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專欄文章最後，筆者留下了這樣一個問題：自2008年年底到2010年年底這兩年多的時間裏，中國經濟體內的廣義貨幣M2淨增了25.1萬億，與2010年中國的39.8萬億元的GDP總量之比高達64%，竟是這兩年GDP增量的2.59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25萬億廣義貨幣到底是如何創生出來的？它是像《一千零一夜》那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漁夫從一個叫央行的魔瓶中釋放出來的“數字巨魔”？在上一篇專欄文章中，我們曾提到，要真正理解這一問題，必須從凱恩斯主義，尤其是後凱恩斯主義的內生貨幣理論來認識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機理，才有可能明白個中道理。在這篇專欄文章中，讓我們先來簡單梳理一下貨幣內生論基本思想的演變脈絡。
從思想史上來說，從經濟學成為一門學問那一天開始，就始終離不開有關貨幣問題的探討，也始終存在著貨幣供給到底是外生注入還是市場過程內生出來的爭論。凱恩斯曾被認為是這種現代貨幣內生論的係統闡釋者，如果說不是集大成者的話。然而，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盡管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從凱恩斯的《通論》出版才誕生的，但大多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講的貨幣理論，卻是貨幣主義的“外生供給說”，凱恩斯的內生貨幣理論，則基本上被人們所遺忘和忽略了。
翻開大多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馬上就會發現，其中所講的貨幣理論，其核心思想是，貨幣是由中央銀行外生供給的，因而央行可以通過利率、銀行準備金以及公開業務市場操作等政策工具來調節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和實際產出。這一主流的貨幣主義和貨幣數量論的貨幣理論也自然認為，通貨膨脹最終是由基礎貨幣的增長來決定的，即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裏德曼的那句名言：“通貨膨脹永遠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隻是一種貨幣現象。”基於這一主流的宏觀經濟理論和認識，貨幣決策層的通常做法是：物價漲了，央行就升息，或提高銀行準備金，或通過公開業務市場收回流動性；物價跌了，就用反向的貨幣政策手段來增發基礎貨幣，控製“流動性”。噢！這宏觀調控，在一些人眼中，好像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這也難怪我們的貨幣政策好像被用得駕輕就熟——三年之間就來過三次180度的大轉向了！
貨幣供應真的如大多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所教的那樣是一條垂直曲線、可以由中央銀行來任意左右和移動因而是全部外生的？或者說基礎貨幣、貨幣乘數都可以任由央行“收發自如地”來自由操控？按照純貨幣外生論觀點，你也許可以這樣認為，但是如果按照凱恩斯尤其是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來看待現代市場經濟運行，就完全不同了。凱恩斯認為，貨幣供給並不是央行可以自行決定的，而是經濟體係內的許多因素決定的，因而貨幣尤其是廣義貨幣M2，則是由一國經濟活動內生創生出來的。對一般人來說，貨幣不是央行發出來的，而是經濟活動內部生成的，那肯定是一個天方夜譚。大家一定會問：這怎麼可能？凱恩斯有沒有搞錯？
事實上，從經濟思想史上來追溯，“貨幣內生說”已經有久遠的曆史了。如果說蘇格蘭道德哲學家大衛·休謨的貨幣數量論是現代貨幣主義的鼻祖的話，那麼另一位18世紀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圖亞特（James Stewart）則是內生貨幣論的始作俑者。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斯圖亞特就提出了貨幣供應不是由政府所決定的，而是與經濟體係的活動相適應的內生貨幣論的思想萌芽。稍晚一些，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提出過一些貨幣供給是由經濟體內生的觀點和想法。後來，瑞典學派的創始人威克塞爾（Johan G. K. Wicksell）在19世紀末進一步提出貨幣供應是由貨幣需求決定的內生變量。這些早期經濟學家的貨幣內生論的猜測，到20世紀30年代在凱恩斯那裏得到了係統的闡發。在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中，凱恩斯就較明確地提出，貨幣供應是內生的，是由企業和個人等從商業銀行的貸款所決定的，因而並不是能由中央銀行所能完全控製的“外生變量”，即“通貨膨脹”的邏輯不是M→PY（貨幣主義依照貨幣數量方程的外生供給說），而是P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