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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行政化和大學衙門化造成的危害,已經有目共睹,在這裏,我主要想講一講這“兩化”對學生的戕害。
本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大學教育,就存在一個從蘇式的專才模式到比較現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轉型問題,從教材、教法、培養模式諸方麵,麵臨改革的巨大壓力。一方麵要接受新東西,一方麵結合中國國情加以試驗,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經過多年封閉,加上“文革”破壞之後,應該說,局麵相當困難。經過各方的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學術轉型和教學方式的變革方麵,都出現了一些好的苗頭,有了初步與國際學界接軌的跡象。
然而,恰是在這個轉型的關鍵時刻,由於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高調介入,大量政府資金的投入,在資金投入過程伴隨著行政控製的空前強化,在所謂數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地拖入了評審學術、數字學術和大學結構衙門化的泥潭,居然強行依靠大量貸款,大幅度提高學費,開始全國高校大躍進。其中學生由於處於衙門結構的最底層,因此所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學生成了唐僧肉,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啃而且啃得到的唐僧肉。按道理,既然學生交了高額的學費,那麼,學校裏的一切服務就不應該再收費了,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自從對學生高收費以後,高校裏,凡是涉及學生的事務,原本不收費的,現在都要收費了,原本收得少的,現在加倍了,小到打印個成績單、複印個節目表,大到學生證、校園卡,一個成本不足兩元的校園卡,能收到五十元。補考要收費,後來嫌收得少,幹脆取消補考,強令考試不合格的學生重修,交高額的重修費。由國家下撥的學生實習費、論文打印費等等,能拖就拖,能減就減,能賴就賴。連學校的後勤部門,也向學生伸手,電費原來全免,現在要自己付費,學校食堂享受國家的免稅待遇,但服務質量,卻每況愈下,各個學校雖說程度不同,但飯菜的質低價高的趨勢卻勢不可當。更令人不解的是,飯菜質量差,卻不允許學生不吃,如果學生發動“罷餐”,那麼領頭的人,肯定要被嚴厲處分。
其次,學生成了廉價甚至免費的勞動力。學校的管理人員和老師,都可以隨意支使學生,幹這個幹那個,甚至強迫學生幫老師做家務(真正出於學生自願的不算),稍有不滿,就將被打入另冊,學習期間別想有好果子吃。帶研究生的教授們,紛紛把自己的博士和碩士生當成勞工,為自己做課題,從老師變成了老板。工科課題費高,還能付給點微薄的酬金,人文社會科學則往往分文不給,免費盡義務。很多教授從社會上以市場化的價格拉來動輒上千萬的大課題,全讓學生幹,自己安享99%以上的課題費,以及相關的榮譽和知識產權。學生中流傳著一句話:能幹的學生和不能幹的學生都畢不了業,不能幹的,老板不喜歡,自然畢不了業;能幹的,老板喜歡,但要他長時間地付出,輕易不能放走,也畢不了業。
其三,學生被培養成奴才或者憤青。人的大學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別旺盛、自主意識形成的過程,也是產生各種歧見、異見,形成不良習行的時期,加之一代代獨生子女的登台,他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學教育多少有點變形,心理不健康學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趨勢,更加重了大學教育的負擔,需要學校加倍努力,小心應付才是。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由於大學衙門化過程中,官場文化的大麵積深度複製,在教師變成學官的下屬的同時,學生則成了下屬的下屬,奴才的奴才。學校的各種管理,越來越嚴格細致,但要求隻有一個,就是讓學生聽話,說的對要聽,說的不對也要聽,還不給學生任何解釋,理解要服從,不理解也要服從,從來沒有想過給學生哪怕一丁點自治的機會。老師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從,老師講的東西,對與不對,都要照辦,否則,考試不及格。在這種權力的高壓下,學生的心理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聽話的變成了奴才,不聽話的,變成了憤青。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由於學術行政化和大學衙門化的高調推行,使得教師的素質急劇惡化。在行政化、衙門化的各種管理和評價體係中,隻有聽話、自甘做奴才的教師,才能得到正麵的激勵,分到領導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學問的、堅守自己人格的教師,則不是被迫離開,就是被邊緣化,因此,部分教師的個人操守和職業道德,越來越劣質化。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壞事教授們做不出來了。原本懷著崇敬心情進入大學殿堂的學子們,突然發現自己的老師,有著各種耀人頭銜的老師們,居然都是這樣的貨色,漁利漁色,貪汙腐敗,侵占學生的成果,公開造假,甚至剽竊。心中原本尚存的一點具有正麵價值的東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靈被玷汙,本來純潔的孩子,很快就會變得道德淪喪,沒有責任心,什麼都無所謂。
教師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問題。在教育行政部門數字化管理的目標體係麵前,教師隻能為完成數字而掙紮,或者取巧造假,教學認真的教師,得不到任何正麵的激勵,反而麵臨下崗、轉崗的威脅。整個學校,最為馬虎和將就的部分,就是教學。盡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須給本科生上課,但由於考核指標重所謂的科研,輕教學的結果,到目前為止,教育部的要求依然官樣文章,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事實上,教學,越來越被教師視為可有可無的雞肋,越來越得不到重視,隨便缺課,請研究生代課,即使上課,也信口侃山,隨意對付。麵對現代化迅速發展的形勢,學校沒有精力、也不鼓勵教師改善教學、變革教學方法、優化教材。教材的編寫,變成了各個學校老師評職稱、連帶斂財的機會,教學方法的改革,僅僅蝸居在師範大學狹小的領域,其他學校,基本上無人操這個心。文科的學生,不知道如何查資料,不懂怎樣檢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歸納整理。強調動手能力的工科教學,實習部分往往被減了又減,甚至變成紙上談兵。都說大學生就業難,但目前大學生的培養,基本上還沒有脫離文憑教育的範圍,這樣的學生,根本無法適應社會和市場的需要。
當然,我所說的,雖然是一種普遍現象,在各個學校的表現形式,惡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對於某些學校而言,還保存有一點傳統,惡化的速度還不那麼快,人們似乎還能忍受,但是,無論南北東西,哪個大學,其實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無論條件怎樣,傳統有無,學術行政化和大學衙門化的趨勢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肯定比今天糟。
教育部一統大學
我的11位來自安徽的同仁,給新上任的教育部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問我們的新部長,該如何解答錢學森逝世之前念茲再三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看來,跟錢老有同樣疑問的人,還真有幾個。
其實,錢學森問題,有點類似小沈陽的口頭禪——“為什麼呢?”發問者自己肚子裏是有答案的——因為我們的學校,沒有培養傑出人才的機製。當然,如果再追問下去,直白一點說,就是我們的學校不像學校,倒更像衙門。至少,我們現在的大學,是比衙門還要衙門的所在。這種地方,可以出數字,比如招了多少學生,本科、碩士、博士都翻了幾番,大樓新蓋了多少,最新的設備進了幾許,還可以催出大量的國內核心期刊和國外SCI論文,以及車載鬥量的課題。可惜,就是培養不出像錢老那樣的傑出人才,也產生不出具有高度原創性的研究成果。不僅沒有傑出人才,而且離傑出兩個字漸行漸遠。唯一可以吹的,就是數目字上的光輝。
造成今天這種局麵,無疑教育部要負很大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大學衙門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泛濫的困局,其實是教育部挾大筆的項目投資,憑借行政權力砸出來的。一邊是胡蘿卜,一邊是大棒,聽話,跟著教育部的指揮棒走,就給胡蘿卜,反之就給大棒。環顧整個中國,唯有科學院管的中科大敢不買教育部的賬,別的大學,即使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巨無霸,也隻能乖乖地服從命令聽指揮。
我的11位同仁,之所以給新任教育部長寫信,無疑是期待新部長改弦更張,讓教育回歸教育的本源,不再過分迷信行政權力,迷信壓力體係,迷信壟斷性產業化的威力。讓教育家來辦學,按教育的規律來辦,不要繼續讓學術成為行政權力的婢女,把校園從官僚的衙門,回歸成教授和學生的園地。讓朱清時這樣的校長,真正辦幾個規劃中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那樣的學校,別讓所有的大學都是一個模樣,所有大事都由教育部一手抓起來,害得中國好像隻有一所大學——教育部大學,各地的大學都是分校。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年來,當教育部成了行政化的頭羊的時候,各個大學都在跟著走,各個大學的校長院長們,都紛紛在自己的那塊領地修建衙門,順理成章地把教授打成了衙役,在行政化的道路上,跑的甚至比教育部還要快。幾乎沒有聽說有哪個校長有過哪怕微弱的抵製,包括現在一些似乎很敢言的校長。
同樣,我們的大學教授,雖然有些人肚子裏有點不高興,私下裏會有幾句腹誹的話,但是,也沒有多少抵製。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謂的大牌教授,似乎還樂在其中,很是享受行政化的好處。好處真是不小,大筆的項目資金,大把的課題,大堆的走穴講課費,還加上學校裏一頂又一頂的官帽子,獎勵,榮譽,光環。從事教育的人,眼睜睜看著行政化將自己從事的行業毀掉,不僅不心痛,而且還高興。這些年,如果全國的大牌教授都能發出自己聲音,一起抵製這場行政化的運動,而不是參與運動,做優秀運動員,我想,可能局麵還不至於到今天這個地步。
所以,在我看來,回答錢學森問題,所有在教育領域裏的人,官員、校長、教授,甚至包括學生都有份。在我看來,如果每個人都能答好自己那份答卷,錢學森的問題,是有解的。
中國“世界一流大學”有氧運動
就跟像點樣的城市就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一樣,在中國,稍微像點樣子的大學,就有雄心,把自己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
按說,凡是所謂世界一流,必須得跟世界上同類的東西比較才行,拿尺子量一量,然後說誰是一流,誰是二流,誰是三流。不,咱中國人建設的世界一流大學,往往比較注重中國特色,不喜歡跟人比。看來很喜歡藝術界的那個口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隻是,這種口號,一般隻適用於不同的文化類型之間的比較,如果同一種玩意,是不能這樣說的。比如我們不好說拉二胡的一定比彈鋼琴的低等,但同樣是拉二胡的,還是得有個比較,才能分成一流二流,不能關起門來,拉得比鋸木頭還難聽,卻非說自家一流,誰不服,就跟誰急。
現在中國大學的檔次,是靠一係列教育行政部門製定的評估指標來決定的,有多少碩士點、博士點,多少一級學科、重點學科、重點學科研究基地、國家級精品課、精品教材等等。每個大學校長,對外介紹自己學校的時候,這一係列名目,是必須羅列的。可惜的是,這套名堂,其中的內容,國內的外行不明白,國外的內行也弄不明白,字都認識,就是不知道裏麵是什麼貨色,甚至解釋都解釋不清楚。人們實在難以理解,什麼叫一級學科、重點學科?有一級為什麼沒有二級、三級?有重點為什麼沒有非重點?老師上課,本是自家的功課,靠這個掙錢養家的,本質上跟清潔工掃大街沒有什麼不同,怎麼會有的課就成了精品課,而且還分國家級、省部級?
其實呢,這種名堂,說玄也玄,說簡單也簡單。無論名詞有多麼混亂,或者說玄妙,說白了就是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為在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創造出來的評價體係。所有的名目,從碩士點到重點學科研究基地,對於每個學校而言,都意味刺刀見紅的爭奪,是否能擁有這些名堂,表麵上看評審專家,實際上組織評審的教育行政部門,更為關鍵,隻要組織者想要誰上,總會有辦法讓它上,過於不配合的專家,下次評審十有八九就會從評審組中消失掉。
建設世界一流,製定一些指標,激勵大家步步攀升,倒也不是沒有道理,隻是既然爭的是世界一流,所謂的指標,理所當然應該有點“世界性”,應該有世界性的同行來參與評審,否則,我們怎麼好說我們爭的是世界一流呢?然而,我們的大學,一個個具有世界雄心的大學,在競爭世界一流大學的時候,實際上卻是在關起門來,自己跟自己玩。等於教育部在自家的園子裏搭了一個台子,上麵有很多台階,告訴各個大學,你們按我的指令一階一階往上爬吧,爬到頂兒,就是世界一流了。似乎是在說,世界大學教育的頂峰,就在教育部老爺們搭的這個台子的頂上。
當然,更可能的是,在國外的教育界同行看來,這個中國大學拚了命在攀爬的台子,更像是一種侏儒變莫名其妙戲法的舞台,跟高等教育沒有什麼關係。隻是,馬戲團裏的侏儒演的把戲,還多少有點娛樂性,可供大家開心一笑,可是我們大學的這種把戲,觀眾看起來實在費解,既然看不懂,也就沒有人看了。
於是,中國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就基本上變成了一場官僚和學術官僚自編自演、自娛自樂的有氧健身運動。這個過程,甚至都比不上很為媒體詬病的國際化大都市的運動,因為這種運動,各個城市至少在建五星級賓館、城市廣場和立交橋的時候,還要參照一下世界標準,不能說自己定個標準,自己說了算,比如人家的馬路汽車走中間,行人走兩邊,我非倒過來,把人行道劃在路中間。
當然,這個世界上,凡是當家作主的人,沒有傻子,一場自娛自樂的有氧運動,不隻是為了操練者得到快感,更多的是為了行政部門的利益,因為這樣一來,在不間斷地評審和評估過程中,大學就變成了行政權力的金字塔,處於塔尖的教育部的老爺們,到底能從這個塔尖的位置得到多少好處、多少榮光,顯然不是任何一個擅長統計分析的學者利用軟件和高級的計算機所能算出來的。
大學不僅僅是官家的事
大學辦不好,大家都衝著主管部門叫,主管部門頭皮也硬,就死死頂住,你說不好,我就說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看來雙方都認為,辦大學,就是政府的事,套用一個吳思喜歡用的詞,官家的事。
其實大學如果僅僅由官家來辦,十有八九是辦不好的,過去,現在,中國,外國,都是如此。大學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國家不辦不行,但僅僅由國家來辦,也不行。隻由國家辦的大學,時間一長,就變成了官家在辦,把大學辦成了衙門,如果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還會加上國家壟斷公司的名頭。老百姓的孩子想上學,隻此一家,別無分店,所謂的選擇,也隻是在公立大學的圈子裏選,筷子裏麵拔旗杆。
官家辦的大學,命裏注定,要變成衙門兼壟斷公司。門雖然不怎麼難進,但臉難看,事難辦,多花錢是肯定的。大家都有跟衙門和壟斷大國企打交道的經驗,不用我說,怎麼回事都知道。
官家大學看起來很威風,不可一世,其實很脆弱。前一段,香港的幾個大學開始在內地招生,真正給獎學金的名額少得可憐,但卻引起我們幾個頂尖大學的恐慌,說是把狀元都拉走了。試想,如果去發達國家上大學的費用不是那麼高,僅僅比國內大學高上兩三倍,獎學金也不那麼難拿的話,用腳投票的人,估計要多到不可計數。可以肯定,我們的大學校長馬上就會出來大聲疾呼關上國門,別讓孩子跑了。
前些年,我一直呼籲大學的自我改革,多少改點衙門化、官僚化、行政化的毛病,一時半會兒改不掉,改點是點,讓大學裏的人和外麵盼望的家長們,有點盼頭。可是,你越是呼籲,越是抨擊,人家幹得越歡。像本科評估這樣的惡政,舉國上下除了教育部請的評估專家,一致反對,聲討之聲遍於朝野,但人家卻頂風上,照評不誤。顯然,讓在衙門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處的官僚們自我改革,等於要求人家自斷其臂、引刀自宮,而在呼籲者,等於是與虎謀皮。因此,目前大學的改革,隻有在外部壓力之下才有可能。而這個外部壓力,來自幹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成就巨大。但在很大程度上,改革的成績,得益於開放,可以說,沒有開放,就沒有改革。就經濟領域而言,如果不是實行市場經濟,引進外資,開放民資,市場經濟體係就無從建立,今天的經濟成就也談不上。開放,不僅意味著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資源的進入,而且意味著競爭機製的引入,沒有競爭就沒有壓力,沒有壓力,內部改革就缺乏動力。這一點,不僅近年改革開放的曆史是這樣,更早的曆史也是如此。舉例說,中國現代城市的市政管理體係,不是靠某些先進人士從國外抄來條文建立的,而是一點點比照租界的做法,一點點照著學來的。當年上海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景觀,這邊租界幹什麼,很快華界就跟著做,連規章製度,也比著來,你修馬路,我也修馬路,你建公廁,我也建公廁,你定交通規則,我也跟著,反正老外也不追究知識產權。
我們現在都承認三十年代中國的大學辦得好,那時候大學實際上是三足鼎立,國立、私立和教會大學並立存在。大家比著來,誰要是辦不好,學生用腳投票,就得垮台。因此,國立的北大,半國立的清華(因有美國退還庚款的支持),私立的南開,以及教會辦的燕京、輔仁、聖約翰,都相當有水準,得到世界認可。因此,現在的大學改革,相關部門如果要想推動的話,隻需要開放這個領域即可,一邊開放民資,不能再加限製,不能讓民辦大學僅僅是拾遺補闕、做高等教育的小商小販,一邊開放外資,讓外資進來辦大學。如果擔心局麵混亂,可以製定嚴格的法律,加以管理,我們的行政部門,不早就在提倡依法行政了嗎?開放,就跟教育部提供了一個依法行政的機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直接管製一切,連小學生跳什麼舞、唱什麼歌都要管。
大學不是鬥獸場
眼下的教育界,是個出新聞的地方,幾天沒新聞,被豔照門搶了風頭,大家都憋得慌。這不,先是有教授開博罵大街,然後是教育部讓中小學生學唱樣板戲,北師大珠海分校更是神勇,居然開演全武行,一位國際傳媒設計學院的教師,莫名其妙地被十幾位學校的保安圍毆,打得頭破血流。
據挨打的教師講,他之所以挨打,是因為對學院前院長被半途解聘表示不滿,因而被現在負責的副院長召來保安痛打。此前,這位院長被解聘的事,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這件事真相如何,還有待調查,但這位挨打的教師在學校的辦公處突然被打,打人者又是學校的一群保安,以情理論,不應該是保安自己的動議。一般來講,學校的保安,實際上都是外來的農民,跟教師地位相差懸殊,平時生活基本上沒有交集,不大可能有什麼非得動手的過節,退一萬步說,就算兩下有仇,保安也不至於糾集一群人在校內動手。因此,打人的指使者,很有可能是校內這位教師的仇家。不言而喻,之所以在大學校園裏、光天化日之下演出全武行,很有可能是教師之間或者確切地說是教師和領導之間的矛盾所致。好在,這些保安都在,調查出真相,並不難。
在外人看來,大學是個知識分子待的地方,是個文質彬彬的所在,即使有糾紛,大概也會文質彬彬地講道理。乍一聽到有人罵街,有人打破頭,未免有點不習慣,媒體知道了,也大驚小怪,隻當發現了人咬狗。其實,我們的大學,早就變了質,大學教授們,包括那些頂著各種長的頭銜的大牌教授們,根本就不知道學術討論是怎麼回事,不曉得心平氣和是何種品德,更遑論用討論的方式解決內部事務。由校長、院長、係主任到一般教師,屬於直線的行政階梯,上麵怎麼說,下麵怎麼做就是。過去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現在我們的大學,是學者以服從為天職。任何決策,沒有討論,更沒有表決,有不同意見怎麼吧?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碰上個把脾氣倔,吵起架來,最後,文明一點的法律解決,想不起來文明的,上演全武行,也不稀罕,至少圈裏人聽了不稀罕。
我從前說過,大學像衙門,其實不全麵,大學不僅像衙門,還像商場,商人所在的場。大學裏的各個院係,都是利益叢集的所在,當個頭,利益大得不得了。發達國家大學裏的院長、係主任,都是為教授服務的,沒人樂意幹,一般隻好大家輪換。但是在我們這裏,一個位置,大家爭破頭,打出腦漿子。越是那些熱門專業,跟國外合作辦學的專業,利益就越大,爭的就越是激烈。北師大珠海分校的國際傳媒設計學院,恰好就是這樣一個利益特別大的地方,其中的國際合作生,每年學費將近兩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