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亂的時候，有著極端的反叛情緒，盲目地傾向於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的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紮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給也頻的影響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傷感與虛無。那一個時期他的詩，的確充滿了這種可悲的感情。我們曾經很孤獨地生活了一個時期。在這一個時期中，中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們卻蟄居北京，無所事事。也頻日夜鑽進了他的詩，我呢，隻拿煩悶打發每一個日子。現在想來，該是多麼可惋惜的啊！這一時期如果應該受到責備的話，那是應該由我來負責的。因為當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已經老早就進過共產黨辦的由陳獨秀、李達領導的平民女子學校，和後來的上海大學。在革命的隊伍中是有著我的老師、同學和摯友。我那時也曾經想南下過，卻因循下去了。一直沒有什麼行動。
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四一二”、“馬日事變”等等才打醒了我。我每天聽到一些革命的消息，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隻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掙紮。我的苦痛，和非常想衝破舊的狹小圈子的心情，也影響了也頻。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們都帶著一種朦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開始的時候我們還隻能個人摸索著前進，還不得不把許多希望放在文章上。我們兩人加上沈從文，就從事於雜誌編輯和出版工作。把雜誌和出版處都定名為“紅黑”，就是帶著橫豎也要搞下去，怎麼樣也要搞下去的意思。後來還是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堅持下去。但到上海後，我們的生活前途和寫作前途都慢慢走上了一個新的方向。
也頻有一點基本上與沈從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個愛幻想的人，他是一個喜歡實際行動的人；不像沈從文是一個常處於動搖的人，既反對統治者（沈從文在年輕時代的確有過一些這種情緒），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也頻卻是一個堅定的人。他還不了解革命的時候，他就詛咒人生，謳歌愛情；但當他一接觸革命思想的時候，他就毫不懷疑，勤勤懇懇去了解那些他從來也沒聽到過的理論。他先是讀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後來也涉及到其他的社會科學書籍。他毫不隱藏他的思想，他寫了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那時我們三人的思想情況是不同的。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羨慕紳士階級，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滿足於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當一個教授。他到吳淞中國公學去教書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識地對左翼的文學運動者們不知為什麼總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為比他們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終規避著從文的紳士朋友，我看出我們本質上有分歧，但不願有所爭執，破壞舊誼，他和也頻曾像親兄弟過。但我也不喜歡也頻轉變後的小說，我常說他是左傾幼稚病。我想，要麼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麼寫文章。我那時把革命與文學還不能很好地聯係著去看，同時英雄主義也使我以為不搞文學專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確對從實際鬥爭上退到文學陣營裏來的革命者有過一些意見），否則，就在文學上先搞出一個名堂來。我那時對於我個人的寫作才能多少有些過分的估計，這樣就不能有什麼新的決定了。隻有也頻不是這種想法。他原來對我是無所批判的，這時卻自有主張了，也常常感歎他與沈從文的逐漸不堅固的精神上有距離的友誼。他怎樣也不願失去一個困苦時期結識的摯友，不得不常常無言地對坐，或話不由衷。這種心情，他隻能告訴我，也隻有我懂得他。
辦“紅黑出版社”是一個浪漫的冒險行為，後來不能繼續下去，更留給我們一筆不小數目的債務。也頻為著還債，不得不一人去濟南省立高中教書。一個多月以後，等我到濟南時，也頻完全變了一個人。我簡直不了解為什麼他被那麼多的同學擁戴著。天一亮，他的房子裏就有人等著他起床，到深夜還有人不讓他睡覺。他是濟南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惟物史觀，宣傳魯迅與雪峰翻譯的那些文藝理論，宣傳普羅文學。我看見那樣年輕的他，被群眾所包圍、所信仰，而他卻是那樣的穩重、自信、堅定，侃侃而談，我說不出地欣喜。我問他：“你都懂得嗎？”他答道：“為什麼不懂得？我覺得要懂得馬克思也很簡單，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個立場。”我不相信他的話，我覺得他很有味道。當時我的確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許久的後來，我才明白他的話，我才明白他為什麼一下就能這樣，這的確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關係。
後來他參加了學校裏的一些鬥爭。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這沒有使他消極，他更成天和學生們在一起。有些同學們在他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文學研究會，參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經不是文學的活動，簡直是政治的活動，使校長、訓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說普羅文學了。我記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學校都轟動起來了。一群群學生到我們家裏來。大家興奮得無可形容。晚上，也頻和我又談到這事，同他一道去濟南教書的董每戡也在一道。我們已經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依靠著我的經驗，我說一定要找濟南的共產黨，取得協助，否則，我們會失敗的。但濟南的黨怎樣去找呢？究竟我們下學期要不要留在這裏，都成問題。也頻特別著急，他覺得他已經帶上這樣一個大隊伍，他需要更有計劃。他提議他到上海去找黨，由上海的關係來找濟南的黨，請他們派人來領導，因為我們總不會長期留在濟南，我們都很想回上海。我和董每戡不讚成，正談得很緊張時，校長張默生來找也頻了。張走後，也頻告訴我們道：“真湊巧，我正要去上海，他們也很同意，且送了路費。”我們不信，他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卷鈔票，是二百元。也頻說：“但是，我不想去了。我要留在這裏看看。”我們還不能十分懂，也頻才詳細地告訴我們，說省政府已經通緝也頻了，說第二天就來捉人，要抓的還有楚圖南和學生會主席。何思源（教育廳長）透露了這個消息，所以校長甘冒風險，特為送了路費來，要他們事先逃走。看來這是好意。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三個人都沒有什麼經驗，也不懂什麼懼怕。也頻的意見是不走，或者過幾天走，他願意明白一個究竟，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那些同學，他要向他們說明，要勉勵他們。我那時以為也頻不是共產黨員，又沒有做什麼秘密組織工作，隻宣傳普羅文學難道有罪嗎？後來還是學校裏的另一個教員董秋芳來了，他勸我們走。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較與我們靠近的，他自然多懂些世故。經過很久，才決定了，也頻很難受地隻身搭夜車去青島。當我第二天也趕到時，知道楚圖南和那學生會主席也都到了青島，那年輕學生並跟著我們一同到了上海。
上海這年的夏天很熱鬧，剛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聯盟和社會科學家聯盟等團體在上海都有許多活動。我們都參加了左聯，也頻並且在由王學文與馮雪峰負責的一個暑期講習班文學組教書。他被選為左聯的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讚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裏寫我的小說《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是八月間的事吧。也頻忽然連我也瞞著參加了一個會議。他隻告訴我晚上不回來，我沒有問他。過了兩天他才回來，他交給我一封瞿秋白同誌寫給我的信。我猜出了他的行動，知道他們會見了，他才告訴我果然開了一個會。各地的共產黨負責人都參加了，他形容那個會場給我聽。他們這會開得非常機密。他說，地點在一家很闊氣的洋房子裏，樓下完全是公館樣子。經常有太太們進進出出，打牌開留聲機。外埠來的代表，陸續進去，進去後就關在三樓。三樓上經常是不開窗子的。上海市的同誌最後進去。進去後就開會。會場滿掛鐮刀斧頭紅旗，嚴肅極了。會後是外埠的先走。至於會議內容，也頻一句也沒有告訴我，所以到現在我還不很清楚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會。但我看得出這次會議更加引起了也頻的濃厚的政治興趣。
看見他那一股勁頭，我常笑說：“改行算了吧！”但他並不以為然，他說：“更應當寫了。以前不明白為什麼要寫，不知道寫什麼，還寫了那麼多，現在明白了，就更該寫了。”他在擠時間，也就是說在各種活動、工作的短促的間歇中爭取時間寫他的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麵》。
這一時期我們生活過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苦都嚴肅。以前當我們有了些稿費後，總愛一兩天內把它揮霍去，現在不了，稿費收入也減少，有一點也放在那裏。取消了我們的一切娛樂。直到冬天為了我的生產，讓產期過得稍微好些，才搬了一個家，搬到環境房屋都比較好些的靠近法國公園的萬宜坊。
陽曆十一月七號，十月革命節的那天，我進了醫院。八號那天，雷雨很大，九十點鍾的時候，也頻到醫院來看我。我看見他兩個眼睛紅腫，知道他一夜沒有睡，但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光明在我們的前麵》已經完成了。你說，光明不是在我們前麵嗎？”中午我生下了一個男孩。他哭了，他很難得哭的。他是為同情我而哭呢，還是為幸福而哭呢？我沒有問他。總之，他很激動地哭了。可是他沒有時間陪我們，他又開會去了。晚上他沒有告訴我什麼，第二天他才告訴我，他在左聯的全體會上，被選為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並且他在請求入黨。這時我也哭了，我看見他在許多年的黑暗中掙紮、摸索，找不到一條人生的路，現在找著了，他是那樣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們前麵，光明已經在我們腳下，光明來到了。我說：“好，你走吧，我將一人帶著小平。你放心！”
等我出醫院後，我們口袋中已經一個錢也沒有了。我隻能和他共吃一客包飯。他很少在家，我還不能下床，小孩愛哭，但我們生活得卻很有生氣。我替他看稿子，修改裏麵的錯字。他回來便同我談在外麵工作的事。他是做左聯工農兵文學委員會工作的，他認識幾個工人同誌，他還把其中一個引到過我們家裏。那位來客一點也不陌生，教我唱《國際歌》，喜歡我的小孩。我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新鮮情感。
為著不得不雇奶媽，他把兩件大衣都拿去當了。白天穿著短衣在外邊跑，晚上開夜車寫一篇短篇小說。我說，算了吧，你不要寫那不好的小說了吧。因為我知道他對他寫的這篇小說並不感興趣。他的情緒已經完全集中在去江西上麵。我以為我可以起來寫作了。但他不願我為稿費去寫作。從來也是這樣的，當我們需要錢的時候，他就自己去寫；隻要我在寫作的時候，他就盡量張羅，使家中生活過得寬裕些，或者悄悄去當鋪，不使我感到絲毫經濟壓迫，有損我的創作心情。一直到現在，隻要我有作品時，我總不能不想起也頻，想起他對於我的寫作事業的尊重，和盡心盡力的愛護與培養。我能把寫作堅持下來，在開始的時候，在那樣一段艱苦的時候，實在是因為有也頻那種愛惜。
他的入黨申請被批準了，黨組織的會有時就來我們家裏開。事情一天天明顯，他又在上海市七個團體的會上被選上，決定要他去江西。本來商量我送小平回湖南，然後我們一同去的，時間來不及了。隻好仍作他一人去的準備。後來他告訴我，如果我們一定要同去的話，馮乃超同誌答應幫我們帶孩子，因為他們也有一個孩子。這件事很小，也沒成功，但當時我們一夜沒睡，因為第一次感到同誌的友情，階級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過去所追求的很多東西，在舊社會中永遠追不到，而在革命隊伍裏麵，到處都有我所想象的偉大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