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的這一思想，在後凱恩斯主義的一些經濟學家如明斯基、戴維森、卡爾多特別是摩爾那裏得到了更明確的闡釋。按照這些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當人類經濟社會進入信用貨幣階段後，貨幣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貸款產生的，因而事實是銀行貸款創造銀行存款，並不是央行在主動地向經濟體內注入貨幣。例如，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對貨幣主義的懲罰》一書中，摩爾就指出：“在任何時候，或在一切時候，貨幣存量由需求來決定，而利息率則由中央銀行來決定。”其後，在1988年發表於《後凱恩斯經濟學雜誌》上的一篇題為“內生貨幣供給”這一影響甚大的文章中，摩爾又進一步指出，信用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很強。由於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要受製於商業銀行和企業以及家庭的經濟活動，導致央行無法控製基礎貨幣的供給。由此他還認為，連貨幣乘數也是市場交易過程中的貨幣需求決定的，因而，不僅廣義貨幣，甚至基礎貨幣也都可以視為內生的。沿著這一論辯思路，這些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發現，如果中央銀行無力控製一個經濟體內部的貸款量，那也就無法控製經濟體內部的貨幣存量。
貨幣內生論的這些見解，近些年來逐漸被中國的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和貨幣經濟學家所接受。近幾年來中國金融界的許多研究發現，中國的貨幣供給確實具有明顯的“內生性”。另外，夏斌和廖強在2001年的研究中曾發現，自1996年中國政府正式確定了貨幣供應量這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開始，中國政府決策層的貨幣供應量目標就幾乎沒有實現過，因而中國政府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呈現出了下降趨勢。這也反過來印證了貨幣供給並不是央行所完全控製的這一判斷。同樣，要理解2008年世界經濟衰退以來這兩年廣義貨幣M2的25萬億多的創生，看來也隻有依照貨幣內生論才能給予一些解釋。
內生貨幣理論真的會有這麼神奇嗎？其理論論辯能否站得住腳？它能否給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體內廣義貨幣的快速創生給予一些理論解釋？這些問題讓我們且留待下期專欄文章中用三塊和田玉的故事再來展示其中的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