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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介紹的是瞿秋白的第一個愛人王劍虹。
一九一八年夏天，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師範預科學習的時候，王劍虹已經是師範二年級的學生了。那時她的名字叫王淑璠。我們的教室、自修室相鄰，我們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見。她好像非常嚴肅，昂首出入，目不旁視。我呢，也是一個不喜歡在顯得有傲氣的人的麵前笑臉相迎的，所以我們從來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雙智慧、犀銳、堅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覺得她大概是一個比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學吧。果然，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我們學校的同學行動起來時，王劍虹就成了全校的領頭人物了。她似乎隻是參與學生會工作的一個積極分子。但在辯論會上，特別是有校長、教員參加的一些辯論會上，她口若懸河的講詞和臨機應變的一些尖銳、透辟的言論，常常激起全體同學的熱情。她的每句話，都引起雷鳴般的掌聲，把一些持保守思想、極力要穩住學潮、深怕發生越軌行為的老校長和教員們問得瞠目結舌，不知如何說，如何作是好了。這個時期，她給我的印象是極為深刻的。她像一團烈火，一把利劍，一支無所畏懼、勇猛直前的隊伍的尖兵。後來，我也跟在許多同學的後邊參加了學生會的工作，遊行、開講演會、教夜校的課，但我們兩人仍沒有說過話，我總覺得她是一個渾身有刺的人。她對我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也許她覺得我也是一個不容易接近的人吧。
這年暑假過後，我到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後來又轉嶽雲中學學習。在這兩年半中，我已經把她忘記了。
一九二一年寒假，我回到常德，同我母親住在舅舅家時，王劍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來看我母親和我了。她們的姐姐都曾經是我母親的學生，她們代表她們的姐姐來看我母親，同時來動員我去上海，進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原來，王劍虹是從上海回來的，她在上海參加了婦女工作，認得李達同誌的愛人王會悟等許多人，還在上海出版的《婦女聲》上寫過文章。她熱忱於社會主義，熱忱於婦女解放，熱忱於求知。她原是一個口才流利、很會宣傳鼓動的人，而我當時正對嶽雲中學又感到失望，對人生的道路感到彷徨，所以我一下便決定終止在湖南的學業，同她冒險到一個熟人都沒有的上海去尋找真理，去開辟人生大道。
從這時起，我們就成了摯友。我對她的個性也才有更深的認識。她是堅強的，熱烈的。她非常需要感情，但外表卻總是冷若冰霜。她是一個失去了母親的女兒。我雖然從小就沒有父親，家境貧寒，但我卻有一個極為堅毅而又灑脫的母親，我從小就習慣從痛苦中解脫自己，保持我特有的樂觀。……
但現實總是殘酷的。我們碰到許多人，觀察過許多人，我們自我鬥爭，但我們對當時的平民女校總感到不滿，我們決定自己學習，自己遨遊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獄。當我們把錢用光，我們可以去紗廠當女工、當家庭教師，或者當用人、當賣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讀書、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
一九二三年夏天，我們兩人到南京來了。我們過著極度儉樸的生活。如果能買兩角錢一尺布做衣服的話，也隻肯買一角錢一尺的布。我們沒有買過魚、肉，也沒有嚐過冰淇淋，去哪裏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錢全買了書。我們生活得很有興趣，很有生氣。
一天，有一個老熟人來看我們了。這就是柯慶施，那時大家叫他柯怪，是我們在平民女子學校時認識的。他那時常到我們宿舍來玩，一坐半天，談不出什麼理論，也談不出什麼有趣的事。我們大家不喜歡他。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感到他來這裏是想追求誰，想找一個女友談談戀愛，或是玩玩。因此，我們盡管嘲笑他是一個“爛板凳”（意思是說他能坐爛板凳），卻並不十分給他下不去，他也從來不怪罪我們。這年，他不知從什麼地方知道我們在這裏，便跑來看我們，還雇了一輛馬車，請我們去遊靈穀寺。這個較遠的風景區我們還未曾去過咧。跟著，第二個熟人也來了，是施複亮（那時叫施存統）。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好人，他是最早把我們的朋友王一知（那時叫月泉）找去作了愛人的，他告訴我們他和一知的生活，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女兒。這些自然引起了我們一些舊情，在平靜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後來，他們帶了一個新朋友來，這個朋友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麵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地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地飄過來，我和劍虹都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這個人就是瞿秋白同誌，就是後來領導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取代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後來又犯過盲動主義錯誤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許多文藝工作、在文藝戰線有過卓越貢獻、同魯迅建立過深厚友誼的瞿秋白；就是那個在國民黨牢獄中從容就義的瞿秋白；就是那個因寫過《多餘的話》被“四人幫”誣為叛徒、掘墳揚灰的瞿秋白。
不久，他們又來過一次。瞿秋白講蘇聯故事給我們聽，這非常對我們的胃口。過去在平民女校時，也請另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同誌講過蘇聯情況。兩個講師大不一樣，一個像瞎子摸象，一個像熟練的廚師剝筍。當他知道我們讀過一些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的書的時候，他的話就更多了。我們就像小時候聽大人講故事似的都聽迷了。
他對我們這一年來的東遊西蕩的生活，對我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都抱著極大的興趣聽著、讚賞著。他鼓勵我們隨他們去上海，到上海大學文學係聽課。我們懷疑這可能又是第二個平民女子學校，是培養共產黨員的講習班，但又不能認真地辦。他們幾個人都耐心解釋，說這學校要宣傳馬克思主義，要培養年輕的黨員，但並不勉強學生入黨。這是一個正式學校，我們參加文學係可以學到一些文學基礎知識，可以接觸到一些文學上有修養的人，可以學到一點社會主義。又說這個學校原是國民黨辦的，於右任當校長，共產黨在學校裏隻負責社會科學係，負責人就是他和鄧中夏同誌。他保證我們到那裏可以自由聽課，自由選擇。施存統也幫助勸說，最後我們決定了。他們走後不幾天，我們就到上海去了，這時瞿秋白同誌大約剛回國不久。
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這時設在中國地界極為偏僻的青雲路上。一幢幢舊的、不結實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裏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並不是由於它的廣大，而是由於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劍虹住在一幢一樓一底的一間小亭子間裏，樓上樓下住著一些這個係那個係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學生。她們看不慣我們，我們也看不慣她們，碰麵時偶爾點點頭，根本沒有來往。隻有一個極為漂亮的被稱為校花的女生吸引我找她談過一次話，可惜我們一點共同的語言也沒有。她問我有沒有愛人，抱不抱獨身主義。我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也不打算去想。她以為我是傻子，就不同我再談下去了。
我們文學係似乎比較正規，教員不大缺課，同學們也一本正經地上課。我喜歡沈雁冰先生（矛盾）講的《奧德賽》、《伊利亞特》這些遠古的、異族的極為離奇又極為美麗的故事。我從這些故事裏產生過許多幻想，我去翻歐洲的曆史、歐洲的地理，把它們拿來和我們自己民族的遠古的故事來比較。我還讀過沈先生在《小說月報》上翻譯的歐洲小說。他那時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但是不會接近學生。他從來不講課外的閑話，也不詢問學生的功課。所以我以為不打擾他最好。早先在平民女校教我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的英譯本時，他也是這樣。我同他較熟，後來我主編《北鬥》時，常求教於他，向他要稿子。所以，他描寫我過去是一個比較沉默的學生，那是對的。就是現在，當我感到我是在一個比我高大、不能平等談話的人的麵前，即便是我佩服的人時，我也常是沉默的。
王劍虹則欣賞俞平伯講的宋詞。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課，全神貫注於他的講解，他搖頭晃腦，手舞足蹈，口沫四濺，在深度的近視眼鏡裏，極有情致地左右環顧。他的確沉醉在那些“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蘊蓄的詞句之中，他的神情並不使人生厭，而是感染人的。劍虹原來就喜歡舊詩舊詞，常常低徊婉轉地吟誦，所以她樂意聽他的課，盡管她對俞先生的白話詩毫無興趣。
田漢是講西洋詩的，講惠特曼、渥茲華斯，他可能是一個戲劇家，但講課卻不太內行。
其他的教員，陳望道講古文，邵力子講《易經》。因為語言的關係，我們不十分懂，就不說他了。
可是，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幾乎每天下課後都來我們這裏。於是，我們的小亭子間熱鬧了。他談話的麵很寬，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複興，也講唐宋元明。他不但講死人，而且也講活人。他不是對小孩講故事，對學生講書，而是把我們當作同遊者，一同遊曆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我常懷疑他為什麼不在文學係教書而在社會科學係教書，他在那裏講哲學。哲學是什麼呢？是很深奧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學！但他不同我們講哲學，隻講文學，講社會生活，講社會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後來，他為了幫助我們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語言的美麗，他教我們讀俄文的普希金的詩。他的教法很特別，稍學字母拚音後，就直接讀原文的詩，在詩句中講文法，講變格，講俄文用語的特點，講普希金用詞的美麗。為了讀一首詩，我們得讀二百多個生字，得記熟許多文法。但這二百多個生字、文法，由於詩，就好像完全吃進去了。當我們讀了三四首詩後，我們自己簡直以為已經掌握俄文了。
冬天的一天傍晚，我們與住在間壁的施存統夫婦和瞿秋白一道去附近的宋教仁公園散步賞月。宋教仁是老同盟會的，湖南人，辛亥革命後犧牲了的。我在公園裏玩得很高興，而且忽略了比較沉默或者有點憂鬱的瞿秋白。後來施存統提議回家，我們就回來了，而施存統同瞿秋白卻離開我們，沒有告別就從另一條道走了。這些小事在我腦子裏是不會起什麼影響的。
第二天秋白沒有來我們這裏，第三天我在施存統家遇見他，他很不自然，隨即走了。施存統問我：“你不覺得秋白有些變化嗎？”我搖搖頭。他又說：“我問過他，他說他確實墮入戀愛裏邊了。問他愛誰，他怎麼也不說，隻說你猜猜。”我知道施先生是老實人，就逗他：“他會愛誰？是不是愛上你的老婆了？一知是很惹人愛的，你小心點。”他翻起詫異的眼光看我，我笑著就跑了。
我對於存統的話是相信的。可能秋白愛上一個他的“德瓦利斯”，一個什麼女士了。我把我聽到的和我所想到的全告訴劍虹，劍虹回答我的卻是一片沉默。於是我們的小亭子間寂寞了。
過了兩天，劍虹對我說，住在謝持家的（謝持是一個老國民黨員）她的父親要回四川，她要去看他，打算隨他一道回四川。她說，她非常懷念她度過了童年時代的四川酉陽。我要她對我把話講清楚，她隻苦苦一笑：“一個人的思想總會有變化的，請你原諒我。”她甩開我就走了。
這是我們兩年來的摯友生活中的一種變態。我完全不理解，我生她的氣，我躺在床上苦苦思磨，這是為什麼呢？兩年來，我們之間從不秘密我們的思想，我們總是互相同情，互相鼓勵的。她怎麼能對我這樣呢？她到底有了什麼變化呢？唉！我這個傻瓜，怎麼就毫無感覺呢？……
我正煩躁的時候，聽到一雙皮鞋聲慢慢地從室外的樓梯上響了上來，無須我分辨，這是秋白的腳步聲，不過比往常慢點，帶點躊躇。而我呢，一下感到有一個機會可以發泄我幾個鍾頭來的怒火了。我站起來，猛地把門拉開，吼道：“我們不學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來！”立刻就又把門猛然關住了。他的一副驚愕而帶點傻氣的樣子留在我腦際，我高興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得意地聽著一雙沉重的皮鞋聲慢慢地遠去。為什麼我要這樣惡作劇，這完全是無意識和無知的頑皮。
我無聊地躺在床上，等著劍虹回來。我並不想找什麼，卻偶然翻開墊被，真是使我大吃一驚，墊被底下放著一張布紋信紙，紙上密密地寫了一行行長短詩句。自然，從筆跡、從行文，我一下就可以認出來是劍虹寫的詩。她平日寫詩都給我看，都放在抽屜裏的，為什麼這首詩卻藏在墊被底下呢？我急急地拿來看，一行行一節節啊！我懂了，我全懂了，她是變了，她對我有隱瞞，她在熱烈地愛著秋白。她是一個深刻的人，她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她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她可以把愛情關在心裏，窒死她，她不會顯露出來讓人議論或訕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氣了，我隻為她難受。我把這詩揣在懷裏，完全為著想幫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間裏踱著。至於他們該不該戀愛，會不會戀愛，她們之間能否和諧，能否融洽，能否幸福，還有什麼不妥之處，在我的腦子裏沒有生出一點點懷疑。劍虹啊！你快回來呀！我一定要為你做點事情。
她回來了，告訴我已經決定跟她父親回四川，她父親同意，可能一個星期左右就要成行了。她不征詢我的意見，也不同我講幾句分離前應該講的話，隻是沉默著。我觀察她，同她一道吃了晚飯。我說我去施存統家玩玩，丟下她就走了。
秋白的住地離學校不遠，我老早就知道，隻是沒有去過。到那裏時，發現街道並不寬，卻是一排西式的樓房。我從前門進去，看見秋白正在樓下客堂間同他們的房東——一對表親夫婦在吃飯。他看到我，立即站起來招呼，他的弟弟瞿雲白趕緊走在前麵引路，把我帶到樓上一間比較精致的房間裏，這正是秋白的住房。我並不認識他弟弟，他自我介紹，讓我坐在秋白書桌前的一把椅子上，給我倒上一杯茶。我正審視房間的陳設時，秋白上樓來了，態度仍同平素一樣，好像下午由我突然發出來的那場風暴根本沒有一樣。這間房以我的生活水平來看，的確是講究的：一張寬大的彈簧床，三架裝滿精裝的外文書籍的書櫥，中間夾雜得有幾摞線裝書。大的寫字台上，放著幾本書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寶；一盞籠著粉紅色紗罩的台燈，把這些零碎的小玩藝兒加了一層溫柔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