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入川建國之後的情況，正是按著上述的道路發展的。攻占成都，停止流動之後，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淩厲銳氣消失了。東攻曾英，失利；南攻楊展，相持；北麵的清軍又步步逼來。過去是兵力集中，無所不攻；現在是兵力分散，四麵防守，坐困成都，極為被動。這種優劣形勢的轉化有著十分明顯的表現。張獻忠攻占成都之後，全川各地的明軍殘部和地主武裝紛紛起來，“擁眾據城邑，保村落，駐山穀，拒險寨者不可勝數”《續編綏寇紀略》卷一。。這就如同無數條繩索牽製或束縛著大西軍的手腳。由於張獻忠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發動各地農民群眾起來和大西軍一道作戰，保衛已取得的成果，這就必然地無法鞏固各地的地方政權，軍事上也不可能取勝。“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者，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明季南略》卷十二。
更為重要的是，張獻忠在四川的兩年多時期中，雖然對地主官吏和各種反革命勢力的鎮壓是相當堅決的，可是卻沒有多少積極的、建設性的政治經濟措施。根據筆者所見到的材料，張獻忠沒有采取過一項直接的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這樣做的結果，就決定了他們絕不可能在川西地區作持久計，因為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擺在麵前：糧食何在?過去流動作戰，靠在各地“打糧”，如今一駐兩年，地主和官倉的糧食很快吃光，幾十萬軍隊不能空著肚子，這就必然要從廣大農民身上取得糧食。戰亂之中，農業生產已受到嚴重破壞，農民又有多少糧食可以提供呢?當時的很多史籍中關於“大饑”的記載，雖然有所誇大，但肯定是有一定的事實作為根據的。在這種“大饑”的情況下，戰爭難以取勝，政權難以鞏固，革命的成功當然不可能有何希望。毛澤東同誌在革命戰爭年代深刻地指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15頁。張獻忠和大西軍的將領們在流寇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不可能進行這項極為重要的工作，這就使他們既不能解決糧餉，又不能得到人民持久的支持，他們所控製的一大片不穩定的地區非但不能成為“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反而成為一種累贅和負擔；他們非但不能發揮流動作戰的積極的一麵，反而充分暴露了沒有可以作為“依托”的根據地的致命弱點。這種流動作戰和根據地之間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導致了流寇主義惡果的總爆發，造成了大西軍在軍事上的必然失利，從而，這一次農民起義的失敗也就成為必然的了。早在清朝初年，封建史家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評論張獻忠的失敗時，曾說過這樣的話：“張之失，不知所為固……不知所為固則防疏，而後無餘地可憑。”這番話切中了張獻忠多年來不搞根據地的弊病，是很有一番道理的。
二、缺乏正確的綱領口號
古代的農民起義，是封建社會中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力圖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暴政的暴力革命。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農民起義的領袖應當提出一定的政治口號來號召和發動群眾，應當采取一定的政治措施來滿足群眾的迫切要求。恩格斯在分析階級鬥爭的特點時說：“在這許多次大震蕩中，每一次都經過了階級鬥爭的搏戰，每一次都把鬥爭內容簡明地以政治標語的形式寫在旗幟上。”《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頁。在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從秦末農民大起義的“伐無道，誅暴秦”開始，幾乎每次農民大起義中，都會出現類似的政治綱領或口號，它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尖銳化中農民群眾的急切要求和鬥爭目標，也反映了當時階級矛盾的焦點所在和農民戰爭現階段的特點。在明末農民大起義中，李自成提出過“均田免糧”的著名口號，很得人心。雖然“均田免糧”的口號未能得到貫徹，可是張獻忠建國之後卻連這種未能貫徹的口號也沒有提出過，這就必然地使農民失望，人心喪失。這又具體地表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主要支持者是廣大的農民，而在明末的社會危機中，廣大農民最感痛苦的是被剝奪了最重要的生存條件——土地，和負擔不了殘酷的賦役榨取，他們正是為了解決這兩個最迫切的問題而參加農民軍、支持農民軍、歡迎農民軍的。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又是土地問題。可以說，農民革命，歸根結底，就是土地革命，就是要求得到土地。在封建社會中，土地就是農民的命根子。關於這一點，列寧曾經這樣分析過：“農民隻有一種十分迫切的、經過千辛萬苦和多年壓迫鍛煉出來的要求，要求革新、鞏固、加強和擴大小農業，使它居於統治地位，如此而已。農民所想的隻是把地主大地產轉到自己手中。”《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2頁。張獻忠在長沙時，有過“錢糧三年免征”的檄文，並將大官僚楊嗣昌家中的“霸占土田，查還小民”，因而得到了當地農民的熱烈支持與歡迎，成為大西軍在多年戰鬥中最得民心的時期。可惜的是這種政策未見如何貫徹實施，而且，又隻是暫時的。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無論在此之前或之後，除了在四川時對邊區少數民族有過“免其三年租賦”的政策之外，張獻忠未曾提出過任何類似的綱領口號。特別是他抱著“暫取巴蜀為根”的計劃，打著“澄清川獄”的大旗，入川建國，可是，這個“根”如何立，這個“獄”如何清，他並沒有拿出幾條有效的措施來。他在四川，為廣大農民所做的好事，主要就是鎮壓了一大批地主官僚，替農民報了仇，出了氣。但是，政權的任務，決不僅僅是鎮壓，殺人不可能使革命成功。在長期的戰爭中，幾十萬軍隊吃什麼?幾百萬農民吃什麼?不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不滿足廣大農民對物質利益的要求，特別是對土地的要求，民心怎能穩固?政權怎能持久?不重視物質利益的力量，就必然受到物質力量的懲罰。張獻忠在四川既不能解決軍隊的糧餉，又得不到廣大農民持久的支持，這就決定了他們必然失敗的結局。農民階級在古代的多次革命戰爭中，可以打倒封建統治者，破壞封建秩序，卻不能建立起一個新的製度，不可能改變原有的生產關係，因而革命也就不可能成功。這種曆史的必然性，在張獻忠的身上表現得特別鮮明，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
其次，除了廣大的農民群眾之外，張獻忠對於其他一些可以爭取利用的力量態度如何呢?前麵我們曾經介紹過，張獻忠在對地主階級堅決鎮壓的同時，對一些願意參加農民起義軍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明軍的投降官吏是給予了一定的信任，並利用他們的力量為起義軍服務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張獻忠這種態度是比較消極的，對於那些為數眾多的城鄉工商業者、猶豫動搖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我們看不出張獻忠采取過什麼積極的措施去爭取和團結他們。我們知道，明末社會危機中的階級矛盾是極為尖銳複雜的，不僅是廣大農民生路斷絕，憤而起義；城鎮中以手工業者、小商品生產者為主的市民階層也掀起了以反閹黨、反礦監稅吏為中心的反對明朝封建專製的鬥爭；就是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的生活也是不安穩的，在大地主當權派的壓抑下，他們同明朝封建統治者之間也有種種矛盾。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已在很多地區掀起了以反閹黨為中心的反抗運動，在一定條件下，他們可能參加到反明鬥爭的隊伍中來，而且農民軍也有團結他們的必要。這不僅因為他們是一股不小的社會力量，爭取了他們就分化和削弱了敵人，也由於他們有知識、接觸麵廣，可以為農民軍做不少工作。李自成在這方麵是比張獻忠略勝一籌的，他不但重用李岩、顧君恩、宋獻策等人，讓他們對農民軍的事業長期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且以宏大的度量和氣魄折箭釋隙，爭取了曾射傷自己左眼的明軍名將陳永福投入農民軍(也有記載說射傷李自成的是陳永福之子，但一樣能說明問題)，後來陳永福在太原保衛戰中成為著名的抗清英雄，在曆史上留下一段佳話。張獻忠在這方麵做得較差，特別在對敵鬥爭中，沒有將必須鎮壓的首惡元凶和可以分化爭取的力量認真區別、不同對待，往往失之於打擊麵太寬，懲罰手段過重，如“凡宗室盡殺之”；不降的軍士則斬其手；“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皆斬之”談遷：《國榷》卷九十九。，類似事例常有發生。這不僅失去了大批可以爭取的社會力量，反而促使一些中小地主與其知識分子站到大地主階級一邊，為明王朝效忠，從而給張獻忠的活動大大增加了對立麵。這一點，在入川建國之後表現得特別突出。張獻忠在四川對地主官吏進行了堅決的鎮壓，這是革命鬥爭的需要，絕不是什麼“嗜殺”詳本書第六章第一節。。但是，如果能更好地講究一些策略手段，必然可以大大減少阻力。張獻忠不但沒有這樣做，他看到各地中小地主站到王應熊、樊一蘅旗下，反而繼續派軍隊四出鎮壓，仍舊沒有設法分化瓦解，於是起兵反抗者愈多。這樣，形成一種使得明軍力量日益擴大的惡性循環。在各種史籍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兩年以前在湖廣那種各地士民焚香於道、牛酒迎軍的盛況沒有了；一年以前剛入川時那種大軍所至，勢如破竹的壓倒性優勢也沒有了。這種局麵的形成，同張獻忠的上述錯誤做法有著密切的關係，也預示著張獻忠失敗的結局。
第三，還必須指出，清軍入關後，國內的矛盾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民族矛盾上升成為壓倒一切的矛盾。除了少數大官僚地主可恥投清，當了漢奸之外，全國掀起了抗清兵，挽危亡的新的鬥爭高潮。在這種轉折關頭，張獻忠和李自成一樣，都能認清時局，堅決抗清，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張獻忠也和李自成一樣，都沒有能在這關鍵時刻改變方向，提出任何可以激勵全國人民進行抗清鬥爭的綱領口號，沒有主動采取聯明的措施以建立抗清的統一戰線，仍在繼續與明軍作戰，使自己腹背受敵。很明顯，這是政治上極大的失策。據記載，張獻忠曾對部下四將軍說過：“明朝三百年正統，天意必不絕之。我死，爾急歸明，毋為不義。”顧山貞：《客滇述》；《續編綏寇紀略》卷一。可是，為何張獻忠本人沒有提出聯明抗清的重大決策呢?為何不在成都傳檄天下，共同抗清呢?這不能不認為是張獻忠身上農民階級固有的狹隘性在作怪。他和明軍拚殺了二十年，不可能有和明軍聯合抗清的廣闊胸懷，他寧肯自己到第一線抗清，願意部下聯明，卻不願做一個聯明抗清的表率。他建國不久，清軍就已占漢中，入川北，可是他在抵禦清軍的同時，仍在同明軍力戰，受到南北夾攻，連連失利。可以說，這也是他失掉民心的一個原因。可以設想，如果張獻忠未在西充中箭犧牲，而是繼續同清軍與明軍兩方作戰，必然會遭到更大的失敗，因為他在曆史轉折關頭未能作出符合曆史潮流的新的抉擇。他犧牲之後，四將軍收拾餘部，退出四川，堅定地選擇了聯明抗清的正確道路，立即轉危為安，這就是順應曆史潮流的結果，就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這裏，有必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張獻忠未能提出正確的綱領口號，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那麼李自成提出過“均田免糧”的著名口號，為什麼也失敗了呢?是否如李自成這樣的農民革命就應當得到勝利呢?筆者認為仍然不能。因為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階級在古代反封建的農民革命中，不可能提出解決社會矛盾的科學方案，不可能改變封建社會的整個結構，更不可能建立起較之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更為先進的生產方式。因此，農民革命的英雄們就永遠也不能通過農民起義來達到他們要求解除殘酷的賦役剝削和得到小塊土地以維持小農經濟的小康生活的革命目標。從這種意義上說，各次農民起義失敗的結局，都是相同的。
那麼，區別和研究他們是否有過恰當的綱領口號這一問題還有何意義呢?筆者認為，曆史的發展是千差萬別的，每次農民起義都有其具體的特點，有的不能提出恰當的綱領口號，顯示出他們必然失敗的一方麵原因；有的雖能提出某些恰當的口號，卻不能貫徹執行，這種情況，則又從新的角度顯示出必然失敗的原因。但是必須看到，農民起義如果能提出恰當的綱領口號，就能更加廣泛和深入地發動群眾，就能在打擊封建統治的鬥爭長河中向前多邁進幾步，就能在滿足廣大農民的基本要求方麵多取得幾分成績，就能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鬥爭中多做出一些貢獻，對這種農民起義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肯定。因為，這種成就雖然是有限的，但對於封建社會的農民革命來講已經是了不起的勝利。這種雖然有限的成就，是反封建鬥爭長河中必不可少的一級級階梯，是在通向質變過程中的量變。所以，對於每次農民起義有無這種成就，我們當然應當給予重視。就以明末農民大起義來講，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並在北方農村的少數地區的確均了田地，免了賦稅詳顧誠《論大順農民革命政權》，見《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自成和他所領導的大順軍對於封建統治秩序的打擊就要比張獻忠和他所領導的大西軍更為有力和深刻，在反封建鬥爭的革命長河中所做的貢獻就必然要大一些，這是很明顯的。因此，我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研究古代各次農民起義的不同的具體特點，研究各次農民起義在必然失敗的大前提下的不同的成功和不同的失敗，並通過從各種角度進行的這些研究來探討和總結古代農民革命不可能取得徹底勝利的曆史原因。曆史是生動而複雜的，隻有認真觀察、區別和分析這些千差萬別的曆史實際，方能使有關農民戰爭研究的理論更加充實，使我們在吸取古代階級鬥爭的經驗教訓時不隻是幾句枯燥的條文，而是有血有肉的曆史實際。
三、張獻忠同李自成關係的惡化
明末農民起義軍在崇禎九年(1636)之後，以張獻忠和李自成兩部為最強，其他各部先後並入。到崇禎十六年(1643)時，幾乎就隻剩下這兩支隊伍。他們摧毀了明王朝的暴虐統治，各自建立了政權，兩家完全平行發展。可是，這兩支隊伍之間的關係是極不融洽的，他們的不團結、不合作乃至相互衝突，是明末農民大起義失敗的不可忽視的原因。
前麵曾經提到，張獻忠和李自成曾長期並肩作戰，攻占鳳陽之後，二人發生分歧。據說，是因為“自成從獻忠求皇陵監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獻忠獨東下廬州”《明史·李自成傳》。。從此以後，兩人就長期獨立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