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長期的戰事造成了嚴重的饑荒。在整個17世紀中，四川的各種戰事幾乎從未休止。統治階級一方麵大量征調民力，踐踏禾苗；一方麵奪民口腹，搜刮無餘。結果造成“丁壯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鄉空虛，關梁不戒”的局麵。《綏寇紀略》卷五。這就大大地阻礙了農業生產的進行，造成長期的糧荒。川北的米價最高曾達到每鬥六十兩白銀的巨數，以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至於“死亡載道”之類的記載，更是不絕於書。
上述兩點，都是比較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和最值得我們重視的原因，是在戰亂中明、清兩代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屠殺。
戰爭，就要殺人，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是在長期的戰爭中，有的軍隊是保護人民的，有的軍隊是殘害人民的，決不能一視同仁。大西軍所殺的是地主、官吏、剝削者，這在四川人口減少的數字中會有一個比例，但隻能是一個很小的比例。何況，去掉一些這樣的寄生蟲，對社會生產力是不會有多大影響的。四川人口減少、經濟殘破的主要責任，應當由明、清兩代統治階級來負擔，他們才是真正的劊子手。雖然這是有無數事實可以證實的，但也正是曆來反動階級所諱莫如深的。他們用無恥的手法，把自己的罪惡經過改寫和誇大之後，轉加到張獻忠的頭上，用對張獻忠的汙蔑和醜化來蒙混視聽，開脫自己。因此，為了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揭穿反動階級的卑鄙伎倆，我們有必要將明、清統治階級屠殺人民的罪行加以全麵的揭露和無情的鞭笞。這一筆賬，是必須詳加清算的。
讓我們順著時間順序看下去。
在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之前，四川就已數經戰火。特別是萬曆(1573—1620)年間土司楊應龍和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年間土司奢崇明、安邦彥等叛明的長期戰亂。當時，“圍城(指成都——引者)百日，大肆屠掠。所稱沃野，已半沒於荒煙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誌》卷三十五《藝文》。
大起義爆發之後，封建統治者用來鎮壓起義軍的“官軍”全是些毫無紀律，燒殺淫掠的軍隊。當時的明內閣大學士文震孟坦白承認，明軍的普遍情況是：“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烈皇小識》卷四。這可以說是對明軍情況的一個比較如實的概括。我們再來看看當時和張獻忠長期作戰的明軍各部的情況：軍務總理熊文燦，“其一切軍需悉取於所曆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孑遺盡絕。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真署，始踉蹌而走。麻城，文燦婿家也，戚裏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蘄水，文燦家園也，鄉裏如是，餘可知矣!”《明史·餘應桂傳》。明軍主力左良玉，“所至焚劫，村集為墟。”談遷：《國榷》卷九十六。“左兵所過，奸淫剽掠，雞犬不留。”《明季北略》卷十八。“左兵之至江左，男婦被殺虜不下二萬。”《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此外，如賀人龍、高傑、劉澤清等部軍紀之壞，殺掠之殘，均與左良玉不相上下，隻需翻查《南疆逸史》這一部書，即可見到若幹材料，為省篇幅，這裏不一一列舉。明軍大將劉澤清甚至經常以殺人為樂，並取人心、人腦食用，而“顏色自若”《鹿樵紀聞》卷上。。明廷曾經派有監軍，用以查紀律、督將士，長期監軍和張獻忠作戰的萬元吉情況如何呢?他本人的部下就是“素少紀律，民競自衛”《罪惟錄·列傳》卷二十九。。
當時的“官軍”，就是這樣一些隊伍。我們再看一下明軍中川兵的情況。戴笠在談到川兵時說：“川兵善擾民，或時劫貨”《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在“擾民”之前，特地加上一個“善”字，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蜀軍首領鄧玘，其“暴掠名天下”《綏寇紀略》卷三。。“玘素無紀律，所領蜀兵好淫掠”談遷：《國榷》卷九十四。。而“大學士王應熊以鄉裏庇之，玘益無所憚。”《明史·左良玉傳》附《鄧玘傳》。
明軍對人民群眾的屠殺，主要目的在於：
(一)為了報功請賞。明軍記功要論斬首多少，而明軍長期在農民軍麵前吃敗仗，隻有殺老百姓以“割首獻功”，這是明軍的傳統作風。早在明中葉鎮壓劉六、劉七大起義時即已如此：“軍無紀律，得首一級，不問所自，即賞銀牌一麵，人遂貪賞。農夫過客，悉遭誅戮。”道光《武強縣誌》卷十。到了明末，此風尤熾。黃梅縣有個貢生叫吳卿，曾向明廷上疏說：“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這類具體事例極多。如明鄖陽巡撫陳良訓，“詭稱殺賊累萬，驗問皆良民”《綏寇紀略》卷五。。甚至，有一次明軍副總兵趙大胤“報斬首五千，驗之皆婦人首也”《罪惟錄·帝紀》卷十七。。戰爭之中，因這類屠殺而死去的“窮鄉男婦”，真是無法估計的。
(二)為了搶劫財物。明軍所至，“掘地拆牆，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班師回日，除主將車載……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寄園寄所寄》卷九、卷十一。在這種情況下，連明朝統治階級自己也承認，人民的普遍情緒是“不恨賊而恨兵”，甚至“喜於從賊”了。《守鄖紀略》；《崇禎長編》卷二。
可是，盡管明軍在同農民起義軍作戰中已是如此殘暴，然而，較之以後，這種屠殺人民的罪行卻還隻是小巫見大巫。當大西軍還在四川時，明軍是不敢放肆橫行的。他們對四川人民屠殺最厲害的時期，是在張獻忠犧牲，大西軍退出四川之後。
前麵曾經談道，張獻忠犧牲時，四川境內還存在不少大大小小的明軍餘部和地主武裝集團。當張獻忠犧牲，大西軍主力退出四川之後，這些武裝力量立即肆無忌憚地活躍起來。“四方烏合之眾雲集成都……互相吞並者指不勝屈。孑遺無幾之民，複見斃於群氛。田園盡蕪，饑饉頻仍，父子流離而人相食。”康熙《成都府誌》卷三十五《藝文》。早在大西軍還在四川時，各地地主武裝，即所謂“義兵”之“附名起義者，雖雲殺賊，其實誌在財物”《蜀難敘略》。。到了這時，當然更加瘋狂。一方麵搶劫殺擄以自活；另一方麵又向廣大窮苦人民進行慘無人道的報複，成了四川人民的一場大浩劫。當時，“四川各隘兵亂，遍行劫搶。兵備道馬乾集兵下渝州(今重慶)；副將趙雲貴集兵走龍安(今平武)；大旗餘朝宗自號紅十萬，集兵內(江)、富(順)、犍為，走長壽；總鎮甘良臣、副參賈登聯、莫宗文、屠隆、曾英、王祥、王啟、馮朝宣等各集兵走忠(縣)、涪(陵)、瀘(州)、合(江)、永(川)、遵(義)、綦(江)等處。凡所過所駐，皆搶劫而食。東南大擾，廬舍一空。”《蜀亂》。這隻是一個大略的敘述。具體地看來，其中，曾英“營兵盡搶劫以自活，自敘(府)、瀘(州)以至重(慶)、涪(陵)兩岸，打糧至一月。路上地方殘破，民盡餓死，田土盡荊莽矣。”《蜀亂》。袁韜、武大定在川南各地“大肆擄掠，吊烤炮烙，備極其慘。哀號之聲，數日夜始息。”《蜀亂》。川東土豪李調燮在酉陽，“集士兵紮營時，無糧。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烹宰俱按整豬羊法”《蜀亂》。。川西北的趙雲貴，是個“醉必殺人”，時常用活人來試驗刀的利鈍的殺人魔王。《平寇誌》卷十二。而特別是賈登聯等人，“盤踞於資(陽)、內(江)、富(順)、隆(昌)、瀘(州)、合(江)之間，日以打糧為名，四出搶掠……此輩無所不欲，每得一人，膀刺炮烙，必得財物而後已，但不輒殺之耳。故民或免於兵刃而死於拷掠者，十常八九也。”光緒《敘州府誌》卷四十一《紀事》。在這種情況下，就連地主階級自己也不得不深深感慨：“時蜀中無寇，向之仗義恢複者，皆出而據土自雄……貪亂樂禍，不肯少悛，日尋幹戈，忽相吞噬。當此千裏無煙之日，孑遺落值其蹂躪者，呼天罔應，入地無門，人生至此，生趣盡矣。”光緒《敘州府誌》卷四十一《紀事》。這些割土自雄，互相攻殺的烏合之眾在劫掠和戰爭中所屠殺的四川人民，其數字是難以估量、無法統計的。
明軍的屠刀血跡未幹，清軍又接踵進入四川。滿清貴族進兵中原時，尚處在奴隸製向封建製的轉化過程中，搶掠是他們的一種生活來源，因而具有極大的野蠻性。入關之後，他們又和漢族封建地主中最腐朽的、被明末農民大起義沉重打擊的反動力量結合在一起，鎮壓各地人民的反抗，極其野蠻和殘酷地屠殺人民，造成社會生產力空前劇烈的大破壞，全國人口數字急劇下降。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隻不過是其中一二例子而已。早在清軍入關之前，清廷統治者就有過“盡行焚毀，殺其人民”，“焚其廬舍，屠掠而行”，“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的命令。因此，清軍所至之處，也就必然出現哀鴻遍野之區。在濟南，有“百萬慘屠”；在臨清，“屍骸如山若嶺”；在江西，無論城鄉，“屠掠殆遍”；在南昌，“降者亦殺，不降者亦殺”，使得“城中百萬之民皆餓死”；在廣州，“城市居民，幾無噍類”，城外“累骨成阜……望如積雪”本段材料均轉自尚鉞《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的停滯、變化和發展》，見《教學與研究》1955年第六期。。這些材料，當然有所誇大，但也的確可以說明問題了。
像這樣的劊子手，對於四川人民當然決不會有不同於其他地區的“仁政”出現，隻不過因為在清代文字獄的殘酷統治之下，這些事實的真相難以記載流傳下來，我們僅能見到一鱗半爪。但是，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完全隱藏住的。除了在各次戰鬥中清軍的“殺賊無計”“斬獲無數”等記載之外，我們仍可以看到不少材料。如順治四年(1647)，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顧山貞：《客滇述》。同年，清軍將領白聯芳和張得勝二部火並，在成都“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荒書》。從不少記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西軍離開四川時，四川並未出現明顯的殘破和饑荒，人口也未大減，而清軍入川以後四川的麵貌就迅速改觀。李蕃曾以親身經曆寫過一本《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記》，雅安地區出現大饑是在順治八年(1651)以後。傅迪吉回憶親身經曆的《五馬先生紀年》一書記載簡陽、仁壽一帶情況更為詳細具體，很能說明問題。據傅迪吉回憶，張獻忠犧牲、大西軍撤退那年，即順治三年(1646)，因戰爭關係，簡陽農耕已受到影響，但“時近清明，猶可下秧，遍地俱是上好胡麥”，傅迪吉家“種穀四石有餘”，到“秋成時，大有豐收……收割順利，亦如前。收完，穀價漸漸昂貴，且無甚賣的”。就在這年，在他的家鄉簡陽，“內標賈軍門在陳溝場紮一大營；外標賈亦在河東地方，俱去討劄付。王閣部(即王應熊——引者)在重慶督師，亦有去求劄付者，此至尊無對也。於是處處皆官頭，人人皆兵。”這些投靠王應熊的地主武裝“每人尋人打槍刀，縫旗號，整頓兵衣兵帽，紅紅綠綠，沿山鬥技，以殺狗為能，間有連胡麥也收不完的”。傅迪吉認為這些人都是不務農耕的“懶人”，他自己一家是“勤而耕者”，故能“大有豐收”，他自己還能“在樓上自相師友朝夕讀書”。可是到了第二年，即清軍占領全川的順治四年(1647)，就開始“地方大荒，穀一石值銀四十兩，糙米一鬥值銀七兩”。他家所藏九窖糧食，被地主武裝“陳鐵鞭”隊伍全部挖去，牛羊被殺。肅王豪格的清軍“將我地方不分晝夜，搜尋要糧，將人吊燒。有糧即放，無糧燒死。地方人俱走大山”。多靠采集一種野菜“地骨皮”為食。這一年，他的家鄉的農耕完全破壞，“是年，稻子無顆粒之活”。他所到之處隻有一個叫藺家壩的地方未被軍隊擾害，故“別是一天，田中栽秧、犁牛，兩河壩俱好粟苗，正將吐穗，茄子、葫蘆、豇豆盡多，尚未結實”。可知此時尚是部分殘破，人民還勉強可尋活路。到了順治五年(1648)，“其年更荒，米價更貴，一升值銀三兩，河東就是六兩”，“全憑野菜度日”，他的家鄉已出現人吃人的慘劇，他隻好外逃，到邛州(今邛崍)才找到一處可以生活的“佳境”。一直到順治十年(1653)他才回到簡陽，簡陽已是一片荒蕪，無人耕作，“是年奉文丈田……每處一根簽子插上，就攜帶三四十畝。”從傅迪吉的樸實的回憶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簡陽地區的經濟殘破、人口減少是在清軍入關之後。
在川北，也有一件很能說明問題的史實。有一個閬中的生員劉達，受到清四川巡撫李國英的賞識，入營為其幕僚。大約在順治五年(1648)，李國英命劉達到西北采辦戰馬。劉達從太平(今萬源)動身出川，到西寧購買戰馬千餘匹，一直到順治十五年方才返回重慶。他回重慶之後，描述他離開四川這十年間的變化時說：“見夫屍骸遍野，荊棘塞途。昔之亭台樓閣，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鳥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裏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疑，宛如再世。”《灩澦囊》卷四。因而他在驚歎之餘，堅決辭官回家。他對清軍入川之後十來年四川的變化，是有很深刻的認識的。此外，歐陽直在總結清軍平定四川的情況時，也說：“自乙酉(1645)以迄戊(戌)、己(亥)(1658—1659)，計九府一百二十州縣，惟遵義、黎州(今漢源)、武隆等處免於屠戮，上南一帶(今樂山附近)稍有孑遺。餘則連城帶邑，屠盡殺絕，並無人種，且田地荒蕪，食盡糧空。未經大剿地方，或有險遠山寨，間有逃出三五殘黎。初則采芹挖蕨，繼則食野草，剝樹皮，草木俱盡，人遇且相食矣。”《蜀亂》。這些敘述，當然也有所渲染，但類似記載還多。我們從中完全可以看出，張獻忠犧牲，大西軍出川之後，到清軍完全平定四川的十幾年中，是四川人民受苦受難最嚴重的時期。
清軍入川之後，大漢奸吳三桂率軍進攻雲南，長期駐兵於川南地區，“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張邦伸：《錦裏新編》卷一。到康熙十二年(1673)，吳三桂又和清廷決裂，大戰七年，四川人民遭受一場大災難。外國傳教士在回憶這段時期四川的情況時也說：“張獻忠滅後，旗兵在川，一時未能設官治理。彼時川人不甘服旗人權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載。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間，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所有官長，皆無一定地點居住，亦無衙署，東來西往，如委員然。此時四川已有複生之景象，不幸又值雲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連十五載，川民各處被摟，不遭兵人之劫，即遇盜寇之害。哀哉川民，無處不被劫掠，殊雲慘矣!”《聖教入川記》。
如上所述，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減少、經濟殘破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主要責任絕不應當由張獻忠來負。關於這一點，就連清初的統治者也是承認的。清雍正帝曾在一次詔諭中這樣說：“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談。”《大義覺迷錄》卷一。雖然雍正帝對清軍的罪行是避口不談的，但他確實看到了真正“乘機劫殺”“殺戮良民”者，不是農民起義軍，而是“將弁兵丁”和“無賴之徒”。所謂“各村邑無賴之徒”，主要也就是各地結寨建堡的地主武裝。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減少是一個長過程，其中有著多方麵的原因。明清兩代的軍隊、官吏和地主階級對四川人民的迫害和屠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田園荒蕪、經濟殘破、大饑大疫，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反動階級自己是血腥的劊子手，但卻用卑鄙的手法把自己的罪行轉嫁到張獻忠身上，大量著書撰文妄圖抹煞曆史真相。他們這樣做，既是為了詆毀和攻擊農民革命，又是為自己開脫罪責。我們今天通過認真細致的討論，盡可能地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既是為了揭穿反動階級的醜惡嘴臉，也是為了替張獻忠恢複名譽，伸張農民革命的正義。而通過這樣的分析研究，我們也才可能進一步認識到，阻礙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破壞社會生產力的，不是別者，正是封建地主階級黑暗的暴虐統治。
二、關於研究張獻忠的史料問題
目前，研究張獻忠和大西軍曆史最棘手的是史料問題。一方麵感到史料少，能夠真實反映張獻忠戰鬥史實的史料少；另一方麵感到史料多，長期以來反動階級別有用心地對張獻忠進行汙蔑醜化、歪曲曆史的史料多。同是明末農民起義軍，將有關張獻忠的史籍同有關李自成的史籍相比，就感到少得多，這就給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麵對這種情況，我們在研究張獻忠問題時，就必須認真對待和鑒別材料，“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79頁。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有關史籍幾乎全部出於明清兩代封建文人之手。他們對農民起義軍的態度必然是對立的，仇視的。甚至，有的史籍的作者本人就曾直接同大西軍作過戰，如《荒書》的作者費密就曾組織地主武裝在什邡高定關(今稱高景關)與大西軍作戰；有的同張獻忠有殺父之仇，如《蜀難敘略》的作者沈荀蔚的父親就是被張獻忠殺掉的華陽知縣沈雲祚；有的同張獻忠有殺兄之恨，如《綏寇紀略》的作者吳偉業，就是被張獻忠殺掉的成都知縣吳繼善之弟。在他們的筆下，對張獻忠的醜化和攻擊更是不足為怪了。因而，我們認為這些史籍中不少東西是糟粕，是不能相信的。當然，經過一些披沙揀金的功夫，這些書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必須經過慎重的選擇，不可輕信。
今天，為了更好地研究張獻忠的曆史，實事求是地評價農民革命領袖，我們不應當僅僅局限在過去的文獻材料之中，還應當設法了解農民階級對待張獻忠和大西軍的態度，看看他們又是怎樣來描繪同一曆史事件和評價同一曆史人物的。我們隻有將這兩種材料加以比較，方能很好地辨明真偽，去偽存真，得出合乎曆史真實的結論。
張獻忠在反動階級的筆下常常是殺人的魔王，是災難的象征，他們深有“聞其名則寒”之感。可是，在四川農民的眼中則不同，他們在梓潼大廟山文昌宮的風洞樓為張獻忠立了一尊綠袍金臉的威嚴塑像，長期香火不斷。清初川北的農民起義武裝“啯嚕子”即奉張獻忠為神，經常在張獻忠像前聚會，即所謂“年年啯嚕匪類假借神會，聚眾謁之，求伊冥佑，相謀而為惡也。”安洪德：《除毀賊像碑記》。這尊張獻忠的塑像一直被當地農民供奉了九十多年，直到乾隆七年(1742)被當時的綿竹縣令、不久即升任綿州知州的安洪德發現之後，才被安洪德打碎。安洪德為此特地建造了《除毀賊像碑》，該碑今天仍保存在梓潼大廟山的文昌宮內。碑記寫道：“梓潼文昌忠孝神祇，故千秋湮祀。餘洪德，山左人也，來令綿竹。向聞羅江令李公名德瀚者謂：神祠中有綠袍金臉，乃殘賊張獻忠像也，每悔其未曾除去……餘奉上憲之委，協平梓潼道路，搜至風洞樓上，見其綠袍金臉，獰惡狠狀，大不類神，其為賊像無疑。思以忠孝神祠，而側此汙穢，實大不敬，乃道之甚不平者。若不速為平除，無怪乎年年啯嚕匪類假借神會，聚集謁之，求伊冥佑，相謀而為惡也。急明於本州憲杜諱蘭，命役萬段其像，以正賊大逆不道毒害生民之罪。更焚而棄於道路之間，使來往乘畜踐而溺之，以泄人憤，以除淫祀，以淨神宇，以正風化。”安洪德講得很清楚，農民起義武裝對張獻忠是“聚集謁之”，而他和羅江縣令李德瀚等人卻對張獻忠恨得咬牙切齒，既要“萬段”，又要“焚”要“溺”，其目的是要“正風化”，是要防止農民們求張獻忠的助佑，“相謀而為惡”。在這裏，不同的階級對張獻忠的態度涇渭分明。據王家佑老師見告，廣元雲霧山下白玉寺過去有一白臉關羽像，相傳亦係張獻忠像。解放初尚存，現已毀。因無碑刻材料，尚待進一步調查。
遺憾的是，由於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對文化的壟斷，盡管明清之際的史籍達數百種，廣大勞動人民對張獻忠和大西軍的記載都不可能以文字形式保存下來，可是在廣大農民群眾的口中，卻一直流傳著一些民間故事和歌謠。這些民間故事和歌謠口耳相傳，保存至今，可以說是民間文學，也可以說是有一定價值的史料。如果這些民間傳說當時能有條件寫成書傳下來，豈不也就成了史籍?所以，筆者認為今天應當從優秀的勞動人民的文化中吸取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幫助我們研究和評價張獻忠。我們可以看一個相似的例子：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的英雄們也有過如對張獻忠一樣的汙蔑醜化，然而兩首民歌就一針見血地對此作出了判斷：“傳言長毛把人欺，這話說來很可疑。長毛官兵皆窮漢，他怎會把窮人欺?”“長毛殺人千千萬，不搶窮人一顆糧。”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中國歌謠資料》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227頁。這些，不是很有價值的史料嗎?
不過，關於張獻忠和大西軍的民間傳說和歌謠目前發掘得不多，限於工作條件，筆者也不可能到各地廣泛搜集。為了慎重起見，這裏隻采用已經見諸報刊和書籍的一些材料。雖然材料不算多，但已經可以說明問題了。
在明末農民戰爭中，長期的戰事曾使人民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災難，但他們對起義軍和官軍的態度有著明顯的區別。他們唱道：“盜來討火，軍來飯我。”見北京大學編《中國文學史》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49頁。他們形象地比喻說：“賊如梳，軍如篦，士兵如剃。”見北京大學編《中國文學史》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頁。當然，搜集整理者可能有所加工，故用了“盜”“賊”等稱謂。但從中可明顯地看出，明軍的軍紀是不能和農民軍相比的。
在四川的一些民間故事中，對張獻忠的描繪與封建文人的記載截然相反。他們說，張獻忠出身窮苦，早在參加農民起義軍之前，就是一個不畏強暴，敢以馬糞打地主的青年英雄，而地主們是將他無可奈何的。《張獻忠打地主》，見1959年3月31日《成都日報》。張獻忠後來率軍入川，是專殺富人、壞人，保護窮人、好人的。凡是家門口掛有艾狗(艾狗是用艾蒿和葛藤編成的，是窮苦人家的象征)的窮苦人家，都會得到張獻忠農民軍的保護。直到如今，每年五月五(據民間傳說，這是張獻忠入川的日子)，包括成都在內的四川不少地方仍然保存著在家門口掛上艾蒿的習慣，據說就是為了紀念張獻忠的。《艾狗》，見1959年4月2日《四川日報》。在筆者的家鄉四川綿竹，城關鎮東門外有一條街名蘇興街。據當地傳說，張獻忠率軍同官軍在綿竹作戰時，看見一位逃難的姓蘇的大嫂，拉著自己的孩子走路，背上卻背著別人的小孩。張獻忠判定這位大嫂心地善良，就請她帶路指點，介紹情況，從而保護了這一條街的窮苦百姓。所以這條街叫蘇興街，而且至今仍名。《蘇興街的傳說》，見綿竹中學《校刊》鉛印本1959年第一期。農民們還傳說，張獻忠在四川時，不僅是按窮人的意見辦事，殺地主，誅貪官，沒有放過一個壞人，並且關心農民的生活與生產，幫助他們解決生產上的困難，消滅在田坎上打洞的鱔魚，種好稻穀。《張獻忠捉鱔魚》，見1961年6月18日《四川日報》。尤其可貴的是，廣大農民不僅把張獻忠看成自己的救星，甚至把張獻忠和偉大的工農紅軍聯係起來。川北有一個傳說，說張獻忠有一匹坐騎是神馬，張獻忠離開川北之後，這匹馬就住在南江縣的夜馬池水底。神馬是當地農民幸福的征兆，如果晚上叫嘯，就有喜事到來；如果長期不叫，就有災禍臨頭。紅軍長征途中，就曾得到這匹神馬的幫助，在晚上飛渡夜馬池，越過敵軍防線，奪取南江城。《夜馬渡紅軍》，見1959年12月24日《四川日報》。這些樸實動人的民間故事，充分表現了廣大農民對張獻忠誠摯的感情。
當然，我們上麵所揭示的這些民間傳說，是經過了一定的加工的文字記錄，不能看作完全可靠的史料。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在廣大農民的一些傳說中的張獻忠和封建文人在一些史籍中所描繪的張獻忠，有著多大的區別。這對於我們今天研究和評價張獻忠，應當有著非常有益的啟示。因此，筆者認為在繼續研究張獻忠問題時，注意搜集在目前所能見到的史籍之外的新材料，特別是保存在民間的口碑材料，是完全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