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幾年，張中行的著作不斷問世。1986 年《負暄瑣話》出版後，又不斷有新著在讀者間流傳。目錄如下：《文言和白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文言讀本續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文言常識》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負暄續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禪外說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文言常識》香港三聯書店 1992 年版《詩詞讀寫叢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順生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負暄三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留夢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 年版《流年碎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版在他的文字紅火的時候，微詞也隨之到來，有時在報刊上也能看到對他的批評。對於這個老旋風，看不慣的也有不少。不同的聲音，在他是不必大驚小怪的。他其實知道，人有高低，地分南北，是不能齊一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晩報》上發表了關於他的評論，記得是用一周的時間連載的。不久宣傳部門就轉來幾封老幹部的信件，他們對張中行的走紅表示憂慮。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幹什麼呢？為什麼要宣傳這樣落後的文人？隻會順生的人，不願和惡勢力鬥爭是卑怯的吧？
接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前輩特地到報社找我，說張先生對何其芳大有不敬，有過分的舉止，並且說他在日偽時期也有問題，此人不可多溢美雲雲。
對張先生的種種看法，在我看來是自然的。他對革命過來的人的微詞，也有簡單化的地方。人選擇什麼是一種自由，選擇的結果和效應，有時與初衷是相反的，這不能都和自己有關，是個複雜的問題。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反抗呢？革命也並非都有過錯。問題在於，人性的美好的存在倘未失去，也不能責怪那些置身風雨中的人。比如王實味、李銳都去過延安，可他們與康生之流就不一樣。
張仃和孫犁也在解放區工作過，其內心不也有美好的閃光嗎？革命與否，不是評價人的生命價值的唯一尺度。不革命也許是怯懦的選擇，如果這怯懦還不失人性的美，並不害人利己，也無可非議。這些，都是複雜的問題，僅在國家意識形態的範圍內無法討論，在士大夫的道德框架裏也難以說清。後來的人也許會看得更清楚 。
還有一種看法是張中行的文筆有點晦澀、囉嗦，是老人的絮叨。
有人甚至覺出他有舊文人的老氣，讀起來並不舒服。近讀止庵的《遠書》，內有1996 年3 月2 日致穀林的信：張中行亦我所尊敬，然稍嫌寫得多了些，出書更多，書中篇目一再重複，為我這種愛買書的人所不免惋惜。
在1997 年9 月4 日的信中又說：
張中行寫趙麗雅的文章早讀過，私心不甚以為然。不過也是人各有其特色。我雖作文多年，但平生最不喜歡文人習氣。
這兩封私人通信，很能代表一部分人對張氏的看法：一是文選重複，寫得過多；二是有文人習氣，沒有現代人的灑脫。年輕一代人這樣看他，是可以理解的，張中行的文字也確實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
上述的批評，在一般讀者還可以理解，是審美層麵的，但另一種道德話語的表述，對他就是一種刺激，老人在心裏並不能接受。
比如黃裳對他的批評，就沒能說服他，他內心甚至還有些不快也是自然的 。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張中行在《讀書》上發表《有關史實的閑話》，談到了一個觀點，就是評定事的是非（或對錯、好壞），要看這事能不能使所有有關（包括受間接影響）的人獲得幸福，趨向文明，能者是，不能甚至反其道者非。接著批評了忠君的觀點，無非還是民本意識的發揮。文中也引用了葛劍雄的文章，讚佩反道學的主張。讀書人在易代之際，是為皇權守節呢，還是以個體的生命價值為要，這是個大問題。他是不讚成國家道德觀念的，因為畢竟是在以理殺人。黃裳看到後，寫了篇《第三條道路》，對張中行、葛劍雄頗有微詞，文章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