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胡也頻參加黨在上海召開的一個會議，在會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帶一封信給我。字仍是寫得那樣工工整整秀秀氣氣，對我關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兩個字“韋護”。可惜他一句也沒有談到對書的意見。他很可能不滿意《韋護》，不認為《韋護》寫得好，但他卻用了“韋護”這個名字。難道他對這本書還寄有深情嗎？盡管書中人物寫得不好、不像，但卻留有他同劍虹一段生活的遺跡。盡管他們的這段生活是短暫的，但過去這一段火一樣的熱情，海一樣的深情，光輝、溫柔、詩意濃厚的戀愛，卻是他畢生也難忘的。他在他們兩個最醉心的文學之中的酬唱，怎麼能從他腦子中劃出去？他是酷愛文學的，在這裏他曾經任情滋長，盡興發揮，隻要他仍眷戀文學，他就會想起劍虹，劍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兒，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話）；而他對他後來畢生從事的政治生活，卻認為是凡間人世，是見義勇為，是犧牲自己為人民，因為他是韋護，是韋陀菩薩。
這次我沒有回他的信，也無法回他的信，他在政治鬥爭中的處境，我更無從知道。但在陽曆年前的某一個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雲白到呂班路我家裏來了。來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約好的。他們怎麼知道我家地址的，至今我也記不起來。這突然的來訪使我們非常興奮，也使我們狼狽。那時我們窮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們也不可能，家裏沒有茶葉，臨時去買又來不及了。他總帶點抑鬱，笑著對我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你現在是一個有名的作家了。”他說這些話，我沒有感到一絲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維。他看了我的孩子，問有沒有名字。我說，我母親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祖麟。他便笑著說：“應該叫韋護，這是你又一偉大作品。”我心裏正有點懷疑，他果真喜歡《韋護》嗎？而秋白卻感慨萬分地朗誦道：“田園將蕪胡不歸！”我一聽，我的心情也沉落下來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愛《韋護》，而是愛文學。他想到他最心愛的東西，他想到多年來對於文學的荒疏。那麼，他是不是對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厭倦了呢？後來，許久了，當我知道一點他那時的困難處境時，我就更為他難過。我想，一個複雜的人，總會有所偏，也總會有所失。在我們這樣變化激劇的時代裏，個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時我沒有說什麼，他則仍然帶點憂鬱的神情，悄然離開了我們這個雖窮卻是充滿了幸福的家。他走後，留下一縷惆悵在我心頭。我想，他也許會想到王劍虹吧，他若有所懷念，卻也隻能埋在心頭，同他熱愛的文學一樣，成為他相思的東西了吧。
金黃色的生活
一九三一年，我獨自住在環龍路的一家三樓上。我無牽無掛，成天伏案書寫。遠處雖有城市的噪聲傳來，但室內隻有自己歎息的回音，連一點有生命的小蟲似乎也全都絕跡了。這不是我的理想，我不能長此離群索居，我想並且要求到江西蘇區去。但後來，還是決定我留在上海，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鬥》。我第一次聽從組織的分配，興致勃勃地四處組稿，準備出版。這時雪峰同誌常常給我帶來魯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對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這時秋白匿住在中國地帶上海舊城裏的謝澹如家。這地址，隻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給他帶去一些應用的東西。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爾帶著他，趁著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魯迅家裏，後來，他還在魯迅家裏住了幾天。再後來，雪峰在魯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間房子，秋白搬了過去，晚上常常去魯迅家裏暢談。他那時開始為《北鬥》寫“亂彈”，用司馬今的筆名，從第一期起，在《北鬥》上連載。“亂彈”內容涉及很廣，對當時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等，都加以諷刺，給予打擊。後來又翻譯了很多稿件，包括盧那卡爾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訶德》。特別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寫的評“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種人”蘇汶等的論文，詞意嚴正，文筆鋒利。秋白還大力提倡大眾文學，非常重視那些在街頭書攤上的連環圖畫、說唱本本等。他帶頭用上海方言寫了大眾詩《東洋人出兵》，這在中國文學運動史上是創舉。在他的影響下，左聯的很多同誌也大膽嚐試，周文同誌把《鐵流》與《毀滅》改寫為通俗本，周文後來到了延安，主持《邊區群眾報》，仍舊堅持大眾化工作。
秋白還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他論述的範圍很廣，世界的，蘇聯的，中國的。他的腦子如同一個行進著的車軸，日複一日地在文學問題上不停地旋轉，而常常發出新論、創見。為了普及革命文化，秋白還用了很多時間研究我國文字拉丁化問題。
以前，我讀過《海上述林》，最近我又翻閱了《瞿秋白文集》。他是一個多麼勤奮的作家啊！他早在蘇聯的時候，一直是那麼不倦地寫呀，譯呀。而三十年代初，他寄住在謝澹如家，躲在北四川路的小室裏，雖肺病纏身，但仍是夜以繼日地埋頭於紙筆之中，他既不忘情於社會主義的蘇聯，又要應付當時黨內外發生的許多嚴重複雜的問題，他寫的比一個專業作家還多得多啊！
他同魯迅的友誼是光輝的、戰鬥的、崇高的、永遠不可磨滅的友誼。他們互相啟發，互相砥勵。他們在文學上是知己，在政治鬥爭上也是知己。他為魯迅的雜文集作序，對魯迅的雜文，對魯迅幾十年的鬥爭，最早作了全麵的、崇高的評價。他讚譽魯迅“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是魯迅的好友，但他在與世訣別的時候，還說自己“一生中沒有什麼朋友”，以維護魯迅的安全。魯迅也在自己病危之際，為他整理舊稿，出版《海上述林》。這都是我們文壇上可歌可泣的、少有的動人佳話。秋白這一時期的工作成績是驚人的，他矢誌文學的宿願在這時實現了。我想，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稱心的時代，是黃金時代。
可惜，這個時代不長。一九三四年初，他就不得不撤出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去了。他到了蘇區，主管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他盡可能去接近農民，了解農民的生活。這在他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秋白過去是沒有條件接近農民的。這正是秋白有意識地要彌補自己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有心去實踐艱苦的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他在蘇區還繼續努力推行文藝大眾化。後來，如果他能跟隨紅軍主力一起長征，能夠與紅軍主力一起到達陝北，則他的一生，我們黨的文藝工作，一定都將是另一番景象。這些想象在我腦子中不知縈回過多少次，隻是太使人痛心了，他因病留在蘇區，終遭國民黨俘獲殺害了。
在這個期間，我在魯迅家裏遇見秋白一次，之華同誌也在座。一年來，我生活中的突變，使我的許多細膩的感情都變得麻木了。我們之間的談話，完全隻是一個冷靜的編輯同一個多才的作家的談話。我一點也沒有注意他除此之外的任何表情，他似乎也隻是在我提供的話題範圍之內同我交談。我對他的生活，似乎是漠不關心的。他對我的遭遇應該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蟬，不願觸動我一絲傷痛的琴弦。
但世界上常常有那麼湊巧的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後，我要求參加共產黨，很快被批準了。可能是三月間，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間雅座裏舉行入黨儀式。同時入黨的有葉以群、田漢、劉風斯等。主持儀式的是文委負責人潘梓年。而代表中央宣傳部出席的、使我赫然驚訝的卻是瞿秋白。我們全體圍坐在圓桌周圍，表麵上是飲酒作樂，而實際是在舉行莊嚴的入黨儀式。我們每個人敘述個人入黨的誌願。我記得非常清楚，我說的主要意思是，過去曾經不想入黨，隻要革命就可以了；後來認為，做一個左翼作家也就夠了；現在感到，隻做黨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願意做革命、做黨的一顆螺絲釘，黨要把我放在哪裏，我就在哪裏；黨需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潘梓年、瞿秋白都講了話，隻是一般的鼓勵。
《多餘的話》
我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洛甫同誌同我談到，有些同誌認為這篇文章可能是偽造的。我便從中宣部的圖書室借來一本雜誌，上麵除這篇文章外，還有一篇描述他就義的情景。我讀著文章仿佛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敵人有篡改過的可能）。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的熟悉啊！我一下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在那些信裏他也傾吐過他這種矛盾的心情，自然比這篇文章要輕微得多，也婉轉得多。因為那時他工作經曆還不多，那時的感觸也隻是他矛盾的開始，他無非是心有所感而無處傾吐，就暫時把我這個無害於他的天真的、據他說是擁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為一個可以聽聽他的感慨的對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盡管是迂回婉轉，還是說了不少的過頭話，但還不像後來的《多餘的話》那樣無情地剖析自己，那樣大膽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後代毫無保留地譴責自己。我讀著這篇文章非常難過，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時的坦蕩胸懷。我也自問過：何必寫這些《多餘的話》呢？我認為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話柄，發生誤解或曲解。但我決不會想到後來“四人幫”竟因此對他大肆誣蔑，斥他為叛徒，以至挖墳掘墓、暴骨揚灰。他生前死後的這種悲慘遭遇，實在令人憤慨、痛心！
最近，我又重讀了《多餘的話》，並且讀了《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陳鐵健同誌寫的重評《多餘的話》的文章。這篇文章對秋白一生的功績、對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細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比較全麵，也很公正。在這裏我想補充一點我的感覺。我覺得我們當今這個世界是不夠健全的，一個革命者，想做點好事，總會碰到許多阻逆和困難。革命者要熬得過、鬥得贏這些妖魔橫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樣的。比如秋白在文學與政治上的矛盾，本來是容易理解的，但這種矛盾的心境，在實際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其實，秋白對政治是極端熱情的，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堅定不移的。他從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就“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思想，都比較有興趣”。“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麵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秋白臨終，還堅定明確地表示：“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他畢生從事政治鬥爭，就是由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為了政治活動，他不顧他的病重垂危的愛人王劍虹。在“八七”會議時，他勇敢地挑起了領導整個革命的重擔。他批評自己的思想深處是願意調和的，但他與彭述之、陳獨秀做著堅決的路線鬥爭。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願當領袖的，連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難的嚴重關頭，他毅然走上黨的最高的領導崗位。這完全是見義勇為，是他自稱的韋護的象征。這哪裏是像他自己講的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自己又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哪裏是像他自己講的“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什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我認為秋白在這樣困難的時候奮力衝上前去，絲毫沒有考慮到個人問題，乃是一個大勇者。在《多餘的話》的最後，他說因為自己是多年（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五年）的肺結核病人，他願意把自己的“軀殼”“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對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當他這樣表示的時候，在他就義的前夕，在死囚牢裏像解剖自己患肺病的軀殼一樣，他已經在用馬克思主義的利刃，在平靜中理智地、細致地、深深地剖析著自己的靈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產生這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確的結論。這對於知識分子革命者和一般革命者至今都有重大的教益。他說：“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裏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裏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劇。”
他這樣把自己的弱點、缺點、教訓，放在顯微鏡下，坦然地、盡心地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後代，這不也是一個大勇者嗎？！我們看見過去有的人在生前盡量為自己樹碑立傳，文過飾非，打擊別人，歪曲曆史，很少有像秋白這樣坦然無私、光明磊落、求全責備自己的。
在“八七”會議以後，秋白同誌在估計革命形勢上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是說得非常清楚，是極為正確的。我想，在那樣複雜、激劇變化的時代，以秋白從事革命的經曆，犯錯誤是難以避免的；換了另外一個人，恐怕也是這樣。何況那些錯誤都是當時中央政治局討論過的，是大家的意見，不過因為他是總書記，他應該負主要責任而已。
但是，事隔兩年，人隔萬裏，在王明路線的迫害下，竟要把立三路線的責任放在秋白身上，甚至把正確地糾正了立三路線錯誤的六屆三中全會也指責為秋白又犯了調和路線錯誤，對他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他開除出中央政治局。秋白寫《多餘的話》時，仍是王明路線統治的時候，他在敵人麵前是不能暴露黨內實情、批評黨內生活的，他隻能順著中央，責備自己，這樣在檢查中出現的一些過頭話，是可以理解的。
正由於我們生活中的某些不夠健全，一個同誌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就被揪著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過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這樣一個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特別是當攻擊者處在有權、有勢、有幫、有派，棍棒齊下的時候，你怎能不回首自傷，感慨萬端地說：“田園將蕪胡不歸”？而到自己將離世而去的時候，又怎會不歎息是“曆史的誤會”呢？
古語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這句話是有缺點的。“慷慨成仁”也不易，也需要勇敢，無所懼怕，而“從容就義”更難。秋白同誌的《多餘的話》的情緒是低沉的，但後來他的犧牲是壯烈的。秋白明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經臨近，不是以年、月計算了，但仍然心懷坦白，舉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當法官，嚴格地審判自己。他為的是什麼？他不過是把自己當做一個完全的布爾什維克來要求，並以此來品評自己的一生。這正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品質，怎麼能誣之為叛徒呢？革命者本來不是神，不可能沒有缺點，不可能不犯錯誤，倘能正視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裝腔作勢欺騙人民，給自己搽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麼？
秋白在他有生之年，在短短的時間裏，寫了許多重要文章，他卻說自己是“半吊子文人”，也是一種誇大，是不真實的。但秋白一時的心情還是帶有一些灰暗，矛盾是每個革命者都會遇到的，每個人都應該隨時隨地警惕自己，改造自己，戰勝一切消極因素。特別是在極端困苦之下，對人生，對革命，要保持旺盛的朝氣。
秋白的一生是戰鬥的，而且戰鬥得很艱苦，在我們這個不夠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著還來不及完全蛻去的一絲淡淡的、孤獨的、蒼茫的心情是極可同情的。他說了一些同時代有同感的人們的話，他是比較突出、比較典型的，他的《多餘的話》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也有些遺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約我跟著黨走的時間較長，在下邊生活較久，嚐到的滋味較多，更重要的是我後來所處的時代、環境與他大不相同，所以，我總還是願意鼓舞人，使人前進，使人向上，即使有傷，也要使人感到熱烘，感到人世的可愛，而對這可愛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進去，但不是惜別。我以為秋白的一生不是“曆史的誤會”，而是他沒有能跳出一個時代的悲劇。
飛蛾撲火
秋白曾在什麼地方寫過，或是他對我說過。“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誠然，他指的是我在二二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尋求真理之火，然而飛開了；二三年我轉入上海大學尋求文學真諦，二四年又飛開了；三〇年我參加左聯，三一年我主編《北鬥》，三二年入黨，飛蛾又飛來撲火。是的，我就是這樣離不開火。他還不知道，後來，三三年我已幾瀕於死，但仍然飛向延安；五十年代我被劃為右派，六十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飛翔。直到七十年代末，在黨的正確路線下，終於得到解放，使我仍然飛向了黨的懷抱。我正是這樣的，如秋白所說，“飛蛾撲火，非死不止”。我還要以我的餘生，振翅翱翔，繼續在火中追求真理，為謳歌真理之火而死。秋白同誌，我的整個生涯是否能安慰死去的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臨就義前還鄭重留了一筆的劍虹呢？
1980年1月2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