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來看看所謂“四路草殺”“屠盡全川”又是怎麼回事。由於這一問題是曆來反動階級攻擊最多，也是各種史籍記載最多的問題，我們也就應當分析得比較詳細一些。
在封建文人的筆下，有這樣一些描寫：“賊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男女幼小，逢人則殺……屠山屠野，盡一省而屠之。至千裏無煙，空如大漠。”《荒書》。還有人煞費苦心地捏造了“四路草殺”的詳盡數字。僅僅一次“草殺”，有的人說殺了四川人六億九千九百萬毛奇齡：《後鑒錄》。，有的說殺了四川人七億五千萬以上。孫騏：《蜀破鏡》。後來，堂而皇之的《明史》也就出現了“六萬萬有奇”的著名謊言。也正是在這裏，充分顯示了造謠者的無恥和愚蠢。因為，明代的四川，人口最高數字的記載才不過三百多萬。詳見嘉慶《四川通誌·食貨誌·戶口)。
在我們看來，所謂“張獻忠屠四川”，就是意味著大西軍曾在全川各地(當然，這是以大西軍控製的地區而言。張獻忠建國之後，控製區不到四十個縣)普遍地采用了革命的暴力，曾經派軍分赴各地進行過鎮壓反革命、鎮壓地主階級的活動。史籍所載的“遣心腹將領勁兵屠各州縣”顧山貞：《客滇述》。，“遣張能奇、馬元利等分劖郡邑，並長吏而誅之”《綏寇紀略》卷十。，就是指的這種情況。那麼，為什麼當時必須采取這種暴力行動呢?具體情況如何呢?這是應當進一步討論的。
張獻忠入川建國之後，不是如過去那樣各地流動，而是在四川駐了下來，這就必然要同各地的官吏地主進行麵對麵的鬥爭，形成一場尖銳激烈的內戰。南明弘光小朝廷派往四川專門對付張獻忠的王應熊和樊一蘅先在遵義，後到納溪設立幕府，號召、聯絡、指揮四川各地的明軍殘部和地主武裝。在王應熊各種官階封號的誘惑之下，各地的地主階級紛紛組織武裝，建立堡寨，帶著瘋狂的階級仇恨，配合明軍殘部向大西軍和大西政府的地方政權進行反撲。這些武裝集團時起時滅，時分時合，裹脅群眾，日漸猖獗。除了我們前麵所舉出的那些由各地生員所組織的地主武裝之外，還有：李含乙起兵廣安，餘飛起兵洪雅《小腆紀年附考》卷八、卷十一。，陳登皞起兵眉州《蜀碧)卷三。，刁化神起兵江津嘉慶《江津縣誌》卷五《兵防》。，趙維嶽、王幹城起兵射洪光緒《射洪縣誌》卷十七《外紀》。，李上苑起兵南江，劉武舉起兵嶽池，楊先誌、林時泰起兵潼川《續編綏寇紀略》卷三；《蜀龜鑒》卷三。，向衷亮起兵通江，文九如起兵蒼溪《灩澦囊》卷二。，譙翔宇起兵順慶《灩澦囊》卷三。，李從彥起兵保寧《紀事略》。……而“其他擁眾據城邑，保村落，駐山穀，拒險寨者不可勝數”《續編綏寇紀略》卷一。。據說“合計諸要隘兵馬，為數不下二十餘萬”《紀事略》。。這些分布各地的地主武裝無論是對大西政府的地方政權，還是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都是一種極為嚴重的破壞力量。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穩定革命秩序，保衛革命成果，對於地主階級的這種瘋狂進攻，當然需要采取措施。“不鎮壓剝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列寧：《給美國工人的信》，見《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5頁。因此，張獻忠派軍對四川各地地主武裝的反抗進行了堅決的、無情的鎮壓。這就是所謂“張獻忠屠四川”的主要原因。在過去的史籍中，常可以看到這種記載：“賊懸示城中，呼川人為蜀獠。謂朕對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負朕之極，故盡殺之。”顧山貞：《客滇述》。“是時，侈然有帝蜀心，故未大縱戮。既以郡縣義兵誅偽官，賊眾屢挫阻，始有剿絕蜀人之心。”《小腆紀年附考》卷八。“獻忠憤諸州反正。”《蜀龜鑒》卷二。這些記載雖然是為了攻擊張獻忠，但卻從側麵證明了張獻忠所以“屠四川”的原因，是為了鎮壓那些“每每要反”的“郡縣義兵”。在我們看來，所謂“屠四川”，正是以革命的暴力去還擊反革命的暴力。
這裏應當指出，大西軍在各地打擊地主武裝時，是比較慎重的，有區別的。據有的史籍記載，“賊旋下令曰：‘凡爾處市鎮俱順民，毋恐。家給大順錢，綴於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當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為殘酷。”《蜀難敘略》。這裏談得相當清楚，順民皆保護；入山作逆者，皆剿除之。前麵已經提到，費密在《荒書》中寫的“屠戮”，是以“縉紳之家”為標準的。宣統《西充鄉土誌》在寫到所謂“屠西充”時，也明白地寫著是“在籍士紳”。這些地主階級分子在受到沉重打擊之後，必然帶著刻骨的仇恨對張獻忠進行最瘋狂最無恥的咒罵和汙蔑，這就是“屠盡全川”之類彌天大謊的由來。
除了上述的鎮壓各地地主武裝的反抗之外，作為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對於那些世世代代壓在農民頭上的封建統治階級，當然也必須進行打擊。為了幫助四川農民打破身上的枷鎖，為四川農民報仇雪恨，在農村中也必須實行一定的恐怖手段。毛澤東同誌在分析農村革命運動時指出：“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頁。四川的貧苦農民們早就盼望著這一天了。
明末的四川，是異常黑暗的社會。人民受著極其沉重的剝削，生活十分痛苦。以巴縣為例，明末有丁一萬五千人，每年向官府納糧在六千石以上，賦銀在八萬六千兩以上。官府一貫“強征礦稅，預借錢糧，歲無虛日，民不堪命”民國重修《巴縣誌》卷四《賦役》。。在田糧正賦之外，還有數不清的苛捐雜稅，如“土貢、戶口鈔、商稅、課鈔、油榨、房地、酒、魚、船課鈔，並歲辦、添辦、麅皮、白毛、生硝、翎毛折價銀，歲辦料價、軍需銀，為數甚多”嘉慶《四川通誌·食貨誌·榷政》。。除了如此高額的賦稅苛捐之外，還有永無休止的徭役，“按巴縣舊誌所載，明時徭役若驛傳、鋪司，若操兵、民壯，若門役、皂快，若禁卒、弓兵，若廟夫、齋夫、倉夫、庫夫、船夫、渡夫、塋夫、燈籠夫，及裱背、看司、鼓吹、刷印等役既層見疊出，而修河運餉工作諸事複加派於額外，其說極詳。則當時巴蜀人民賦重役繁，疲以奔命，舉一邑可推其餘矣。”嘉慶《四川通誌·食貨誌·徭役》。明代中葉以後，曾經盛傳成都的蜀王得到了什麼“鴻寶之書”，能自製黃金白銀，故能“富甲天下”。其實，哪裏有什麼“鴻寶之書”，正是因為對四川人民無限度的榨取，才造成了蜀王宮中堆積如山的金銀財寶。
四川的地主官僚在人民身上刮削了大量的民脂民膏，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對於這些吸血鬼們的具體情況，當時人歐陽直有一段很生動的文字，不厭其長，抄錄於後：“蜀人……即如一服飾也，厭薄縞素，競侈羅綺，僭製造奇，月異歲變；一宴集也，淡泊是鄙，豐厚相尚，丘糟林肉，海錯山珍；一居處也，華堂繡戶，卷雨飛雲，園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魚鳥備觀；一烹宰也，隻顧適口，不惜物命，刳臠極殄極虐，炮炙極怪極慘；一田土也，富連阡陌，貧無立錐，侵謀膏腴，占人世業，欺奪孤寡，全我方圓。甚之，交易則利己損人，營求則重息撒債，結處則口是心非，叼唆則舌劍唇槍，縱欲則貪刻奸淫，逞奸則陰謀下石，見人得誌則嫉忌橫生，聞人不幸則幸災樂禍。又甚，至貪官、汙吏、學霸、勢紳、市棍、土豪、衙蠹、宦仆，貓鼠固結，魚肉善良，傾人之家，破人之產，鬻人之子，騙人之財，壞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紳矜棍蠹，莫不萬畝千楹更錦衣而玉食；鄉農傭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饑以號寒。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殺，或夫婦相傷，或親戚相殘，或宗族相賊。以至積憤不平，抑冤難訴，憾天沮地，泣鬼愁神。怨氣結為氛畛，樂土轉為惡域。”歐陽直：《蜀亂》。這是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給我們詳盡而生動地描述了四川地主階級的腐朽、墮落、貪殘、無恥的種種嘴臉。
明末的四川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荒淫腐朽，已將四川變成了一個“積憤不平，抑冤難訴，憾天沮地，泣鬼愁神”的活地獄。急劇尖銳的階級矛盾，必然導致訴諸暴力的武裝起義。早在張獻忠入川建國之前，四川人民就已經起來向封建統治階級進行了多次武裝鬥爭。其中規模較大的，遠者如明正德(1506—1521)時期的藍廷瑞、鄢本恕起義；近者如天啟(1621—1627)時期的白蓮教起義，崇禎七年(1634)的納溪人民起義，崇禎十四年(1641)的順慶(今南充)人民起義，和前麵已經介紹過的、在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推動和影響下爆發的、遍及全川的“除五蠹”鬥爭等。可惜這些鬥爭力量比較分散，也由於當時統治階級力量還暫時比較強大，所以都未能取得大的勝利。
張獻忠率領數十萬大軍，打著“澄清川獄”的大旗入川，矛頭直指四川的封建統治階級。這就極大地鼓舞與支持了受盡苦難的四川人民，特別是受壓最深的廣大農民群眾，造成了多年積恨的總爆發，形成了拆地獄、誅魔鬼的血與火的戰鬥。正如恩格斯在論述德國農民戰爭時所分析的，當革命烈火燃燒起來之後，“農民和平民相信和他們的一切壓迫者算賬的日子來到了”《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頁。。一貫堅決打擊地主階級的大西軍同四川苦難的農民弟兄聯合起來，向四川的官僚、地主以及其他為虎作倀的蠹蟲們進行了一場總清算。這，也就是所謂“張獻忠屠四川”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正如彭遵泗在《蜀碧》中所寫的，“一時紳士家豪奴悍仆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李馥榮在《灩澦囊》中所寫的：“利於賊者，無聊窮人，背主黠仆，賊與此輩氣味相投……此輩乘此機會利於投賊，賊亦利其內應。硐寨一破，恣所欲為。”這不正反映了大西軍和窮苦百姓聯合起來掃除害人蟲的情景嗎?《蜀碧》這類書籍，寫了很多各州縣的地主豪紳被殺的事件，正是這種革命暴力的一部分。我們還應當進一步看到，這種革命的暴力正如毛澤東同誌所分析的那樣，“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曆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8頁。
這裏，我們還必須研究一個問題，就是多年來傳說的所謂“張獻忠屠四川”的物證《七殺碑》。抗日戰爭以前此碑曾在成都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民眾教育館展出，以後已不知下落。一些書籍曾對此碑有過記載，其中影響最廣的是舊版《辭源》。該書列有《七殺碑》的條目：“明末流寇張獻忠性嗜殺，蜀人死於其難者約四之三。今成都縣署有七殺碑，其文雲：‘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下連書七殺字，相傳為張之親筆。”舊版《辭源》正續編合訂本子集第11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據幾位當年目睹過這塊碑的老先生回憶，此碑甚小，高僅一米左右，碑額無字，碑文三行，“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按《辭源》誤記為善)以報天”為二行小字，七個殺字為一行，字有大碗大，字跡草率。因石質粗劣，故而剝蝕嚴重，文字多已磨滅，清晰者僅存數字。筆者認為這是清代某些封建文人為了攻擊張獻忠而偽造的假古董。根據現存史料考查，張獻忠在成都時的確發布過這樣的“聖諭”：“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張獻忠還曾下令刻諸石。此事《綏寇紀略》《蜀碧》《客滇述》《後鑒錄》《聖教入川記》等書均有記載，而且廣漢縣人民公園至今仍保存著一塊這種《聖諭碑》。1960年，筆者曾往廣漢觀察、拍照。該碑高二米餘，寬一米，石質優良，字跡工整莊重，並刻有優美的龍文，刻工精細。一眼望去，即有《聖諭碑》的氣派。碑額有“聖諭”二字，碑身刻著“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的聖諭，下刻“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的落款。大西軍建造此碑的第二年即北上抗清，離開廣漢。南明將領楊展“引兵追之，至漢州(今廣漢)，賊已遠去，因盡收暴莽骸骨叢葬焉。”《蜀碧》卷四。並在《聖諭碑》的碑陰刻上楊展的《萬人墳碑記》(據《蜀碧》卷三之載，張獻忠曾命右丞相嚴錫命為“聖諭”作注解以發明之，並刻諸石。因而很可能《聖諭碑》的碑陰就是刻的嚴錫命的注解，被明軍鏟去之後，再刻上《萬人墳碑記》的)。由於這塊碑的碑陰刻上了楊展的《萬人墳碑記》，因而在清初未被砸毀而幸存下來，被當地農民做了牆壁的石板。1934年，英人董篤宜牧師偶然發現了這塊碑，遂為世人所知。林名均：《四川張獻忠碑記》，見《逸經》第三十三期。將廣漢《聖諭碑》與成都的《七殺碑》相比，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七殺碑》形製小、石質差、文字劣、無龍紋、無碑額的“聖諭”二字，所謂“七殺”的文字在任何文獻記載中均無佐證，因而不可能是張獻忠在成都留下的《聖諭碑》，更不可能是張獻忠手書，而是清初的地主文人為了攻擊詆毀張獻忠的所謂”屠盡全川”而偽造的。但為了使作偽不致太露骨，就利用了張獻忠“聖諭”的前兩句，再加七個殺字，而且將七個殺字刻得特別大，就成了所謂的《七殺碑》，用來魚目混珠，以售其奸。可是，在廣漢《聖諭碑》麵前，成都過去出現過的《七殺碑》非但不能證明張獻忠是喊著“殺殺殺殺殺殺殺”而“屠盡全川”的魔鬼，反而證明了《七殺碑》的作偽者是手段拙劣的醜角。
通過上麵關於“屠重慶”“屠成都”“屠全川”以及所謂《七殺碑》等幾個問題的具體分析，我們基本上可以撥開幾百年來留下的重重迷霧，而看到所謂“張獻忠屠四川”的本來麵目了。這是在任何革命戰爭中都會出現的革命暴力，是長期被奴役的窮苦農民的一種樸素的、但又是猛烈的反封建壓迫的手段。在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隋末農民起義軍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唐末農民起義軍是“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宋代鍾相、楊幺農民起義軍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人”。較之過去曆代農民起義規模更大、鬥爭更激烈的張獻忠農民起義當然也是如此。而曆來的封建地主階級在對每一次農民起義進行軍事圍剿之後，總是要隨之進行種種無恥攻擊的文字圍剿。凡是對封建統治階級打擊最重，使他們吃苦頭最大的農民起義軍，所受到的汙蔑和攻擊也就最厲害，什麼“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四川”等謊言，就是這樣產生的。無論反動階級如何不遺餘力地製造這類言論，我們的基本態度應當是鮮明的，這就是：“在曆史上，沒有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不是用暴力來解決的。如果暴力是勞動群眾和被剝削群眾用來反對剝削者的暴力，那末，我們是擁護這種暴力的。”列寧：《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0頁。
當然，正如我們在前麵分析張獻忠失敗的原因時所指出的，我們絕不能否認張獻忠和他所率領的大西軍在鎮壓敵人時出現過不少打擊麵過寬、懲罰過重的現象，出現過不少殺死不願投降的明軍和斬俘虜手足的事件，尤其是在同各地地主武裝作戰時，在進攻山寨村堡時，刀槍之下，玉石俱焚的現象是必然的。就以“山中作逆者，當剿除之”而論，入山者當然包括部分被裹脅的或謀衣食的普通群眾。我們沒有必要對這類過火行為加以隱諱。大西軍是古代的農民軍，他們不可能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可能優待俘虜。問題在於我們要分清主次，要看到張獻忠殺的什麼人?為什麼要殺人?是否是亂殺人?把這幾點搞清楚了，關於“張獻忠屠四川”的主要問題也就清楚了。
下麵，我們還必須繼續討論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曆來反動階級對張獻忠進行攻擊的最大“證據”，就是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田園荒蕪，清初大量移民入川。他們說，這就是“張獻忠屠四川”的結果，正是因為“張獻忠屠四川”，才導致了“湖廣填四川”。這個問題又牽涉到不少問題，如四川為什麼人口銳減?為什麼會有“湖廣填四川”?張獻忠殺了多少人?誰是屠殺四川人民的劊子手?反動階級為什麼要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同時，這個問題也涉及到今天不少人思想中的傳統印象，甚至部分史學家的著作中也認為清初移民入川是張獻忠農民起義造成的。因此，這個問題很有認真研究的必要。
在討論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問題時，首先必須指出，現存的有關這段時期的人口數字是不可盡信的。例如《清通考》記載清順治十八年(1661)時四川人口才一萬六千餘丁，約八萬餘人。這當然不是事實。當時四川的駐軍都在十萬以上。所以發生這種記載失實的原因，一方麵是清代文人為了汙蔑農民起義，為了替其主子吹噓文治武功，有意如此；另一方麵也是由於當時長期戰亂，版籍散失，明代的黃冊製度中斷，根本就沒有實在的戶籍，多數人未曾編戶，更無法清理戶口，有關戶口的數字，隻能是想當然耳，即所謂“兵火之後，籍口方冊無存，增減任意”的數字。《清通考》卷一《田賦》。
無論從文獻資料，還是就口碑傳說，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清初(主要是康熙年間)大量從湖廣、陝西等地移民入川，這是可以肯定的事實。詳切的數字很難稽考，這裏也沒有詳加考證的必要，問題在於說明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明代的四川人口本來就不多，屬於“寬鄉”，最高數字才二十六萬餘戶、三百一十萬口左右。在全國十三布政司中，居第八位，僅高於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並不如今天的四川這樣人口居全國各省區之冠。參見梁方仲《明代戶口田地及田賦統計》，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一期。清初的統治者對邊區的鞏固和發展特別重視，故而組織鄰區的湖廣、陝西等省向地廣人稀的四川移民。這是清初“實邊”政策(包括雲南、貴州、廣西、新疆、關外等地在內)的重要措施。其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減少的情況的確嚴重，所以必須移民入川。
那麼，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是“張獻忠屠四川”嗎?不，答案是否定的。
在具體分析四川人口減少的原因之前，我們還必須注意一個問題，這就是：明末清初人口減少，田園荒蕪，絕不隻是四川一省，而是全國的普遍現象，隻不過四川較為突出而已。我們略舉幾例：崇禎末年，徐標談到華東、華北地區情況時說：“臣自江淮來(京)數千裏，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石匱書後集》卷一。後來左懋第從南京北使清營，“自靜海至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糧二十四兩。人死，取以為食。”《明史·左懋第傳》。對這種情況記述更具體的，是崇禎末年的明兵科給事中李永茂，他在明王朝的最後兩年中多次上疏，談到作為京畿重地的北直隸的情況已經是：“一望荊榛，四郊瓦礫，六十裏荒草寒林，止是道路微跡，並無人蹤行走。”“自戊寅(1638)至今，五載災荒。士民之死於奴酋、土賊、疫饑、差徭者，已十分之九。”不僅“城市蕭條，村落丘墟”，就是“紳衿士民及婦子旄倪，無不奄奄待斃”。為什麼“輦轂之下，尚有如此魍魎世界”呢?李永茂作了分析，如旱、蝗、疫、盜、征徭、租賦等，而最為重要的，是明朝官軍和入侵清軍的“虎狼悍卒”的殺掠搶劫之故。他們“斬關排闥，如入無人之境。金帛子女，搶掠一空。倉庫士民，明明劫殺……今畿南鄉村，無論通僻，日有一二百騎、五七十騎，肆行搶掠。問之皆雲援兵，卒不知何營何將。”連李永茂也痛哭說，“地闊天高，何在是避虐潛身之地?此梳彼篦，到處皆弱肉強食之人。臣痛此孑遺，不禁涓涓淚下矣。”李永茂：《邢襄題稿》。這還是講的明末的情況。到了清初，就更是怵目驚心了。直隸省(今河北)在順治初年是“荒與亡居十六七”；到康熙中葉，仍是“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在山西，順治時免耕荒田達二萬八千餘頃。在江淮魚米之鄉，康熙時也是“蒿萊多而禾黍少”，甚至安徽全省都是一片荒蕪。全國人口，從明天啟六年(1626)的五千一百多萬，降為清順治八年(1651)的一千零六十多萬。雖然這個數字不夠準確，但完全可以看出，明末清初的人口減少，田園荒蕪，經濟蕭條，乃是全國的普遍情況，絕非四川一省。有關清初的材料，參見陳振漢《明末清初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載《經濟研究》1955年第三期。我們這裏所舉實例所涉及的地區基本上都是張獻忠農民軍未曾到過的地區，可是人口減少仍是如此嚴重。那麼，所謂“張獻忠屠四川”而使人口減少的說法，又怎麼能夠成立呢?
下麵，我們就來分析四川人口減少的具體原因：
(一)天災和瘟疫。據《明史·五行誌》記載，從萬曆(1573—1620)到崇禎(1628—1644)的七十年中，全國發生天災一百八十餘次，瘟疫五次，有二十五年造成大饑荒。史籍中如“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甚至在崇禎十五年(1642)的明廷兵部的題稿上亦明明白白地寫著：“數年以來，旱魃為虐，赤地千裏，蝗蝻肆毒，煙寒萬灶。百姓之轉溝壑者，不可側目。”《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兵部題為江南之危形孔棘等事》。四川除旱蝗之外，還有水災。崇禎七年(1635)和十年，川南一帶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餘盡沒。”《明史·五行誌》。在瘟疫方麵，如順治三年(1646)的大疫，四川就有“全村皆死”者。嘉慶《江津縣誌》卷五《兵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