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穩定市場，安定社會秩序，大西政府廢除了明朝的劣幣和錢鈔，設立鑄錢局，用王府、官紳家中古董玩器中的銅器和寺院中的銅像熔化之後鑄成大順通寶銅錢。大順通寶質量頗高，光潤精致，當時婦女用來作為裝飾品，其色不減赤金。這種錢幣有實物傳世，特別是1975年4月和1976年2月，在成都望江公園附近的錦江靠岸處和市郊永豐公社的農田中，先後出土了兩大批，每批重十幾公斤，是研究張獻忠農民起義的寶貴資料。
在成都時，張獻忠根據原成都知縣、大西政府禮部尚書、天主教徒吳繼善的推薦，將意大利傳教士利類思和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二人從綿竹請入營中，給以盛情款待，稱之為“天學國師”，向二位詢問西方各國政事、天文學和算學知識。他很尊重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但並不願信仰天主教，並能敏銳地認識到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不懷好心，“欲謀中國之財寶”，因而對他們保持著應有的警惕性。兩位傳教士對張獻忠的評論是：“知識宏深，決斷過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張獻忠叫利類思和安文思帶領中國工匠用紅銅製造了需要“二人圍之”的天球儀、地球儀和日晷，“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宮環列其上，配以中國天文家所演各畜類，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國天文家之天圖。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國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曆曆可數。經線緯線、南北兩極，與黃道赤道、南北溫道無不俱備。至於日晷，列有黃道午線及十二星宮與各度數，日月軌道如何而明，歲時因何而定，了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實為當時特出之物，見者莫不稱奇。獻忠尤為稱羨，視為珍寶。”古洛東：《聖教入川記》。大西政府還頒行了新的曆書，叫《通天曆》，是否對郭守敬的《授時曆》有所改進(明代行《大統曆》，隻是《授時曆》的改名，內容完全一樣)，現已不得而知。但是，在古代社會裏，天文、曆法的研究總是和農業生產分不開的，總是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我們從以上兩件事可以看出，張獻忠對農業生產是給予了一定的重視的，並善於吸收利用外來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可惜由於戰亂，有關的珍貴文物和資料，今天是一件也不能見到了。
四川是個多民族地區，川南、川西邊區少數民族更多。張獻忠在四川時，曾經特別注意這種情況，他派人到邊區各地進行招撫，以“邊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賦”《綏寇紀略》卷十。為號召。結果，四川邊區各地土司除石砫與黎州(今漢源)二地之外大多歸順於大西，甚至，還有五萬少數民族加入農民軍，即所謂“四川猺賊五萬降於張獻忠”談遷：《國榷》卷一○二。。為了保持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的茶馬貿易，張獻忠任命了投降農民軍的原雅州知州王國臣為茶馬禦史，在雅州主持其事。在邊區地方，張獻忠仍然任命原來土司進行管轄，授予篆文銅印。這種銅印，至今尚有《離八寺長官司印》一方傳世，正方形，直紐，篆書陽文，背刻“禮部造，大順二年正月日”，印側刻“大字六百六十二號”(見本書圖版七)。離八寺即尼拔寺，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縣，距成都一千二百餘裏。由此印可知當時大西政府政治影響之廣遠。此外，解放前任乃強先生曾在比道孚更遠的德格縣八邦寺見到背刻“禮部造，大順二年十二月日”的長方形“援剿營總兵官關防”銅印一方任乃強：《張獻忠實錄》上冊，第224頁，1950年試印本。，現已不知去向。過去曾認為那是大西政府授予邊區土司的官印，誤。“援剿營總兵官關防”與“驍右營總兵官關防”一樣，都是大西軍中一個營的關防。按當時的製度，這種長方形的關防是授予武職的。所以，“援剿營總兵官關防”不可能是大西政府授予邊區土司的官印，而是清代從內地流傳到德格去的。
在目前所能見到的材料中，我們看不到更多的有關大西政府在政治經濟方麵措施的記載，尤其是缺乏關於經濟政策方麵的材料。產生這種情況有著多方麵的原因。一方麵，這是由於張獻忠和他率領的大西軍本身的流寇主義作風，不重視根據地的建設。另一方麵我們還應注意，張獻忠入川建國以後的各項設施都不是平安進行的，大西軍無時無刻不在與各方麵的敵人作鬥爭，四川境內的戰爭一天也未停止，上述的一切設施也都是在戰爭環境中進行的。從張獻忠入川到他犧牲的兩年多時間中，同各方麵的敵人作戰是他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因而在經濟方麵的措施很可能本來就很少，加以戰亂，能流傳下來的當然就隻能是一鱗半爪了。下麵，我們就著重來敘述大西軍同各方麵敵人的鬥爭。
三、在四川的鬥爭
入川建國之初，安定成都和各地的社會秩序，成了大西政府的首要任務。張獻忠下令，各地的宗室、官吏、鄉紳等不準藏匿，必須向大西軍自首，聽候處理。對於這樣一些人，一般都要罰繳大量的金銀，充實府庫。如果窖金不納，獎勵其家中奴仆告發，給以重賞。罪大惡極的地主、官吏和大部分朱姓宗室都要處以極刑，有逃匿不出，或收藏罪犯、宗室者要淩遲處死。例如成都大慈寺的和尚私匿蜀王宗室於寺中，被大西軍查出，就受到了嚴厲的鎮壓。史書多載“搜求仕宦，尤為殘酷”，這種對敵人的鎮壓是應當的和必要的。如果在建國初期不進行一次這樣的鎮壓反革命的工作，那麼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最起碼的革命秩序。
在成都，張獻忠采取了較多的措施來維持社會治安。居民中實行保甲製度，相互監督，有事應向政府報告，如果有事不報，出了問題，要受連坐的責任。出入成都城門要進行檢查，進行登記，寫明自己的身份、住址、出入事由、何時返回等，以備查驗。在城內，無論白天黑夜，都有巡邏隊在各處巡邏，發現緊急情況可以就地處置。夜間，實行宵禁。為了嚴防敵人的破壞活動，禁止畜養馬匹和儲藏較多的金銀。由於實行了這樣一係列措施，成都的社會秩序基本上得到了安定。例如，宜賓的生員範瑜到成都赴考時，聯絡劉玉發等陰謀叛亂，事未發即被察覺，受到製裁，使這一反革命陰謀未能得逞。見光緒《敘州府誌》卷三十三《人士》。
但是，從整個四川來看，情況就複雜多了。大西軍所能控製的主要是川西地區，其他地方並不安定，各地的明軍餘部和地主武裝並未肅清，他們不時起兵反抗大西軍，所以戰鬥一直未能停息。
就在張獻忠進軍成都的同時，南京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就任命王應熊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四省軍務。又任命樊一蘅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四川、陝西兩省軍務，要他二人調動各方麵力量對付張獻忠。當時，四川隻有遵義一地還在明軍手中，他二人就到遵義設幕府，發檄文，縞素誓師。可是他二人都是光杆總督，自己沒有軍隊，隻能空喊一通。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各種舊關係(王應熊是四川巴縣人，樊一蘅是四川敘府人)策動四川各地的明軍餘部和地主武裝，“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明史·樊一蘅傳》。。在他二人的號召和聯絡下，在一連串廉價的官銜的驅使下，四川各地的明軍餘部和地主武裝紛紛蠢動。
張獻忠在順治元年(1644)七月離開重慶西進。八月，明軍馬乾等部就擊敗了張獻忠留在重慶的劉廷舉部少數守軍，奪去重慶。接著，明軍殘部餘朝宗、甘良臣、賈登聯、莫宗文、曾英、王祥等人陸續侵占了涪州(今涪陵)、忠州(今忠縣)、合州(今合川)、瀘州、內江、犍為等廣大地區。
本年冬天，明軍參將楊展聚殘兵於嘉定(今樂山)、敘府(今宜賓)一帶，以永寧衛(今敘永)為中心。次年春，在敘府與大西軍馮雙禮、孫可望激戰數次，為孫可望所敗，楊展逃至遵義，但不久又回到川南，活動在川南的長江沿岸地區。
在川西，有曹勳、範文光、劉道貞等人在雅州(今雅安)集聚力量，奉明宗室鎮國將軍朱平檙為蜀王，盤踞洪雅、滎經等地，同大西軍常有戰鬥。
上述三部，是四川境內明軍餘部中最重要的三支力量。其次，尚有詹天顏、朱化龍、趙雲貫等占據鬆潘、茂州(今茂汶)、龍安(今平武)一帶；楊世泰、廖佐等響應楊展而聚兵峨眉；屠隆聚兵納溪。此外，各地“擁眾據城邑，保村落，駐山穀，拒險寨”的地主武裝集團不可勝數。參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
當時，四川的局勢是不穩定的，成都地區的大西軍處於敵人的包圍之中。打退敵人的包圍，解除對成都的威脅，成為大西軍的迫切任務。在敵軍各部中，重慶方麵的馬乾、曾英，和嘉定、敘府方麵的楊展力量最強。尤其是馬乾、曾英占據了重慶這一重要城市，招募了數萬人馬，又取得了川北遂寧地區的鹽利供應軍需，自稱“糧足兵盛”，是王應熊的支柱力量。所以，張獻忠認為“重慶要害之地不可失”，便命令劉文秀率軍三萬攻重慶。順治二年(1645)二月，劉文秀兵至合州，由於曾英和其部將李占春、於大海等早有準備，占據了有利地形，又調集了較為優勢的兵力，因而劉文秀進攻重慶的計劃無法實現，在由多功城攻重慶的戰鬥中大敗於亭溪，無力解除川東方麵明軍的威脅。與此同時，在川北方麵，李自成部將賀珍(後降清)也擊敗大西軍於陝西的漢中、褒城，大西軍隻得由漢中退守四川廣元。
到了順治三年(1646)春天，各部明軍逐步展開了攻勢，樊一蘅從遵義到納溪設幕府，進行統一調度。他命令楊展、馬應試攻嘉定、邛州(今邛崍)、眉州(今眉山)，賈登聯攻資陽、簡州(今簡陽)，侯天錫、高明佐攻瀘州，李占春、於大海出兵忠州(今忠縣)、涪州(今涪陵)；並要雅州(今雅安)的曹勳、鬆潘的詹天顏等也盡可能一致行動，企圖向成都展開四麵圍攻。很明顯，這一次圍攻的主力在川南，能否擊潰南麵的明軍，成了當時的關鍵。張獻忠調孫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狄三品、王複臣諸將從陸上和水上共擊川南之敵，在敘府(今宜賓)一帶與楊展、侯天錫等部連續激戰，結果是大西軍失利，而川東的曾英、王祥又乘機從東路攻成都。張獻忠隻得調孫可望回成都，商議對策。
自從張獻忠入川建國，坐守成都之後，一直處於四麵包圍之中，困於川西一隅，必須分兵數路防守，十分被動，因而數次決戰失利。過去那種叱吒風雲、積極主動的銳氣不複存在了，逐步處於被動的劣勢。這種局麵的出現並不奇怪。前麵我們曾經分析過，張獻忠之所以能在過去長期戰爭中銳不可當，其主要之點在於運用了流動作戰的特點，以速度和靈活的優勢來壓製敵人，以走製敵，取得勝利。可是現在，他們停留在川西地區，處在敵人包圍之中，昔日的速度和靈活的優勢沒有了，積極的主動進攻變成了消極的被動防禦，既失去了銳氣，又分散了兵力。對於習慣於長期流動作戰的大西軍來說，隻有擺脫目前困守川西的被動地位，離開成都，打破包圍，向敵人力量空虛地區進攻，才能挽回局勢，取得新的勝利。當然，如果大西軍能夠很好地建設根據地，廣泛、深入地發動農民群眾，在解決農民最迫切要求的土地問題的同時，派出主力進行外線作戰，那麼川西未必不可以保住，在四川的鬥爭仍然大有可為。但是，作為封建社會中的農民起義軍，而又在流寇主義思想的支配之下，他們是不可能這樣做的。在建設根據地和走上征途二者之間，他們隻可能選擇後者。
四、北上抗清
要走，往哪裏走呢?
在張獻忠進入四川的兩年多時間中，全國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清順治元年(1644)四月，李自成放棄北京西走；五月，清軍入京，展開了對中原地區的全麵進攻。同時，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維持南明政權的偏安，無所作為。李自成出走北京之後，愈戰愈弱，一直南撤，次年九月，犧牲於湖北通山縣九宮山。餘下的部隊在李錦、郝搖旗等人領導下與明軍聯合，開始了聯明抗清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