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諷刺是寄沉痛於空漠之中。錢鍾書就顯得不怎麼中庸，在挖苦和滑稽的笑裏，還藏著冷意的東西。老舍初期的笑話語言有點油滑，張天翼則在尖銳的諷刺裏把靈動的東西也丟掉了。總之，我們的文學裏，幽默是種沒有發展起來的藝術，或者說，是被別樣的思想所裹挾的存在。張中行那代人隻能在士大夫的傳統上走出兩步，實在是沒有後來的王小波這樣的人瀟灑得徹底的。
在自嘲自諷之外，張中行多的卻是自傷的東西。他嘲笑環境的可怕時，也嘲笑了自己，但那後麵，卻又是內心的疼痛。是自己對自己的傷感。《負暄續話·記憶》中有雲：自然，我的記憶的口袋裏還沒有成為空無。有些什麼呢？瑣屑的，或關係不大的，包括能背誦的子曰、詩雲等等，都可以不說。值得衡量一下的是與價值觀念有關的，即諸多行事之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好的，對的，也總當有一些吧？可是很奇怪，常常浮上心頭的差不多都是壞的和錯的。這些還可以分為兩個等級。低級的來自自己的迂和不通世故，引起心情的“悔”。還有高級的，來於自己的天機淺和修養差，引起的心情是“悔”加“愧”。兩個等級相比，後者是更嚴重的失誤，給我帶來的傷痛也更多。而說起這傷痛，又由來遠矣，記得若幹年前，還求友人王君刻了個圖章，曰“行多不是”。全句是“回思昔所行多不是”，記得是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說的，見於何書也忘了，我斷章而取其全義，一則表示自傷，二則表示自勉。值得痛心的是，若幹年過去，有時算算生涯之賬，毫無例外，都是自傷之意有增無減，自勉之意則完全落了空。
人到老年，回首以往，能如此自諷，那是真摯的。我覺得這裏是有些舊文人的氣息。宋詞裏的清寂和明詩裏的憂慮都有些。日本的木山英雄先生在啟功的詩詞裏，看到了自嘲中的《世說新語》的影子，即對假正經的東西的揶揄。這是對的。張中行也羨慕啟功對己身的大嘲諷，以為真是高人的境界。他自己似乎就做不到這些。
中國的文人習慣了去說正經的話，慢慢變傻了。張中行用寒士的冷寂和諷語消解這些，但多少還保留了雅正的東西。可是啟功則是嬉皮笑臉地用非正經的東西去說正經的話，在這個層麵，要比張氏高明。難怪啟功先生說他“摸老虎屁股如摸嬰兒肌膚，解剖獅子如解剖虱子”；張中行則對啟功說：“您是已經到了彼岸的，我還在此岸呢！”晚年他們的關係如此密切，其實是彼此互補，張所有者，為啟所無；啟之優長，亦傾倒張氏。嘲諷有深有淺，有高有低，若是長足發展起來，我們文壇的話題大概就更多起來了吧。
三十年代，林語堂先生在其主編的雜誌《論語》上大談幽默時，知識界的反應是冷冷的。不是那理論有問題，而是實在缺少幽默的環境。林語堂在雜誌裏開設幽默專欄，講了許多有關幽默的好處，卻沒有得到魯迅的支持。他曾請魯迅寫文祝賀，魯迅就發表了《〈論語〉一年》，認為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是沒有幽默的語境的。這不是個人主義不成熟的問題，而是對專製主義的氣候失望的問題。
在言論不自由的時候，純粹的美學理論是難以站住腳的。林語堂曾在《小品文之遺緒》《今文八弊》《方巾氣研究》裏指出了文壇的問題，都沒有錯。但魯迅反感把技巧和精神現象割斷開來討論問題，在他看來，言論不自由而談幽默是有問題的，而且他批評林氏乃因為林根本就不幽默。自然，在理論上魯迅是沒有否定幽默的精神價值的。他自己不就很幽默嗎？中國的幽默沒有發展起來是美學上的不幸，張中行的一生就證明了這一點。有時候我們對比一下張中行和林語堂的不同，就可以發現一些問題。民間性的存在和貴族的審美理論是有區別的。在底層生活的人們，被剝奪了一切言說權利的時候，自嘲和幽默都是殘缺的。自痛的存在倒是普遍的，久在象牙塔裏的人，是難以理解這些的。我們要想讀懂前人，也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