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作試驗便是不顧成敗，隻要譯者曾經努力過，那就是了。顯示質地的努力是更隱藏不顯，再現形式的努力卻較容易看得出來。把Alexandrin，décasyllabe，octosyllabe譯作十二言、十言、八言的詩句，把rimes suivies，rimes croisées，rimesembrassées都照原樣押韻，也許是笨拙到可笑（波特萊爾的商籟體的韻法並不十分嚴格，在全集七十五首商籟體中，僅四十七首是照正規押韻的，所以譯者在押韻上也自由一點）；韻律方麵呢，因為單單顧著pied也已經煞費苦心，所以波特萊爾所常用的rythme quaternaire trimètre便無可奈何地被忽略了，而代之以寬泛的平仄法，是否能收到類似的效果也還是疑問。這一些，譯者是極希望各方麵的指教的。在文字的理解上，譯者亦不過盡其所能。誤解和疏忽雖竭力避免，但誰知道能達到怎樣的程度？
波特萊爾在中國是聞名已久了的，但是作品譯成中文的卻少得很。散文詩LeSpleen de Paris有兩種譯本，都是從英文轉譯的，自然和原作有很大的距離；詩譯出的極少，可讀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滿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玉基三位先生的翻譯（最近陳敬容女士也致力於此），可是一共也不過十餘首。這部小書所包涵的比較多一點，但也隻有二十四首，僅當全詩十分之一。從這樣少數的譯作來欣賞一位作家，其所得是很有限的（因而從這點作品去判斷作者，當然更是不可能的事了），可是等著吧，總之譯者這塊磚頭已拋出來了。
對於指斥波特萊爾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憂慮他會給中國新詩以不良的影響等意見，文學史會給與更有根據的回答，而一種對於波特萊爾的更深更廣的認識，也許會產生一種完全不同的見解。說他曾參加二月革命和編《公眾幸福》這革命雜誌，這樣來替他辯解是不必要的，波特萊爾之存在，自有其時代和社會的理由在。至少，拿波特萊爾作為近代Classic 讀，或是用更時行的說法，把他作為文學遺產來接受，總可以允許了吧。以一種固定的尺度量一切文學作品，無疑會到處找到“毒素”的，而在這種尺度之下，一切古典作品，從荷馬開始，都可以廢棄了。至於影響呢，波特萊爾可能給與的是多方麵的，要看我們怎樣接受。隻要不是皮毛的模仿，能夠從深度上接受他的影響。也許反而是可喜的吧。
譯者所根據的本子是一九三三年巴黎Editions de Cluny出版的限定本（Le Dantee編校）。梵樂希的《波特萊爾的位置》.
一文，很能幫助我們去了解波特萊爾，所以也譯出來放在這小書的卷首。
《星座》創刊小言
連日陰霾，晚間，天上一顆星也看不見，但港岸周遭明燈千萬，也仿佛是繁星的羅布。倘若你真想觀賞星，現在是，在這陰霾的氣候，隻好權且拿這些燈光來代替了。
沉悶的陰霾的氣候是不會永遠延續下去的。它若不是激揚起更可怕的大風暴，便是變成和平的晴朗天。大風暴一起，非但永遠沒有了天上那些星星，甚至會毀滅了港島上這些權且代替星星的燈光，若是這些陰霾居然有開霽的一天，晴光一放，夜色定然比往昔更為清佳，不但有燦爛的星，更有奇麗的月，那時，港灣裏的幾盞燈光還算得什麼呢。
《星座》現在寄托在港島上。編者和讀者當然都盼望著這陰霾氣候之早日終結了。晴朗固好，風暴也不壞，總覺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還得在這陰霾氣候中再掙紮下去，那麼，編者唯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能為它的讀者，忠實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與港岸周遭的燈光同盡一點照明之責。
十年前的《星島》和《星座》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那時我剛從變作了孤島的上海來到香港不久。《吉訶德爺》的翻譯工作雖然給了我一部分生活保障，但是我還是不打算在香港長住下來。那時我的計劃是先把家庭安頓好了，然後到抗戰大後方去，參與文藝界的抗敵工作，因為那時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已開始組織起來了。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卻叫我在香港逗留了下來。
有一天，我到簡又文、陸丹林先生所主辦的“大風社”去閑談。到了那裏的時候，陸丹林先生就對我說，他正在找我，因為有一家新組織的日報，正在物色一位副刊的編輯，他想我是很適當的，而且已為我向主持人提出過了，那便是《星島日報》，是胡文虎先生辦的，社長是他的公子胡好先生。說完了，他就把一封已經寫好了的介紹信遞給我，叫我有空就去見胡好先生。
我躊躇了兩天才決定去見胡好先生。使我躊躇的，第一是如果我接受下來，那麼我全盤的計劃都打消了；其次，假定我擔任了這個職務，那麼我能不能如我的理想編輯那個副刊呢？
因為，當時香港還沒有一個正式新文藝的副刊，而香港的讀者也不習慣於這樣的副刊的。可是我終於抱著“先去看看”的態度去見胡好先生。
看見了現在這樣富麗堂皇的《星島日報》社的社址，恐怕難以想象，當年初創時的那種簡陋吧。房子是剛剛重建好，牌子也沒有掛出來，印刷機剛運到，正在預備裝起來，排字房也還沒有組織起來，編輯部是更不用說了。全個報館隻有一個辦公室，那便是在樓下現在會計處的地方。便在那裏，我見到了胡好先生。
使我吃驚的是胡好先生的年輕，而更使我吃驚的是那慣常和年輕不會合在一起的幹練。這個十九歲的少年那麼幹練地處理著一切，熱情而爽直。我告訴了他我願意接受編這張新報的副刊，但我也有我的理想，於是我把我理想中的副刊是怎樣的告訴了他。胡好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告訴我，我會實現我的理想。接著我又明白了，現在問題還不僅在於副刊編輯的方針和技術，卻是在於使整個報館怎樣向前走，那就是說，我們麵對著的，是一個達到報紙能出版的籌備工作。我不得不承認，我的經驗隻是整個報館的一部分，但是我終於毅然地答應下來，心裏想，也許什麼都從頭開始更好一點。於是我們就說定第二天起就開始到館工作。
一切都從頭開始，從設計信箋信封，編輯部的單據，一直到招考記者和校對，布置安排在閣樓的編輯部，以及其他無數繁雜和瑣碎的問題和工作。新的人才進來參加，工作繁忙而平靜地進行，到了七月初，一切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然而有一個問題卻使我不安著，那便是我們當時的總編輯，是已聘定了樊仲雲。那個時候，他是在蔚藍書局當編輯，而這書局的敗北主義和投降傾向，是一天天地更明顯起來。一張抗戰的報怎樣能容一個有這樣傾向的總編輯呢？再說，他在工作上所表現的又是那樣庸弱無能。我不安著，但是我們大家都不便說出來，然而，有一天，胡好先生卻笑嘻嘻地走進編輯部來，突然對我宣說：樊仲雲已被我開除了。胡好先生是有先見的，第二年，他便跟汪逆到南京去作所謂“和平救國運動”了。
那個副刊定名為《星座》，取義無非是希望它如一係列燦爛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著，或是說像《星島日報》的一間茶座，可以讓各位作者發表一點意見而已。稿子方麵一點也沒有困難，文友們從四麵八方寄了稿子來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們，也不斷地給供稿件，我們竟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在編排方麵，我們第一個采用了文題上的裝飾插圖和名家的木刻、漫畫等（這個傳統至今保持著）。
這個以嶄新的姿態出現的報紙，無疑地獲得了意外的成功。當然，胡文虎先生的號召力以及報館各部分的緊密的合作，便是這成功的主因。我不能忘記，在八月二日胡好先生走進編輯部來時的那一片得意的微笑或熱烈的握手。
從此以後，我的工作是專對著《星座》副刊了。
然而《星座》也並不是如所預期那樣順利進行的。給予我最大最多的麻煩的，是當時的檢查製度。現在，我們是不會有這種麻煩了，這是可慶賀的！可是在當時種種你想象不到的嚕蘇，都會隨時發生。似乎《星座》是當時檢查的唯一的目標。
在當時，報紙上是不準用“敵”字的，“日寇”更不用說了。
在《星座》上，我雖則竭力避免，但總不能躲過檢查官的筆削。有時是幾個字，有時是一兩節，有時甚至全篇。而我們的“違禁”的範圍又越來越廣。在這個製度之下，《星座》不得不犧牲了不少很出色的稿子。我當時不得不索性在《星座》上“開天窗”一次，表示我們的抗議。後來也辦不到了，因為檢查官不容我們“開天窗”了。這種麻煩，一直維持到我編《星座》的最後一天。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檢查官的“冷戰”。
這樣，三年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接著，有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清晨，太平洋戰爭爆發起來了。雖則我的工作是在下午開始的，這天我卻例外在早晨到了報館。戰爭的消息是證實了，報館裏是亂哄哄。敵人開始轟炸了。當天的決定，《星座》改變成戰時特刊，雖則隻出了一天，但是我卻慶幸著，從此可以對敵人直呼其名，而且可以加以種種我們可以形容他的形容詞了。
第二天夜間，我帶著棉被從薄扶林道步行到報館來，我的任務已不再是副刊的編輯，而是口口a了。因為炮火的關係，有的同事已不能到館，在人手少的時候，不能不什麼都做了。從此以後，我便白天冒著炮火到中環去探聽消息，夜間在館中譯a口口，此二字原文不清楚。
電。在緊張的生活中，我忘記了家，有時竟忘記了饑餓。接著炮火越來越緊，接著電也沒有了。報紙縮到不能再小的大小，而新聞的來源也差不多斷絕了。然而大家都還不斷地工作著，沒有絕望。
接著，我記得是香港投降前三天吧，報館的四周已被炮火所包圍，報紙實在不能出下去了。消息越來越壞，館方已準備把報紙停刊了。同事們都充滿了悲壯的情緒，互相望著，眼睛裏含著眼淚，然後靜靜地走開去。然而，這時候卻傳來了一個欺人的好消息，那便是中國軍隊已打到新界了。
消息到來的時候，在報館的隻有我和周新兄。我們想這消息是不可靠的，但是我們總得將它發表出去。然而，排字房的工友散了，我們沒有將它發出去的方法。可是我們應該盡我們最後一天的責任。於是，找到了一張白報紙，我們用紅墨水盡量大的寫著：“確息：我軍已開到新界，日寇望風披靡，本港可保無虞。”把它張貼到報館門口去。然後兩人沉默地離開了這報館。
我永遠記憶著這離開報館時的那種悲慘的景象，它和現在的興隆的景象是呈著一個明顯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