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3612280872,6867020882879974407]}]},\"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和古代曆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一樣，包括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在內的整個明末農民大起義最後仍然失敗了。由於清軍的大舉南進，民族危機成了當時社會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兩大主力李自成和張獻忠都率領農民軍進行了英勇的抗清鬥爭，他們犧牲之後，他們的部將仍繼續堅持戰鬥。作為摧毀明代封建統治的農民大起義的革命鬥爭雖然不再存在了，但他們同入侵清軍的鬥爭仍在繼續。在這種意義上，張獻忠的犧牲，還不能說是整個大西軍的失敗，而隻是大西軍轉入聯明抗清新階段的開始。張獻忠犧牲之後，大西軍的餘部在李定國等人的領導下，繼承了張獻忠的遺誌，在大西南堅持抗清鬥爭達十五年之久(李定國在1662年死於今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猛臘，大西軍的聯明抗清鬥爭基本結束)，寫下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史。不過，作為同明朝封建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明末農民起義軍一部分的大西軍，在張獻忠犧牲時，的確已經開始走上了其發展過程中的下坡路，可以明顯地看出其失敗的必然性了。大西軍在政治上無所建樹，失去支持；在軍事上困難、被動，節節失利。而張獻忠的犧牲，正是這種嚴重劣勢的集中表現。我們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失敗的。
毛澤東同誌的著名分析，給我們指出了中國古代曆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5頁。。這種失敗是曆史的必然。但是我們不能用毛澤東同誌的這種論斷來代替對古代農民革命鬥爭的具體分析，我們應當從毛澤東同誌這種分析出發，根據張獻忠農民起義的生動複雜的鬥爭史進一步探索其失敗的具體原因，看看這次農民起義的失敗與其他各次農民起義的失敗有何不同，分析這種失敗的必然性在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身上是如何活生生地體現出來。我們還應當指出，張獻忠建立的農民政權曾在四川保持了兩年多，這在我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具有重要的典型意義，研究張獻忠農民起義失敗的原因，對整個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關於張獻忠的流寇主義
和明末農民起義軍其他各部一樣，大西軍之所以失敗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99頁。，毛澤東同誌說過：“曆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80頁。在大西軍的長期鬥爭中，嚴重地反映出這種流寇主義的弊病。前麵已經指出，產生這種流寇主義作風的根源，是大西軍中遊民群眾大量存在的結果。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史學界過去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近來，有些同誌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在我國農民戰爭史上不存在流寇主義的問題，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失敗，完全與流寇主義無關。筆者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筆者認為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的確存在著“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但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有必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必須將流動作戰和流寇主義加以區別；二是必須從曆史實際出發去理解毛澤東同誌關於流寇主義的論述，決不能搞生搬硬套的機械理解。
首先，我們不能把大西軍的流動作戰和流寇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流動作戰是軍事鬥爭的一種戰略運用，而流寇主義乃是一種政治思想，一種政治路線，它包含了不少的具體內容。二者有著明顯的區別，又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
張獻忠和他所率領的大西軍的長期流動作戰的戰略中，包含了嚴重的流寇主義作風，這是使其最後失敗的重要原因。但是，流動作戰本身在軍事鬥爭中是一種有顯著積極意義的戰鬥策略，曾經在長期的戰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大西軍以精銳的騎兵和頑強的鬥誌，在同明軍的十幾年戰鬥中取得了速度上和靈活性上的優勢，使自己處於主動地位，長期“以走製敵”，“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地戰勝明軍，取得了多次勝利。這一點，就是明朝統治階級在多次失敗後總結教訓時，也能清楚地認識到。明戶部主事張縉彥說：“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他曾引用了不少事實，認為明末農民軍中的王嘉胤、李老柴、神一元等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守而不去”；而老回回、過天星等所以勝利，就是因為“流而不居”《明季北略》卷十四；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他這種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當時的具體情況的。因此，對於大西軍流動作戰的戰略在戰爭中的積極作用，應當予以充分的肯定。我們還應當看到，大西軍的流動作戰不僅在多次戰鬥中消滅了大量明軍，而且如暴風雨一般在大半個中國掃蕩著各種阻礙、束縛和破壞生產力發展的反動腐朽的封建製度，鎮壓了無數吮吸人民膏血、剝噬人民膚肉的害人蟲，給已經走著下坡路的中國封建製度以極為沉重的打擊，使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獲得了暫時的解放，為他們報了仇，雪了恨，奪回了部分被官吏地主掠奪的生產資料和勞動人手，因而在推動曆史前進的長河中，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我們也應當看到，長期的流動作戰本身包含了嚴重的流寇主義作風，而這又正是他們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那麼，他們的流寇主義作風具體表現在哪些地方呢?如何導致了他們的失敗呢?下麵，我們就進一步加以具體分析。
毛澤東同誌在分析紅軍中的流寇主義時，曾經這樣說過：“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隻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隻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99頁。按照毛澤東同誌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在討論流寇主義問題時，應當從三個方麵入手：根據地和政權建設；擴軍路線；農村和城市的關係。
有的同誌在談到明末農民戰爭時，把李自成、張獻忠作為曆史上流寇主義的典型，從上述三個方麵逐條加以證實。其實，古代的農民軍和現代的紅軍不同，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不同，張獻忠和李自成二者也有所不同。從張獻忠十幾年的具體活動看，大西軍的流寇主義作風主要表現在第一方麵，即根據地和政權建設上。而在第二和第三方麵，大西軍基本不存在這些問題。首先，在擴軍路線方麵，張獻忠很少“招降納叛”。不錯，如同崇禎十三年(1640)七月，明軍黃得功部數萬人投降張獻忠這類事例是有過的，但很少。大西軍擴軍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各地小股農民起義軍的並入；二是各地窮苦農民和奴仆自願加入；三是公開的招募。這些擴軍的措施都是無可非議的。其次，在對待農村和城市的關係上，我們在前麵曾經論述過，大西軍同廣大農民群眾的關係長期以來是密切的，良好的。大西軍長期生活在農村，他們沒有“隻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的現象。他們雖然經常攻占城市，但很少駐軍城中，多是居於城外帳幕之中，“不令室處”。我們很少見到過大西軍在城市中大吃大喝的記載，相反，他們對金錢財貨一般是賤視的。每次作戰繳獲戰利品時，都是以騾馬為上品，其次是軍械，再次是布帛衣服，“其金銀恒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炮中”《平寇誌》卷六。。不止此，張獻忠還嚴禁士兵私匿金銀，據說，“如藏銀三兩，即殺之”《明季北略》卷十六。。甚至，還有不少史籍記載，說張獻忠後來在成都時將“金寶億萬”沉入錦江(或作彭山的江口、青神的江口)。見《明史》《蜀碧》《紀事略》《野史無文》《續編綏寇紀略》諸書，不備引。同時，我們也很少見到大西軍有留戀城市生活的記載，他們很長時間都是在農村、山林和征途中度過的。所以，筆者認為大西軍的流寇主義作風隻表現在第一個方麵，即根據地和政權問題上，不能用毛澤東同誌關於流寇主義三個方麵的表現去硬套張獻忠和他所領導的大西軍。何況毛澤東同誌在其他文章中分析流寇主義時，曾經將流寇主義的表現歸結為一個問題，即“要或不要根據地、重視或不重視根據地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80頁。。
為什麼大西軍雖然存在著嚴重的流寇主義作風，而又未表現出流寇主義的全部症狀呢?這是由具體的曆史條件所決定的。我們知道，流寇主義的根源，在於軍隊中大量遊民成分的存在。這些遊民一方麵具有其流動性，不重視根據地和地方政權的建設；另一方麵又具有破壞性，其表現是在革命鬥爭中不堅定、怕艱苦、貪圖享受、無視紀律，總之，“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7頁。。但是我們應當注意，遊民是一個廣泛的社會階層，成分是相當複雜的，具有不同的階級屬性。由於出身和生活條件的差異，他們都具有流動性，這是一致的；但在破壞性上，則各有不同。一些由剝削階級破產成為遊民的，和如同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從事不正當職業的“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7頁。這樣一些人，都屬於遊民的範圍，其中不少人就是後來被稱作“流氓無產階級”的那類人。他們好逸惡勞，貪圖享受，“敗壞紀律，敗壞農民士氣，而且經常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5頁。，這些作風的產生是很自然的，在他們身上，表現出各種各樣的破壞性也就成為必然(當然，由於他們也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一無所有，所以也有一定的革命性，在革命高潮到來時，也可以參加革命隊伍)。但是，大西軍中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明季北略》卷四。，他們絕大多數是脫離農民生活不久的失業者，他們失去產業，一無所依，流浪四方，謀求生存，具有強烈的流動性。也正由於他們脫離農民生活不久，又經常處於農村，和農民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們如同恩格斯所分析的，“在當時基本上還保存著純樸的農民本性”《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5頁。。因此，他們基本上能在長期鬥爭中艱苦奮鬥，能夠和貧苦大眾生活在一起，能夠有堅定的革命鬥誌。這就是大西軍中極少出現叛變、搶劫、享樂腐化等蛻化現象的根本原因(在過去的史籍中，封建文人連篇累牘地汙蔑張獻忠農民軍如何“嗜殺”，卻缺乏張獻忠農民軍如何搶劫、如何腐化的記載，這一現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而這也就決定了大西軍的流寇主義作風主要表現在不重視根據地和政權建設這一問題上，其他方麵則很少出現。這一點，筆者認為也正表現了古代農民起義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農民起義的不同。所以，我們在研究張獻忠問題時，對革命導師的有關論述要作全麵的理解，不應當生搬硬套。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將另作專文討論，這裏就不多作闡釋了。
那麼，對根據地和政權建設的輕視又如何導致了張獻忠的失敗呢?
張獻忠和他所率領的大西軍在長期的流動作戰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是，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軍事隻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90頁。單純的軍事勝利，絕不等於農民革命的勝利。而且，大西軍也不可能永遠流動，當他們一旦停止了流動，就連軍事上的勝利也成為不可能，他們的革命鬥爭也就走向失敗。這就是大西軍不重視根據地和政權建設的流寇主義作風的必然後果。下麵，我們試作一些具體分析。
大西軍長期處於流動作戰之中，在戰鬥中奪取敵人的器械，奪取各地官倉和地主的糧草，靠“打糧”供給部隊，從來沒有建設過一塊根據地。在他們眼中，縱橫突馳的進攻就可以打得敵軍落花流水。戰勝明軍，就是勝利，根據地對於他們是不必要的。長期和張獻忠並肩作戰的羅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專土為?”《綏寇紀略》卷九。這是一種十分爽快的自白。張獻忠也長期是如此，他在戰鬥中幾乎都是“陷不留守”的，攻占甲地，丟了乙地；攻占丙地，又丟了甲地。有的地方，曾多次攻占，又多次丟失。崇禎十五年(1642)以後，李自成已經開始注意這一問題，攻占一地即派兵留守，做一些地方工作，即如高鬥樞所說：“至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羅汝才每得一城輒分賊防守，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守鄖紀略》。雖然用力不大，成效甚少，但總算注意這一問題了，而張獻忠仍未對此加以重視。在大西軍入川建國之前，活動時間最多的地區，是今天鄂、陝、川交界的鄖襄山區和今天安徽的英霍山區。可是，他們從未在這裏進行過任何建設，僅僅作為他們的臨時蔭蔽地而已，長期是時來時去。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稱王於武昌，曾經設立百官，開科取士，還派出二十多名地方官員分赴各州縣。但他僅僅駐了兩月，就率軍南走，武昌地區重入敵手。當時他所派出的地方官員並不是農民軍的將官，而是當地的降官、新參加農民軍的知識分子和剛錄取的一些生員，這些人未受到革命鍛煉，又無武裝力量作後盾，有的甚至“單身赴任”，當然不能有所作為。武昌地區的一點設施，完全成了曇花一現。在長沙，大西軍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很有建立根據地的條件，可是，張獻忠在長沙的活動幾乎和在武昌一樣，不到一百天，就離開湖廣，進軍四川了。
張獻忠在四川建了國，成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駐了兩年多。入川時，也有過“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灩澦囊》卷二。的打算。可是從他們在四川的行動來看，這個“根”並沒有紮下去。他們隻有一些不完整的軍政措施，地方政權極不鞏固，沒有深入發動群眾，缺乏正確的政治經濟政策，長期以來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間屯種”談遷：《國榷》卷九十八。的作風並未有所改變。加之和各方麵敵人的戰爭一直未能停止，所以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在四川多數地區仍然是和過去一樣打的“猴子掰包穀”式的“陷不留守”的戰鬥，所以，隻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製比較穩固的地區。史書的一些記載：“獻忠當時竊據者，川西錦城一區耳。”《紀事略》。“獻忠擁兵數十萬……而其威令所懾服者，不過成都前後十餘縣耳。”《明季南略》卷十二。這些，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關於根據地，毛澤東同誌分析過：“遊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麼呢？它是遊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80頁。當然，這裏所說的遊擊戰爭和張獻忠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是不同的，但對於根據地的意義的理解，卻是可以適用於古代的農民戰爭的。根據毛澤東同誌關於根據地的這種分析來看，張獻忠從來就沒有過自己的根據地，就是入川建國之後的“成都前後十餘縣”，也完全不是這種戰略基地式的根據地，而隻是當時的軍事中心而已。可是，“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托。”《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80頁。大西軍在長期流動作戰中，可以取得軍事上對敵作戰的勝利，卻不能把勝利堅持到底。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不可能永遠“飄忽若風雨”式地長期流動，必須要建立政權，要停下來。可是停止流動之後，就失去了原來的銳氣，軍事上由主動轉為被動，由優勢轉為劣勢，必然趨於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