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不能譯，而古詩尤不能譯。然譯者於此書，固甚珍視，遂發願以散文譯之，但求達情而已。
至所據版本，則為昂利·鮑爾奈克（Henri Bornecque）教授纂定本，蓋依巴黎圖書館藏十世紀抄本，及牛津圖書館藏九世紀抄本所校訂者也。
《鐵甲車》譯序
伊凡諾夫是屬於“同路人”之群的一位新俄作家。他是“賽拉皮雍兄弟社”的社員，在這個高爾基所獎掖的文學團體裏，我們看到產生了新俄的好一些最有才能的作家，如飛晶，曹西兼珂，尼克青等人，而伊凡諾夫是這個團體中的最傑出的一個。
在一八九五（或九六）年生於西伯利亞克爾格支曠野的邊境，符謝伏羅德·伊凡諾夫是有著高加索種人和蒙古種人的兩種血統的。父親是一位土耳其斯坦軍官的私生子，金礦礦工，可是也讀過一點書，然而早年就被伊凡諾夫的哥哥所殺害。
伊凡諾夫是一個沒有親屬的人。他受的教育是很有限的。他當過馬戲團的徒弟，魔術師，說書人，小醜，也當過當鋪裏的夥計，排字工人。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親手排印的。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這內戰時期中，他從事於政治生活，然而他那時對於政治理解卻很薄弱。一九二〇年之末，因高爾基的幫助，他才第一次到了彼得堡，加入“賽拉皮雍兄弟社”，才算開始了有規則的文學生活。他在此後幾年內對著作非常努力，這裏的這本《鐵甲車》也就是他到彼得堡之後的第三年在莫斯科出版的。
顯然地，因他的複雜而多冒險的生活，伊凡諾夫是一個頑強而新鮮的作家。他描寫著雄偉的原始的俄羅斯農民。他對於革命，對於一切，都隻有根據本能的認識，因此來描寫多元的，在本質上是非組織的農民暴亂，要見其適當，然而他不能真正地把握到革命的真諦，並且他也沒有想去把握。他的主要題材是西伯利亞內戰，是農民遊擊隊的運動。
這兒的《鐵甲車》就是伊凡諾夫的許多寫遊擊隊的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是公認為最出色的一部同性質的書，此外尚有《各色的風》《遊擊隊》等。在這部作品裏，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作者的努力，我們看得出是要在這單純的故事之外創造出一種環繞在暴露四周的空氣采。
伊凡諾夫的文字，確然並非是最艱深的，有時卻很難於翻譯，尤其是因為裏麵常用了許多地方方言之故。本書的譯出，係以法譯本為根據，與中國所已有的根據日文本的重譯，在許多地方都不無出入之處。譯者是除了忠於法譯本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因此我在這裏誠意地希望著能夠快有根據原文更完備的譯本出現！
《紫戀》譯後記
高萊特女史，她的全名是西陀尼·迦索麗愛兒·格勞第·高萊特（Sidonie-Galrielle Claudine Colette）。她是現代法國著名的女小說家、戲劇家、新聞記者、雜誌編輯及女優，法國人稱之為“我們的偉大的高萊特”。她生於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在堡根第的一個名叫聖蘇佛的小城裏。她是茹爾·約瑟及西陀尼·高萊特夫婦的女兒。
高萊特女史從小就愛讀書，她在聖蘇佛一個舊式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曾遍讀了左拉、梅裏美、雨果、繆賽、都德等人的著作，但是對於那種孩子氣十足的貝洛爾童話之類的書籍，她卻不喜歡讀。
一八九〇年，因為家庭經濟關係，她跟著父母遷到鄰城高裏尼去。兩年以後，高萊特女史與盎利·戈諦哀·維拉爾（Henri—Gauthier Villars）結了婚。維拉爾比她年長十四歲，是一個音樂批評家，同時又是以維利（Willy）這個署名在巴黎負盛名的“禮拜六派”小說家。結婚之後，高萊特女史常常將她在學校時代的有趣味的故事講給維利聽，供他以小說材料，因此維利也常常覺得他的妻子也有著能夠寫小說的天才。
於是在一八九六年，當他們夫婦旅行了瑞士及法國回來之後，高萊特女史開始自己寫小說了。一九〇〇年，她的處女作《格勞第就學記》出版了。這部書是用維利署名出版的，雖她取材於幼年時的學校生活，但並不是一種狹義的自傳式的小說。這書出版以後，毀譽蜂起，但大家都一致地不相信是維利著的。
從此以後，高萊特女史躋上了法國的文壇。《巴黎少女》（一九〇一）、《持家的格勞第》（一九〇二）、《無辜之妻》（一九〇三）這一套連續性的小說次第地印行了，而書中自傳性也逐漸地隱滅了。一九〇四年，她出版了一本清雋絕倫的小品，《獸之談話》，在這部書中，她泄露了深摯的對於動物的慈愛。
一九〇六年，她與維利離婚之後，曾經有一時在啞劇院中演過戲。但是在這種不安定的生活中，她還繼續著作。從一九一〇年起，她每年有一部新著出版。
一九一〇年是高萊特女史的著作生活及私生活兩方麵的重要年份。在著作生活上，她這年出版了《核耐·戀愛的流浪女》，這是一個離婚了的婦人，一個女優的自敘。這是她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有許多人都以此書不得龔果爾獎金為可惜的。
在私生活方麵，則她在這年中與盎利·特·茹望耐爾，一個著名的政治家及外交家，結了婚。從此以後，在一九一三年，她出版了《核耐》的續編《再度被獲》。
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這時期，是歐洲最活動最多事的時期，但也是高萊特女史最活動最多事的時期。她除了替《晨報》寫許多短篇小說之外，同時還是一個別的報紙上的劇評家，一家書局的編輯，又在《斐迦洛》、《明日》、《時尚》這三家報館中擔任分欄主筆。在大戰期中，她又曾當過看護，並且把她丈夫的財產捐助給一所在聖馬洛附近的醫院。
從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迷左》這部短短的小說開始，高萊特女史的傾向於一種極纖微的肉感的描寫，格外顯著而達到了純熟的頂點了。一九二〇年出版了《紫戀》［原名《寶寶》（Chéri），注：男女間親狎之稱也。］，描寫一個青春年紀的舞男（Gigolo）與一個初入老境的女人的戀愛糾紛。那女人自信有永遠把那青年魅惑著的能力，而那青年雖然在與另外一個美貌的少女結婚之後，競還禁抑不住他對於那個年紀長得可以做母親的舊情婦的懷戀。於是在掙紮了種種心理及肉體的苦惱之後，他決然舍棄了他的新娘，而重行投入他的舊情婦的懷裏。然而，在一瞥見他的舊情婦未施脂粉以前的老態，一種從心底下生出來的厭惡遂不可遏止了。當那風韻猶存的婦人滿心懷著的最後之勝利的歡喜尚未低落之前，一個因年老色衰而被棄的悲哀已兜上心來了。在這樣的題材下，高萊特女史以她的柔軟極的筆調寫了這主角二人及其他關係人物的微妙的感覺、情緒與思想。在巴黎，不，差不多全個法國、全個歐洲，或者竟是全世界的讀書界中，激動了一陣熱烈的稱讚。於是這本短短的小說一下子就銷行了一百版以上。直到一九二六年，作者還為了饜足讀者的欲望起見，出版了《紫戀》的續編：《寶寶的結局》。
在法國並世作家中，高萊特女史是一個有名的文體家。她在著作的時候非常注意著她的文體。她曾說：“我從來沒有很容易地寫作過，我常常有許多地方要改之又改，刪了一些，或是增加一些，在校對的時候，我還要有一些改動的。”又說：“我不能在腦子裏組織我的文章，我必須在動手寫的時候，一麵寫一麵組織。”從這兩句話中，我們可見這位被稱為“有著文體的天才”的女作家對於她自己的作品是何等地重視，而我們即使從經過了譯者的拙筆也還可以感覺得到的她那特殊纖美的風格，又是怎樣的決非得之於偶然啊！
跋《山城雨景》
約在二十年前，上海的文士每逢星期日總聚集在北四川路橫濱路角子上的那間“新雅茶室”，談著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計劃，或僅僅是清談。他們圍坐在一張大圓桌周圍高談闊論著，從早晨九時到下午一時，而在這一段時間，穿梭地來往著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和藝術家，陸續地來又陸續地走，也不問到底誰“背十字架”，隻覺得自己的確已把一個休暇的上午有趣地度過了而已。
在這集會之中，有兩個人物都是以健談著名的：一個是上海本地的傅彥長，一個是從廣東來的盧夢殊。據說他們兩人談起來雖則一個極小的問題也可以談整日整夜，可是到底這是否是事實，卻恕我不能做證人。我可以作證的，就是他們說話的藝術的確是比一般人高而已。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們每人都有一個奇怪的筆名。傅彥長的筆名是穆羅茶，盧夢殊的是羅拔高。
穆羅茶這筆名據說是一個廣東朋友給他取的（也許就是盧夢殊吧），“穆羅茶”者，“摩羅差”也。可是我不明白的，就是傅君並不是黑頭大漢，而且也並不喜歡幹涉吵嘴打架之類的事，怎樣會有摩羅差這樣的稱號。至於“羅拔高”呢，那倒是更容易理解一點。“羅拔高”者“蘿白糕”也。據說夢殊在新雅茶室飲茶的時候獨喜蘿白糕一味，盧君是廣東人，而蘿白糕又是廣東特產，因而人們就很自然地呼夢殊為“蘿白糕”，而夢殊又很自然地自呼為“羅拔高”了。
夢殊在當時寫作是很豐富的，可惜的是他並沒有把那些散見在報章雜誌上的文章搜集起來，印成集子，使人有重讀的機會。而夢殊自己似乎也對於自己的產物並不珍惜似的，讓它們湮埋在故紙堆中。這種對於自己舊作的歧視的態度，現在想起來，倒也確有其理由的。人到中年，是往往深悔少作了。我自己就有著這種感想，而認為那些膚淺的詩句至今還留在世間是一件遺憾。
而這種遺憾，夢殊卻並沒有。他現在所出版的，卻是他的成熟的作品：《山城雨景》。
《山城雨景》是作者的近作的結集。它不是一幅巨大的壁畫，卻是一幅幅水墨的小品。世人啊！你們生活在你們的小歡樂和小悲哀之中，而一位藝術家卻在素樸而淋漓的筆墨之中將你們描畫了出來。世人啊，在《山城雨景》之中鑒照一下你們自己的影子吧。
《〈惡之華〉掇英》譯後記
對於我，翻譯波特萊爾的意義有這兩點：第一，這是一種試驗，來看波特萊爾的堅固的質地和精巧純粹的形式，在轉變成中文的時候，可以保存到怎樣的程度。
第二點是係附的，那就是順便讓我國的讀者們能夠多看到一點他們聽說了長久而到得很少的，這位特殊的近代詩人的作品。
為了使波特萊爾的麵目顯示得更逼真一點，譯者曾費了極大的，也許是白費的苦心。兩國文字組織的不同和思想方式的歧異，往往使同時顯示質地並再現形式的企圖變成極端困難，而波特萊爾與我們的困難，又比其他外國詩人更難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