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reference_book_ids\":[6930888998395186184,6838936292718283790,7255238555826392118,726709024108786790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一、鳳陽分兵，獨當一麵
滎陽大會之後，各路農民軍立即按大會所議定的計劃分兵出擊。張獻忠和高迎祥率軍離開河南，向東南方向的江北地區進攻。由於明軍多聚於河南，長江下遊防務虛弱，農民軍以實擊虛，勢如破竹，迅速攻下了固始、潁州(今阜陽)、霍丘、壽州(今壽縣)，直逼明王朝的中都鳳陽。
鳳陽既是朱元璋的發祥之所，又是明王朝皇室祖先的陵寢重地，被稱為中都。除了衛所鎮兵之外，還有班軍、高牆軍和護陵新軍等用來專門守護皇陵的軍隊。除了地方巡撫之外，中央還專門派出太監在此監軍，鎮守鳳陽。在江淮一帶，本來算是一個兵力很強的軍事重鎮。不過，由於太監楊澤和衛軍指揮侯定國平日苛虐成性，激起反抗，崇禎七年(1634)十二月發生兵變，侯定國被殺，士兵散去很多，因而此時鳳陽軍無主將，兵心渙散，更想不到農民軍會在十天之中從滎陽迅速到達鳳陽，所以完全未曾設守。農民軍到鳳陽時，正值元宵節期，城內尚在恣情歡樂。張獻忠和高迎祥乘此良機，“密遣壯士三百人，偽為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鬻錦帨椒棗，或為僧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鹹呼曰：‘流賊至矣!’……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紮，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敢敵者，遂潰。”《明季北略》卷十一。明王室的皇陵和龍興寺被農民軍一火而焚之，又殺掉了平日作威作福的留守、太監和官吏，打開監獄釋放了獄中的囚犯，並在鳳陽鬧鬧熱熱地歡慶勝利。為了向朱明王朝挑戰，向朱明王朝示威，農民軍特地在鳳陽樹立起一麵寫有“古元真龍皇帝”的大旗。《綏寇紀略》卷十一。
攻克鳳陽，是明末農民起義軍第一次取得重要城市。
由於鳳陽既是明王朝的中都，又是大運河漕運的重鎮，所以這次勝利，不僅打擊了江北地區的明軍，而且極大地震驚了明王朝的最高統治集團。崇禎帝朱由檢下令將鳳陽巡撫楊一鵬處死，將巡按鳳陽禦史吳振纓革職戍邊，並下詔“罪己”，諭令全國將官”刷國恥”，還假惺惺地玩弄免經筵、素服、避殿、撤樂、親祭告等把戲，真是狼狽萬狀。
就在這慶祝勝利的時刻，農民起義軍內部不能緊密團結的毛病暴露出來了。張獻忠和高迎祥部將李自成因處理被俘人員問題發生分歧，不能和解，一支大軍分為兩半。高迎祥、李自成西走歸德(今商丘)，張獻忠南下廬州(今合肥)。
從此時起，張獻忠就開始獨立作戰了。雖然在今後的長期作戰中，張獻忠同農民軍其他各部也有過直接或間接的配合，但這種聯合行動是暫時的，雙方的關係是平列的。張獻忠從此以後就再未受過他人節製，完全按照自己的戰略意圖進行活動，並且逐步發展、壯大，成為農民軍兩大主力之一。崇禎十六年(1643)以前，他的軍力和聲威在李自成之上，很多農民軍首領，如羅汝才、過天星等都曾在他直接或間接領導之下進行活動。所以，從整個明末農民戰爭史看來，從此時起進入了一個兩大主力平行活動的新階段；在張獻忠的一生中，也開始了一個獨當一麵的新時期。
二、軍隊編製和作戰方法
在敘述張獻忠下一階段的鬥爭之前，有必要先介紹張獻忠農民軍的軍隊編製和作戰方法，了解張獻忠農民軍行軍作戰的特點，以便更好地了解今後十多年中激烈的戰鬥。
和明末農民起義軍其他各部一樣，張獻忠農民軍較之過去的農民起義軍有了明顯的進步，在軍隊組織、行軍、作戰等各方麵都有了一定的製度，而且基本上能夠得到貫徹。其所以能夠如此，一方麵是由於明末農民起義的英雄們吸取了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的經驗教訓，並將優長之處加以發展和充實的結果；另一方麵也由於農民軍中不少人曾在明朝軍隊中生活過(包括張獻忠本人在內)，有一定的軍事知識。因此，他們能夠創造出一套比較完整的而又適合於長期流動作戰特點的戰術原則，並在實踐中取得了重重勝利，使明末農民大起義顯示出了自己的特點，在指揮藝術和作戰技能上都達到了我國古代農民戰爭的最高峰。
關於張獻忠農民軍的編製，由於記載不多，目前還不很清楚。大體上，全軍分為若幹營(入川建國後，共一百二十營)，每營兵力不一，多的可達數萬人，無論行軍、作戰，都以營為單位。在營以下，再分為隊、哨等更小的單位。每一營中，除了作戰的主力隊伍，還有配合作戰部隊的打糧隊、打馬草隊、裁縫隊等。由於廣大農民參加起義軍時，有些是全家參軍，所以農民軍中還有不少婦女和老弱，他們有的參加到後勤隊伍中，有的就和病殘將士一起編為老營，由作戰部隊保護，隨軍前進。
由於張獻忠農民軍的戰略方針是長期的流動作戰，所以特別重視部隊的行軍，特別重視騎兵。在農民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副，去來如風，一日夜踔數百裏”。由於戰馬是他們克敵製勝的重要因素，因而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時，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在訓練中，張獻忠亦特別重視騎兵，多由優秀的步兵選拔充任，“故騎卒多精銳”。在這方麵，明軍則遠遠不是張獻忠的對手，用明軍自己的話說，是“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裏，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裏輒疲乏，以故多畏賊”《明史·左良玉傳》。。
大部隊在敵人包圍之中行軍，絕不能是簡單的騎馬疾馳而已，還有不少必要的措施。行軍時，“不許多攜輜重……恐壓牲口且不輕便也”。騎兵都有備用牲口，“騎兵決戰，一兵必二三馬更番馳驟而不疲憊……(平日)所乘止騾，其馬不輕騎，留為戰用”彭孫貽：《平寇誌》卷六。。為了保證行軍安全和能夠對付各種緊急情況，行軍時以營為單位，“每營數萬，更番迭進”。而一個營又是“老弱居中，精騎居外”《綏寇紀略》卷二；《烈皇小識》卷四。。這樣，就使數十萬隊伍在行進中不致混亂，相互照應，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經常保持著強大的戰鬥力。如果是在戰鬥中轉移，或周圍有敵人，那就必須更加小心，“獻忠……行則發哨遠探，止則息馬抄糧。官兵遙尾賊後，莫敢截擊。”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三。所有這些措施執行的結果，行軍就能夠順利前進，保持堅強的戰鬥力。前哨的偵察工作使張獻忠對周圍的形勢十分了解，不會受到意外的襲擊。行軍一停，後勤工作又馬上展開，保證著軍隊的供應。所以，張獻忠在十幾年的流動作戰中能夠取得不斷的勝利，很少見到他在行軍中受到明軍側擊或軍入埋伏而遭敗績的(比較突出的一次例外，是崇禎十三年誤入瑪瑙山而敗於左良玉)。
當然，在長期戰鬥中，不可能每次行軍都是一帆風順，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具體困難。對於這些，張獻忠是采取不同的果斷措施加以解決的。例如，行軍途中，決不能全走陽關大道，經常會遇到高山大河。對於山林，農民軍大多是在窮苦山區中長大的，一般來說都可適應。無論是“川險林深”的荊襄山區，還是“鳥道羊腸”的川東地方，都不會成為農民軍的障礙。如果遇到沒有渡船和橋梁的河流，在有樹林之處，就臨時紮成大量木筏渡河，如崇禎八年(1635)九月渡淮河；如果沒有樹林，就填土而過，如次年十一月渡漢水；如果情況十分緊急，除了長江、黃河之外，無論“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蹄所壅閼，水為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九。。這是一種勇敢、堅決、迅速而又實用的渡河方法。
張獻忠行軍並不一直都是大張旗鼓地大隊人馬行軍，有時，為了完成秘密的轉移，也常常采取隱蔽的方式(一般多轉入山中)急行軍，不讓敵人發覺。如崇禎十三年(1640)瑪瑙山戰敗之後，張獻忠轉入山中，明軍左良玉以大軍圍攻。“張獻忠自興(安)、房(縣)走白羊山，入巫山間。川兵攝之。益西入深穀中，掩旗息鼓，若無人。參將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歸。”《烈皇小識》卷六。應當說，張獻忠農民軍在長期鬥爭中積累起來的一套行軍辦法，是他們在長期流動作戰中能夠克敵製勝的基礎。
除了行軍之外，張獻忠特別注意紮營。由於長期流動，農民軍沒有固定的營地，又經常活動在敵人的腹地之中，所以農民軍紮營時，既要保證安全，又要有利於下一步的戰鬥。為了這個目的，張獻忠紮營時總是將隊伍集中，或幾股隊伍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臨時的、堅固的陣地。“其兵連營數十裏，止則布幕數千，庭廡堂室俱備。外植木為垣，以索係之，周以壕塹，馬不得風逸。方圓數裏，如城郭焉。”彭孫貽：《平寇誌》卷十二。例如崇禎八年(1635)十一月，張獻忠和高迎祥諸部“大會於龍門、白沙(均在今洛陽南)，連營六十餘裏”；次年年底，張獻忠和羅汝才等在安慶“連營百裏”，都是建立大營盤的典型例子。在整個大營中，又有一定的組織。如崇禎十五年(1642)張獻忠在樅陽時，就分為四大營，中間是老營，是全軍的指揮中心以及老弱病殘人員的駐地，其他隊伍又分為前營、中營和後營，“環護老營如鼎足”《明季北略》卷十六。。這種紮營方法既可以保持較強的兵力，使敵人不敢貿然襲擊，又不致擾害百姓。張獻忠農民軍在長期戰鬥中很少入民房居住，晚上都在布質帳幕中安宿，雖在城市，也不住民房。《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
盡管是連營而居，又植木係繩，周以壕塹，但張獻忠仍然特別注意宿營的安全。“安營，即發撥馬四路偵探，一裏一撥，直至二百裏外，有警即知。”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不僅如此，如果宿營曠野，還要在營中點起無數火堆，以防敵軍突至，便於轉移，不致方向莫辨。那麼，這樣做不是給夜間的敵人指示了方位嗎?不會的。因為他們在宿營地以外數十裏，也點著一些類似的火堆，叫做“空火”，專門用來迷惑敵人，“官兵以為賊營在此，不知尚在數十裏外”彭孫貽：《平寇誌》卷六。。如果住在城郊或距敵人很近，上述辦法不易奏效，就必須更加警惕。如崇禎八年(1635)，他們駐紮在桐城城外，緊靠著城上的明軍，張獻忠專門告誡將士說：“邇此少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寂，須急起作備。”《寄園寄所寄》卷九。在拔營上路之時，還“必於其營發煙火，使人不知所避”。這種嚴密的組織性和高度的警惕性，加上出色的偵察工作，保證了紮營的安全。十幾年中，張獻忠一直在敵人腹心中活動，可是從未受過敵軍一次夜襲，這在古代是極為難得的。不僅如此，由於他們出色的偵察工作，反而能夠成功地粉碎敵人的夜襲。如崇禎十三年(1640)十二月，張獻忠在四川，由瀘州西進，抵成都城下。“(明軍)副將某，統千餘騎夜搗賊營。賊預取土像數百置帳中，四麵懸燈而潛伏暗處。千騎望燈而趨，大呼直入，則所劫者，諸土像也，急退。而賊眾四合，殲戮無孑遺。”《烈皇小識》卷六。
由於農民軍長期流動，四周都是敵人，而自己又必須經常向新地區前進，所以張獻忠特別重視偵察工作。在這方麵，明末農民起義軍可以說在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是獨樹一幟，最為出色的。他們經常派出偵察人員，進行廣泛的偵察活動，“或攜藥囊蓍蔡為醫卜，或談青鳥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這種在廣大人民支持和掩護下的偵察情報網，使農民軍能夠經常洞悉各方麵情況，不致盲目行動，而能避實擊虛，取得勝利。明軍每次圍剿計劃幾乎都是很早就被張獻忠掌握，往往是明軍的部署尚未完成，張獻忠就已突破其包圍圈或進行主動的進攻了。在每一次作戰之前，偵察工作更為加強。“將攻襲郡邑，必前遣奸細，偽為僧道、遊客、商賈入城，結納奸徒為內應。”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所以，張獻忠在作戰時經常是裏應外合，以計取勝。崇禎八年(1635)克鳳陽，十四年(1641)克襄陽，十六年(1643)克武昌等大城市，都是如此。史書上常有在短期內連克十餘州縣的記載，這和偵察工作的開展當有很大關係。
擔負這種偵察工作重任的，是農民軍中的精幹。他們都有很高的本領，渾身是膽，常常深入虎穴，探取重要情況。《一虹筆記》中有這樣一段描繪：“襄陽監司與某郡守城外募軍……一人攜一長竹，插於地，自下而升至頂，於竹上舞棍。觀者方呼噪，竹忽折，其人飛身十數丈，舞棍不息。一人攜一小傘、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張其傘、扇，踹水麵如實地。監司擊節，皆與騎糧。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帶回署，授以策略，然後用之。’監司許諾。郡守帶署中，嚴刑拷掠，搜其身，得賊劄付，果流賊諜也。”《寄園寄所寄》卷九。這種藝高而膽大的偵察人員遍布各地，必然對明軍造成嚴重的威脅。有時，他們打入明軍內部，可以取得傳奇式的戰果。例如崇禎九年(1636)正月，張獻忠和高迎祥聯軍，大戰明五省軍務總督盧象升於滁州(今滁縣)，“盧督兵剿賊，特招死士為衝鋒陷陣之選。賊令奸細混入其中。對壘時，奸細內應，縛盧，將獻賊矣。中軍李某救之，得免。”《烈皇小識》卷五。堂堂的五省軍務總督差點被農民軍“奸細”從軍陣上綁走，可見明軍之無能，更可見農民軍間諜工作人員的機智與勇敢。更為驚人的是在崇禎十三年(1640)，明內閣大學士、軍務督師楊嗣昌在重慶玩弄卑鄙伎倆，妄圖分裂當時正聯軍作戰的張獻忠與羅汝才，特地“下令赦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禽斬者，賚萬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明史·楊嗣昌傳》。這件事是張獻忠對楊嗣昌有力的回擊，也是對整個明軍辛辣的嘲弄。但從此事中我們更可以看出活動在敵人心髒的農民軍間諜人員之敏捷、果敢和足智多謀。無疑地，這對張獻忠的軍事指揮有著極大的幫助。
在長期鬥爭中，無論是行軍、紮營或是偵察，都是為作戰服務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壯大自己，戰勝敵人。下麵，我們再來看看張獻忠農民軍是如何作戰的。
張獻忠農民軍充分發揮了流動作戰的特點和優點，在任何情況下總是避免死守一隅，而是不斷地以自己速度上的優勢向敵人主動進攻，大多時候都是攻無不克的。如果在進攻中不能速決或臨陣不利，則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立即轉移，再向敵人的弱點發動新的進攻。所以，張獻忠的一生基本上不打防禦戰，他的戰略原則就是高速度地流動作戰，就是不停地發動進攻。但由於流寇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作戰基本上是攻而不守的，永遠在進攻，永遠也沒有屬於自己的根據地。今日攻占，明日棄之，以後又來重新攻占。關於這種致命的缺點，我們在後麵還要詳細論述。
在每次具體戰鬥中，張獻忠也是充分發揮自己的速度優勢，快速進攻，快速轉移，“疾如風雨，出沒不常，殺民衝兵皆是也。官兵每偵其老營而後擊，不知老營已在數十裏外疾走矣。”談遷：《國榷》卷九十六。這樣，總使明軍處於被動地位。在戰鬥之前，一定要進行詳細的偵察，熟悉敵情，然後擊其不意。“多行金錢，布奸細，有信先知。官兵出，賊不意擊之，必在四五十裏外。”他們不打被動的陣地戰，“遇官軍，則令數騎誘之深入，大隊兩旁裹之”，以便更有效地殲滅敵人。戰鬥中，他們利用固體傳聲的道理，“伏路靜聽”，就可以比較清楚地掌握敵軍的移動情況，安排自己的力量。要向敵人發起進攻時，老弱、婦女都安置在一旁，專以精銳騎兵進行衝鋒。“選一人當前，名曰領頭子，其餘魚貫而進。頭子不過五六，有進無退。若受傷，遊騎飛報，重傷呼換，其人始退。次者序進，退步必斬。易三頭子，必鳴金收兵，率眾奔突。”除了擔任正麵衝鋒的部隊外，還有“前撥、倒撥、左翼、右翼以備策應”。作戰的軍士都穿著特製的棉甲，“其甲縫纊棉數十重，輕而韌，當箭炮不入”。加上農民軍作戰的勇敢和指揮的正確，因而就能做到“兵不多而戰常勝”本段材料見《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平寇誌》卷六。。
也有少數時候，明軍來攻，自己處於守勢時，則“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明軍)追之，則步卒之健者長槍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四合，(明軍)無孑遺矣”《寄園寄所寄》卷九。。有時，也采取車輪戰法，更番休戰，使敵人疲憊之後再一鼓而殲之。《明史·左良玉傳》。
張獻忠農民軍經常攻打城市。因為明軍和大小官吏都躲在各城市中，統治階級搜刮的財富也都集聚在城市中。所以，為了消滅敵人，取得給養，農民軍的進攻矛頭總是指向各地的城市。在長期鬥爭中，對於攻取城市，張獻忠也積累了一套辦法。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計取，二是力克。計取者多是先派人化裝入城，裏應外合，在長江中下遊時，因為進攻方向不固定，所以張獻忠多用此法。崇禎十五年(1642)攻廬州是典型的戰例：“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偽為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扶擁而入，後以精兵易衿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狀。時廬州匝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疏。忽報學使入境，急啟門出迎，肩輿已進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炮甫畢，裹甲忽見，俱執短刀而起。時事在倉猝，鹹惶遽失措，各鳥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事毀殺。向之號為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明季北略》卷十八。力克者多是先行包圍，然後用“飛梯”“衝車”強攻。餘瑞紫：《流賊陷廬州記》。攻不上就挖地道直通城下，埋入大量火藥，在遠處以火箭引爆或燃火繩引爆，炸開城牆。這種辦法在後期攻取湘、贛和進軍四川時用得較多。因為後期有了較明確的進軍路線，敵軍早有準備，故隻能力克，如攻取重慶、成都，均用此法。也有少數時候，直接用巨炮轟開城牆而得城，如後來攻取廣元。彭遵泗：《蜀碧》卷二；民國修《廣元縣誌》卷二十《武備》。
張獻忠作戰是“兵不多而常勝”，但並不是說不敗。在處境不利的情況下，他們絕不作殊死的決戰，而是迅速轉移，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撤退時，先燃放煙火，掩護自己行動，使敵人不易發覺。談遷：《國榷》卷九十六。同時，利用明軍人人愛錢如命的特點來製服追兵。“獻忠他遁，慮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明季北略》卷十六。這樣，張獻忠就能安全轉移。或者向敵人薄弱之區進攻；或者乘敵人不備殺一個回馬槍；或者隱藏在山林之中休養生息，準備新的戰鬥。這類事例，我們在下麵的論述中將多次見到。
為了提高軍隊的作戰技能，張獻忠十分注意軍事訓練。“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即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擊殺馬兵，即以所乘之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明季北略》卷十六。駐穀城時期，更抓緊時間學習孫、吳兵法，“造三眼槍、狼牙棒”，操練“埋伏、連弩、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綏寇紀略》卷六。張獻忠本人就帶頭練兵，“營於城外，將幾案疊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多動，亦借以自練，並以練士卒耳。”《明季北略》卷十五。農民軍高超的軍事技術，就是在張獻忠率領之下，這樣逐步練出來的。
綜上所述，張獻忠農民軍(整個明末農民起義軍情況大致相同)在指揮藝術和作戰技能上，較之我國以往的農民起義軍是有了明顯的進步。他們將先輩們用鮮血換來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和提高，在軍事組織和戰術運用的各方麵都有一定的製度和章法，並得到合理的運用。這樣，就使得我國古代的農民戰爭在軍事藝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度，使明末農民戰爭成為我國古代規模最大、戰果也最大的農民戰爭，在長期的反明、抗清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三、縱橫江楚
崇禎八年(1635)一月底或二月初，張獻忠同高迎祥、李自成分兵之後，便率軍從鳳陽南下，圍攻廬州(今合肥)，不克。轉攻巢縣、廬江、無為、潛山、太湖、宿鬆等地，連連告捷。與此同時，高迎祥、李自成西入河南，也取得節節勝利。到這時候，洪承疇原來打算調集大軍到河南圍剿的計劃不僅完全被粉碎，而且暴露了長江中下遊地區明軍的極度虛弱，明王朝的“江南財賦之區”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於是，洪承疇連忙率軍出潼關，重新布置軍力，準備調陝西、鄖陽、四川、湖廣、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兵力聯合行動，將農民軍壓縮在今湖北地區，“合力進剿”。
洪承疇這個“合力進剿”的新圍攻計劃，又被農民軍完全識破。當洪承疇傾師出關之時，農民軍則“避實擊虛”，紛紛向西進攻，由小道入關，占領兵力空虛的陝西地區。張獻忠在崇禎八年(1635)二月底從今天安徽南部率軍西進，經霍山、英山入湖廣，與老回回、過天星等部會合，長驅向西，經商州(今商縣)入陝西，再次與高迎祥會師鳳翔。於是，洪承疇在湖廣的包圍圈中成了空白，圍剿計劃又一次完全破產。
在兩次圍剿計劃均告破產之後，洪承疇仍不甘心。四月間，他到汝州(今臨汝)，“大集僚佐曰：‘製賊當有長策。我至豫而賊走秦，我走秦而賊又走楚豫……今當分信地扼之。’”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八。他的所謂“長策”，仍然是“扼之”，即分堵合擊的老一套，不過是前兩次圍剿的翻版而已，想不出什麼新的花招。當時，他布置左良玉、尤世威、鄧玘諸軍專門扼守陝西和河南、湖廣邊界的關隘道路；又命山西巡撫吳甡嚴守黃河渡口，防止農民軍由陝入晉，打算將入陝的農民軍堵死。布置妥當後，他便親率曹文詔、賀人龍、艾萬年、張應昌等主力部隊回到陝西，準備孤注一擲。因為他在連遭幾次失敗後，自己心中也明白“勝敗之數，未可知也。”打算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綏寇紀略》卷三。。
麵對著洪承疇的冒險進攻，農民軍毫無畏懼，決定先加以迎頭痛擊，然後再打出陝西。六月中，農民軍和明軍數次大戰，數戰數勝。明軍最著名的兩員大將曹文詔自刎，艾萬年陣亡，使得“官軍聞之奪氣”，洪承疇“仰天慟哭”。接著，農民軍攻克澄城、鹹陽，圍攻西安，洪承疇差點丟命。在全麵擊敗明軍的進攻之後，為了突破明軍對陝西的包圍，張獻忠率軍猛攻陝西、河南交界處的軍事重鎮朱陽關(今盧氏西南)，守關明軍死的死、逃的逃，全軍潰敗。洪承疇在陝西邊境布置的防線也全線動搖。八月，關內農民軍以張獻忠為首移師出陝，大隊東進，塵埃彌天，前後絡繹百裏，闊四十裏，老弱居中，精騎在外，明軍隻敢在遠處山頭遙望，根本不敢邀擊。十月，高迎祥、李自成等亦出陝在靈寶與張獻忠會合，洪承疇的“長策”再次慘敗。
在明軍五次圍剿連續破產之後，明中央也發覺了“我至豫而賊走秦，我走秦而賊又走楚豫”，這樣被農民軍牽著鼻子走的困境並非“長策”。洪承疇幾次圍剿都圍不住，跟蹤追擊又永遠追不上，反而顧此失彼，給農民軍造成更廣闊的回旋餘地。於是，明王朝便在崇禎八年(1635)九月任命盧象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諸省軍務，賜尚方劍，專治中原，洪承疇則專治西北。東西兩方各自負責，不再進行力不能及的大圍剿，而分別進攻所轄地區的農民軍。
盧象升就任軍務總理以後，在河南進行了一番布置，將明軍進行相對集中，以祖寬率領的“關遼勁旅”為中堅，其他各部配合，戰鬥力頗有增強。十一月初，張獻忠進攻洛陽時，就被祖寬所敗。張獻忠與高迎祥聯合再攻，仍未將洛陽攻下。為了保存實力，農民軍決定不再攻洛陽，立刻轉移，以避明軍銳氣。高迎祥、李自成向西，張獻忠向東，各自行動。年末，張獻忠到達今安徽南部的含山、和州(今和縣)地區，逼近南京。
崇禎九年(1636)正月，高迎祥、李自成率軍東下，與張獻忠聯軍圍攻滁州(今滁縣)，被盧象升、祖寬所率援軍擊敗，於是農民軍各部大多向西轉移。整個春季和夏季，農民軍活動暫時轉入低潮。在這段時期，向西進入陝西的高迎祥、李自成數次受挫。七月，高迎祥在周至南邊的黑水峪被明軍伏兵所圍，後被明陝西巡撫孫傳庭所俘，轉至北京遇害。李自成原稱闖將，高迎祥犧牲後即襲闖王號，堅持戰鬥。但因軍力損失太大，因而失去了闖王幾年來在農民軍中非正式的最高首領地位。張獻忠在滁州戰敗之後，便率軍轉移到今湖北西部的鄖、襄山區，休卒息馬，整頓隊伍，未曾主動出擊。農民軍其他各部如老回回、蠍子塊等亦暫時停止進攻，多在今豫、鄂、川、陝邊區的山林中休養生息，以待時機。
到了崇禎九年(1636)十月，秋高氣爽，糧足草茂，正是進軍機會，而此前盧象升又因六月間清軍大舉入侵而奉詔入衛京師，繼又改調宣大總督，離開湖廣。張獻忠乘此時機，聯絡各部農民軍一致行動。張獻忠自均州(今均縣西)、老回回自新野、蠍子塊自唐縣(今唐河)同時出兵，眾二十萬，直指襄陽，湖廣震動。但是他們並未攻襄陽，而是以佯攻的姿態吸引明軍，實際上卻聯合羅汝才、闖塌天等部力量沿江東下，準備向明軍比較空虛的長江下遊地區發展，進攻南京。農民軍大敗明軍總兵秦翼明後，打出湖廣，與英山、霍山地區的左金王、革裏眼等左革五營合兵，連營百裏，進逼安慶，“烽火達淮揚”，南京大震。明安慶巡撫張國維向明中央告急，明中央忙派左良玉、馬、劉良佐等率軍星夜馳援。崇禎十年(1637)正月，張獻忠與明軍戰於安慶城下，獻忠失利，退守潛山天王古寨。三月，率軍複出，連破太湖、蘄州(今蘄春南)、黃州(今黃岡)等地。四月下旬，大敗明軍於太湖之豐家店，斬明將四十餘人，殲敵六千餘。“張國維選才武良家子成此一軍，一戰而盡。”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二。張獻忠乘勝向東攻取和州(今和縣)、含山、定遠、天長、六合等廣大地區，進駐桐城。這時，明中央派遣的援軍劉良佐等部馳至，閏四月，與獻忠大戰於掛車河，獻忠敗，率軍西走，仍去湖廣。
張獻忠到湖廣後，駐於鄖襄山區，“潛伏山穀，俟秋而動……兵至則匿山穀，兵去則攻城堡。”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這種“盛暑休息，三時出擊”的方法，張獻忠是常常采用的。因為夏天天氣炎熱，常下暴雨，不利馳逐，又易染病。加之糧食未熟，難以解決給養問題。所以，隻要有可能，張獻忠總要將隊伍安置在適當地區，進行一段時期的休整，待到秋高氣爽、士飽馬騰之時，再出山作戰。
以武當山為中心的鄖襄山區，是張獻忠農民軍經常休整的地區。這是因為，一方麵，鄖襄山區在地理條件上具有優良的條件。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北連宛、洛，西接漢南，西南通巴蜀”，是軍事要衝。從自然條件看，“其地多崇崗豐菁，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田地，可屋可佃。更產銀礦砂金，可淘可采。”《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二。所以自古以來，這裏就是所謂”盜賊盤據要地”，從漢代的綠林軍到元末的紅巾軍都曾以此為根據地。另一方麵，則因為這裏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在明初，統治者害怕人民入山之後以此為根據地反抗官府，故宣布鄖襄山區為禁山，嚴禁入山開墾。可是，在明代大量土地兼並的情況下，無數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不顧官府的禁令，紛紛入山，冒險墾辟。他們在墾荒開礦，與大自然作鬥爭的同時，長期與統治者進行著反山禁、反暴政的鬥爭。成化(1465—1487)年間劉通、李原兩次起義就是因反對山禁而爆發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山區農民的鬥爭，迫使明王朝放寬了山禁，允許農民入山墾殖，但專門設置了鄖陽府和竹溪、鄖西等七縣，加強對山區農民的剝削鎮壓。因而，山區農民同明王朝的武裝鬥爭一直未曾中止。如弘治二年(1489)的王綱起義、十三年(1500)的何淮起義、正德八年(1513)的廖時貴起義、嘉靖二年(1523)的徐學起義、八年(1529)的楊時政起義參見賴家度《明代鄖陽農民起義》，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有了這樣良好的自然條件和長期進行革命鬥爭的群眾基礎，張獻忠選擇這裏為臨時隱蔽地，當然是相當理想的了。他們駐在這裏，地形熟悉，居高臨下，又能得到人民支持。相反，在明軍眼中，這裏“自襄、穀、均、鄖，以達房、保、二竹、漢、興等處，綿亙數千裏，叢林密菁，絕深溝。弓矢無所見長，匹馬不能馳驟，糧料無從轉輸。夷漢兵丁，人人摩厲以需，不免望而卻步”鄭天挺、孫鉞等編輯：《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兵部為狡寇遁踞宛襄深山等事》，中華書局1954年版。。所以，明軍不敢冒險入山進攻農民軍。而張獻忠卻得以在此收休整隊伍、養精蓄銳之效。
四、穀城偽降
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明軍左良玉、陳洪範等部打算進攻鄖襄山區。張獻忠帶領部隊下山，準備向明軍背後的空虛地區進攻，抄明軍後路。當起義部隊假扮明軍，打著官兵旗號計襲南陽時，恰好與左良玉部下相遇。張獻忠和左良玉曾多次對陣，雙方相當熟悉，因而張獻忠的計謀為左軍察覺，左良玉部將羅岱發箭射中張獻忠額。張獻忠在部將孫可望等人保護下倉促指揮退卻，損失頗重，且戰且走，經麻城繞了一大圈，又才甩掉敵人，回到鄖襄山區的穀城，謀劃下一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