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趙姨娘是有個“優勢”的，她為賈政生了個兒子，這個兒子姓賈，是“正宗主子”，女兒探春也是在家嬌客主子，而她本人在賈府隻有出現如下情形——賈環當了一家之主——她才能借勢稍作舒張。這裏選出的一段，便是賈府這個簪纓之族輝煌光明燭下，最陰暗角落裏發生的事。
這是兩廂情願的陰謀，除掉賈寶玉和鳳姐這兩個最大的“前進障礙”，卻從馬道婆索鞋麵子這個丁點小事開始，一個討零星布施，一個窮發牢騷，一個安慰。反激得趙姨娘更大的憤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她（鳳姐）搬送娘家，我也不是個人！”
由小到大，由淺入深，絮叨家常中二人愈拍愈合，計議成策，賊害寶玉和鳳姐的方案也就形成。馬道婆圖的當然是錢，趙姨娘的瑣碎資助不能滿足她的貪欲，趙姨娘所圖者大，她要的是賈府的統治權。她一下子押了“五百兩”的注來完成這份“大業”。這筆銀子夠她為父親治喪二十五次，懂得清代生活開支的人都曉得這是天文數字了——而且還有事成之後更大的酬勞。這就掀起了《紅樓夢》一書中最大的家族風波。倘這個陰謀成功，整個全書都要顛覆性的改寫了。寶玉挨打的事其實是一場家庭鬧劇，表現的是治家理念與人情世故。而這，對所有的書中人都是一次驚心動魄的震撼，與靈魂的考驗。
至於“魘鎮法”居然有所效驗，“五鬼”真的把鳳姐和寶玉弄到鬼門關走了一遭。我們今日之讀者，多有一笑置之的。
我讀史籍及中外很多名著，這方麵的事可說是如同“恒河沙數”那般的多。我自己在我的書裏就有個賈士芳，賈士芳我看就是《雍正皇帝》一書中的“馬道婆”。小說中的八爺便是“趙姨娘”罷。我事先就知道會有許多人不讚同這寫法，想了想，還是寫了進去。
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人了。”鳳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說這些閑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眾人聽了，一齊都笑了起來。林黛玉紅了臉，一聲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問寶釵道：“真真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含羞笑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著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別作夢！你替我們家做了媳婦，少什麼？”指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還玷辱了誰呢？”林黛玉抬身就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坐著。走了倒沒意思。”說著便站起來拉住。剛至房門前，隻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個坐。獨鳳姐隻和林黛玉說笑，正眼也不看他們。
——摘自《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這一針刺下去
這是《紅樓夢》中最令人快心暢意的一句話。真正看書看得發急的讀者心裏都在想，“寶黛這一對璧人，應該是有個人出來撮合一下的”。但其實你看遍書中人物，就會覺得似乎誰說這話都“不宜”。但鳳辣子就能，場景適合她脫口就出來了。這樣爽朗直透三劄的話，隻有鳳姐敢，也隻有鳳姐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來。我們正是還想聽她“接下來”會說什麼，沒有了，一場波及賈家闔府的狂浪突然襲來——馬道婆的巫術“魘法”生效。王熙鳳和寶玉同時遭到毒手，癲狂了。
曹雪芹為什麼這樣寫？他不是要寫馬的法術如何靈驗，是他覺得賈府大觀園都太平靜了，他用一根針狠狠刺了一下這隻百足之蟲。果然這蟲立刻來了個大翻滾式的——所有的人，連從不過問內務事的賈政，都參與介入進來。這是一出滾熱的鬧劇。
我看真正“單純”愛寶玉的人隻有兩個。一個自然是黛玉，一個是賈母。其餘的人在這裏的表演似乎都有點“那個”。
亂哄哄裏，薛蟠也來了，他擔心的是母親被人擠倒，又恐寶釵香菱露相，怕賈珍在小妾身上做文章，忽一眼瞥見林黛玉，他自己已“酥倒在那裏”。
賈政胸無成算，見賈母尋僧覓道，竟說“由他們去（死）吧”。
所有的人都被這根針刺得七死八活，隻有趙姨娘母子“稱願”，忙著勸賈母，既然他們都“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死）……”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
還是癩頭和尚和跛腳道士來解決了問題，陰微世界的事隻能由宗教來處置，當他們複蘇過來，林黛玉當頭一句“阿彌陀佛”，卻遭寶釵揶揄：“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眾生……今兒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
這段昏天黑地的話語，曹雪芹隻寫了三頁，一切又恢複正常，被打斷了的本應該繼續的故事，由寶釵這一“玩笑”繼續下去。
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裏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裏，拿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才偷個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裏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著，不虧你婆婆遇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裏來？”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歎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再女孩子們是從那裏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裏弄來。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著，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著，出去說是園內揀著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麵要也不要？”
——摘自《紅樓夢》第七十四回
最厲害的東西——禮
王熙鳳是《紅樓》中最厲害的女人，這不消說得。死金哥，死賈瑞，死尤二姐……收拾賈瑞，訓趙姨娘，蹂躪尤氏，想怎樣就怎樣，沒有人不畏懼這女人，也沒有她怕的人。她是這部書中最“唯物”的，連地獄陰司報應佛天人神都不放在眼裏，怎麼突然之間就嚇成了這個樣子？
“繡春囊”是什麼物件？換句現在的話說，就叫黃色圖片（繡在荷包上）吧。是誰丟在大觀園中？我們不知道。但為此引起軒然大波，挨門挨戶大搜查，弄死了司棋，連累了潘又安，許多人連帶遭殃，皆都因此物生發出來。
今天的人（不單是青年），把這類照片放大，公然張掛在臥室牆上，一點事也沒有。但那個時候，這事關係“風化”，就是說人的社會道德品質問題。是“理”字在基本起作用，“理”也就是禮，是比法律還厲害的東西。明代李贄就說過，你犯法被殺，還有人同情，你犯禮而死，“誰其憐之？！”
王夫人也很緊張，她是“淚下如雨”，這麼大個家族，鬧起這種事，是什麼形容？外頭人說賈府除了兩個石獅子是幹淨的，裏頭真的一片拆爛汙！她是主事人，不能讓家裏出這種“政治問題”，所以要問罪王熙鳳。王夫人承擔不起，“性命臉麵”的責任。王熙鳳就更不能承擔了……所以“又急又愧，登時紫漲了麵皮”，強起病軀雙腿下跪，含淚訴這事與她無幹。由此而起，大肆抄撿大觀園的決策逐漸形成。
其實細讀《紅樓夢》，鳳姐和賈蓉是有一腿的。大觀園中偷雞摸狗的事多了，秦可卿與賈珍有一腿，襲人和寶玉……多了。大家“有一腿”，一床錦被遮蓋一個，不暴露一點事沒有。一變成公開的，暴露了，秦可卿就隻好上天香樓吊繩子，金釧不過與寶玉幾句玩笑，也就跳井了。臉麵\\u003d性命。這是事實，封建社會的虛偽與殘忍在這方麵表現得最為充分。武鬆殺潘金蓮殺西門慶，滿縣上下人同情。但王婆呢？官府捉了——淩遲剮了她，不會有一個人流一滴淚，宋代如是清代亦如是，如是如是耳。
寫給田永清將軍
“文革”十年，是我自修文學的十年。因了機緣湊巧，著一身軍裝，在山裏坑道作業。那是全封閉的國防工程，與外頭的熱鬧基本不搭界。那是施工陣地，絕對禁止“四大”的。因此內部沒有“鬥批改”的任務，更談不上奪權開門這兩檔子熱鬧。盡管可看報紙，可聽廣播，還有“支左”的戰友支了“右”……諸如此類的信息反饋；領導也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尖銳性”，還教育我們“社會一陣風，軍隊裏一層浪”，提醒保持“階級鬥爭”的高度自覺覺悟。然而畢竟是隔了一層，有點隔岸觀火作壁上觀的味道。除了天天讀書就是雷管炸藥，壓風機風槍及掘進速度，其餘的時間自由支配，我就用了來讀書。
這麼著，修菩提達摩是麵壁十年吧，成了一世佛祖。我沒有他那般資質與坐功，是躺在被窩裏手電筒照著讀書，居然也學有小成，養有進益。我讀《快嘴李翠蓮》這通俗詩板話，裏頭說：“修不成佛祖，修個菩薩也罷”，這就成了二月河“也罷”了。
有些個檔次頗高的專業讀者很看不起我的這類文學。他們可能勢力太大，有時可以不看作品就武斷你的作品，是陽春白雪或下裏巴人——直到《康熙大帝》出書四套二年之後，還有人大言“二月河是武林高手”。他以為我寫的是武俠——這真應了歐陽修的一句話“修也知道你，你卻不知修”。“大言不慚”這成語真是一字不錯。
在幾間大學裏講，有不少同學殷殷相問“二月河先生為什麼不寫現當代題材小說，卻要去弄曆史小說”。其實答案很簡單：在修學十年中，我的社會生活範圍局限在一個小小的連隊的山裏，沒有參與進火熱的現實鬥爭生活中，讀了不少諸如《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楚辭》及《奇門遁甲》、《麻衣神相》等書，還有破報紙、舊曆這些。假如因此永遠不能人大雅之堂，我隻好永遠不進去也罷。如今看許多批評家的文章，逐步地明曉了一點。諸如“終極關懷”，還有“自我關懷”，委實教我耗了一些腦汁，真是個“道不同不相與謀”。不過，木已成舟，坯也燒成了磚，回顧這些事，用得著屈原一句詩，叫“苟餘心之所善，雖九死其猶未悔”——再來一遍，我毫不猶豫還是這個模樣。
思量了一下，別人關懷這，關懷那，我關懷的是何事？就我所對曆史人生的理解，無論人性善惡，深化衍化萬千，我心裏牽掛弱勢人群的心理渴望與需求企盼是不變的。我寫書是想讓讀者和我有一份神交，是為了讀者這上帝。當然我的心裏也要告訴讀者——其實一個作家，想將自己遊離出來，純粹地照護別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必要性與可能性都不存在。
田永清將軍的《與大學生十日談》當然不是小說。他的前一本書我也讀過，我的女兒當兵離鄉前，我還請田將軍題詞簽名送了她一本。一個將軍，退休前關懷的不是自己的升遷為何？我的創作與田永清千差萬別，“不是一道氣味”，但是我們想的都是平常人，布衣蔬食、引車賣漿者流，他們的心思、追求、迷惘、熱烈、渴求、願望……這樣的視野在他的注目與切痛之中，這又是什麼境界的思維？
所以道不同也可相謀，我和他成了朋友。
現在我是“老轉”（轉業幹部）。老轉見老轉——這普及程度倘有疑，幾乎任何一個場合總會碰上“哈，你也是老轉！”這回事的。大家心境還滯留在當年，看他這書，有點像“當年”的指導員給當兵的講課；又像他自己來了與你娓娓談心。時代變遷了，大家都在忙著生活、掙錢、養活家人、教育子女，但看這書，一勾起當年，那份溫馨仍有點“有足為外人道”的受用。
弱冠時就知道，一個人，無論他是什麼出身、地位，他們的目光隻要注視著那一群，他就是那一群裏的人。將軍也是士兵來，將軍回歸士兵中，這就是田永清吧。
寄語吳歡
做一個吳祖光這樣的人真的是很難，難的不全然在於他的遭遇中命運給他的不幸，他的內心的孤獨與無助，不在於四周向他投去仇恨與懷疑的目光，他的迷惘、愁恨、焦慮，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五蘊盛……《易經》裏其實早就揭示過。“吉凶皆生乎動”——它就是說：你千萬別動！你一動，便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結果是“不好”！這當然特指我們人類，我們是會思想、能勞動的動物，我們痛苦，是因為天生是如斯動物。當上天將雷霆閃電與暴雨降臨給你，寒風呼嘯的寥寥雪野上你衣著單薄；你饑餓得行路像齊人那樣“貿貿然”，在夜色淒迷中踽踽獨行。你自己心中難道不知自己“最需要”什麼？要一個能容七尺之軀的茅庵吧，要一襲暖和一點的棉衣吧，需要一碗飯的吧……一間燃著橘黃色如豆熒燈的小屋吧？
然而當這一切賜予或獲得都是有條件的，你能付出的努力與人道之於生命這一點點的期盼倘若是相當的，誰都會無例外地接受。但若是“有條件”是“嗟來之食”，是你還需付出你的良知，你的人格，你會怎樣？
我讀過司馬遷《報任安書》，他寫了那麼長，其中“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現在還在用。人們似乎沒有想過，這句話其實是很極端的——他當時性命如同懸係巢卵，是在極端的形勢下說出的極端的言語。事實上，曆史與現實都不是這樣。除了文天祥，都是嚴世藩？不是吧？多數人不在泰山與鴻毛中選擇，他們活得更像宇宙中的塵沙，如同河中的鵝卵石，沒有泰山那般重，也不似鴻毛那般輕。司馬遷的誌節、氣節，是不必問的，但他的信的意思還是很明白，他要活，要把《史記》作出來。他要做事必須降心辱誌，這是多麼可悲的事！
同樣是西漢人叫鄒陽，很巧，他也是在獄中，身罹不測之罪，上書他的主人梁孝王，其中有兩句話“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劍相眄”。“何以故？知與不知也”。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啊！那是多麼好的對象！倘你是在暗中向人投過去，那人就會按著寶劍惡狠狠地盯著你——他居然是想殺你！為什麼呢？並不是因為你有什麼罪，因為他不知道你的用意！
再舉一例，在《鬼穀子致蘇秦張儀書》中如是說：“子獨見河邊之柳乎？仆禦折其枝，波濤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概所居者然。”這柳樹，它本身並無過錯，它隻是生錯了地方，所以隨便什麼時間，什麼情況，都被人為物所折辱。
這算“如是我聞”吧。倘若講國粹——魯迅先生說，是吾國獨有，別國所無者，比如說我們頭上長了一個什麼惡瘡——這是我們漫長曆史上的一粹。秦始皇不愧了一個“始”字。郡縣製、完善文武分屬係統，車同軌，書同文，一統度量衡，還有“焚書坑儒”，他也是“始作俑者”，什麼都是他先開頭，後頭的人竟無一人能稍有更張。知識分子挨整，從他成了例之後兩千年不息，謬家寫文章，指我為封建餘孽，美化封建帝王，還期盼著將我塞進“時間隧道”，回雍正王朝去，讓我嚐嚐“血滴子”的厲害。我一直在戰戰兢兢等待著某一天，一群三道頭什麼的來敲我的門，但事實上是隻有這位評論家在泣聲在牆外呼喊——他希望有個什麼運動。然而從鄧小平始，江澤民繼，這種事拉倒了。
我的這點遭際和你們吳門三代相比，隻能說是無病呻吟。
吳家怎樣？我以為是辛亥革命而後，站在中國霹雷閃電中挺立迎受的一個文化家族。他們這個家族始終都在文化的峰巔，經受著不盡的淒風苦雨，堅守自己的心靈純情和文化理念，不以物化，不從地遷，不隨時移，不因事變。這需要何等的精神力量？從“洪皇帝”而始，三代人俱都子承你業，前赴後繼堅守特立獨行的一種理念，這實在是文化史上一個奇觀。
為什麼說奇呢？因為少。
吳歡不曉得有沒有讀過李白《上韓荊州書》？他是有名的傲睥公侯，敢於天子呼來不上船的人，但在懇請別人抬舉自己時，多麼像今日一些作家懇求評論家“請老師指教幫忙”那般翼翼小心娓娓媚氣。《容齋隨筆》中還可看到《李白怖州佐》一篇那也就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縣委副書記”，不但小心媚氣還有媚骨的吧？
這樣冒犯李白，不為親者，二月河你什麼意思？我是想說，人都是具有兩麵性的，人都是血肉俱全的。我曾寫過幾篇專欄文章，是談文人的“這一麵”的。這裏說的是“李白尚且如此”。
但吳祖光，處在中國政治劇變的時代。風雨搖蕩中，他當然也是血肉之軀，七情六欲鹹備的人，在堅持人格信念，追求真理，清白純正個人氣質上頭，卻有“渾身是骨沒有肉”的精神境界。國民黨整他，是因為他是共產黨的朋友。共產黨執政，該好一些了吧，偏他又是共產黨的諍友。吳歡，你很幽默的，但這事很嚴肅——你的父親選擇了最為艱難的人生道路，他拋棄了最省力的路。
那是一條鋪滿鮮花的能幽曲徑，中途當然也有誤區與泥淖，但隻要“稍加注意”，陽光、雨露與春風，濃桃豔李般的芬芳就會伴隨在他身邊，從他的學識貢獻能力，我相信為他扼腕惜念的政治家也會不少，太可惜了，好一個人才，如果不和我作對多好！
是這樣的，太可惜了，他隻要學會“大丈夫能屈能伸”，“和光同塵”就行了，但他不能，他似乎更記得屈子《離騷》中“苟餘心之所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話——是的，我幾乎真的認為，他是中了屈原這話的“毒”。
新鳳霞則又是一種情形。如果說吳祖光是門閥熏陶，正統正宗的知識分子，新鳳霞則是“自學成才”的。她外在的美與內質的美心靈的美和諧地融合在一起——不是這個加那個，此一味與另一味湊起來那樣的整合，而是——怎麼說呢，借浩然的生花妙思打個比方：水和麵糅在一起。你知道它的成分，卻不能將它們分開。她對吳祖先的崇拜與結合，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佳人之於才子的傾倒，或誌同道合的心緣，而這一切，實際上是一種緣分的巧合，是諸種社會、心理、人文觀念、崇拜、同誌、氣質、情愫——自古沒人能說清道白的“緣”所構成。這樣的結合是如此完美，成了新舊兩種倫理的一曲絕唱，各種體製均稱完善的歡歌。
沒有見到有關新鳳霞的“小出身”資料。也許這是她終生的隱秘。我猜她應是寒微梨園世家出身。因為她的名字直譯就是“鳳冠霞帔”，一般文學素質高的書香門第既有自己的心理要求，稱謂上卻要講究含蓄，如此“直奔目的”很像戲班子裏女孩子的名字。我昔年在看《楊三姐告狀》，有一家報紙介紹，此劇新鳳霞原演主角的，她親自去拜訪過楊三姐本人，發現生活中的楊三姐已經“變質”，變得成了個地主婆，已經不是她心中那個光彩照人的楊三姐形象。她因此而放棄了出演這戲。當時看到掌故，我還在想和我弄小說差不多，一旦敗興，形象永無翻身之日。現在更深地想，新鳳霞如果不是心理上本能反感這種變成“地主婆”的人，她怎會“敗了興”呢？這不是富人心理。她的兼長書、畫，我也以為是“快速”成長，因為構成一代大師的要素，首先是文學要素。有了這個母體，那發展與滋生必定是全方位的。
吳門三代從吳景洲老先生始，在文化、學術上、文學藝術上的貢獻，均獲美譽，都是大師級水平。吳瀛、吳祖光、新鳳霞、吳視……直到吳歡、吳霜，我以為代表人物還是吳祖光。《聖經》裏說：他幸福，因為他哀慟了“寫這句話的人，必定深通哲理，深通世情”。吳祖光、新鳳霞都是幸福的，因為他們一直都在哀慟，他們愛人，也自愛，由此獲得了人愛，也獲得了人生少有的自尊。有他們在學術與事業上令人歆羨的成就，構成了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家族精神。
應該說，中國新時代的文藝春天，是從鄧小平時期開始，江澤民時期趨於成熟鼎盛，成了“豔陽天”。趨向還在看好。我這樣認識，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與理智上的成熟，因而去掉了對知識分子的戒心，真正把知識看成是“第一生產力”，“分子”就是自己人。我們也可透過文藝方向、方針的變化看到變化，“為工農兵服務”，改變為“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改變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個變化看似微妙，是一個小小名詞轉換，其實是摸索總結了幾千年的曆史經驗，與知識分子磨合的結果，進入了一種理性的正常規範。
明代有一首《布袋和尚詩》說：“大千世界話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鬆些子又何妨？”可是有哪代君王或統治階級放鬆一點了呢？以我有限的曆史知識，似乎創造了中國詩歌峰巔的唐代稍有緩舒之後，禁錮與文網是每況愈下。
為什麼有直就誤，芥蒂生嫌，惡性循環著謬種流傳呢？鄒陽的那封信中說“何以故？知與不知也”。一個知，一個不知，知識分子生生受了兩千多年的浩劫之難，從李斯到李白，到蒲鬆齡到曹雪芹，戊戌六君子到吳瀛，到吳祖光……這其中割掉多少頭顱，灑掉多少熱血，終於換取一個東風河開的時代。
吳歡——有人解釋成“無歡，無不歡”，我以為帶有吳、新二人心理上的自釋自解，更是他們的希冀與寄托。他在這樣一個高濃度的文化家庭，生於斯，長於斯，出生學養於斯，熏陶目染於斯。這個鬼才的驚人才華也就不是全然不可思議的了。
吳歡，你要出書，這就是我給你的一篇序了。
怎一個“敬畏”了得——為《曹雪芹》出版作
前不過十天裏，中國紅學會的張慶善先生打來電話，談他在選定第二版《紅樓夢》電視劇編劇時，曾經考慮過由我執筆，因由種種緣故作罷。我和他是很熟的朋友，在電話中笑雲：“小子何敢？！”
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卻又是一回事。我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讀《紅樓夢》，從滿頭青絲讀到兩須霜降，從一無所有讀到著作半笥，套一句屈原的話說“餘幼好此奇書兮，年既老而不衰”。愛到這個份兒上，豈有不想見其作者之理？為他寫點什麼，我是千情萬願。
所以，我在寫《乾隆皇帝》這部書時，試探著插入了一些曹雪芹的段子——我在小說中，對皇帝、對王公大臣，時有調侃之心的，對此公，我敢說隻有筆誤，沒有心誤。我始終有著一份敬畏之意的。當初，在構思《雍正皇帝》時，因為曹家是雍正的政敵，而雍正又是作為正麵人物塑造，我的表達，惟恐傷了曹氏的形象，也曾經苦心思量，都為有著這個情結。
但大規模地寫摹此公，我是很犯躊躇的。第一，此公才真正是華夏第一人，不但空前，從某種意義上講——而且絕後。生前他的個人生活可以說大致是平民生涯，然而卻又是聖賢水平，這樣大的反差，本身就是奇跡。以我自覺，在著筆於曹公時將十分惴惴。而太過小心，正是創作小說一大忌。第二，曹公留下的直觀資料太少了，僅僅對清代人文的了解，對於寫這樣的人來說，太容易“加水”。由此，我不敢動這念頭。
一部書，它的生活力如何，不要去看重頭批評文章——那些文章很多是掙人情、掙稿費、掙職稱用的——真正的標準隻有兩條：它擁不擁有讀者；它擁不擁有將來的讀者。這兩條曹雪芹都做得極漂亮。聯想到我自己這幾年也有讀者，看“落霞”的，有的人甚至說它們“直追《紅樓夢》”。我在幾個大學曾對學生講“這是最高的獎譽。讀者這樣說，我承受不起中又存一份感動。我自己永遠不會這樣想，這樣說。什麼時候你們聽到二月河說這樣的話，請你們帶著體溫計來找我”。
亟言之，仍是敬畏與臣服。
話雖如此，我和千千萬萬的平常人一樣，仍企望著有一部好看的《曹雪芹》，給雜蕪繚亂的文壇送一陣清新的風，也使曹公的光輝形象，能進入更多人的心扉。這個工作意義是很大的。
現在華藝出版社做了這事，王永泉先生做了這工作。我有理由欣慰。
由《中國曆代通俗演義》所思
長時期以來，“成分”的陰影在中國大地上徘徊。封建時代，有士大夫、庶人、農工商、地主、佃戶、賤民種種“階層”，或者叫“階級”。對待各個階層，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經濟分配製度也不一，這就造成了階級仇恨。建國以後，政治經濟綜合國力強勁，都有飛躍式的大進步，大改觀，惟獨“成分”這意識存在。舊時代新時代的“地富反壞右封資黑”成了新時代的新賤民階層，與舊時代一般無二的新的社會問題不單“存在”，且是勢頭不減，愈演愈烈，生命力鮮活。從深層次原因上說，竊以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從根本上認識解決了它的政治家就是鄧小平。這一社會問題的解決，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始，一步一步使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衛生起來，健康起來。
“成分”這種社會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學領域，構成了文學創作的一邊倒，文學評論的單一傾向。一部作品出來，首先考問的“它是香花還是毒草”這類問題。肯定了它“沒有問題”，然後再說別的。這作法帶來的後果，是服務對象的單純性，為下裏巴人而創作，“陽春白雪”便受扼製。很簡單，倘若你隻愛春天，那麼你這個花園裏便沒有荷花、菊花與梅花。本來文學應該表述的觀念形態，真善美愛與死，奪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學養，冶人操守，種種功能，未必樣樣都與“無產階級”、“貧下中農”這些階級成分掛鉤。即使是無產階級罷，也有一個學習的任務，有提升素養，接受人類美好靈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絕對化，必定的後果是“過猶不及”。
老實說，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剛》、《鐵道遊擊隊》、《敵後武工隊》、《苦菜花》、《迎春花》、《小二黑結婚》、《三裏灣》、《苦鬥》，這些創作都是十分精良的，柳青、趙樹理、歐陽山、曲波，這一大批作家，都是十分了得的。但由於這種創作理論的局限，在文化枯竭、無別的書可讀的情形下，讀者選擇了它們。也有耀目的輝光，也有大批量的呼擁讀者。但是，這隻是一時之作，難以永恒，原因也很簡單，它本來就是為這“一時”服務的作品。
《豔陽天》、《金光大道》今天翻翻看，浩然的藝術才華，仍在熠熠閃爍，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有的學者反感樣板戲，其實樣板戲也自有它們宜人的風采，這些學者一聽就掩耳，那心裏暗示是膩味頭痛反感“文革”這場傷情事。姚雪垠的《李自成》怎樣？曆史體裁的文藝作品，受“階級說”的影響相當較少，《李自成》的前兩卷我看仍是曠世絕唱，但後來變成“階級歌頌”，高大全地表述這個農民領袖，創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極大的製約。
這些才華洋溢的作家們為什麼沒有寫出驚天動地的作品？一則是“應人”之作，服務的對象狹小，心胸目光都不能開闊；二則是“應時”之作，“時過”自然“境遷”，從這個角度看，真個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學藝術與生俱來的文藝評論怎樣？著名文藝評論家孫蓀曾有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頭，評論家則是木耳。”我以為孫的這一斷語說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說“評論家應該是木耳”似乎更貼切一些。因為事實上，木頭不僅生木耳，還會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蘚……向木頭上釘釘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鋸成鋸末……可以說都叫“評論”。
生木耳，是於人有益，可以作美味進食，營養作用頗多，但用刀斧鋸這類利器去評論，得到的是什麼？木頭們畏懼斧鉞加之，就會一律按預先允許的“規範”去生長體裁，這樣，要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花們長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標準”長出去是什麼花？恐怕連狗尾巴草也不是！誰願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長出“毒草”呢？
文學藝術，它的功能絕不僅僅是“歌頌”和“暴露”，它還有“告訴”，“諷刺”，“調侃”，“和息”，“要求”，“給予”……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因了“階級標準”這把唯一的尺子，不是這，便是那，不是擁護，肯定就是反對。表述了改革家，工人農民“火熱”的生活，農民起義，甚至反社會的匪類，那就是“主旋律”，否則，你的嗓門天賦高了，不單不當你是帕瓦洛蒂，還會聽你是“噪音”掩耳而走，甚或“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弦歌而知雅意”——當你別有用心也未可知。
用“政治標準”衡量蔡先生的這部書怎樣？它既不是“純文學”，也不是“雅文學”；它不是純曆史，又沒有虛造曆史；它有歌頌，也有暴露，更多的卻是“告訴”，“諷勸”，浩如煙海的曆史表述中頗不乏人文思想社會流俗的探討與調侃。它絕對不可能被我們高層象牙塔尖端的評論居要津者列進“先進文化”的書目裏頭。
它進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種，是中國獨有，別國絕無的美好道德的傳述和表釋。這樣老成實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國“絕版”了。我的估計，曆史在一個短的時期不太可能再賜我們一位蔡先生。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兩千年曆史傳承記載不斷的國家，可能與我們“敬惜字紙”的民族習慣有關，除了曆史，還有野史、私史、筆記、日記……正統的史劄，還配合了這一係列龐雜的體係佐證，輔助或匡正糾謬的資料，有小說，詩詞，說部，傳本……小到民間流傳的演義故事，書攤，小曲，民歌，鼓兒哼……種種文學與藝術的烘托，眾星捧月地簇擁出“廿四史”來（清史尚是“稿”未能定正）。倘沒有絕大學識，絕大胸襟器量，絕好智商與精力，要作蔡先生作的這番事業，確實有點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難，或者是“騎自行車上月球”那樣的妄想。
用階級成分論是無法評論這本書的。你說他有某種超階級的傾向，那倒是實話。蔡先生是個好老師，他把一個統緒一個統緒的興亡過程，一個一個人物的曆史表現都告訴你——頂多偶爾地，很溫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緒——餘下更多的是給學生以思考判斷的空間。
一部好的曆史實錄，何嚐不可當做一部小說和文學作品看？荊軻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那種肅殺，秋高凜冽，壯士義行必死的悲壯，慷慨赴義的情致，是極致的文學描摹。《廉頗藺相如列傳》是史記正述。“相如因持璧（和氏璧），卻立，依柱，怒發上衝冠，謂秦王曰……”後來見不少辭書注釋裏說“怒發衝冠”一詞出自嶽飛的“滿江紅”，這都是不讀史書的過。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同樣可以看做是曆史真實的文學詮釋。《紅樓夢》就是這樣，它不以一朝一代一興一替為局限，表現的是中國封建曆史整體形態，代代都是這樣，這是事實！
然而，好的曆史書，好的小說，偏偏都不以“階級鬥爭為綱”。賈寶玉是哪個階級的？曹雪芹歌頌了，賺了三百餘年無數人的眼淚。就因為它真實，或者說“實事求是”。
這是蔡先生的追求，他不說假話，也不說曲阿的話。他所演義出來的故事，都在史據中班班有考。“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汙。徐懋功未作軍師，李藥師（靖）何來仙術？羅藝叛死，烏有子孫？叔寶（秦瓊）構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經西竺，寧惹妖魔……則天淫穢，不聞私產生難；玉環伏誅，怎得皈真圓藕？種種謬妄所褻之談，官場辭而避之。”隻有這樣嚴肅謹慎的人，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
我在一次與朋友調侃玩笑說：“倘若現在突然發生變故，中國沒有電了，死的年輕人比老年人還要多。”這是特指我們中國而言。中老年人，點過油燈看書，穿過草鞋走路，井水可汲而飲，草根可采充饑。如今的年輕人從酒吧到舞廳，無電腦不能思維，非電飯鍋無從造飯，不讀書也不看報，心中空如昏天之月，除了錢沒有別樣的追求，他們不死誰死？這是一點具體表述的思維，如果抽象起來講，中老年人的頭頂，始終有曆史這盞燈在照，他們的耐受力強些，恐怕是事實。真的會“沒電”嗎？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呢？一個“非典”可以把滿街的人趕回家去，一場更大的意外，比如“戰爭”呢？
然而我們似乎並不珍惜僅存了遺留的文史學。還在用“階級論”這把尺子在量，用斧子去砍他們。
記得在“文革”期間，那些紅衛兵們曾經有過一個設想，用農民起義的鬥爭史取代帝王將相的封建史。想是想，真的做起來，他們還是傻了眼。整個的二十四史中，農民起義隻能看做是曆史的一種“現象”，這個朝代有那個朝代也有，支離破碎，根本形不成曆史的連貫和接續。我猜“儒法鬥爭”的那段曆史觀表述，也是一種很無奈，很勉強地在生拉硬扯表現“階級鬥爭”史觀的作法罷了。蔡先生的這部勘稱“通史演義”的書當然是以帝王將相為主的，受到冷落也在這般情理之中。
中國的文化中糟粕很多，其中有些東西很要命，這是不爭的事實。鴉片戰爭以來的曆史證明了這種文化中含有的“落後量”和“落後質”。但是不是落後了便應賤視、蔑視呢？這需要政治家和社會學家認真思考一下。一隻乾隆筆筒，放在現在的書架上，和《大不列顛詞典》一處，是增色還是減色？一架春秋“水洗”，已不再用來洗手，是保存研究，還是捧出去賣了銅器？就算碰碎了，比如鈞瓷，已經極難見到完整的器皿，但在鈞瓷窯址未發現之前，碎片與黃金等價。
我以為，判斷任一部書的社會價值，隻有兩個量化了的標準，一是它擁有不擁有讀者，二是它擁有不擁有時間。二者倘居其一，即是具備“素質”的作品——什麼是“素質”？它也可能是進步的，也可能是落後的，但它即使是落後的，也是有價值的，倘二者皆具備——即使它是“反動的”，也是永恒的，無法消滅的。謂予不信，可以看看《兒女英雄傳》、《蜃樓誌》一類作品，可以肯定的說，這兩部作品的主旨是陳腐的落後的，但是，無論什麼樣世界觀的評論家，你可以說三道四，可以恨之入骨，你就是消滅不掉它！因為它的內在有著永恒的美，無階級無意識的“芳情隻自遺”，踐踏成泥，“依然香如故”。
啊，我們在審美時，總是在辨認哪是香花，哪是毒草。我們總是戴著顯微鏡放大鏡和化學試劑在觀賞自然，這樣做不累嗎？安徒生童話裏講了一個故事：一座燒焦了的房子，旁邊盛開著一叢絢麗的玫瑰。畫家走過來，他感動了，便在旁邊寫生創作。倘這樣問，這畫家他是在為貧下中農在作畫，抑或為地主階級？問話的人是否有毛病？我們警惕得是否過分了？看見一部作品，倘是寫“要人”的，立刻聯想到它是否“利用小說”來反黨。寫知識分子遭遇的，是不是“在諷刺”黨的政策？寫“三家村”的就是在組織什麼小集團，寫海瑞的那是為彭某翻案。《水滸傳》是寫“投降”，《三國演義》呢？是“英雄創造曆史”……過敏得像得了神經病，脆弱得像係一根黃瓜或者“琉璃撲噔”兒。
蔡先生的這部書是寫帝王將相為主的一個題材，和所有的舊知識分子一樣，他無法避免一些陳腐的，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東西。“反動”是否一定就壞，“革命”是否一定就好，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但蔡的這一係列確實做到了“兩個擁有”，它還要“擁有”下去。我看他的生命力——起碼要比我的書要強。從實效意義上看，它的生命力還在加強。現在還有多少人能看豎排版繁體字的“廿四史”的？也不能。就是簡體字的古文版罷，也不能。但我們的民族曆史要承，要續，讀蔡先生的書可以導你入門。且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從這個意味上說，真的是“厥功甚偉”了。
二月河反感成分論。無論從社會學概念，還是文學評論界定標準，統都反感。看到現在一些評論家：你寫一個正直海瑞式的官員，他說你在宣揚清官；你寫一個忠於國家愛人民的誌士，他說你歌頌“愚忠”，你寫帝王將相呢？你是在頌揚“君權統治”，是“封建餘孽”是“奴才”……還是安徒生那則童話，畫家是此意識，麻雀們又是彼意識——吱！那有什麼畫頭？那不過是些紅的和綠的堆起來而已——吱！
帝王將相不可以歌頌嗎？歌頌他們便是反民主？我看不能這樣說。我不能同意，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過去的中國，甚至我們現在的中國。我不是政治家，但作為小民百姓自由見解；比如說民選，現時進行普選，選出來的官怕惡霸多了點，有錢人多了點，貪官多了點。——這不是坑我們中國“公民”嗎？
隻要是在曆史上曾經對改善當時人民生活，對推動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對鞏固當時國家和平一統文學藝術倡明，對當時民族團結曾經作出過積極努力和貢獻的人，無論李世民、雍正、李白、辛棄疾抑或畢升、黃道婆、蔡倫、鄭和……就是要歌頌，管你說什麼！
蔡先生的這書，從文學這點上看去，隻能說是“中平之作”，它是一座礦山，山一樣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飛瀑，內含煤鐵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於它的豐富蘊藏。前麵說過，它不是應遵命評論應運而生，而是應時而生。在整個封建製度崩潰，新時代還在陣痛時，他用畢生精力唱出了這首史，可以聽為挽歌，也可以看做新時代的催生符。這豈是幾個在沙龍裏坐唱，坐看別人辛苦，封就了自家是文壇主騷壇執牛耳輩所能為！
是為序。
故事《圍棋雜誌》
《圍棋天地》的喬婷向我約稿，我提出交換條件，給我寄點舊雜誌來。她一股腦收集了十幾本，厚厚一遝子發過來了。我笑回她短信，夠我看幾年的了。
看雜誌，曾經是我的習慣。我在部隊分管過團宣傳股的圖書室。那年頭宣傳費是不受限製的。國家的經費，國家的雜誌，且是國家的意識形態需要，可以肆無忌憚地訂閱。我那個圖書室也就成了書山雜誌海。1978年轉業到地方。彼時訂雜誌仍是不受限製的，幾乎全國能訂到的雜誌，我們都訂了。文、史、哲，包括電工知識，修理收音機的專門雜誌，一網打盡，一覽無餘。其實我的早年是沐浴在書和雜誌的海洋裏。
圍棋雜誌似乎是沒有訂到。“文革”中它是停刊了的罷？訂不到，轉業後圖書雖有經費，但我人微言輕，說了不算，不如不說，也沒訂閱。加上我這期間寫書白天要裝成“沒寫什麼”的樣子，要“努力工作”，要陪同事“打升級”，每天夜裏十點到三點作文，終年都是昏天黑地嗬欠連天，看雜誌的興味漸漸淡了下來，漸漸“澌滅”了。澌滅到什麼程度？現在各處寄來的雜誌，包括用我稿子的“本期刊”，看著標題便丟了一邊，可憐那些“希望二月河老師多多指導”的編輯，還在癡癡地等我的提議和意見！想起來真的是有些個慚愧。
但是兩種雜誌我還是要看，一種是《紅樓夢學刊》，一種便是舊圍棋雜誌。學刊是我的專業，不去說它。這樣暈著頭整年地寫，“青燈孤憤賒萬家”，精神生活也會淡出鳥來，就看圍棋書雜誌。
我有幾本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舊雜誌，那時名叫《圍棋》，沒有“天地”二字。現在還擠在我的書架上和“大不列顛”及《資治通鑒》擺在一起。已經爛得沒頭沒尾，小孩子洗的糟稀不堪的尿布片子的“品相”了，但它已是我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扔。
老圍棋雜誌是個小三十二開本子，薄薄的，也就現在《圍棋天地》的二分之一那樣子，沒有廣告，都是棋譜，名人解說，名人戰例，棋勢考題，有續盤中盤，也有收官，也有篇幅不長的圍棋舊事軼文掌故——“當湖十局”我就是在這裏讀到的。後來在清人筆記中看到一些弈林舊聞和雜誌印證，我才知道我們棋界的前輩早有關注筆記體小說的了。
這種雜誌和其他雜誌是不同的。它耐看。我自己就是個文學人，當然不會厭倦文學作品，乃至於看都懶看一眼。你隻要翻開那些文學期刊，大男人、小男人、大女人、小女人……或故作矜持，有意深沉，或搔手弄姿，賣弄心緒與事件，人與人之間，交織在一起玩假。我有時懷疑是我的鑒賞能力出了問題，抑或是我的思想力度脫離了現實？不管怎樣，反正我不愛看，能看的，似乎警匪事件紀實也就是了，警匪小說也一樣看不得。看這樣的文，倘若能讓人瞌睡打盹——我們失眠還要吃“舒爾安定”呢——那也是功勞。可惜它連這個功能也沒有。胡天胡地裏胡說，看得人心裏亂糟糟。但圍棋雜誌不同，你可以坐沙發上邊看邊打譜，累了，眼前花了麻了，一歪就睡去了，醒來還可接著打棋譜。一道死活題解不開，也不是件丟不開的事，可從小孩子弄積木那樣的，塌了，再來一次組合，有時自己找到了“解”，會高興得眉飛色舞。一查答案果然是的，那就有些自雄了：這麼大的棋手出的難題，我居然都解開了，我——相當於幾段水平呢？我尚存有五六冊舊的圍棋雜誌。過去還有幾個日本的圍棋雜誌，我覺得他們的雜誌印得好，棋譜大而清晰，高段棋手拈棋投子懸空不發的氣勢，很有文學色彩。國人對日本人有微詞，人家圍棋雜誌辦得還是不錯，和我們的一樣耐看。今天這本雜誌你看罷了，過幾天翻出來，還會覺得它是新的——和好小說一樣。好小說也會看煩，但過幾天你再看，它還是新的，還會饒有興味。
新的《圍棋天地》到手，我的感覺仍是很好。容量大了幾倍，高手對局講解似乎更多注入了人文感受，這就使讀者能感覺到棋道的人格力量，有一種“且聽下回分解”的餘音在本子中回蕩，這也就增加了雜誌空穀足音的震撼力。各界人士對棋界的介入，為雜誌的“外向”形象，增了不少光彩；普通棋手在雜誌的傾訴——這是舊雜誌裏稀見的，使它的平民意識平墊在圍棋五光十色的神殿裏，也使人感到親切。
《圍棋天地》也一樣的耐看，一樣能使專業的棋手和普通愛好者光著膀子赤裸裸在圍棋的海洋中遊泳，下裏巴人與陽春白雪同在！
耶，《圍棋》！
耶，《圍棋天地》！
哇塞，圍棋！
《愛人》寄語
幾年前與金庸先生在深圳曾有一次快晤。兩個作家相遇，當然要談到對方作品的優劣上下。深方主持人問我最喜歡他的哪部書？我不假思索回說，《神雕俠侶》。
為什麼會選擇這部書呢？當時隻是應急答問，談的第一感覺。回味起來，使我產生此種印象的原因，是因這部書彌漫了愛的情懷，釋放出的是對社會，人生的終極關懷，那就是愛。
楊過雖名楊“過”，但他的“過錯”追究了去，其實隻是有一個糟糕的父親。出身不好，“成分高”。於是便受欺侮。連黃蓉、郭芙、武家兄弟這些“好人”，好人家的子弟，動輒就要收拾他一下，中神通的徒子徒孫們也是名門正派人物，郭靖送楊過進廟避囂，照樣受他們欺侮。楊過的本領最後其實已經是天下第一，這本領就是在不斷挨整受欺壓的過程中不斷加強完善提高得來的。這部書從頭到尾張揚的是仁愛與愛人，和這種最高的博愛精神的力。
然而去我們實際生活中，見到的“報複”，卻是太多了。牙眼相報，以血還血，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些“天經地義”的東西作為社會理念究竟有沒有問題，似乎想這件事的人不多。階級鬥爭年代那不用說了，有哪部戲裏不講“階級仇”呢？連“生產隊裏開大會”都是“訴苦把冤伸”。如今說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這樣的理念，但我們似乎又鑽進了錢眼裏，什麼是“善”？什麼又是“愛”？標準是什麼？隻是一個字，錢！愛人不愛人天知道，愛錢才是真的。
愛人、愛生命的社會思維，已經叫得人人皆知了。這種思維是呼應“以人為本”的憲法而來！自然是不錯的。然而我們的社會思維方式，打開電視看就明白，廣告、錢、電視劇、個人奮鬥成功了，成功的標誌是主角肯定有錢了。有仁愛而無拳勇的武訓，那是太個別，太稀有的了。連專門慈悲憐憫人的和尚道士們——他們也是有級別的，科級和尚，處級和尚……憑的什麼呢？不是憑他們的道德修養、禪理佛性，而是憑他們的拳頭，憑香火錢掙得多寡——他們每日忙著“發展旅遊”，也實在是含著另一份“愛的情結”罷。考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團體，小到一個人——他的素質用什麼標準？我看不用去翻看國民的學曆：大專水平的占到百分之幾何，博士學曆的又是百分之若幹。讀過什麼書，官又做到多大，級別怎樣……這些東西都隻是參數，很扯淡的參數，與素質隻是個“大概其”或者“似乎是”那樣模糊的距離位置。有一個量化了的標準，我看是這樣，是看你這國家、民族、團體、你這個人，你的心軟化了沒有，軟化的程度又如何。你見到當街屠牛、殺羊、宰雞鴨，無動於衷；見到犯罪當死，人犯被乖乖牽到絞刑架前，槍決刑場，然後殺掉，恬然不出悲憫之情，恐怕很難談你的素質問題——我們現在不能廢除死刑。但這與素質問題是兩回事。
所以，“愛人”這個名字太好了，無巨無細對人的關懷，思想的嗬護，生活的關照，都是對人基本素質的關照，大哉《愛人》！
為《別廷芳傳》寫
我們的漢語，是世界上最含蓄，最能迂回表達，最……什麼呢？狡獪的語種罷。比如現在見一位領導拜年、彙報工作，臨別時禮敬退出。下級說“還有一件事，順便向您彙報……”“順便”的事常常是“主要的”。而原本“主要”的話題，在這一小小轉折詞的瞬間，已變得一片模糊。倘是說人的優缺點，你肯定也得留意，不管前頭說得多麼好歹，那都是說書“帽子頭”，你聽一句“但是”，後頭常常才是真文章。至少是對前頭文章的重頭修改。這都是現今我們的經驗之談了。然而我領教的頭一件事是別廷芳的人事。
我是十三歲來南陽時聽到“別司令”的名頭的，那時還小，沒有什麼資格發言，隻是“聽大人說”。諸如——
女人嚇唬小孩，就說：“別鬧！老別來了！”
“他打紅軍，是反動派。”
“他殺人不眨眼，小孩子偷個玉米穗都槍斃。”
當然還有——
他到南京見蔣介石，蔣問：“到京有什麼感想？”他說：“我見街上標語，行人靠左走——那右邊給誰走？”
“學生娃們十個人搶一個毛蛋（籃球），太可憐了，不如一個人發一個，不就不爭了？！”
類似的“別司令傳奇”還有許多版本。有的是官方言語，更多則是民間“小廣播”，大致上都是在“但是”後頭做文章。
但是——別廷芳時，境內沒有土匪，也沒有小偷；
——他也打日本；
——他興修水利，造堰灌田，修水電站；
——他開工廠，修路架橋；
——他重視教育，辦學校。
但是……但是！
一個詞就把他表現得格外複雜起來。
這是“那年頭”的話了。後來人們敢說心裏話了，甚至說出：“我們有啥？到現在還吃人家老別的飯！”
套一句《紅樓夢》裏的話，真格的是“一飯之恩死也知”了。凡是做過的事，無論是古是今、是現當代，是美國紐約、梵蒂岡還是北京、內鄉，你別想照著什麼主觀意識來改變與塑造它，你也別想堵住別人的口。一個人做事要負責——不是靠他的人，而是靠他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是了。
然而，老老實實說，別廷芳實在是個很複雜的人。他處在一個複雜的時代，要適應生存的需要——即使你原本很單純、很簡單，也需要“複雜”起來。但這一來，就麻煩了後世的人，因為他留下來的疑問太多了，因為他本人就是個“謎”。
破解這謎是很必要的，因為和任何曆史一樣，別廷芳的“時代”也有他的“特色”。如果中國是麵大鏡子，別廷芳的“領地”就是一麵小鏡子——鏡子豈可以不要？若然，臉是什麼樣子就弄不清了，研究哪個時代，你不能不研究。別廷芳是這樣的“個類現象”——因為按《矛盾論》講，一般的現象是在個別現象之中。破解這個謎又是困難的，時代既已久遠，資料遺失又多，故人所剩無幾，遺蹤變化也大。另外說，大家現在都忙著生活、掙錢，很少有心去猜謎。你別把別廷芳的事搞得瓜清水白，也沒人給你一文錢獎金！苦勞作又沒什麼報酬，這樣的傻事誰幹？
西峽人幹了。再確切地說是西峽幾位有心人做了這個工作，而且幹幹淨淨漂漂亮亮做下來了。這部書呈現在我們眼前，有了這麵小鏡子，參照中國現當代史這麵大鏡子，可以照見我們昔日的形貌衣冠，也可以想知很多未及思索的時代見識。這件事做得很“酷”。
寄語洛陽
我這一生是三個“陽”，生在昔陽，幼在洛陽，落在南陽。就這麼三個情結，陪伴縈繞了六十五年。
幼時的事不記得什麼了。1948年吧，那時我才三歲。從風陵渡過黃河，天上下著奔騰大雪，我身上裹著重重繈褓，躺在舅舅懷裏，大睜著眼看著絳紅的天和船桅檣，聽著黃河巨浪的濤聲，不時地，有雪花落在臉上，我便大聲地哭。舅舅哄不住我，氣得媽媽嗬斥我“再哭，扔你到黃河裏”……也就是這個記憶吧，當時隨母、舅到哪裏去做什麼，全然是一片混沌。
後來才知道，是隨劉鄧大軍過黃河到洛陽。
這算是我的人生第一筆：到欒川，繼而到陝縣——也就是今天的三門峽——欒川、陝縣都屬洛陽，其實是已入洛陽開花。
絕大多數人生幼時都是隨父母的命運播遷流移，我當然也不例外。
當然，後來我的命運很複雜：到南陽去當兵、轉業、寫書、下煤窯、蓋房子、砌河堤、當通訊員、打坑道、轉業寫書、變成二月河。一個鏡頭一個樣，一個身份，其實人人都一樣，一輩子孫行者七十二變。
就我自己的體會，變動著的東西不稀罕，不貴重，凝固了的人生才會變成永恒。複雜的東西不值得追求，你看很多曆史上的政要人物，名流大家，忽拉巴就出家了。追一追他的那點子心境，是在避難或逃避複雜。盡管我珍視它，但我絕不留戀。
不變的愈來愈彰明的歡樂，值得人珍視與留戀隻有一樣，那便是人的童年，我十三歲隨母親離開洛陽，把我最美好的年華給了她，她把結晶了的美帶入我的終生。說到靈犀相通，你能體味“銅山西崩洛鍾東應”，倘你情愛失意，“洛陽花好，偏我來遲”，隻會一聲歎息。如同洛神，你讀、你體味，惹得令人立時麵色蒼白，美是能夠愈來愈強烈地升華不竭的。
當然，我十三歲時不可能有什麼學問，離開洛陽，隻是夢中動不動就“回去了”：龍門大石佛伊闕的大濕地——現在還有沒有？那時在這裏可以捉到蘆塘裏二百斤重的大黑魚——邙山呀、洛河呀、白馬寺呀、天津橋呀、黃河落日呀……走馬燈一樣，一輩子的夢境是真真切切。
直到過了而立之年，“九朝故都”這個詞的真正分量才掂了出來。
就我自己的體味，南京六朝金粉之地，且又作過民國首都，人們至今隱然有著“首都意識”，這也倒罷了，因為不作首都才幾十年。但洛陽人，至今仍然有這種“首都意識”，自尊、自豪、自矜、不自大，但更高看自己一眼，高情趣的精神生活追求，享受自己的形象與都市品級的配合……這都是我所理解的首都情結，洛陽都有。它可是多少多少年沒再當首都了啊！
這樣的意識，開封沒有了。杭州富得流油，但也沒有了。但洛陽還有還在，原因是什麼？
曆史的東西都差不多，譬如西安。洛陽的文憑高、老、大。是河洛文化的策源地，是佛教的祖庭。孔子學說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太大了，但他的理論基礎的形成也在洛陽。這曆史、這文化，還有她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曾經起過的巨大作用。也許是這些不能改變的原因，形成了洛陽人的不能改變的首都或都市意識。
洛陽的事是說不完的，一位俄國漢學家說，給我一立方米洛陽土，我終生受用不盡，研究不完。若我回他的話：一立方尺土你也研究不盡，你到洛陽看看就知道了！
洛陽真該有一部通史；
現在真的有人做這事了；
我真的很欣慰，愉快。
是為序。
給勇滿然《中華古梅畫譜》序
勇滿然先生要出這本畫集，幾次來電話請我寫點什麼。說老實話，因為先天色盲（紅色），命中注定也是個畫盲。一個畫盲對畫家說些實話，怕是要招人笑話的。
雖說如此，我也並非全然妍媸不辨。我更喜愛從文學角度去賞析書畫作品，雖然也略有些心得。滿然送我的竹、梅，還有自己的畫冊、圖片等等，就在案頭放著，有的尚未裝裱，常常把玩展觀，看得神迷情怡、思慮幽遠。鬆、竹、梅是個畫苑中老而又老的題材了，是為“歲寒三友”。中國畫有史以來，它們似乎就是壇場主角。它們的寓意是什麼呢，它們畫出什麼呢？我看，不論何種流派，筆底用心中都是表現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心態。以物寓人，畫的是知識分子，畫的是作者自己。鬆是虯鬆，是山中風欺雪壓的鬆；竹是風中竹，是石中孤峭的竹；梅是雪中梅，周天寒徹中的孤芳。有的作家擅鬆，有的則擅竹或梅，三者兼長者不多，但我認為滿然先生就是一位。諸多評家從技法以及作品神韻上給了他極高的評論。這上頭我外行，我隻能感覺，他的畫集中了一個“傲”字。
其實就是這個“傲”字，真真實實是鬆竹梅的神，是它們的精髓所在，這與牡丹的玉堂富貴該是有著敵抗意味的。這與菊的超逸不群，與蘭的君子風采也是異趣。傲寒，就是它們的特色，因而滿然求詩，特給他寫了幾首：
梅：
獨標嫵媚矗雪岩，
冰心羞向東風言。
清姿原不恨春遲，
胭脂點遍野郊寒。
鬆：
不謝祖龍自雄古，
罡風起時乘英骨。
猶見奇磊泰山老，
濤聲嘯滿青州舞。
梅：
行吟屈子憶湘妃，
青帳深處隱山鬼。
風櫛株株立孤峭，
雨沐節節依塊壘。
就這幾首陋詩寄滿然，是我的高興，也是我的期待吧。
《月照上人禪畫叢集》序
早年讀清人筆記，是紀曉嵐還是什麼人，到寺裏隨喜，想拜訪方丈大和尚。小沙彌回說，“師父不在”，接著替師傅叫苦，早上見某檀越，接著某貴人來訪，寺裏大興土木又得到施工處看防著工人怠惰，某某大人喜得貴子，師父又要親送法物過去相賀……種種煩難，局外人不能知雲雲。紀曉嵐便回了一句，“你師父這樣多的苦惱，何不出家？”
我原以為這是乾隆時候一道風俗世情，後來讀得多了，也見得多了，才曉得，但凡世道興旺，人們有錢，有閑，大致和尚們便要苦惱繁瑣。人們有錢，要布施，那布施也有大有小，鬥升之資有小和尚去應酬，或弄個“功德箱”你自個去塞罷；有的檀越捐款，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那麼，大和尚就得親自出麵接洽。小人物來寺裏拜佛，自己在蘭若裏徜徉轉悠就是；大人物來了，老和尚又另一樣俗忙。這是件很無奈的事。和尚們忙，他們無法“出家”。或者說這樣的“忙”腐蝕了他們，腐蝕得他們除了俗務應酬什麼出家人的事也不做了。一腦子心事“發展旅遊”。
和尚也是人，他們這樣俗務纏身，從本願寅絛上說並沒有錯誤。我的意思是說，你自己就沒有清淨心，你怎會給了別人這種心？
但月照不同。生在當今世道，我相信他也會有諸多的社會應酬。但是，他的天目山有著不可向邇的佛意。他自己忙著的，也是在修他的“禪”韻。你不需要去尋什麼證據，看一看他的畫就知道了。我第一次見到他的畫，就對家人說：“這是個高僧，你們要明白，沒有禪心畫不出這樣的畫。”
和尚是什麼？如果把佛寺比作一個學校，教著芸芸眾人生向化向善之心，這些僧侶們其實就是一群佛派出來的老師。人們向佛禮佛，佛已涅槃，就由這些“師父”們來圖說大義。
我聽說，佛教在曆史上又得名“像教”，蓋“以像設教”之故。可見佛像藝術之於佛教，竟是何等的重要了。佛教經籍浩如煙海，佛教哲理古奧深邃，常使學佛修道之人，如人莽莽群山，茫茫叢林，短時之內，難獲要領。而佛像藝術，則如“輕舟撐長帆，絕壁掛雲梯”，正是引領眾生趨向解脫的方便法門。縱觀佛教在我中華大地弘傳的兩千年曆史，就是佛經所傳述的理體法身與佛像所呈現的藝術化身之間，互相印契，互相顯發的曆史。佛像藝術，猶如納藏大千世界的一粒沙塵，或似開敷莊嚴法界的一瓣花葉，既聚結道體，具福田之廣；更包蘊禪心，兼慧海之深。
然而近世以來，佛像藝術衰落了。與前代的顧愷之、吳道之、貫休、李公麟諸輩梵畫聖手比較起來，現在已經鮮有能夠啟發世人斷疑起信、滅癡破闇，幫助見聞者清淨宿業、同登佛地的佛像藝術上乘之作了。可是鮮有不等於沒有——據我所見，至少還有一位當代的佛像藝術大師，其作是稱得上“禪畫”的。其為誰也？月照上人！
在本書留給我的寶貴篇幅裏，我不用為月照上人多作介紹了。這裏隻就月照上人的作品何以稱得上“禪畫”的問題，談兩點我的看法，以求教於佛學及藝術領域的方家。
我認為，禪畫，禪畫，必須具足“禪”與“畫”這兩種要素，方能圓滿成就。什麼意思呢？簡單說來，就是一幅真正的禪畫，是“看禪有禪，看畫有畫”，同時又是“禪在畫中，畫在禪裏”的。
欲認識月照上人的禪畫，且容我學一回“野狐談禪”，從上人之“禪”說起。
作為佛像的繪畫者，首先應該具足對佛、菩薩形像的正知正見。“佛”其實隻是一個名字罷了，“他”的真實所指，是我們人人心中都具足圓滿的平等覺性。“佛”本來是無“像”的，不可以音聲求，不可以形相求，所以《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裏，“如來”即佛法真理——佛陀所親證的平等智、平等覺之代稱。佛、菩薩的形像，歸根結底也是“相”，但其施設的目的在於“設教”。雖然佛法真理是“言語道斷”，不落言筌的，諸佛之身亦離諸言說，隨機應現，無有定相。但因眾生顛倒執著，分別心重，佛無形像，眾難歸投，心無所依。人的眼睛被稱為靈魂之窗，是觸及心靈的通道。佛像藝術，正是要使人藉由眼睛的觀察，窺破相與非相的玄機，惕然憬悟，進而自然脫化，超凡入聖。圖繪佛像，就如標月之指，司南之針，教人在解脫路上有方向可憑，有榜樣可學。故此佛像繪畫，功能首在“教化”。既為教化，畫者就不可在佛像繪畫中夾帶“私貨”，過分強調個人主觀感受和個性化技巧的表現，而隻可以佛法真理為究竟皈依。欲將世俗一般繪畫上升至禪畫高度，畫者須秉出世脫俗之誌，入佛知見之心。先將胸臆內中所有的情見染識，一掃而光，方能進入心淨即淨土之境界，方可與佛、菩薩感應道交。
所謂禪畫，就是“畫禪”，是用繪畫的形式吐露禪心，傳達禪意，指示禪機。欲成為禪畫家，就必須通達心性之學。月照上人本身就是一位般若大師，他常能通過深入淺出的開示引導，使人獲得悟性之體驗，在對無上禪悅的感受中複見本來麵目。
對我而言，觀摩月照上人作畫的過程，就是感悟禪理的時機。月照上人的禪畫藝術，既是他孜兀窮年研習書畫之功的積累，更是禪家本覺自性的流露，是深得心源、返達法體的境界寫照。上人進行禪畫創作的方式及程序，皆不同於世俗藝術創作。在他作畫之前，首先要熏沐頂禮，諷誦真言經句，就藝事而作法事，祝畫幾而為壇場，化方丈之室為無量沙界，止定運觀，至心禮請十方諸佛菩薩光降於鬥室之內，邀集三界龍天護法神眾周匝擁護。當此定慧雙運之時，神遊於六合八荒之外，身得與靈山蓮池龍華諸會，諸佛菩薩、龍天護法一一於定境之中示現分明。上人目乃識之，心乃念之，筆乃繪之，遂成當今世人有幸瞻睹之佛畫巨構。
再說月照上人之畫。大凡具有真境界的禪畫家，都會斷然擯棄玩弄筆墨技巧與概念遊戲。月照上人在禪畫創作題材的抉擇上寄“求真”於“務實”，筆出於心。他的白描人物禪畫，以充分刻畫對象的內心世界為旨趣，下筆斬截，略無滯礙。所繪的佛、菩薩像，慈容藹然，靜穆端嚴。襯物襯景，無不傳神；片雲泓水，俱顯妙諦。唯有經過學養、道德、心靈的三重修煉，繪畫之筆方可無所不能。上人所繪佛像，姿態萬千，瑰麗多姿：說法圖有說法之妙，涅槃相有涅槃之味。佛陀有佛陀之莊嚴，菩薩有菩薩之妙相，羅漢有羅漢之清容，金剛有金剛之神威。正是：“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神韻，尺幅上脫去俗氣，混沌裏放出光明。”觀賞者心靈中所蘊藏的美好情操被悄然引發出來，不覺進入人佛交接的境地。
月照上人的禪畫，直現人類精神之最高境界，直訴生命與宇宙之真實哲理，釋放出智慧的能量，透射著彼岸的光芒。它是有形之梵唄，無聲之禪詩！幽明心神交彙之升華；遠離塵俗香煙之高標！
為賀《月照上人禪畫叢集》付梓，謹將拜觀上人禪畫所獲一二管見，連綴成文。勉為之序。
臥龍崗上靈石不言
我這人一輩子喜歡吃、喜歡玩兒、喜歡文學、喜歡曆史和哲學，似乎現在文字上是有了點出息。世道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一方麵有出息，人們往往認為他會“方方麵麵都優秀”。連我的字……書法……也會有人出錢買。
其實我的字“那是相當的”——糟，我自己曉得。自幼挨母親訓斥，遭老師鄙夷，受同學譏諷。當初遞稿子進出版社，大致的評價“文筆佳，字體差”也是個基本評價。我的字忽然有了“身價”，是《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係列小說出筆後一夜之間發生的事。
但是，其實我很愛看書法的。我十三歲到南陽臥龍崗匆匆在這塊碑書《出師表》前走過，它的影子便一下子印進了我的心裏。從那時到現在，這座碑廊和嶽飛寫在上頭的“字”前，我不知流連憑吊和仔細審量了——用一句佛經裏的話是“恒河沙數”，不，“白河沙數”那樣關切審望它的了。後來又見到毛澤東的狂草書法，不知怎的似曾謀麵，心裏默計，有這麼個念頭，很可能的是，這位偉人是臨摹過它，並對他的書法有了很大影響的。
現在南陽和襄樊都在爭奪諸葛亮的“躬耕地”，襄樊似乎是占了上風。這叫人很不明，原來諸葛某人自己說的不算數，倒是一千多年後我們的專家才搞清楚他“不在南陽”。前段報載，教科書裏頭注解“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南陽，在襄樊一帶”——我不是古地圖專家，但是我會看現代地圖。我總認為這個說法很有毛病，南陽似乎不在“那一帶”，南陽是東漢的陪都，“美”、“富”、“昌”、“都”都遠過襄樊偏隅之地。如果小學生造句說：“中國在不丹、錫金一帶。”“北京在通州一帶。”“武漢在××一帶”……不知老師是會哭還是笑呢？“胸中不正”不但眸子會“眊”，連話都不會說。我們一些學富五車的專家瞪著眼說瞎話，無視諸葛亮自說履曆，曲講經史語解文義，不知魏晉，謊說漢唐——其用心真不可問。
這塊碑它不說話。它矗立在南陽臥龍崗，年頭已經老了去了。
然這碑也是曆史有爭議的。早聽專家說過，它並非嶽飛親書。但也有說它是嶽飛所作。這碑群書法南陽有，成都有，襄樊也有……人們不去說那些碑，是不是可以這麼說，那些別處的碑，肯定是假的，而南陽的這個則有可能是假的，就算是假的，它是明代出土，無疑明代石碑，本身就是真文物——你有嗎？
這隻是一種設想，持“假”說的人的主要依據是後頭那段“跋”，他們不知是怎樣考證，紹興戊午年，嶽飛沒有到過南陽，因此那“跋”肯定是“假的”。老天呐！這個說法真的是太“那個”了。我不能拿別人的例子，隻能說自己。我今年六十五歲，這半輩子到過哪裏，在哪個旅店歇過腳，我自己也考證不得，再過數百年，若有學者有興趣，考證二月河去沒去過大同的九龍壁前，他們倒能斷言？
我是山西血統，隨父母南下在南陽駐足落腳。對諸葛亮躬耕地，對“南陽一寶”的這通碑的鑒證，不似現在的南陽人那樣銘心刻骨地“痛切”，平心換位思考，我在想，假如我在襄樊落腳，我會怎樣？細思量，我也許會像石頭那樣不吭聲。
不吭聲也是一種態度，就如這個碑廊，現在是修葺了一下，沉靜地橫在臥龍崗上，無論誰來，掏錢不掏錢，作不作“工作”，它都是默然，鬆柏掩映角樓鬥拱之間，還有明政府祭祀諸葛的禮部頌文碑，那是明時的“中央文件”，帶編號的，也不言聲，矗在嶽飛書碑不到二十米處，石上青苔都也斑駁陸離。一語不發，上頭都是文字和言語，默默看著來來去去的遊人與過客。
庚寅年季春，南陽漢畫館重印臥龍崗嶽飛書《出師表》，有感為亭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