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決定利用籌建盧漢鐵路之機，把早就想辦的銀行辦起來。
《請設銀行片》擬完，盛宣懷意猶未盡，提筆乘興又擬了《請設學堂片》。盛宣懷恨不能把自己想辦的事一古腦都說出來。一折兩片謄寫清楚，盛宣懷直接遞進宮去。
擬寫奏折，對盛宣懷來說，應該是件輕車熟路的事。他自打到了李鴻章身邊，常做的工作就是擬寫奏折。但都是替別人寫，折子後麵署的也都是別人的名字。用自己的名字上折言事，他活了這麼大，還真是第一次。就當時來說，官員想得到朝廷重用不外有下麵三種途徑：一是引見（召對），一是大員保舉，一是上折言事。前兩項盛宣懷都有了，但最後一項，卻不是哪個官員都能做到的。光緒破格特許四品銜的盛宣懷單銜奏事，一是因為盛宣懷要辦的事太重要，一是想通過文字，實際考察一下盛宣懷的識見到底如何，能不能肩負起重任。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盛宣懷還是其他人，上給皇帝的第一篇奏折都非常關鍵。奏折如果見解獨到，說不定眨眼之間就飛黃騰達，躋身大員行列；如果見解平庸，以後的路就非常難走了。盛宣懷知道第一篇折子的重要性，焉敢馬虎大意？
光緒皇帝先看盛宣懷遞上來的《條陳自強大計折》。折子主要論述建造鐵路對強國的深遠意義：練兵、理財、育人，以及練兵的重要性、理財的方法和培養人才乃強國之根本三端。因為這是盛宣懷出仕以來第一次向皇帝上折言事，我們不能不把一折兩片的全文奉獻給讀者。
清朝奏折
折曰：“奏為自強大計，當舉其要，謹就管見臚陳梗概，恭折仰祈聖鑒事。竊自海防事起，中外上下競言自強，讜論嘉謨，日有獻納，上年經日朝之釁，藎臣誌士，益慨然於強弱利鈍之故，欲盡取歐洲之新法，變易華夏之舊習。朝廷深惟至計，舉其大者遠者，於是有創辦南北鐵路之役。顧臣以為鐵路者，所以速征調，通利源，為自強一端，非幹路既成，即可坐而俟其強也。泰西諸邦，用舉國之才智，以興農商工藝之利，即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蓋國非兵不強，必有精兵然後可以應證調，則宜練兵；兵非餉曷練，必興商務然後可以擴利源，則宜理財；兵與財不得其人，雖曰言練，曰言理，而終無可用之兵，可恃之財，則宜育才。臣頃蒙召對，略陳愚慮，嗣軍機大臣複奉旨傳詢，俾馨蠡管窺測之微，仰見聖人兼聽並觀邇言是察，不揣愚味，謹以三事為我皇上條析陳之。
一曰練兵之要。中國三代寓兵於農，唐宋以降，專用召募，兵民久分，各國皆然。近年東西諸國兵製，皆由募兵而複為征兵，世變所趨，中國豈能獨異。顧今日既糜餉千餘萬以養無用之綠兵，複糜餉千餘萬以養有用之練勇，發撚平定二三十年，所謂有用之勇，一旦臨敵，其僨事與綠兵等。方事之棘，各路添募，倉卒成軍，臣所目睹多有不能持槍施放者，蓋募兵一事，無賴亡命兼收並蓄，來無所考，其弊一。少壯從軍，衰老除汰，去無所歸，其弊二。聞警增募，類驅市人，不教謂棄，其弊三。事定遣散，多為盜賊，遂貽民害，其弊四。近者議裁綠營，而減兵不能汰官，議建洋操，而餉重不能多練，況勇餉與兵餉不同，新勇與舊勇餉複不同，餉厚者不免相矜，餉薄者自甘廢馳，軍製愈紛，餉力愈絀，兵氣愈弱。現除京營外，各省實存綠兵練勇八十餘萬人，更新而不去舊，無此財力，製兵而不畫一，非善治軍。宜將天下畫分十鎮，海疆邊疆為重，腹地僻地為輕，堅強樸實之地多征，膏沃柔脆之區少選，參酌西法，簡練新兵三十萬人，就各鎮形勢輕重差等，兵數多寡，征選戶籍可稽，未經罪犯年在二十以上二十五歲以下，體質身幹合格者，錄為常備兵，入營教練，期以三年，退為豫備兵，亦期三年，退為後備兵，亦期三年，退為民兵，期以五年除其兵籍。自預備兵以下，平時在家服農，有事以次征集，豫備兵每年一次召集屯營，與常備兵合操，後備兵每年一次召集便宜地方，使之演習，皆視道裏遠近給路費，民兵不集操，在籍者皆免本戶徭役，每歲十月，由各鎮揀派選兵官分赴各屬，曾同州縣驗選，合格者注於籍，隨時征充常備。壯者入營，而老者退籍，老者退而壯者又複入營，曆三年而一兵之餉，得二兵之用，曆六年而一兵之餉得三兵之用。九年以後，歲額三十萬人之餉，常得一百二十萬人之用。兵皆土著，遊惰不錄，其利一。更遞進退，室家可歸，其利二。事至征召人皆練習，其利三。事畢歸農，不流為匪，其利四。各鎮營製餉章，統歸一律，各營槍炮器械，統歸一式。舉綠營勇營悉去之，以其歲餉三千餘萬兩，練常備兵三十萬人，重訂餉章，隻期核實，不必過優，歲約不逾二千萬兩。其餘以備洋教習薪水，豫備兵備兵調操路費，及酌留綠營之餉，計無不足。此事為強弱關鍵，雖加籌款項，亦所應為。況就餉練兵，尤難濡緩，但持之貴堅，行之宜漸，或每鎮先練三分之一，練成後再行添練，以足額為止。裁革綠兵營勇亦如之。至綠營向有城守防汛之責，護餉解犯等差，或酌留若幹，屬於州縣，略如各國警察巡捕之意，而責成整飭之，自無偏廢之慮。應請特簡知兵重臣，會同兵部戶部查明兵數餉數，並采取英、德、俄、法、美、日諸國練兵之法，決擇參酌，厘定章程，奏準施行永為定製。
一曰理財之要。理財有二義，開源節流盡之矣。今之廣製造，興礦政，以開源也。紗布各廠，成本之重，不足敵洋產，五金各礦，收效之遠，不足濟急需，今之並局卡裁冗費以節流也。減並者百一，無裨國計之大節，裁者錙銖，何當中飽之巨。言常用，則歲出歲入不相抵；言通商，則輸出輸入不相低；言洋債，則竭內外之力而更無以相抵。欲求足國，先無病民，欲收商利，在挽外溢。加稅之議事未就緒，聞西人以厘金為詞，蓋窺我國用之絀，必不能停收厘金也。應機決策，莫若徑免天下中途厘金，加關稅為值百抽十，令彼無所藉口。厘金既免，即仿行西國印稅之法，辦理得宜，計加收之關稅，新收之印稅，合之當倍於厘金。而免厘則出口土貨易於流通，加稅則進口洋貨或漸減少，取益防損，利在無形，所謂足國而不病民，且陰以挽外溢之利者此也。西人聚舉國之財為通商惠工之本，綜其樞紐皆在銀行，中國亟宜仿辦，毋任洋人銀行專我大利。中國銀行既立，使大信孚於商民，泉府因通而不窮，仿借國債，可代洋債，不受重息之挾製，不吃鎊價之虧折，所謂挽外溢以足國者，此其一也。墨西哥國以九成之銀，鑄錢運行中國，易我十成之銀，歲耗以萬億計。近來中外臣工多議自鑄銀元，廣東、湖北、北洋、南洋先後鑄造，分兩輕重，悉準墨銀。臣愚以為國家圜法，自古及今皆自為製度，隨人趨步，各國所無，既不能廢兩為元，各庫出入仍需元寶，必致無銀可鑄。查光緒十二年十月，海軍衙門奏請將應放南北洋經費及東三省餉項，均按二兩平核發，是餉需改用京平，已有成案，今宜在京師特設銀元總局，以廣東、湖北、天津、上海為分局，開鑄銀幣，每元重京平九成銀一兩，再酌鑄金錢及小銀錢，使子母相權而行，凡出款俱用官鑄銀幣，各省關收納地丁錢糧鹽課關稅厘金，俱收官鑄銀幣，元寶小錠概不準用。惟收款仍照庫平十成銀計算，庫平較京平，定以每百兩加色九兩，如應交庫平足銀一百兩者，實收銀幣一百十五元，無輕重高下之別，無減平扣色之弊，易簡理得，婦孺難欺。每年度支八千餘萬兩，戶部約可盈餘平色銀一千二百萬兩，較向來各省撥解平餘多收當不下千萬，所謂挽外溢以足國者，又其一也。此外，商務巨細萬端，設施有序，應請特簡通達中外商務之大臣，專司商政，會同戶部取法鄰國，實見施行，興起商學，鼓舞工藝，利源無外溢，藏富於商民，君孰與不足，國何患不強。
一曰育才之要。西國人才之盛，皆出於學堂，然考其所為，學堂之等，入學之年，課程之序，與夫農工商兵之莫不有學，往往與曲台之禮，周官之書，左氏公羊之傳，管墨諸子之說相符。蓋無人不學，無事不教，本三代學校之製，特中國去古既遠，寖成文具，而泰西學堂暗合道妙，立致富強，益以見古聖人之道，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文軌雖殊，而莫能外也。近日刑部侍郎李瑞棻推廣學校一折，洞見本原，當蒙采擇。竊謂各府州縣，驟難遍設學堂，宜令各省先設省學堂一所，教以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礦冶諸學，而以法律政治商稅為要。先設武備學堂一所，教以築壘、測地、槍炮製造、彈丸發送、隊伍分合、馬騎控禦諸學，而以兵律戎機有勇知方為要。在下之趨向，全視在上之用舍，同文館、廣方言館，出洋學生，糜費不少，而得人不多。文科之八股試帖，武科之弓刀石，不待督責而莫不致力，其明證也。今不能盡改科舉之製，似宜專設一科，裁天下之廣額，為新學之進階，明定功令，使文武學堂卒業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齊仕進於科第，則聞風興起，學校如林，人才自不可勝用。應請特簡通知時務學行俱懋之大臣，專司學政，曾同禮兵二部，提挈綱領，一新海內之觀聽，有誌之士不自奮於有用之學者，未之有也。
以三上端，參酌歐美致富致強之術，實不外聖經足食足兵之謨，舉而措之，要在知人用人而已。所慮拘牽舊製，難以變通，又或慨然於物窮則變，意在振興而尤慮天下督撫心誌不齊，難以統籌全局。恐年複一年，外人耽耽視我，一無足恃，肆彼要求，得步進步。無兵則不能保守利權，無餉則不能充養兵力，二者互為掣肘。甚至洋債不能再借，邊土不能自保，至其時始悔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殆已晚矣！自古國家政事之張弛，強弱之機括，皆係於君臣之謀慮，一轉移間，其效立見。臣惟國恥不可忘，邦交不可恃，伏願皇上鑒覆轍之在前，審宇宙之大勢，發憤自強，毅然定斷，勿敷衍而畏難，勿回惑於疑議，王大臣等皆公忠體國，臥薪嚐膽，同讚聖謨，國富兵強，遠人自服，此薄海臣庶所延頸企踵以俟之者也。臣管見所及，謹冒昧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折子讀完，光緒歇了歇，又開始閱讀《請設銀行》和《請設學堂》二片。兩個附片都不很長，但光緒讀完以後，卻開始長時間沉默起來，一上午心情都不得開朗。午後，光緒將盛宣懷的折、片發交軍機處、總理衙門及各主事王大臣議會。
第六節督辦中國鐵路總公司
第二天，恭王按著光緒的諭旨，召集慶王奕劻、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軍機大臣李鴻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翁同龢，以及各部院侍郎、尚書等，會議盧漢鐵路及開辦銀行、學堂的事。
開辦學堂不是急務，此次主要是討論鐵路與銀行。
依著慶王和部分王大臣的意見，先把鐵路的事定下來，開辦銀行可以緩辦。一聽這話，李鴻藻急忙站出來發言，說：“鐵路與銀行互為表裏，上頭既責盛杏蓀督辦鐵路，趁他還未出京，銀行的事也應該定下來。”
一聽這話，在座的大臣們齊把目光射向恭王與慶王。
恭王沒有表態，因為他想多聽聽別人的意見。身為輔政王（他以前是議政王輔政，被罷黜後便被慈禧太後把議政二字給除掉了，以後也未再啟用，此次複出仍未賞還，但他仍然認為自己是輔政王），他不能隨便表態；慶王收過盛宣懷的賄賂，隻要涉及盛宣懷的事，他能少說話便盡量少說話，主要是為避嫌。
見兩位王爺都不表態，翁同龢站起來了，他說：“兩位王爺容稟，臣以為，李大人所言多有不妥。不錯，鐵路與銀行的確互為表理，但盛杏蓀身為督辦之員，銀行的事則應規避。盛杏蓀的確會辦洋務，但就因為他在商太久，身上難免有一種商人習氣。臣以為，盛杏蓀既然督辦鐵路，銀行的事就須另委人來辦。”
李鴻藻起身道：“翁大人，你到底聽沒聽清本部堂的話呀？本部堂適才是說，趁盛杏蓀在京，我們及早把銀行的事定下來。至於委誰來辦，那自然是另外一回事。”
翁同龢大聲說：“委誰來辦，也不能全委盛杏蓀一人。他辦鐵路，就不能再辦銀行！鐵路是什麼？是國家大政；銀行是什麼？是錢莊！是銀號！”
李鴻章這時起身，邊往外走邊說：“這麼多人，放屁也不找個地方，老夫得出去透透氣。”
李鴻章出去後再未回來，他直接回府了。
當晚，李鴻章打發張佩綸把李鴻藻與翁同龢的原話告訴了盛宣懷，並捎話說，要想鐵路、銀行一手辦理，可電請王文韶、張之洞聯銜上奏，必成。在最關鍵的時刻，老謀深算的李鴻章，再次向盛宣懷伸出了援手。
望著張佩綸離去的背影，盛宣懷忽然鼻子一酸，眼裏不由自主流出淚來。
盛宣懷真切地感到，自己無論對李鴻章有著怎樣的不滿，李鴻章都一直跟個老母雞一樣在保護著他。他知道，李鴻章此時肯讓自己的東床冒險來給他傳音捎話，說明形勢已是非常嚴竣，他必須在自己離京前把事情定下來。他起身在屋裏走了兩步，決定給王文韶、張之洞發電，按著李鴻章的指點，請他們聯銜奏請，事情或許當真有轉機。
他鋪開紙，略微沉吟了一下，提筆給王、張二帥擬了這樣一封電報：“鈞電詢及銀行一節，日前連練兵理財遵旨陳奏，已交軍機處、總署、戶部會議，恭慶兩邸、常熟、高陽、合肥，均欲議準開辦，並擬並交宣懷招商督理，宣薦舉商董八人，招股五百萬兩，仿照彙豐商款商辦，官但保護而不管事。惟銀行有時須與戶部各省交涉，現無商務衙門，無所統率，開創時須派一大員為之提倡，將來可由各商董公舉督理，以通商情為主。高陽謂須趁宣在京議定，常熟謂銀行與鐵路相為表裏，宣折內未及督理之人，自因避嫌起見。但鐵路招股借債，既須憑藉銀行方能措手，應仍由兩帥電奏或電谘總署，以便歸並會議，便可一議即準，免再轉任擔延時日，戶部並擬附股三百萬兩，以資鼓舞雲雲。命即電達鈞右，查銀行五百萬商股現成，若不趁宣在京議定，尤恐洋人入手，可否即請兩憲會電總署、戶部，說明鐵路銀行若歸一手互有裨助，且不如此亦必兩難，請署、部即日與宣議定。實為公益。”電文中的恭慶兩邸，指的是恭王奕和慶王奕劻；常熟指的是翁同穌，高陽是李鴻藻，合肥當然是李鴻章。
電報發走五天，王文韶、張之洞仍未有片紙遞進京師。
盛宣懷不知是哪道環節出了問題，隻好來見李鴻章。
李鴻章沉思了一下，起身說：“杏蓀，你在這裏喝茶，老夫親自去見恭王。你等著我。”
李鴻章摸起手杖，步履蹣跚地走了出去。
一個時辰後，李鴻章才返回府邸，笑著對盛宣懷說：“杏蓀，明日若無諭旨下來，銀行的事就算泡湯了，你就專心督辦鐵路吧。”
盛宣懷回到會館仍搞不清楚，李鴻章匆忙出去，是當真去恭王府還是去了慶王府。李鴻章沒說，他也沒敢問。
第二天午飯前，由軍機處轉發的聖旨遞到盛宣懷之手：“本日軍機處交片，麵奉諭旨：銀行一事，前交部議，尚未定局，昨盛宣懷條陳有請歸商辦之意，如果辦理合宜，洵於商務有益。著即責成盛宣懷選擇殷商，設立總董，招集股本，合力興辦，以收利權。欽此。”
手捧諭旨，盛宣懷驚呆了。他萬沒想到，表麵已成伴食宰相的李鴻章，仍然有著別人無法超越的能力。他後悔自己一時孟浪給惲菘耘寫信發泄內心對李鴻章的不滿，他後悔自己此次進京沒有多陪陪李鴻章。所幸，李鴻章並沒有怪罪自己，否則他不會打發張佩綸來給自己捎話。把頭上的冷汗擦拭幹淨，又呆坐了好半天，盛宣懷才漸漸清醒過來。
張之洞向他表示祝賀的電報到了：“招商舉辦銀行，出自特旨，較之由下擬議奏請得力多矣。天眷優隆，欣賀欣賀。惟官款三百萬何以不提及，想另作一篇文字耶？閣下意中必早有切實可靠之總董，鄙人一切茫然，實無從讚一詞也。”
張之洞不說自己沒有上折是因為顧慮重重，反說“較之由下擬議奏請得力多矣”。張之洞是真會說話。
不久，又有王文韶的賀電遞到。
中國通商銀行總董朱佩珍
盛宣懷笑笑沒有言語，因為他現在已無暇顧及這些枝節問題。當前急務，是他必須在離京前擬出銀行總董人選，向朝廷有個交代。他自己先劃定一個範圍，再從中找出重點，逐一聯絡。銀行總董不僅要是很有家資的商人，還要有一定的影響力、公信度和名望。一連十幾天，他的頭腦中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最後，他初步確定下了八位銀行總董的人選。為了盡早知道這八人的態度，他采用電報這一快捷的通訊方式與他們聯絡。萬沒想到，這八人都對開辦銀行有著極大的熱情，不僅同意充任總董，還請求入股。盛宣懷大喜過望，馬上電告京滬各大報紙，發布中國通商銀行成立的消息並登出總董名單。這八位總董依次是：張振勳、葉成忠、嚴信厚、施則敬、嚴瀠、朱佩珍、楊廷杲、陳猷。
張振勳的來曆就不去說了，在國內外擁有許多資產，又在煙台開辦了張裕葡萄酒廠，在大清國商界有著很高的名望。
銀行總董嚴信厚
葉成忠字澄衷，浙江鎮海人，世為農。後到上海學徒，發跡於五金。先在上海、漢口設廠製造，後又造火柴，大獲其利，被人稱為五金王。不僅經營，還設義田，興義塾，設醫局。他出資創辦的澄衷中學，不僅聞名京師，還受到過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表彰。
嚴信厚字小舫，浙江慈溪人。最早給錢莊當學徒，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投李鴻章門下。累官直隸候補道，出任河南鹽務督銷、長蘆鹽務督銷、署理天津鹽務幫辦。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在天津自設同德鹽號，陡然發家，十年間積聚大量家財。後在上海創辦“源豐潤票號”，分號遍設大江南北，成了大清國赫赫有名的鹽大王。
施則敬卻又另有一番經曆。施則敬是江蘇吳江人，號子英。一榜出身，考取鹹安宮官學漢教習第一名，期滿以知縣用。因籌辦山東、順直等賑災得力，以知府加三品銜，後又加二品頂戴以道員用。施則敬以勸捐得名，在百姓、百官乃至京師名聲甚顯，是有名的大善人。
嚴瀠與陳猷都是海上巨富，兩個人現在都是輪船招商局的會辦。
朱佩珍字葆三，浙江定海人，也是學徒出身。做過買辦，後來與人合夥經營“協記”五金店，成為海上巨富。
楊廷杲現在是電報局總辦，也是大清國實業界的重量級人物。有這八個人作表率，中國通商銀行何愁招不到商呢？按著盛宣懷上給光緒皇帝《請設銀行片》中所定，中國通商銀行設立之初，需要招集商股五百萬兩，先收半數二百五十萬兩，商借度支國家一百萬兩，事便可成。
為了盡快集資，盛宣懷先電告自己督辦的招商局投資八十萬兩，電報局投資二十萬兩。此一百萬兩為官股；為了讓銀行盡早辦起來，李鴻章首先投資二十萬兩，各王大臣們一見機會難得，也都把閑錢投給了銀行，約達五十萬兩。
盛宣懷人未出京，已為銀行招集了七十萬兩商股。不久，王文韶電告盛宣懷，自己要拿出五萬兩投給銀行參股，張振勳和嚴信厚很快也表示拿出一定資金投給銀行。
盛宣懷個人投了多少銀子給銀行呢？他投了十萬。這樣一個穩賺不賠的發財機會，別人可以錯過，他盛宣懷卻不能錯過。
本年十月初九（1896年11月13日），盛宣懷帶著一應隨員出都，正式開始勘察盧漢鐵路建設線路。出京前他就已經想好，把盧漢鐵路總公司設在上海，天津、漢口設分局。盛宣懷推測，鐵路線路勘完，成立銀行的聖諭也該下來了。為了盡快開工建設，經與王文韶麵議並與張之洞電商，決定三人聯銜奏請先領官款三百萬。
行至天津，對鐵路密切關注的鄭觀應來函，詳細詢問開工建造盧漢鐵路的程序。
盛宣懷回電：“弟十月十二日到津，與夒帥麵商北路事務，擬派前造津渝、津蘆鐵路之英國洋員金達，先行勘辦蘆溝橋至保定一段。今冬繪圖、估工、買地，開春開辦土工，約計路三百餘裏，需用鐵軌，下半年再行架設，屆時鄂廠當可趕辦得及。”
盧漢鐵路與漢陽鐵廠緊緊拴在一起，身為鐵廠總辦的鄭觀應，不能不格外關注鐵路開辦的進程。
這時各國的焦點都集中到盛宣懷的身上，認為憑中國目前的實力和技術水平，鐵路肯定建造不成。盛宣懷的壓力很大。
王文韶見盛宣懷憂心忡忡，當先提出建議：鐵路可先選擇平坦處開工建造，以壯中外觀聽，把朝廷的腰杆先挺起來。
盛宣懷私下揣度一番，又和一應員弁反複論證，認為王文韶的建議甚合當前局勢。鐵路不預先造出一段，不僅洋人訕笑，朝廷勢必也要有所動搖。於是擇日登船趕向上海，準備先把鐵路總公司的招牌豎起來，把淞滬幹線作為盧漢鐵路的起造點。
銀行的事卻遲遲不見下文。
盛宣懷心焦，不知道又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說起來，還是翁同龢在鬧鬼。翁同龢對設立中國通商銀行原本是讚同的，但當盛宣懷離開京師後，他無意中從康有為的口中得知，銀行比錢莊獲利更豐，心中就開始長了草。他想，銀行利潤這麼大，怎麼能讓商人獨吞？要知道，開辦銀行，戶部也是墊過本的。所謂無利不起早，戶部既然墊了官本，利潤就該享有一份，否則這虧可就吃大了。想到這裏，翁同龢急忙進宮來見光緒，強烈要求將銀行改成官辦。
光緒帝說：“翁師傅啊，這件事，盛宣懷在京裏時你怎麼不提呀？”
翁同龢答：“臣也是剛把賬算明白。”
光緒想了想說：“你回去寫個折子遞上來吧。”
翁同龢很高興，當日回府就筆走龍蛇寫了個折子，第二天一早就遞了上來。
因為是早朝，光緒沒有說什麼，但回宮後不久就把折子批給了軍機處和總理衙門。
時間已經是光緒二十三年了（1897年），各級衙門都在忙著封印，沒功夫議會此事。年後不久，恭王、慶王同著一班大臣們討論銀行是官辦還是商辦的時候，盛宣懷的折子到了。因為鐵路總公司已經在上海掛牌成立，並啟用了新鐫刻的關防。什麼是關防呢？關防也是一種官方認可的官印。當時的大清國，國家正規建製的衙門都使用官印，臨時設置的辦事機構不準使用官印，隻準使用關防。像縣衙門、知府衙門、布按衙門，都使用官印；而像巡撫衙門、總督衙門，因最初是臨時機構，就隻能使用關防行文。盡管後來巡撫衙門和總督衙門也成了國家常設機構，但使用關防行文的老例卻沒有改。鐵路總公司不屬於大清建製的衙門，是為了修建盧漢鐵路而臨時設置的辦事機構，隻能使用關防行文辦事。無論是官印還是關防，啟用前都要奏明朝廷，盛宣懷自然不敢亂製。鐵路總公司關防為銅質，由湖廣總督衙門照準鐫刻，派專門人員送到上海。
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