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正傳》reference_book_ids\":[6833642790895750152,7257081673550924858]}]},\"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紀曉嵐曾說讀書人一入世，就未能免俗。言外之意是能超於象外的不是很多。我們這個時代的文人，就情形而言可能還更為嚴重，不僅象外之境難免，連象內的氣韻也是少的。聯想起張中行晚年的情形，大致可說他是超俗之人，和季羨林、啟功這樣的人比，走得更遠。
這更遠的因由是，不和弄權者為伍，或說不與時尚同調。季羨林、啟功礙於麵子，不得不走一點形式，出席一點會議，點綴點綴場麵，他卻是毫不介入，不給人麵子，俗場的事是沒有的。
雖然晚年暴得大名，被媒體包圍，但他依然是老樣子，不喜歡出現在熱鬧場合。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各層領導出席，季羨林等都到台上，學校也請張中行登台，因為是象征性的人物，意義不小，可為母校增光者也。校方請他的親朋來勸，老人拒絕再三，友人幾乎央求他，可還不為所動，回答是“我一輩子不出席這樣的場合，與領導人在一起不習慣”雲雲。那一次北大校慶來人很多，場麵亦闊大，成為知識界的大事。常人如果受到邀請，自然是件快事，何況中國人是喜歡熱鬧呢。而那個隆重場麵上，終未出現到他的身影。
他後來曾和我談到了這個事情，回答得平靜極了，是沒有意思，似乎覺得那是在表演。但他內心想的是：此北大非彼北大，自己與此已無關係了。
對現在的大學教育，他有自己的想法。過去的大學是專家治校，現在卻是另一個樣子。讀書人追逐官位與名利，乃荒誕之事。人固然可以當官、經商，但不可把官與商的遊戲規則用到學問上。大家都在隨著大潮走，可是他卻不太願意，因為自知落後，不是這個時代的適應者。在他心裏，愛因斯坦好，羅素好，莊子好，別的等而下之，不追逐也罷。所以你看他拒絕別人，不是一般意義的清高，是有點思想貴族的意味，有時候也能看出錢玄同、劉半農的遺緒。
晚清文人的那種狂風，不是沒有一點的。
在一些根本的問題上，他顯得堅強，不隨唱時調，或說不留情麵。比如1994 年，楊沫去世。吳祖光來電話，問張中行可否出席追悼會，張中行想了想，還是拒絕了。他在《流年碎影》中談到了沒有出席追悼會的因由：
是遺體告別儀式的頭一天晚上，吳祖光先生來電話，問我參加不參加，我說不參加，因為沒有接到通知。其實內情不如此簡單，且聽後話。是儀式之後，我接到女兒的信，主旨是生時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諒解了吧。
我複信說，人在時，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會說什麼。
但是對女兒更應該以誠相見，所以信裏也說了“思想感情都距離太遠”的話。所謂思想距離遠，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隻能不相為謀了。至於感情——不說也罷。回到本題，說告別，我的想法，參加有兩種來由，或情牽，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對於她，兩者都沒有，而又想仍以誠相見，所以這“一死一生”的最後一麵，我還是放棄了。
就思想的堅定性而言，他不亞於一般人，是很有操守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和選擇，但其思想的不受汙染的絕然，很多人是不及的。應該說，他的世界有個基本底張，那就是“臨淵而不羨魚”，知道自己應得什麼，不應得什麼，如此而已。不追慕時風，在他是本分之事，外在的許多東西，他並不羨慕。雖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還是說有自己的去處。九十年代初，中國商品大潮湧來，許多文人紛紛下海，一時人心晃動，社會大變。經曆了六代之風的他，知道又是個關口。下海好不好，因人而宜，懂商業的，有經濟意識的，當然可以下海，可是這不是他的長處。因為除了寫作、編書，他並不會別的事情。不合於己身的，就不勉強為之，這是他的出發點，所以他說：恕我仍是舊思想，認為魯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 正傳》比內藏珠寶金條的摩天大廈更有價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開放以後，是否也把我這樣的舊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扔呢，有的人也許有雄心，說一手抓錢，一手還可以拿筆。至於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堅信：一、文學事業，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個心貫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窮而後工，蒲鬆齡是這樣，曹雪芹也是這樣，腰纏萬貫，會坐在屋裏寫小說或湊五言八韻，不下揚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