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發生分歧的原因，決不僅僅是因為爭奪幾個吹鼓手。我們應當從農民階級本身的分散、狹隘、自私等落後性中去尋找原因。恩格斯在分析德國農民戰爭時，曾經指出德國的農民起義軍“在每一省區都各行其是，向來不肯支援鄰區的起義農民……曆次農民的聯合都不是為了使他們自己的行動一致一些，而隻是在同共同的敵人交鋒時吃了敗仗才來聯合，這些情形最鮮明地說明各省區農民互不關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麼程度。”《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1頁。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農民起義軍經常是分成很多支，在力量比較弱小或處於不利狀況時，他們可以聯合一致，共同對敵。當各自力量已經壯大，可以獨立同統治階級進行鬥爭時，農民階級小生產者的分散、自私、狹隘等落後性就充分地在分散行動、互不合作甚至互相矛盾等方麵表現出來。當其到了農民起義軍各部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時，這種矛盾就會更加發展。甚至在封建意識“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的支配下，互相攻殺、吞並起來，最後轉化為封建的統一戰爭。秦末農民大起義、兩漢的農民大起義、隋末農民大起義和元末農民大起義中，都有過這類情況出現。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張獻忠和李自成之間的關係，也正是在這樣的道路上逐步發展的。
從鳳陽分兵之後，李自成和張獻忠就各自獨立行動，平行發展。崇禎八年(1635)時，為了對付洪承疇的進攻，他們曾經有過聯合行動。次年初，他們在滁州(今滁縣)城下分手之後，就再也沒有聯合過，而且關係愈來愈壞。他們二人隻是在萬不得已之時，見過兩次麵。崇禎十一年(1638)春天，李自成因為在川北中了洪承疇的埋伏，敗於梓潼，退出四川後，又在陝南連吃敗仗，損失很大，處境困難。當時張獻忠正偽降熊文燦，駐兵穀城。“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忠與之飲，酒半，獻忠笑而拊其背曰：‘李兄盍不從我降而仆仆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誌，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綏寇紀略》卷十。當時，張獻忠是偽降，“有異誌”，李自成當然明白，否則他決不會僅以數十騎去穀城。可是他不願與張合作，仍然遠走他方，獨樹一幟。不過這次會麵還算不錯，二人尚能和睦相處，李自成有了困難，張獻忠還相當慷慨，“資其衣馬以去”。三年以後，情況就不同了。崇禎十四年(1641)，張獻忠在信陽為左良玉所敗，李自成非但不予援助，反而趁張之危，派軍收編了張獻忠的“前驅八哨”。張獻忠無奈，仍然是以數十騎往投李自成。可是，“自成欲以部曲待之，(獻忠)不肯屈居，自成將殺之。”《綏寇紀略》卷十。後來多虧羅汝才講情和私助，張獻忠才得以脫身東走，往英山、霍山地區重整旗鼓。可見這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已比三年前惡化，李自成的態度已相當惡劣了。到了這年年底，李自成攻下南陽，更以農民軍最高領袖自居，命令農民軍其他各部全部與他聯營。羅汝才、賀一龍等心中不服，但表麵上仍服從了李自成。唯有張獻忠拒不受命，不予理會，“時獻賊在安(慶)、廬(州)、黃州一帶。自成每與書檄，皆用上司臨屬吏體。獻賊大怒，然畏自成之強，不敢與較，亦不敢複與自成合營矣”《守鄖紀略》。。二者關係更加惡化。
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春天，李自成正式改襄陽為襄京，號稱新順王，大封百官，盛極一時，並派兵沿漢水而下，欲取武昌。恰好，張獻忠也在這時(當年五月)攻下武昌，也在武昌建江夏府，自稱西王，開科取士，設置百官。於是，同在江漢一區，出現了兩個王，互相對立起來。此時，李自成采取了一係列手段，火並袁時中、老回回，殺掉革裏眼、左金王、羅汝才，下一步就打算向張獻忠動手。“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怒。榜示遠近：‘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獻忠)取武昌，使人賀曰：‘老回回已降，曹(操，即羅汝才)、革(裏眼)、左(金王)皆死，行及汝矣。’”《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這樣，他們之間的矛盾就已經公開化，尤其是李自成已經盛氣淩人，對張獻忠進行公開的威脅恐嚇。不過，張獻忠當時尚能委曲求全，“卑詞以答，求彼此為援，多齎金寶，使於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明季北略》卷十九。張獻忠迅速離開武昌南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避免同李自成發生衝突。到了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懼張獻忠、老回回相結為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之，自成喜。”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雙方都是虛與委蛇，相互提防。四月，李自成在北京稱帝，盡管當時軍事形勢十分嚴重，可仍然傳檄給在川東的張獻忠。檄文今已不可見，但據《紀事略》之載：“獻忠對北大罵曰：自成……今一旦妄自尊大，傳檄辱我。吾兩雄無並立之勢，況我今帶甲馬百萬，戰將千員，何難飛渡長江，正位金陵，養威蓄銳，然後北伐，執子嬰於鹹陽，殪商辛於牧野，直反掌事耳。”幾個月以後，這種書檄相攻就發展成為真刀真槍的武裝衝突了。
張獻忠進軍四川的同時，李自成也在清軍追擊之下退回陝西，並派馬科率軍從廣元、劍閣攻入川北。六月，張獻忠陷重慶。七月，李自成陷保寧(今閬中)。八月，張獻忠入成都，李自成下順慶(今南充)，逼綿州(今綿陽)。在這種情況下，張獻忠為了保衛已占領的川西地區，遂派艾能奇抵禦馬科，戰於綿州，艾能奇不勝。張獻忠乃親自率軍北上與馬科大戰，將馬科打回漢中。就這樣，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兩大主力在川北兵戎相見，相互削弱。而且，戰事陸續發生，一直到李自成軍退出陝西，清軍占據陝西，兩軍才停下幹戈。可是，這時候的兩支軍隊都已經沿著下降線迅速前進了。
從上麵簡單的敘述可以看出，明末農民起義軍兩大主力之間的關係是極不健康的。由最初的合作而分裂，而矛盾，而對立，最後，發展成為相互間的軍事衝突(如果沒有清軍入侵，他們必然會進行“楚漢相爭”似的大戰，直到一方被另一方“統一”為止)，這當然就大大削弱了明末農民起義軍的戰鬥力。“因為革命活動隻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頁。李自成起義軍在極盛時期有百萬之眾，張獻忠也有六十萬軍力，假如二者能團結合作(當然這隻能是一種假設)，共同戰鬥的話，那麼明末的曆史是不會如今天這樣講述的。
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封建統治階級中已有人明顯地看出了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其釁可間”，他們打算，“若能用諜出奇，兩虎相鬥，即呂布交疏於袁術，(安)慶緒授首於(史)思明”。隻不過因為當時“諸臣計不出此”而已。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應當承認，這種危險的確是完全可能出現的。
這裏有必要說明，對於上述有關李自成和張獻忠關係的分析，史學界有著完全相反的看法。有的同誌認為，上述分析是“不合邏輯”“不合情理”的，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始終是“團結合作”“相當融洽”的。方福仁：《李自成張獻忠兩軍關係考查》，載1963年1月30日《光明日報》。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必須就有關史料進行詳細的考證，筆者另有專文研究這一問題，這裏就不多占篇幅了。
四、入川建國後張獻忠的一些變化
在張獻忠起義軍走向失敗的原因中，還有一點是不能忽視的。這就是張獻忠入川建國之後逐漸受到封建地主階級思想意識的影響，在執行政策和自己的行動中發生了一些變化，給整個大西軍的事業帶來了損失。雖然張獻忠的變化和所造成的損失還不大，他還沒有走上朱元璋的道路，但是必須看到，封建社會中的小生產者的階級屬性會變，農民政權的性質也會變。
在各種史書的記載中，有的說張獻忠“不識字”，有的說“稍通書”，總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作為數十萬農民起義軍的最高統帥，他必須有一批知識分子作為助手。在穀城時，就有生員徐以顯、潘獨鼇、王秉貞等人加入農民軍，得到張獻忠的信任。但後來起作用最大的，是桐城的破產地主、生員汪兆齡(又作麟)。據《紀事略》之載，“桐城劣生汪兆麟者，相傳亦舊家子也。威宗時以犯臥碑(明代為生員所立的禁律——引者)，桎梏囹圄。聞(獻)忠犯江北，遂於桐城獄中結死罪重囚百人，殺獄卒，破獄逃出，奔降獻忠，為(獻)忠指畫攻取之策，陳說圖王定伯之謀。獻忠喜得佳士，朝夕與俱，凡運籌帷幄，言聽計從。”到成都建國之後，他是大西政府的東閣大學士、左丞相，“事皆決於兆齡。兆齡從賊久，與(孫)可旺輩抗衡。”費密：《荒書》。可見其權勢之重。
張獻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權，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不可能找到一種能適合農民革命需要的政權組織形式，隻能依樣畫葫蘆，照搬他們過去受壓迫時所痛恨的，但又是所向往的明王朝五府六部那一套，即封建政權的組織形式。那麼，要組織和領導這些衙門，就必須任用那些有文化的、熟悉封建政權的組織程式和執政手段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舊官吏。所以，在大西政府的中央行政官員中，左丞相汪兆齡、右丞相嚴錫命、吏部尚書胡默、戶部尚書王國寧、禮部尚書吳繼善、兵部尚書龔完敬、刑部尚書李時英、工部尚書王應龍等八人，除王應龍一人外，其餘七人全是明朝降官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當時，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大西軍高級將領長期率軍在外作戰，不在成都。張獻忠就處於這些人的包圍之中，朝夕與俱，事事共商，耳濡目染，必然受到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的種種影響。而這些明朝降官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或者是由於和明朝上層統治者發生利害衝突；或者是為了順風轉舵，投機革命，他們可以參加農民軍，農民軍也可以利用他們做一些工作，給以一定的地位。但是，當建了國，他們當了官之後，他們身上原有的那一套封建地主階級的舊作風必然出現，封建主義的思想意識必然泛濫，他們必然要力圖把農民軍建立的政權盡快轉變為新的封建政權，把張獻忠塑造為他們所理想的新的封建帝王，再利用這個新的封建政權以求步步高升，飛黃騰達。在封建社會中，這是曆史的必然。例如嚴錫命就曾利用其右丞相的職權大肆貪汙，在家鄉買田地、置房屋，大築園榭，終於被張獻忠處以死罪。彭遵泗：《蜀碧》卷二；民國重修《三台縣誌·雜誌》。然而，在他被張獻忠砍腦袋之前，他所傳播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意識早已點點滴滴地侵入張獻忠的頭腦了。
建國之後，大西軍的軍威逐步下降，軍民關係也不如過去親密，張獻忠本人也逐步有了一些封建帝王的氣派，凡事獨斷專行，而且簡單粗暴。這些情況的出現當然有多方麵的原因，但可以肯定，這是同封建主義的思想意識的侵蝕分不開的，而且這種侵蝕在封建社會中是不可抗拒的。限於材料不足，我們對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詳細的論證，但從以下一些事實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某些端倪的。例如，張獻忠往川北，“過梓潼之七曲山，見文昌廟，仰視其題，曰：‘此張姓，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忠不知書，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誑耀百姓，自謂文昌子孫，宜霸巴蜀。獻忠嚐題詩於廟，自嚴錫命以下皆有恭和。禦製詩刻石紀焉。”《蜀碧》卷二；《綏寇紀略》卷十。記載很清楚，這些仿照封建帝王的追諡、封禪，誑耀百姓的把戲，不正是在嚴錫命之類“從官”們的“進諛”“恭和”之下出現的嗎?
在建國之前，張獻忠有過幾次不信天命鬼神的著名故事，是很多史籍都記載著的。如軍過洞庭湖時，有人“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而且，“將渡，風大作，覆舟”。張獻忠根本不理這一套：“連巨舟千艘”，強渡洞庭，結果大勝。《小腆紀年附考》卷二。在重慶時，欲將明瑞王朱常浩和一批高級官吏斬首。驟然天變，電閃雷鳴。在有的人眼中，這又是“天意”，必須停刑。可是，張獻忠仰天大呼：“天示雷霆，令我不殺瑞王耶?必剮王，天其奈我何!”他下令軍士發炮轟天，行刑如故。《平寇誌》卷十一；《國榷》卷一○三。然而，這位有名的轟天英雄，在建國稱王之後，也學著封建帝王頒發“聖諭”，並在各地刻石立碑。“聖諭”的原文是：“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詳第六章第一節。他也談天說鬼，以天命鬼神的力量來諭誡臣民了。無獨有偶，為這個“聖諭”作注解以闡發鬼神之深意的，仍是那個投降進士嚴錫命。很有可能，嚴錫命就是“聖諭”的炮製人。
張獻忠稱王之後，他和他的將領們還沒有出現什麼腐化墮落的現象，但據《聖教入川記》的記載，張獻忠已經是有後有妃，而且後宮上百，太監隨侍。他還規定“語言稱謂避獻忠二字，誤犯者連坐。”《灩澦囊》卷二。可見他已經在向封建帝王的模式靠攏了。這些行為，當然有那一批文士們引經據典，出謀獻策。而正是這一次又一次的出謀獻策，將張獻忠與人民群眾的距離越推越遠。
更值得注意的是，據不少史書記載，汪兆齡曾經勸說張獻忠在四川大量殺人，汪說：“蜀人德不知懷，威不知畏，屢撫屢叛。是蜀人負皇上，非皇上負蜀人也。”他認為隻有多殺人才是“製剽悍、安反側之善策”《紀事略》。。張獻忠犧牲不久，大西軍攻克重慶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四將軍即斬了汪兆齡。艾能奇在殺汪兆齡時說：“昔老萬歲在成都，汝為宰相，不能輔之治國，惟勸之殺人。以至人心危懼，不肯歸從。”顧山貞：《客滇述》；沈荀蔚：《蜀難敘略》。雖然，那些因為汪兆齡建議要“千裏赤地，萬井無煙”，張獻忠就“殺盡川人”的種種謊言是不可信的，但是，張獻忠在四川打擊太廣，鎮壓過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心危懼，不肯歸從”的局麵，汪兆齡在其中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否則，四將軍就不會一致決定將他處死。
總之，張獻忠建國稱王之後，在一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包圍之下，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蝕之下，已經開始變了。政治上，脫離群眾，喪失人心；軍事上，喪失銳氣，連遭敗績。這種情況的出現，當然和張獻忠的變化分不開。特別是張獻忠犧牲之前，出現了高級將領劉進忠投敵和清軍偷襲鳳凰山老營成功這樣兩件過去大西軍從未出現過的大事。這表明大西軍也開始變了，已在走著下坡路了。
上述幾個方麵，就是張獻忠和他領導的大西軍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通過以上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比較具體而充分地認識到，在封建社會中，由於農民階級小生產者的落後性，決定了張獻忠不能避免流寇主義的作風，不能提出正確的綱領口號，不能和其他農民軍團結合作，不能拒絕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蝕。因此，盡管他們的革命意誌是堅定的，軍事勝利是輝煌的，但是由於先進的生產方式還未出現，新的階級力量尚未形成，所以，雖然他們進行了近二十年的浴血奮戰，但並不能達到他們起來革命的目的，最後仍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敗的結局。這是曆史的悲劇，但卻是必然產生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