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都》reference_book_ids\":[7083420316856224782]}],\"1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16,\"start_container_index\":1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8},\"quote_content\":\"《純粹理性批判》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6980306980]}]},\"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我年輕時想做詩人，模仿穆旦譯本《普希金詩選》自娛自樂。
不料被老師發現，以為情調不好，遂改變路向，學習寫郭小川式的句子，青春期就這樣壓抑地走了過來。直到舒婷、北島出現，看見他們的作品，才知道自己的那條路裏的問題，於是跑到校園裏讀書。
這一讀就是六年。理論的趣味多了，感性的東西卻越來越少。做什麼呢？餘暇便寫起讀書筆記，有的混到批評雜誌，有的擠到讀書類的期刊。時光真快，一晃幾十年過去了。
我們這一代和自己的父輩，都是戰亂與貧困中過來的，在學問上處處捉襟見肘，國學與西學都不行。錢鍾書、張中行之後，好的人文學者有限，大概在氣象和境界上都有問題吧。知道了這一點，在回顧自己的寫作時，就覺得是一種簡単化的個體閱讀習慣，說不上意義，隻是對自己無聊的時光的一個填補。民國那個時期，高明的讀書人真不知道有多少，現在可能在某些地方退化了。
我們這個時代，在曆史上可說是個特別的時期。曆史走到現在，似乎一切都剛剛開始。古老的文明我們看不到多少，現代理念似乎剛剛起步。一切都要在空白裏開始。這個啟程，實際在“五四”前後就進行過，隻是遺憾地中斷了。在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國內唯一可借鑒的遺產，是魯迅、胡適那代人的東西。我自己喜歡的也正是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切。
所以，在我的視野裏，可以對話的隻有兩類：一是當下，那由作家的文本作對象，啟發自覺地發現問題；一是“五四”文學，以周氏兄弟為標本，知道創造的愉悅可以無限拓展。當下的與自己的經驗有關，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民國初期的那些遺風，乃思維的原典式存在，可激發諸多的問題意識，但這裏也相關地連接著西洋哲學的背景與明清文化的餘波。要把這些組織在一個調色板裏，並不容易。可是我們時代的寫作要麵臨的也正是這些多方位的對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劉再複的著作風靡一時，應者如雲，一時成不小的氣象。但我想，他們的勞作在錢鍾書、張中行眼裏卻不過常識的再現，並非前無古人的獨創。而李澤厚等人的境界在那時顯得高人一頭，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麵。我的寫作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始的。有時翻看自己的作品，就感到那時興奮點的簡単。一個異化的話題，在那時要用很大的氣力去講，可是現在早就是一個普通的常識了。賈平凹的《廢都》問世時，我們討論的內容，在現在的年輕人看來不過中學式的問題，然而當年的思考，卻是美學裏的高點。看到自己和自己同代人留下的一點字跡，印象是，我們做的隻是填補空缺的工作。這個空缺本不應該出現。現在的思考乃慢慢回到“五四”，回到魯迅、胡適當年的基點上。無數人在為自己的民族的血淚史還債。戰亂結束的時候要有一個平複的時期，說我們就是這個時期的忙碌者，大概是對的。
人本來都要有自己的空間，那是可自由往來的地方。我的父輩一生向往這樣的生活，無奈在流血與流放裏掙紮，心隻能渴求，卻沒有一點自己的園地。現在我們比他們唯一進化的，就是有了從社會漸漸剝離出的一點點空間，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一點點事情。比如收藏古玩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隻有康生輩可自由賞析舊物，甚至把國寶獨自占有。現在有了拍賣市場和開放的博物館，百姓也可光顧文物園地了。當代作家與學人，有時就像廣場的狂歡的組織者，不過是過渡的價值，至於狂歡的內容和質量，那些百姓要高於我們許多，未來的托爾斯泰或卡夫卡，說不定在這個隊伍裏也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