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軍在滎陽的盛大集會，在明末農民戰爭中是唯一的一次，在整個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這次大會不僅是適時的和必要的，而且，一致采納了初露鋒芒的李自成的建議，既要擊潰各路明軍的圍攻，又將主力向明軍薄弱的東方進攻，去開辟新的戰場。這個計劃不僅在會上被一致采納，在以後的行動中也確實得到貫徹，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並且，“殺牛馬祭天誓師”，更表現了農民軍團結一致、同仇敵愾的決心。革命導師說過：“革命活動隻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頁。對於這次大會，我們必須給以足夠的重視。
滎陽大會之後，明末農民大起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張獻忠和他領導的農民軍經過七年鬥爭的鍛煉，已經成為農民起義軍的一支主力。滎陽大會後，就進入了獨立作戰，縱橫江楚達八年之久的新階段。
三、大起義初期鬥爭的特點
在初起階段的七年中，明末農民大起義一開始就顯示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發展迅速、規模浩大；一是大規模的流動作戰。
發展快，規模大，這是明末階級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結果。這一點，前麵已經有所敘述。這裏再補充一些大起義爆發之後的情況。
大起義爆發之後，明王朝非但未曾在人民力量的打擊下有所收斂，停止那些倒行逆施的暴政，反而變本加厲地搜刮民脂民膏，征調大量民力，進行血腥鎮壓。而這一切，又必然激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
明王朝對付農民起義的第一條措施是加緊搜刮，各種賦稅和加派仍然是“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而且，崇禎三年(1630)加征遼餉，崇禎十年征剿餉，崇禎十二年征練餉。再加之“私派多於正賦”，人民生活越來越走投無路，他們除了起而反抗，加入農民起義的隊伍是別無他路。明兵科給事中劉懋在崇禎三年上疏說：“今年麥苗盡枯，鬥粟銀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於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不驅民為盜乎?”《石匱書後集》卷六十五。這段話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曆史真實。
明王朝對付農民大起義的第二條措施是增兵。由於明軍要應付東北邊事，又加以士氣低落，戰鬥力不強，因而必須增加軍隊。要增兵，就必須大量估拉丁壯，既使人民妻離子散，又大大影響生產。同時，增兵又必然加餉，加重對人民的剝削。這樣，又必然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
明王朝對付農民大起義的第三條措施是屠殺。除了在戰場上屠殺起義軍之外，還實行“陽為招撫之名，陰行剿殺之策”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下。的手段，屠殺招撫的部分農民軍或廣大饑民，其結果是逼迫他們堅持鬥爭。如崇禎六年(1633)時：“陝西總督某(指洪承疇)，招降數千人。一日，縱之采樵，去其弓刀。潛遣兵數千，伏山穀中，欲盡殺之。降者覺之，各舉石擊官兵。或拔木為杖，奮擊官兵，官兵敗走。賊自此遂絕無歸附之心矣。”顧山貞：《客滇述》。特別是明軍乘作戰之機，對廣大人民群眾肆行搶掠，奸淫燒殺，無所不為。當時的內閣大學士文震孟承認明軍是“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文秉：《烈皇小識》卷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己也提出了“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的問題。
總之，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激起了大起義的爆發。大起義爆發後統治者的種種暴政又無異於火上澆油，促使大起義迅猛發展。起義的人數愈來愈多，規模愈來愈大。到滎陽大會時，農民軍總數已超過三十萬，活動範圍已達到陝西、山西、北直隸(今河北)、河南、四川、湖廣(今湖北、湖南)等數省的廣大地區。
明末農民大起義從一開始，就被稱作“流賊”，這正說明了“流”是大起義另一個最顯著的特點。當時人總結說：“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衍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嚐據城邑為巢穴，故曰流賊。”顧山貞：《客滇述》。長期的、大規模的流動作戰既是大起義這一階段的特點，也是整個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特點。他們一直沒有固定的根據地，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征戰中度過的。他們的足跡，在這一階段就已到達今天陝西、甘肅、寧夏、內蒙、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省，以後更發展到今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廣西、山東、青海等廣大地區，是我國古代活動區域最廣的農民戰爭。長期的流動作戰，給他們帶來了軍事上的巨大勝利，但也產生了嚴重的流寇主義作風，促成了他們最後的失敗。
流動作戰的戰略方式，在我國古代是多次出現的。從唐末的黃巢大起義到明中葉的劉六、劉七大起義，都是流動作戰的著名代表。到了明末農民大起義時，這種流動作戰的規模和水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麵的有關章節裏專門論述。這裏，我們著重結合大起義初期的情況來討論產生這種流動性的曆史原因。
長期的流動作戰，同封建社會中農民階級的保守、閉塞、留戀鄉土的本性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明末農民大起義所以會出現長期流動作戰的現象，當然可能有種種的具體原因，如為了奪取生活資料而就食，為了躲避敵人優勢兵力的進攻而轉移，為了尋找敵人的弱點和有利地形而轉移……但是，這些都是些客觀的、次要的因素，隻能是暫時性的。其根本的、必然性的原因，應當從農民起義軍本身去尋找。因為決定事物性質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內因，一切客觀的因素即外因，都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毛澤東同誌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分析土地革命時期紅軍中產生流寇主義錯誤傾向的根源時指出：“由於紅軍中遊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遊民群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99頁。這種科學分析對於理解中國古代農民戰爭中長期流動作戰的戰略方針和流寇主義作風的形成，筆者認為仍然是適用的。毛澤東同誌所指的這種遊民，在明末農民起義軍中是大量存在的。前麵我們曾經指出，由於統治階級的土地兼並和殘酷剝削，明末存在著大量的失去了生產資料的流民群，災荒之後，流民更多。就以大起義策源地的西北地區而論，如陝西，“大荒之後，民多逃亡。有一裏一百一十戶內止存十餘戶者，有一甲十一戶內止存十餘丁者，有數甲全逃者。”梁材：《議複陝西事宜疏》，載《皇明經世文編》卷一○五。如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裏不聞雞聲。”《明史·王宗沐傳》。數量眾多的流民，有的流入城市做傭工，有的成了地主家的奴仆，有的逃進山林川澤，有的則舉起刀槍同統治階級進行鬥爭。明末的社會，已成為一個處處有流民的社會。張獻忠本人就是一個“窮無所歸”的流民。農民起義軍中，流民成分占相當大一個數量。“流賊初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也。”《明季北略》卷四。這些成分，都可以算作流民，參加了起義，就成為所謂“流寇”，“初為流民，繼為流寇，蔓延全國，不可收拾。”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
大量存在的流民群眾，都是窮得一無所有，失去了生產資料，四處流蕩的遊民。他們既無家產，也無居室，哪裏可以謀生就走向哪裏，逐漸具有一種流動性，對於鄉土，已沒有多少留戀了。他們原來的閉塞、狹隘、安土重遷的特點便逐漸泯滅。當他們起義之後，習慣於“奔走不停，未嚐據城邑為巢穴”的生活，也就是必然的了。這種情況，我們還可以與曆史上其他的農民起義作些比較。宋代的方臘起義，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反抗宋王朝的花石綱等橫征暴斂和繁重的徭役，他們大多還有地可種，因而在起義中便力圖保住自己的小塊土地，盼望著“劃江自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方勺：《青溪寇軌》附《容齋逸史》。的理想生活。所以，他們不願離開兩浙鄉土，不會去流動作戰，而是久據家鄉，持險扼守。唐末的黃巢起義就不同。由於唐代均田製的破壞，廣大農民失去了土地，無田可耕，“到處皆饑，無處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卷三十七。，因而形成了廣大的流民群。黃巢和王仙芝本人也正是奔走四方販賣私鹽的流民。因此，唐末農民大起義采取流動作戰的方式，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這是有其曆史必然性的。明末的情況同唐末有某些類似，而無衣無食的流民更多，他們加入農民軍的同時，也就把流動性帶給了農民軍。哪裏敵人薄弱，哪裏能取得生活資料，就奔向哪裏。而且，由於他們長期離鄉背井，養成了長途跋涉的適應能力；他們又熟悉各地情況，更便利了自己的行軍和作戰。這樣，他們一開始就采用了流動作戰的方法同敵人周旋，陝西不利就到山西，山西受困又入河南，敵軍到了河南又再向其他地區進軍。流動作戰成為他們長期使用的最重要的戰略方針，這是很自然的結果。所以，筆者認為毛澤東同誌的分析對古代農民戰爭仍是適用的，遊民成分的大量存在，是明末農民起義軍長期流動作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