士起，卓別林就著手撰寫回憶錄。20世紀50年代末完成了40萬字的《我的自傳》，他以驚人的記憶回憶了自己艱苦奮鬥的一生。
60年代和越戰的來臨，使卓別林在美國的命運再度被改變。1963年，他在紐約組織了自己的電影節；1972年，他在奧斯卡有史以來最熱烈且持續時間最長的起立鼓掌聲中，接受了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奧斯卡特殊成就獎；1972年造訪美國期間，83歲高齡的卓別林說自己早已放棄了激進的政治主張。
1977年12月25日，88歲高齡的世界傑出的喜劇大師與世長辭了。1954年5月，在柏林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宣布，鑒於卓別林“豐富多彩的活動、對和平事業及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的特殊貢獻”，決定頒發給他國際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