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正式外交機構 在明朝中央政府機構中，專門設立了掌管出使外國的行人司。這個機構最初設於明太祖國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下設行人一名，官階九品，左右行人各一名，從九品。不久，又將行人改為司正，左右行人改為左右司副，增設行人345人，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調整各司品秩，升行人司為正七品衙門。明朝的皇帝對行人司的工作十分重視，洪武大帝朱元璋曾專門傳諭行人司各官：“凡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命言。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作福，虐害下人，為專朝延之辱矣。自今或捧製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體戚，一一谘詢，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明太祖實錄》卷一三八）
明朝皇帝一開始就自認為周邊乃至更遠的國家都是自己的藩屬國。對於它們，明朝政府是具有統治權力的。而這種統治權的表現則是由朝廷給其國王印綏冊詔，授大明曆法。藩屬定期向明朝納貢以表其忠心向忱。剩下的就該是明朝政權作為天朝大國所要履行的庇護之責了。
基於這種認識，從朱元璋開始，明代曆朝皇帝都對所謂的“藩屬國”表現出眷眷柔情。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開列了十五不征夷國。這十五國大部分在東南部，計有朝鮮、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臘、暹邏、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諡亨、白花、三佛齊、浡泥，並將這一方針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朱元璋在聖諭中說：“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皇明祖訓》“箴戒章”）
這種不許用兵海外的友好舉措，無疑對發展中外關係大有好處。不以強淩弱，消除了各國對中國皇帝的恐懼心理。十五不征夷國政治方略的確定，加之不斷的遣使宣慰，在海外各國樹立起了明朝皇帝寬厚仁和的良好形象。
宣慰四方 明王朝建立伊始，便非常重視與周邊各國的交往。洪武大帝朱元璋多次派使臣赴西域、波斯、東南亞各國宣慰，在洪武年間，明政府對亞非國家派出的使節大約有57次，講明明之對外政策，勸其來貢，使被元末動亂隔斷的中外交通重新恢複。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給安南的詔書中，就表明洪武新朝“方與遠邇相安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次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又派遣使臣赴高麗、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國，宣告遣使的目的：“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慮諸番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鹹使周知。”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派呂宗俊等赴暹羅，派趙述赴三佛齊，派張敬之往浡泥，派郭征到真臘等國。朝鮮是同中國關係最密切的友好之邦。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廷就贈送該國《六經》、《四書》、《漢書》、《通鑒》等經史圖籍，這是文化上的交流，並告其國王要行政令、築城郭、修武備、重農耕。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高麗要求派遣留學生入明朝太學讀書，朱元璋說：“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強。”既表明歡迎的態度，也指出外國人士學習漢族文化，要出於自願，不能勉強。
洪武初年，朱元璋在給暹羅國王的詔書中，對該國多次派使者來華深為讚賞，稱讚國王哆羅祿的內外政策為“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必定能使國家“永為多福”。
當時，明朝不僅與鄰國友好相處，對鄰國之間的矛盾和武裝衝突，也希望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決。例如中越兩國人民，在曆史上有悠久的傳統友誼。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遣官攜帶《大統曆》及文綺、紗羅等贈送占城。次年，朱元璋又遣使往祀其山川，表示對鄰國的尊重。同時，安南也跟明朝互通使節，並約定三年一朝，“且定使者毋過三四人，貢物毋厚。”意思是明朝政府但願與鄰國保持友好關係，在禮節上應當從簡。洪明太祖武四年(公元1371年)，安南與占城發生戰爭，占城王要求明朝援助武器，明廷答複說：占城與安南都是明朝的友好鄰邦，希望雙方和平相處，即日罷兵。明朝不肯援助武器的主要理由是：正當“兩國互構，而賜占城，是助爾相攻，甚非安撫之義”。明朝政府出發點是希望雙方早日停止戰鬥。一直到明太祖洪武十二年 (公元1379年)，占城國使者來華時，朱元璋還一再致意，希望占城能真正同安南修好。朱元璋給占城和安南雙方的書信中，表明明朝的和平友好態度。朱元璋說：“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為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善道。各守其封疆，各安其人民。……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害及生民，又何利乎?”
又如，琉球群島上的琉球國，三王(山北王、山南王、中山王)互相攻伐。朱元璋於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致書三王，勸其罷兵息爭。書中說：“邇使者自海中歸雲，琉球三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之不勝憐憫。今因使往複琉球，特諭王體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語氣是和平的、說理的，坦率地表明作為友好鄰國的誠心勸告。
又如鄰邦日本，一衣帶水，兩國的友好關係曆史悠久。洪武初年，沿海頻頻發生倭警。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派行人楊載至其國，“詰以入寇之故”。日本國王懷良“不奉命，複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後來又發生“胡惟庸謀逆，欲借日本以助力。”對此，明朝除加強沿海防務外，日本仍然是“不征之國”。蘇門答臘的三佛齊國，洪武年間因“胡惟庸謀亂，三佛齊逐生異心，……肆行巧詐。” 朱元璋說：對付這樣一個“蕞爾之國”，明朝隻要派一名偏將，率十萬之旅，加以討伐，真是“易如反掌”。這是它“自取滅亡”。但明朝政府並沒有這樣做，一再申明，明朝君主是“以仁義待諸番”，三佛齊仍然是明朝的“不征之國”。
洪武時期的外交政策，有利於國與國之間的互相了解和信任。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在《諭祭暹羅國王敕》中說：“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於四維，曆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有六，……大國十有八。”這是明初對外友好關係的光輝成就。
八方朝貢 浡泥國曾是加裏曼丹島上一個曆史悠久的古老國家，在我國史籍中多有記載。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69年），其國派“貢使”前來中國，這是兩國國家間正式交往的開始。此後往來不斷頻繁，到了宋朝，達到了頂點。大宋太平興國二年，浡泥國國王向打派遣了一個政府代表團出使中國，受到了大宋王朝的熱情接待。大宋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浡泥國王又一次遣使來華。
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以後，不斷向周邊國家遣使宣慰，召其來貢。對浡泥國當然也不例外。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八月，明朝派監察禦史張敬之和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浡泥國，力圖恢複隔斷了幾百年的交通。二人於第二年四月抵達浡泥國，受到國王馬哈沙漠和丞相王宗恕的接待。中國使者向國王說明了中國的現狀，“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勸其遣使中國。而浡泥國國王卻以“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為由推托。 中國使者表示：“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至此，馬哈漠沙國王決定派遣亦思麻逸等四人隨中國使者至京。臨行前，馬哈沙謨國王要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為中國使者“毅然辭之”，使國王深受感動。浡泥國使團於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八月十五日抵京。第二天，朱元璋接見了他們並賜宴於會同館。
浡泥國朝貢隻是各國紛紛朝貢大明王朝的一個縮影。明初的對外友好關係是通過雙方派遣使者互訪，外國“朝貢”方物，明朝“賜賚”禮品的方式進行的。中國使者出國，攜帶皇帝詔書及文綺、金銀、瓷器等珍貴手工藝品，奉贈各國國王，並祀其國之山川，表明對各國領土的尊重。外國使者奉國王命令來華，以“朝貢”的名義帶來本國的方物。“朝貢”是當時外交上的一種禮節；互相贈送禮物，表示兩國間的禮尚往來。《明史》載有“番王朝貢禮”，當外國使者會見明朝君主時，“皇帝問使者，來時爾國王安否?”接著“皇帝又問爾使者遠來勤勞”，然後使者進方物。這些“方物”，大多是亞非地區的珍禽異獸和土產。如渤泥國的貢品有頂鶴、孔雀、龍腦等；三佛齊國有黑熊、火雞、五色鸚鵡、犀牛、白猴、丁香等；暹羅國有馴象、六足龜、珊瑚、安息香、蘇木、胡椒等；占城國有象、象牙等；蘇門答臘國有寶石、瑪瑙、水晶、龍涎香、胡椒等；忽魯謨斯國有麒麟、獅子、珍珠、寶石等……。這些“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都是與一般人民的物質生活無甚相關的玩賞物和奢侈品。明朝對外國的“賜賚”是極其優厚的，如明太祖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給占城、暹羅、真臘等國，每個國家都送同樣的一份厚禮——織金文綺三十二匹，瓷器一萬九千件。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占城來朝貢，朱元璋“嘉其誠，賜賚優渥”。總之，為了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明朝政府采取“厚往薄來”的原則，並不期望外國進貢大批珍品。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商定：高麗、占城、安南、瑣裏、爪哇、浡泥、三佛齊、暹羅、真臘等國，都是三年一貢，所送貢品隻要十匹布足矣，不需要每年都派使者來華。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對中書省臣說：“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又對禮部大臣們說：“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裏。彼既慕義來歸，則賚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明朝並沒有通過朝貢關係，企圖得到外國更多的物質利益，因為這根本不是唯利是圖的商業貿易，而是外交上禮節性的活動。明朝對待貢使和番商是有區別的。明初實行海禁，“惟不通商，而止通貢”。也就是說，不許沿海豪民私自下海經商，隻許外國貢使來華，把“商”和“貢”嚴格分開。明朝沒有也不可能依靠外國進貢的方物來擴充財源，相反地，真正得到好處的是海外各國。朱元璋早就說過，各國“雖雲修貢，實則慕利”。
當時外國使者，由於羨慕中國的絲綢、磁器等優秀傳統手工藝品，並有利可圖，往往攜帶私物前來中國，與民間進行交易，以換取中國的手工藝品。明朝為了優惠外國使者，這是許可的，並且不作為商品貿易看待，不抽商稅。洪武初所訂的“番王朝貢禮”中，就規定外國使節私人所帶的“番貨”，欲與中國交易者，官方給高價收購十分之六，其餘任其在民間互市，不抽商稅。官方以高昂的代價，收購這些私貨，完全是表示優待。如每百斤胡椒，要給貢使二十兩白銀，比原價高出數十倍。
皇帝欽賜外國詩 文治和武功兩手並重，這是衡量帝王賢否的重要標誌。朱元璋武功的卓越是眾所周知的，勿庸諱言。同樣他在文治方麵也很突出。他的身後都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禦製詩文。在這些禦製詩文中，是否有他們與外國人交往的記錄呢？回答是肯定的。
朱元璋年輕的時候，曾在皇覺寺出家為僧，因此他對佛教有著特殊的感情。做了皇帝以後，自然也崇敬佛教。他曾詔征東南戒德名僧，在南京蔣山大會開法會，親自和群臣一起頂禮膜拜。對僧人自然另眼相看，對來自外國的僧人也不能不注意。他曾做過一首詩，名為《天竺僧》，是專寫一名來自印度的僧人的：
比丘乾竺來，情思脫禍胎。
去鄉十萬裏，飛錫不塵埋。
宵晝觀孰大，無時不常懷。
立誌無上等，必欲精神諧……
我們無法考證這位印度僧人姓字名誰，但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和他必是有過一番接觸，建立了一定的感情的。
朱元璋出身貧寒，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他很好學，做了皇帝仍然如此。他對日本風俗的關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日本有一個僧人叫絕海中津，於公元1368年來到中國學習禪宗和鑽研詩文，在中國居留了十年之久。公元1376年，朱元璋在大內武英殿召見了他，顧問日本遺跡。當談到關於徐福的傳說時，朱元璋詢問日本是否真有徐福的祠堂。絕海中津便作了一首詩作答，詩中說：
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
隻今海上波濤穩，萬裏好風須早歸。
朱元璋得知日本真有徐福祠，非常高興，便和了一首詩賜給絕海中津：
熊野峰高血食祠，鬆根琥珀也應肥。
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
絕海中津得到了這首禦製詩，如獲至寶。帶回日本後，世襲珍藏。
明太祖漢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日本南北朝懷良王派嗐哩嘛哈出使中國，受到朱元璋的接見。其間，朱元璋向喧哩嘛哈問起日本風俗，他便作了一首《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的詩作答：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
衣冠唐製度，禮樂漢君臣。
銀甕篘清酒，金刀膾紫鱗。
年年二三月，桃李白陽春。
據說，朱元璋看了這首詩，“惡其不恭，絕其貢獻”。因為嗐哩嘛哈竟當著朱元璋的麵把自己的國家與大明帝國相提並論，認為日本事事同中國一樣，嚴重損傷了這位天朝大國皇帝的自尊心。但從中也不難看出，朱元璋為了製定適度的外交政策，是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的。
生平最得意之事
一統天下，創大明不世之基業
明太祖朱元璋的統一戰爭，是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開始，以平定遼東結束的。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至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先後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等割據政權。除了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權和廣東的何真兩個小割據勢力以外，南方的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元順帝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令徐達、常遇春率領二十五萬大軍，由淮河流域進入河北，開始了奪取中原的北伐。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北伐軍平定了山東，接著分兵兩路，水路並進，奪取河南，先後攻克了歸德、陳州、許州等地。四月，元朝梁王阿魯溫投降，河南平定。馮國勝等人又率軍攻克陝州、潼關，阻斷了駐紮在關隴地區的元朝大將李思齊、張思道等人與元朝廷的聯係。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陷入弧形的包圍之中。五月，朱元璋親自督戰，部署進攻大都的戰役。閏七月，徐達、常遇春率軍北上，攻克臨清，不久攻克德州。二十七日，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順帝聞報大驚，在夜裏帶領後妃太子倉皇逃往上都。八月二日，北伐大軍攻克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宣告結束。
明軍占領大都後，隨即向山西、陝西、甘肅進軍，消滅元朝的殘餘勢力，先後打敗擴廓帖木兒，收降李思齊，擊走張良弼等。明軍又攻克上都，元順帝北走應昌。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元順帝死於應昌，其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不久，明軍攻取應昌，又大敗擴廓帖木兒，愛猷識理達臘由擴廓帖木兒擁護退居和林，史稱北元。以後到大明惠皇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鬼力赤殺掉北元主坤帖木兒自立，改稱為韃靼可汗，北元至此遂絕。
元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退走漠北後，雲南尚為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所據，遼東仍在元將納哈出等控製之下。此外，四川地區還有一個夏政權存在。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遣將征四川，夏主出降。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又遣將征雲南，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敗死，於次年全定雲南。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再遣將攻取遼東，元將納哈出歸降。至此，全國統一事業基本完成，朱元璋心滿意足。
在這以後，明朝的版圖基本確定。
生平最痛心之事
傾力培養太子，無奈朱標早逝
朱元璋從小就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朱元璋自己說：我在幼年時家貧，父母雙亡，無錢求師學習，兄弟力耕於田畝之中；更進入佛門，以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概無知，幾乎毀了一生。加入紅巾，當上頭目，特別是有了一定地位之後，才越來越感到讀書的重要。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曾有言：“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著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嚐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務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有益於人也如此。”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朱元璋對兒子們的教育特別看重，尤其是對作為自己皇位繼承人的太子朱標下力更多。
朱元璋當上吳王後，朱標就被立為世子，跟著宋濂讀經。朱標的另一位老師是孔克仁，他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9年）奉命為諸王子講經。
除了讀經，朱元璋也注意讓朱標了解各種世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標還隻有13歲，朱元璋就要他去臨濠省墓，還對朱標說：商高宗小時候親自在外勞動，周成王早就聞聽《無逸》的訓導，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的時候就很勤儉，為有名的守成之主。你生長在富貴人家，習慣於安逸。現在要你外出到周圍郡縣去，去看看山水，走走田野。這樣的話，就可以因為道路險易不同而知道鞍馬勞頓，觀察市井百業而了解衣食艱難，體察民情好壞而懂得風俗美惡。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還要訪求父老，尋訪我起兵時的那些事情，牢記在心，這樣可以知道我創業的不容易。
朱標被立為皇太子後，一些官員建議仿照元朝的做法，以太子為中書令。朱元璋不以為然，認為元代太子屬下官僚自成係統，與廷臣容易產生摩擦，下令考察曆代官製，選擇有功勳德行老成之輩及新進的賢德之人兼領東宮事。於是，李善長、徐達以下文武官員都兼任太子屬官。朱元璋的解釋是：因現在軍事行動沒有停止，我如果有事外出，必定是太子監國。假使另外設立一套班子，你們這些文武官員有事應該奏明太子，太子一旦與你們意見不合，你們必然歸咎於那些太子的屬僚引導，容易產生嫌隙。朱元璋還說明：之所以要在太子身邊設置賓客、諭德等官員，而且挑選名儒擔任，是為了輔助太子養成德性。朱元璋強調，以前周公教成王了解軍事，召公教康王指揮軍隊，這是居安思危、不忘武備。因為繼承大位的君主，生長富貴之家，習慣於安逸，不懂軍旅之事，一朝有緊急情況，就會罔然不知所措。周公、召公的話，你們都要好好領會。
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下令：政事要事一並報告太子處理，然後再上報到他那裏。
讓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他精心培養的朱標，行事居然與他大相徑庭，倒是有其母之風。父親獨斷專行，心狠手辣；兒子卻為人友愛，心地仁慈。
親兄弟之間，朱標也多所維護。朱標的二弟秦王在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西安，過失較多，被朱元璋召回應天，想要削藩。朱標為之說情，才被放回國。三弟晉王在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途中鞭打廚子徐興祖，此人曾長期侍奉朱元璋。當朱元璋聽說此事後，怒不可遏地說：我率領群英平定禍亂，從來不事姑息。獨獨這個廚師徐興祖服侍我二十三年，一直沒有打罵過，你小子知不知道？經朱標勸說方才息怒。晉王在藩國也多有不法，不時有人告發他謀反，朱元璋聽信了。又是朱標流著淚勸說，直到朱元璋回心轉意。
對待堂兄朱文正、表兄李文忠，以及朱元璋的養子沐英等，朱標也是如同兄弟一般。他們幾個都是朱元璋得力助手，但也會有犯錯誤的時候。朱元璋對此總是毫不留情。而朱標知道後，總是回去告訴母親馬氏，讓她從中勸解。
盡管朱標行事與朱元璋不相類似，因為是嫡長子，還是很得朱元璋喜愛。也許正是因為在朱元璋眼中，朱標顯得過於柔弱，他的文臣武將們才遭到凶狠的殺戮。朱元璋為了開導太子，曾拿來一根滿是棘刺的樹枝放在地上，命太子去拾取。太子麵有難色。朱元璋就教訓說：“有棘刺的樹枝你不取，我替你削掉棘刺怎麼樣？”太子十分聰明，明白朱元璋之意，但並不以為然，委婉地勸諫父皇朱元璋說：“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言外之意是為君不能殘暴。朱元璋十分惱怒，隨手抄起一把椅子向太子砸去。這故事說明朱元璋坐上龍椅之後，把功臣視為棘刺。朱元璋深知：取天下要在馬背上，守天下要在馬下。狡兔死、走狗烹，天下一統，用不著武臣，朱元璋為了子孫的安全，就要向他們開刀。
朱元璋對於選擇什麼地方作首都，一直有些想法。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八月，朱元璋要朱標去關中考察。朱元璋吩咐兒子：天下山川隻有秦地號稱險固，你去看看那裏的風俗人情，兼帶慰勞一下那裏的父老子弟。
朱標出發後，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告訴朱標：你昨天渡江，雷聲忽然在東南方響起，像是為你作前導，這是威震的征兆。但是一旬以來久陰不雨，應該引起警惕，舉動宜謹慎，要嚴加防範，還要施仁布惠，以挽回天意。
朱標此行總算沒有出什麼婁子，還向朱元璋獻上陝西地圖交差。然而，之後朱標就生病了。就是在病中，朱標還勉力寫了份奏章，陳說他對建都的看法。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朱標去世，朱元璋一番心血白費。朱標的去世對朱元璋來說，這個打擊太大了！於是，朱元璋又立朱標長子朱允炆為皇太孫。一切都要從頭來過，最令朱元璋擔憂的，是朱允炆的年齡太小了。
千秋功過
廢相分權，精明治國；大興冤獄，誅殺功臣
廢相分權，精明治國 朱元璋很早就注意到占領區內的政權建設。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朱元璋率軍攻下太平後，即改太平路為太平府，設置了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參幕府事，李習為知府。第二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慶，他又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稱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領總省事，置僚佐，並在轄區內設置府、州、縣官，在江南建立了他領導下的政權係統。
其後，經過八年征戰，朱元璋的轄區進一步擴大，湖廣行省、江西行省也納入了朱元璋的版圖。因而，朱元璋又在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春正月，改稱為吳王，建立中書省，設置左、右丞相管理行政，左、右都督執掌軍政，禦史大夫執掌監察。並於地方建置行中書省、府、州、縣等地方行政機構和主管地方軍事的行都督府，基本上確立了後來的明朝政權的組織規模。
建立明朝後，朱明王朝的政治製度仍沿元朝舊製。中央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中書省下設六部，各部設尚書、侍郎。地方設行中書省，置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中書省是“百司綱領，總率郡屬。”凡事必先“關白”丞相，然後奏聞皇帝。行中書省總管一省民政、軍政和司法。
不久之後，朱元璋即發現丞相和行中書省的權力過大，決心加以改革。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廢行中書省，在全國陸續設置了13個承宣布政使司，同時又設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管一省民政、司法和軍隊。
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從二品；左右參政，從三品；左右參議，從四品，均無定員。布政使掌一省之民政，主要責任為傳布朝廷命令、考核屬下官員和征收賦役。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掌管糧儲、屯田、水利、撫民諸事。布政使司下又設府、縣二級地方政權，長官稱知府、知縣。
提刑按使司設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均無定員。按察使負責本省刑獄與監察。
都指揮使司，管轄本省衛所，負責軍務，設都指揮使一人，正二品，是省最高軍事長官。
都、布、按並稱三司。三司的設立，一方麵使地方機構職權趨向專一化，從而加強了辦事效能；另一方麵，由於三司地位平等，雖共掌一省政務，但互不統屬，分歸中央有關部門管轄，從而有效地達到了權力製衡，加強了中央集權。
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設通政使司，長官稱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納和封駁，稍奪中書省的“關白”之權。第二年，朱元璋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名殺左丞相胡惟庸，罷中書省，拆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六部尚書執行皇帝命令，直接對皇帝負責。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設尚書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下置各司設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一人，從五品。
吏部下轄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清吏司。尚書掌天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之政令，以甄選人才，讚天子治。
戶部下轄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十三清吏司。戶部尚書掌全國戶口、田賦之政令。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領所分兩京、直隸貢賦及諸司、衛所俸祿，邊鎮糧餉，並倉場鹽課、鈔關。
禮部下轄儀製、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尚書掌天下禮儀、祭祀、宴饗、貢舉之政令。
刑部下轄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十三清吏司。尚書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複、關禁之政令。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領所分京府、直隸之刑名。
工部下轄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尚書掌天下百官、山澤之政令。
明以前曆代中央輔政體製是丞相製。其基本權力由兩部分構成。一是決策權，一是行政執行權。丞相既“掌承天子”，直接擁有一定的決策權；又“輔助萬機”，作為百司首腦，主持對決策的實施。朱元璋的廢相，對此結構作出了一大變更，行政執行權歸屬六部，決策權則全部收歸皇帝手中。因而，皇帝的權力大大加強。
政治上集權的同時，朱元璋在軍事上也實行“分權製衡”。明初基本的軍事力量是衛所軍。衛所設有衛指揮、千戶、百戶等官。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的大都督節製中外諸軍。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衛所和在外都司。都督府所管僅是兵籍和軍政，不能直接統率軍隊。軍官的選授權在兵部，而軍隊的調遣和最高指揮權則在皇帝。打仗時，兵部奉旨調兵、任命總兵，發給印信。戰後，總兵官交還印信，士兵回歸原來衛所。這樣，兵部、都督府、總兵官都不能獨專軍權。
監察是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明太祖朱元璋將它視為其政權的三大支柱之一。朱元璋即吳王位時便設置了禦史台，設左、右禦史大夫和禦史中丞等，以鄧愈、湯和為禦史大夫，劉基、章溢為禦史中丞。朱元璋指出“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禦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係於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
建國後，朱元璋即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監察機構。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罷禦史台。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置都察院，設左、右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左右僉都禦史。“都禦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陳憲、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偕刑部、大理讞平之。其奉敕內地，拊循外地，各專其敕行事。”
都察院下設浙江、河南、廣東、廣西、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四川十二道監察禦史。各道監察禦史的職責為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麵劾，或封章奏劾。軍隊行動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並且對禦史台出巡有具體要求，明代禦史官秩不高，但權力很大，職權行使，頗有雷厲風行之勢，並且權限範圍極廣，每一禦史都有權對內外所有機構、官員進行彈劾，並直接對皇帝負責。
除都察院係統外，對應於中央六部，朱元璋還創立了擁有獨立監察權的六科給事中，六科即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均設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六科職責為掌侍從，規柬、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六科給事中的創置，對於地位和職權都已提高的六部，起著鉗製的作用，同時也分解了都察院的監察權。都察院和六科之間有一定分工，但並不絕對。給事中同禦史之間，亦可互相糾劾。
明代的司法機關較前代也有了進一步的擴展，其中央司法機關的刑部、大理寺和擁有一定司法權的都察院與前代不同。明代，刑部掌審判，大理寺則一般不再掌管審判，而專掌複核。因審判歸刑部，事務性工作大增，因而刑部規模也相應擴大，由前代的四司擴充為十三清吏司，分別受理地方上訴案件，以及審核地方上的要案和審理中央百官的案件。明代對罪犯的處罰分死、流、笞、刑、徙幾等，刑部有權處理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後，須將罪犯連同案卷送大理寺複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準。刑部的審判和大理寺的複核均須接受都察院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