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種非常中國式的文化理想，當然隻有人才能去完成、去具備。如果他也要和動物混在一起，並且也神神鬼鬼的，齊文化色彩過重，有那麼多餘興，那麼多不切實的浪漫，跟他的氣質就衝突了。這有點矛盾、有點不貼切，他追求理性，所以是多少排斥這些東西的。
有人問起“唐童”這個名字，其實對它，作者想得不多，字麵上看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印象。唐童嘛，中國的兒子、中國的孩子，在中國的文化背景裏才會產生的一個孩子。就字麵容易這樣看，但實際上沒有考慮得太多；隻是從發音上聽來它有氣息，覺得這兩個字合起來做一個人名，能讓我把握。唐童這個人，從事實上分析，他做了殺人不眨眼、極黑暗極殘酷的事情，沒有比他再壞的了。可是有時又會覺得他有很可愛的一麵，如對愛情執著、看不得苦難、遇到什麼悲傷的東西就哭；他甚至還有一些很率氣的東西，也是一個能吃苦、有勇氣的人。他也有純粹的浪漫的東西，喜歡中國藝術，比如說國畫、京劇。他的情感、想法，有許多是率真的。
這好比中國的戲劇，人物上台就把角色給分好了，黑臉白臉花臉。所以他一登台，不用表演就已經固定了是什麼人，都給畫好了。唐童被固定為一個小醜臉譜，反正是一個不好的角色、反麵角色。但京劇給角色定性之後並不把他概念化，而是會在角色設定的內部給予無限的開拓、開掘和演繹。所以他有更加不可詮釋和限量的複雜性，這是中國寫意藝術的一個特征。唐童也不簡單，他極其複雜。在壞人的人性裏，他有一萬個壞也會有一個好，把這一個好給遺漏了也不真實。所以唐童有時還讓人喜歡：罪該萬死，偶有可愛。
這是長不大的一麵，他有依賴性。但上邊的狐狸，也未必就是真的狐狸，她有可能是在野外生活的一個老人、也有可能是唐童的一種幻覺—在野外喝了酒，躺在那裏胡想和發泄的那種狀態。可以多解。珊婆這個人就更現實一點，她是一個潑潑辣辣的農村女人，這種有大能的鄉村女人很多。比如膠東，有些村子有大能的男人女人，從身份上看不一定是領導，但在村子裏是不能逾越的一個人物。
因為各種原因成為有大能的人
村鎮中有一些潛藏的人物，他們很有力量。他們因為各種原因成為村裏有大能的人，所有人都要依賴他。現在差一點了，城市化、現代化把原來的文化結構給打亂了，現在的鄉村文化層次給破壞了，處在文化斷裂的一個時期。就像《古船》中的四爺爺，膠東人看了覺得他是真實的—一個大的村鎮裏，領導者不一定是真正的掌權者。掌握村鎮的人很可能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人，隻由於輩分高、由於智慧和經多見廣、老謀深算，就成了村子裏的“人王”，王子的王。這個人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珊婆這個人就是那個地方有大能的女人。這種人現在少了，因為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傳統的宗族性的地方文化結構給衝亂了。但是前二十年左右，到了大小村鎮裏，基本上都能找到那麼一個人物。他（她）是這裏最後商量事情、裁決事情的一個人。這是鄉村文化的一部分。
他們不一定是蓄意要這樣做的，而隻是文化的蓄養結果。比如說村裏發生了什麼大事，特別是有了不能決斷的事，有人就會說：“問問二爺爺吧”，再不就說：“問問三奶奶吧。”“人王”一說話，這個事就解決了。珊婆就是這樣的人，他們這種人很文學化，很有趣，也是很深刻的民族性格的呈現。他們本身的文學色彩和神秘性，彰顯出來就很有意思、也很真實了。
回避現實的某些危險性
關於鄉間暴力的描寫，當地的人看了就不會像城裏人那麼費解了，他們一看就知道是為了回避現實的某些危險性，作者把它寓言化了。但是盡管那個痕跡粉飾得不錯，當地人壓根兒不想當成寓言，這是因為現在有錢人要積累更多財富，常常要養蓄黑社會勢力：這些打手平常打漁、做營生，一旦有事，立刻就變成武裝人員了。
他們平常做營生，該打漁打漁該做工做工，一旦有需要就幹別的。比如說近來揭露的那些情況，那些黑社會打鬥的隊伍在哪裏？就在公司裏，在辦公室裏，一聲號令拿著武器就出門了。現在有的地方勢力是蓄養黑社會分子的，一旦出現衝突，平時做營生的人就拿著棒子刀子，坐個大巴就出去了。這幫人養在珊婆這兒，是更專業化的，他們不在唐童的公司裏，而是在另一個地方，這等於是半專業化的，比如叫保衛處、保安部，或是什麼養殖場，這兒更專業。珊婆不光在資曆上生活經驗上給唐童提供保證，不止是自然資源，還提供武裝方麵的資源。到了最關鍵的時候，她這一幫訓練有素的黑社會人員，最難解決的問題都幹了—一般的事情唐童的保安部保衛處就做了。
現在報上揭露的東西產生了很大的震蕩。它粗暴地解開了所謂國民生產總值上升的巨大代價、滋生的各種怪態。
劇烈商業競爭的社會，沒有精神信仰的族群，很難從根本上遏製黑社會。《刺蝟歌》寫這些非常現實的尖銳問題，比近期報上披露的要早，這些東西在表現上需要變形，比如土狼，稍微有現實經驗的人看，一點都不會覺得陌生化，一目了然。
幹旱的自然和激烈的現實
它可以提供給不同的地域、從而產生不同的理解方式。這本書如果更多年後還有人看，除掉了當代性這一塊—即依賴於這個時空裏特殊的一些文化、思想、社會矛盾所產生的思想與藝術力量—文學的人性的部分仍然可以存在，它還可以向前走，這是我當時考慮的一些問題。
到現在為止，《古船》《九月寓言》，後來是《外省書》和《醜行和浪漫》，得到了較充分的發揮。但是走到了《刺蝟歌》這兒，自己和自己比較，創作達到了以前沒有超越的個人高度。它有很多的層麵，它是一個現實感特別強的飛逸的作品。它處在兩極：一方麵飄逸浪漫，另一方麵它紮根在特別尖銳的社會現實裏。比如說“打旱魃”，“紫煙大壘”，不說它們就沒有了神話的色彩，而且完全會寫成老舊的農民起義，藝術層麵和現實層麵的表達都很困難。
盡管好的文學可以容納寫實那一塊，就像那個英國批評家說的“新聞記者”那一塊。但全是這樣寫，就是另一種結構、另一個色彩了。而今想與齊文化，就是膠東文化、民間傳說連接起來。比如膠東的“打旱魃”。
打旱魃過去有的，可能是五六十年代以後就不再打了。有的村莊是打的。總是不下雨，天旱得厲害，他們就到處找“旱魃”—到處都幹幹的，什麼也不長，老人就到田野裏找旱魃藏身的地方。大地到處都幹透了，如果田裏有一塊地方特別的濕，就那麼一小塊，旱魃肯定藏在裏麵，就要設法逮住它。但是常常挖不到的，比如多次聽人講，有一個地方來了一個國民黨縣長，戴了一個銀桃子，領人扒陵……老人都這樣開頭敘述……縣長讓很多人圍上陵墓，因為那墳堆是濕的……
那個旱魃藏在了墳底，那個墳包都濕到了流水那個樣子，居然就在一片幹得要命的土地上。村裏很多人都去看。人群圍起墳包，都在挖。有的說最後什麼也挖不出，也有的老人說挖出一個長了很多白毛的、全身長出白絲的那麼一個怪物。傳說中，正確的處理方法是把他打死了，將他身上的衣服、皮膚、骨骼、肌肉都弄成很小的碎塊，它撒到哪裏，那裏就下暴雨。所以打死旱魃的人都去搶那些東西，攜到四方，讓天下大雨。
打死的旱魃碎塊分到了哪兒，哪兒就下大雨，都這樣傳說。台灣的山東籍作家，也寫了打旱魃的故事，因為他是山東人，帶走了這邊的傳說。所以說打旱魃是這個地方傳得很多的，是民間文學。今天使用，就反映了許多特別的意味，並且與幹旱的自然和激烈的現實都包含了。“紫煙大壘”看起來有點神化，實際上不是，因為農民沒有文化，他們看那些巨大的現代廠房冒著紫煙，就說是“紫煙大壘”—他不懂是化工場還是什麼。
所以這種“變形”“虛幻”，同時又是真實存在的東西，和最眼前最現實的東西結合起來，找到了表達的基礎。這和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講出的道理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各自要植根於自己的土地，這樣才心裏踏實。
這方麵的故事好像是《山海經》最早有，旱魃在《山海經》畫出過。但從小就聽老人講打旱魃，印象強烈。說到這個，我們剛才探討的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好像就這樣結合了。就像戰地記者一樣去迅速敏感地記錄，那樣的場景書裏有很多；但是民間傳說又很浪漫很詩化。我個人覺得《刺蝟歌》的寫作對自己難度大一些，因為要作一個二三十萬字的書，需要高度的和諧凝練，有現實力量，有細部思維及文字落實……這樣一些不少的努力。
林子成為最不能忘懷之地
十六歲之前是生活在一片林子裏的。十六歲以後才到處遊走：先是膠東半島地區，而後又是更廣大的一片世界。可是小時候的林子成為我最不能忘懷的一個地方，發現越是年長，它越是讓人懷念和留戀。說實話，在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個自然環境更美的地方了。這個意識很固執，以至於常常覺得自己有一多半的使命就是為了講述它，它的所有故事。甚至想，在未來的一天，如果人們厭煩了現在的建設—這一天總會有的—就會按照書中對那個環境原貌的記錄，去重新恢複那片原野。
“現代化”不完全是褒意的
“野地”指渾然蒼茫的一個大世界，不單獨是指了鄉村鄉野。一些大城市、鬧市，比如香港，都是“野地”的一部分。
不停地蓋樓造城，這大概是一個過程，所謂的“城市化”過程。不過這個過程必然有個盛極而衰的時期。我們是第三世界，一切都很初步，“城市化”對許多人來說還是相當新鮮的東西。再發展一段，受夠了“城市化”的苦楚，就會琢磨起更高級的生活了。這是個很樸素的道理。
但我們最好從一開始“城市化”的時候，就想到以後。不然將來就會後悔，會因對辛苦的工作而產生的破壞感到懊喪，狼狽萬分，會發現勞民傷財費時幾十年才弄成的東西，原來是這麼土氣落後、這麼有害於我們生存的東西。說到底，“城市化”和“現代化”一樣，是個中性詞，它不完全是褒意的。
不能像溜冰那樣淺淺地劃一道痕跡
影響我們當代人類幸福的，對大自然的破壞是一個重要方麵，但卻與人性的惡化深深地連在一起。人心變壞，大自然就變壞。這裏麵是人的全部的問題，而不是什麼單純的環保的問題，遠沒有那麼時髦和輕鬆。最沉重的還是人的問題，這也是作家心中永恒的問題。
作家不會簡單地理解自然環保，不會滑向一個時髦的話題，那樣就會淺淺地劃出一道痕跡，寫作變得像溜冰一樣。
城市應該讓生活美好，但還要看是什麼樣的城市。目前的城市生活並不美好。可是第三世界的鄉村又往往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那裏窮得什麼都沒有的時候，誰還有心情為他們放一曲田園牧歌呢？
城市的急劇膨脹既害了自己，又害了鄉村。城市裏那麼多的水泥和鋼筋，分給農村一點多好？那麼多的柏油路，分給農村一點多好？有人說：這就是城市化啊！不過，目前的城市化，我看主要是大城市的繼續膨脹、鄉村的進一步貧瘠。
從土地到人（就是民工們），都在受城市化的掠奪，全世界又有多少例外呢？簡單點說，愛農民才是愛人，才是仁政，才會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強大。大片的農民在悲傷，正過得寒酸，這時候一個民族實際上即處於最脆弱的時期。
想讓生活慢下來再慢下來
香港山水極美，不過這裏的大多數人都太忙了，沒有更多的時間去享受它們。我們想，忙碌是一種必須，也是一種習慣。
讓現代化的城市居民慢下來，隻會是一個美好的夢想嗎？
回顧我們內地、我自己，也太忙碌。我們將來會盡一切努力讓生活慢下來嗎？我擔心，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座城市，匆忙總會出錯的……
我後來在城市生活的時間遠遠多於在鄉村生活的時間，雖然渴望有從容的個人時間，實際上也總是匆忙得要死。我早就成了一個不幸的城市動物。所以才更想念童年的林子，想讓生活慢下來、再慢下來。匆忙的日子一定是不斷出錯的日子，而有些錯誤我們可真是犯不起啊！現在許多地方都是大大小小的香港和上海—盡管它們之間區別也很大。其實都是一條道路，“現代”的道路。人們在奔向城市化現代化的道路上，暫時還沒有更大的想象力、沒有什麼靈感。東方西方，最後都在蓋大樓，搞夜總會，穿奇裝異服，說時髦話……沒有想象力，沒有個性。從商業社會的角度講，香港比較有序。可是有序又怎樣？匆忙而有序，匆忙卻讓人惋惜……
未來的高樓人士一天到晚忙碌，行色匆匆，連讀書的時間都沒有了，更沒有那樣的心情了，幸福又怎麼會有？不僅沒有，這樣過一生也許真是太虧了。
書與茶，靜與思，勞動與休息，這才是我們心中不打折扣的“現代”。
我們要建設一個知書達理的社會，要活得有尊嚴，不知還需要一起奮鬥多麼久，這個過程可能會很漫長。香港有許多美好的東西需要內地學習，隻要它安靜下來，就會變得更加美好。
物質主義對人的傷害不是某一個地方的問題，而是普遍的狀況。社會的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一些問題，物質主義扭曲了我們人類的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創傷。
讀當代外國文學很少
最愛讀中國古典，特別是屈李杜蘇。外國的，俄羅斯作家一直喜愛，他們影響很大。讀當代外國文學很少，因為這種閱讀常常讓我失望：它們往往沒有什麼內容。索爾·貝婁和馬爾克斯、石黑一雄很喜歡。庫切的個別書，氣正動人，也讀。
讀一些好的古典作家，會覺得現在的作家寫得也算不錯，可惜就是趣味不高，或許還可以說—太下流了。
“三人行必有我師”，我自然從當代寫作中、從同行中，汲取了大量營養。但這還是兩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