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張中行身邊工作的人，都挺喜歡他：一是他沒有一點架子，很平和；二是他學問深，像座圖書館。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去人民教育出版社時，在他的辦公桌的對麵總能見到一個始終微笑的中年人，後來知道是張厚感先生。張厚感“文革”前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可以說與張中行是校友，雖然此北大已非彼北大了。
他對張中行是熟悉的，也可以說他們是忘年之交。他是1978 年從南方幹校換崗後調回出版社的，恰好張中行也因“廢物利用”回到單位，於是就熟了。青年時期的張厚感對張中行的印象是親切、有文墨，但那時也沒有意識到他的更深的價值，隻是覺得，他身上有別人沒有的東西，不俗氣，有古風，對談的時候總能知道些深的學識。
他在北大讀書時見到的老先生中，這也是少有的。
許多年後，張中行駕鶴西行之後的一個冬日，我在北城“薊門煙樹”附近的太月園小區見到張厚感的時候，聊起張中行的片斷，他還感慨不已。那一天我向他請教了許多問題，知道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張厚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樣厚道可愛，他說張中行給他最大的影響是實事求是，從不唱高調子，承認自己不行，有缺點。比如七十年代人們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卻對同事悄悄說，自己既怕苦也怕死，所以成不了英雄。舍身取義是好的，可敬，可我還是想活，也就不能舍生取義。承認自己的凡夫俗想，並不是自私自利。張中行對利看得淡薄，是不去爭搶名利的。如八十年代初，出版社有新書要發布，會場常常在重要的地方，某某大領導出席，許多人爭著去。他卻把請柬送給別人，說：“我不想去，聽那些領導的發言也沒有什麼意思。”這樣熱鬧的場合就都躲過去了。再如評職稱，他在五十年代才是中級，工資也不算高。許多人說他是“老北大”了，可以再找找領導升一點。他卻搖搖頭，覺得現在挺好，知足著呢。晚年的時候，他沒有住處，一直在二女兒家裏。單位分房子，也沒有申請。倒是年近九十之後，女兒偷著給社裏領導寫信，才在祁家豁子分到一處七十二平方米的小三居室，地點偏僻，格局又差。我多次到過那個地方，覺得並不方便，他卻很知足了。好的文章，並非都在漂亮的居所寫就。對一個忘身於利益的人，隨遇而安，安之若素，別人豈能解之？
在張厚感的記憶裏，張中行的生活很有規律，從來不熬夜，晚上九點多就入睡了；白天在單位，埋頭編書，不太說話。午飯後，他和同事一同散步，聊聊天，很健談，與人是和善的，從不任性而來，很合儒家的溫良恭儉讓的風度，讓人與其相處很舒服。衣食住行呢，也不講究，吃飯是低標準，高興時隻喝一點二鍋頭，佐以小菜。來朋友時到小館子，求的是熱鬧和有趣。他從不和人吵架，脾氣好。有一次老伴讓他去商店買點肉餡，服務員是個姑娘，態度很橫，對他發脾氣：“叫你把錢放在盤子裏，怎麼亂放，成心啊？”張中行說：“對不起，沒有聽到。”服務員反說：“那我罵你聽見沒有？”老人不作聲，轉身離去，也不生氣，心裏說：還是沒聽到。對社會怨懟的東西，他以此種態度對之，雖有無奈的地方，但是這種不為外物所動的境界，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單位的同事平時叫老人“行公”，他和大家相處也隨意得很。
交情深了，行公也無話不說，有時甚至把自己的心愛的藏品送給別人。他就送給張厚感一塊好的玉石，用作篆刻。他還把明末清初的大畫家陳老蓮的一副對子贈送給張厚感。張厚感在篆刻上有造詣，張中行則喜歡收藏硯台，兩人自然就有諸多的話題。行公經常說，現在玩硯台是小玩，要適可而止，不可太貪大，因為沒有那麼大的經濟實力，戰亂時期才能見到便宜貨，能遇到奇品。在張厚感的印象裏，行公隻有一次花了兩千餘元買了一塊雞血石，再沒有見到他大的動作。他小玩，不都是獨享，願意把自己的長物與人共賞，也把一些送給朋友，彼此大樂。編輯部因為有了他，聚散的內容就豐富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