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是衙門,大學的官僚也就是官僚而已,當官就得守官的規矩,矛盾再大,公開開打,怎麼也過不去;然而,大學又是商場,在商場上,糾紛一起,文明一點的斥諸法律,粗野的就開打,甚至報複殺人,也不算稀罕。其實,如果僅僅是商場,打人的事還不一定這樣明目張膽,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學已經變成了角鬥場,全武行已經開演,好戲在後頭呢。
我們的大學,至少一部分,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看來,大學裏的瘤子,該動手術了,但願,它是良性的。
大學裏的馬屁風
按人們一般的想法,大學裏理應是最不該流行馬屁的地方。可惜,這樣的想法,已經嚴重過時。講兩個我親眼所見的小事,讓大家看看我們的所謂大學,教授們拍馬屁已經拍到了什麼地步。
第一件事,早在五六年前,我參加一個學校的會議,與會者都是教授,還有一個學校的副校長。照例是副校長先講,在副校長講完之後,每個教授發言,第一句話都要這樣說——正如某某校長所說(學校跟官場一樣,對副職照例按正職稱呼,副校長一律稱校長,如果正校長也在場,就稱之為“大校長”)——我很奇怪,難道說在場的教授都同意副校長的意見?這樣的話,又何必再說呢。
第二件事,某著名高校校長提倡國學,發表一篇文章,上麵把“賡續”寫成了“脊續”,有人較真(當然這也很無聊),給提了出來。沒想到捅了馬蜂窩,這所大學的中文係教授出來,寫了一篇四千餘字的文章,論證“脊續”的正確性。我仔細拜讀了文章,從頭讀到尾,發現“脊”還是脊,“續”還是續,兩個根本沒聯上。本來,天下寫字,就算生而知之的天才,也沒有不錯的道理。一個字錯了,到底是自家手誤,還是排版者的手誤還不清楚,就算寫者一時糊塗,也沒什麼大不了。校長也是人,是人就會有錯,怎麼校長錯了一個字,就會有教授出來論證錯的也是對的,真咄咄怪事。更奇妙的是,從那以後,在這所學校範圍內,我居然又看到了若幹次“脊續”的用法。意思告訴人們,我們校長就是對,就是對,不對也對。賡續見鬼,脊續萬歲。好在中國挺大的,會寫字的人不少,印刷品也不少,一個大學再有勢力,也難以讓賡續消失,脊續長存。當年武則天以女皇之尊,造了若幹前所未有的字,強行推行,到現在,好像隻剩下一個她名字的“瞾”還有人依稀記得,其他的都灰飛煙滅了。我就不信,一個校長加上若幹教授,就能讓“脊續”活下去。
說實在的,這樣的馬屁,本質上隻能是“彰君之醜”,讓原本無所謂的一點小小的瑕疵,變成眾人矚目的羞恥。但也反過來證明,我們現在的大學,風氣已經敗壞到了什麼地步。在曆史上,我隻聽說乾隆給靈隱寺題字,一個繁體的靈字上麵的雨字頭寫大了,下麵的不好寫了,大臣們靈機一動拍馬屁,說幹脆寫成“雲林禪寺”最好,於是靈隱寺就變成雲林禪寺了。現代的例子,好像隻有某大詩人在解讀領袖詩詞的時候,出現過類似的情形。當然,這樣的事,台灣也有,台灣前“教育部”長杜正勝身上就發生過。這個曆史教授出身的人,居然在陳水扁錯用典故,把“罄竹難書”當成褒義詞來用的時候,出麵證明陳水扁用得不錯。
馬屁無法絕種,但如果在官場和商場,人們對自己上司和老板,如此這般地拍,也就罷了。可是,我們的大學裏,作為知識分子的教授,居然也這樣拍,而且拍得比官場和商場那些利祿之徒更有水平,更讓人受用,能寫出幾千字的文章,把明明白白的錯字,說成正確,而且正確無比,這樣的馬屁,這樣的教授,我們說什麼好呢?我看還是無語吧。
被迫變成“托兒”的北大
在北大的簡介上,北大自稱是中國最好的大學。雖然有點不大謙虛,卻也差不太多。畢竟,在中國的境內,敢說超過北大的大學,好像還沒有。所以,盡管近年來北大惹來的非議頗多,總斷不了有事讓人說三道四,每每有人感慨,北大滑坡得厲害。但是,旅遊車還照樣一車車開進北大,大多數的學生,還是以能上北大為榮。多數的學者,北大能招他進來,隻要條件差不多,還是樂意應命的,盡管進來之後,該罵街,還會罵街。
最好玩的是,北大還總是扮演某些人“托兒”的角色,雖然自己未必全然心甘情願。有教授進北大校園上了一節課,盡管隻是進修班的,課畢,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在北大講課,然後讓人在大字旁給他照張相。有教授偶爾被不知北大的哪個小社團,請去做了一次講座(注意:這樣的事很多,有時候,連讀了幾行《論語》的保安,也會被請的),然後逢人便講,兄弟在北大講座的時候如何如何。
跟北大內外眾多的公司相比,這些教授不過是玩鬧的小巫。這些公司說起來跟北大沒什麼關係,但隻要能擠進北大周圍的寫字樓,最好是產權屬於北大的寫字樓,大抵就會跟掛著北大招牌的什麼中心有了那麼點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接下來就掛著北大的招牌辦班招生,原先是經濟、管理和法律,現在連國學也能騙錢了,孫子兵法自不消說,連孔子、老子據說學了都能掙大錢,好像還聽說過一個什麼從曆史看管理的班。雖然這兩年清華這樣的班辦得日見其火,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但講牌子之老、名目之廣,還是不如北大。
如果有人較真,細查起來,這些班沒一個是北大官方辦的。但這些掛北大招牌的班,北大卻也從不認真查一查,取締就更談不上。任由這些江湖草台班子打著北大的招牌招生,大家一起玩曖昧。更有意思的是,招來的學生,盡管最後發現講課的人,並非招生簡章上開列的北大大牌教授,也很少有人會像前一段清華類似進修班的某學員那樣,較真打官司。學員們要的,無非是一個在北大進修的經曆,正門進不來,這樣旁門左道擠進來,也將就了,反正很多人都是官家出錢,自己也不虧什麼。
連名滿天下的上海餘大師在宣布封筆多日之後,再做馮婦,重新出書,居然也跟北大有了瓜葛,書名赫然:《問學餘秋雨——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打開一看,原來不過是餘大師在鳳凰衛視《秋雨時分》的那點文化嘮叨。依稀記得曾經看過一眼這節目,好像記得下麵沒觀眾來的,怎麼會變成北大學生問學於他了?鳳凰的節目,興許也會有北大人在看,但似乎沒有哪個節目是北大學生的專場,看來,這回,不僅北大,連北大的學生,都成了餘大師新書的托兒。不知餘大師新書版稅收入中,北大學子能分點成否?
不管怎麼說,北大之所以總是做托兒,無論被迫還是半推半就,還是因為北大尚有利用的價值。但如此不愛惜自己的名聲,任由一幹公司和名人胡亂糟蹋,頻繁給人當托兒,說明北大的確離大學越來越遠,迅速地滑向學店。那點可利用的價值,照這樣用下去,很快就剩不下多少了。
大學為什麼會墮落得這麼快?
官場上從來不乏馬屁精,但是也總有不拍馬的人。什麼時候不拍馬的官員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麼這個官場多半要出問題,成窩爛掉的可能性極大。
在古代,官員的任免,自家的頂頭上司說了不全算,縣太爺下麵都是吏,六房書吏,世代在當地打雜的,一般不受縣太爺的任免,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書吏卻不流,待在衙門裏送往迎來。再下麵是衙役,屬於賤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門裏現成的,縣太爺一般也隻是用,不操心他們的人事調動。至於縣太爺,都是考試得售,或者捐班買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統一派下來的,他們的上司,對下屬,可以參劾,但不能任免,參劾,也得有確切的證據,加上上司和下屬平常各駐各地,見麵不多,縱然有心拍馬,機會也不多,所以,官場馬屁一時半會還上不了檔次。
今日一個縣裏,除了十幾二十個縣級幹部(裏麵還包含基本上無權的兩套班子),一個縣委一把手,對縣裏所有幹部的職業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殺予奪的意義。即便是縣長、副書記,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關係,上麵一般都會給一把手麵子,讓他走人。一個縣,吃官飯的,數以千計,這麼多人的命運掌握在一個人手裏,說誰行,誰就行,不行也行,說誰不行,誰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讓一把手不喜歡拍馬,難,想讓大家不拍馬,更難。但是,盡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場風氣特別差的地方,還是會存在若幹不拍馬,或者不太喜歡拍馬的幹部。
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歡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個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馬屁者往往動機不純,甚至別有用心,一個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對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過,人之所以為人,都是有弱點的,最大的弱點,莫過於喜歡被奉承,換句話說,被拍的感覺,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諛詞日漸豐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雙方,實際上都達到了一種通體舒暢、毛孔盡張、酣暢淋漓的境界。一日沒有小妞唱小曲就不能下飯的官員,同樣也不能離開下屬的馬屁。所以,一位縣委書記說過,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馬屁的,否則,咱做官圖什麼?
但是,大權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福之餘,還有政績的壓力。中國現階段的現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為火車頭拉動的現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的要參與經濟活動,甚至主要長官都親身投入市場,做廣告,推介本地產品。在各種政績考核指標中,GDP的指標,具有核心價值的意義。因此,我們的政府,成了世界上事務最繁忙的政府,不僅有彼此間的公務私務的往來、文牘成災、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禮儀活動,還有大量實務性工作,雖然這種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屬於對市場的不適當管理和幹預,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卻是真刀實槍,附帶業績指標的。政績指標的背後,是上級,是決定一把手命運、榮辱升降的上級機關或者上級領導。
既然有具體的業績指標,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就類似於公司,多少要講求一點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給它幹活。用不著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幾乎每個機關,都有少數幾個能幹的,這些能幹的人,支撐了幾乎整個機關的業務。但是,這些人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點爭議,在組織人事部門那裏,屬於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類人。要問起來,組織部門可以有一大堆說法,比如驕傲自滿,目無組織,不守紀律,不拘小節等等,總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實際上,他們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馬屁,或者不習慣拍馬屁。上級為了政績,為了指標考核,不得不容忍他們,但是隻能用他們幹活,不能讓他們掌權,所以,一般都是副職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兒他們幹,榮譽領導或者別人拿,還美其名曰,接受榮譽的考驗。能幹的人,多少有點才氣,有點個性,不樂拍馬,往往是個性和才氣使之然,對於領導重使而不重用的做法,難免有牢騷,於是加重了領導的不悅。
領導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績管理的目標體係發生變化,可以摻水造假而較少受到懲罰,那麼領導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僅不能容許頂撞、當眾發牢騷,而且連腹誹也能明察於秋毫。更進一步,他們已經越來越見不得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馬了。政績管理體係造假度越高,領導對不拍馬的現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領域的所謂政績管理體係,原本就是這個領域的領導們自己杜撰出來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貨,那麼,在這個領域,領導就更加容不得下屬不拍馬,現在的高等教育,就是這樣一個領域。
現在高校的排名競爭,主要看它們在教育部的考核體係中的位置,而這個位置,主要取決於你的核心期刊發表數量,課題數量、級別,博士點、碩士點數量,一級學科數量,重點學科數量,重點學科基地數量,進沒進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誰的數量多,誰就檔次高。這些指標,發表量和課題數,似乎看起來有點“幹貨”,其實在知情人眼裏,也是“水貨”,因為這些課題和發表的論文,99%以上,不僅對學術知識增量沒有任何貢獻,對國計民生,也毫無用處。至於其他的指標,不過是中國人編出來糊弄中國人的玩意,同樣一個學科,你的就是一級,我就不是,你的是重點,我的就不是,學科憑什麼有級?給學科分出級別,也隻有官本位的中國人才能想出來,很像是馬三立的相聲,逗你玩。
本來,學生的培養,理應是高校的硬指標,學生出息與否,出路好壞,有無學術成就,原本可以作為衡量學校好壞高低的標準,但是,目前的中國,還沒有走出文憑時代,人們對大學的需求,還有很大的虛的成分,加之學生畢業之後怎麼樣存在相對的滯後期,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社會上還沒有以學生這種“出產”來衡量大學的好壞的意識,因此大學可以安穩地關起門來玩虛的,自娛自樂。目前高校權重最大的學生培養指標,是看一個學校有多少獲得全國博士百優論文的數量,可是百優論文怎麼評出來的呢?依舊是學術官僚們自己的事,跟所有類似的評審沒有兩樣。所以,這樣的培養指標,也依舊是馬三立的相聲,逗你玩。
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原本最不應該有官氣的大學,衙門化推進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識如此流行,在社會上似乎還有點名氣的教授們,為了一個處長、副處長打得頭破血流,各級學官們,官架子擺得十足,手裏不僅權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資金也多了,先要求聽話,繼而接受拍馬,不聽話、不拍馬、認真作學問,那麼就什麼都沒有,迅速邊緣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們眼裏,不僅成了下屬,而且成了差役、奴才,到了這個步天地,教授們自然無師自通,拍起來了,開始還有點扭捏,很快就運用自如,有如神助。無論任何場合,開會隻要座中有領導,教授們自然會讓領導先說,無論領導懂還是不懂,領導說完了,教授們再說的時候,都會自覺重複領導講話精神,言必稱“正如某某領導所說”,領導聽了,舒服,而且自得,時間一長,覺得自己什麼都懂。教授都有專業知識,社會科學的教授,大多熟知製度主義的理性選擇理論,按理性選擇原則,拍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們理應趨向拍才是。其實,官場中人,雖然不諳這樣的洋理論,但操作起來,也沒有不明白的,誰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人在屋簷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趨勢,向著拍馬的方向前進,早覺悟者,早得濟。
虛假的政績,不僅催生出虛偽的人際關係,而且催生出虛胖的學校,於是大學擴張再擴張,比師資擴張快的是建築,比建築更快的是各種“點”和基地,比誰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數量,這些數量,轉化為新的政績,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複始,循環升級,幾年功夫,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就增加了十幾個百分點,在校學生總量,居世界第一。在中國,誰敢說教育是個慢功細活?我們不僅有躍進的速度,更有躍進的氣度和膽量。
當一個社會,知識分子成堆的大學,風氣墮落得居然比官場還快的時候,是可怕的。當一個社會,官場上除了上級之外,沒有任何人或者機製,可以製約一把手的權力的時候,更可怕。如果連上級的製約,都沒有了硬指標可供操作,指標不過是可以相互哄騙的遊戲時,尤其可怕。馬屁,僅僅是個副產品而已。
高校“大躍進”的困局與危境
現在的中國大學,至少從規模上,已經達到曆史的頂峰。中國的在校大學生數量,已經從1998年的340萬,達到2374餘萬,過幾個月,相信還會有大幅度的增長;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9.8%陡然升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們已經擁有世界最多的大學生,而且是在8年內創造的奇跡。同期的中國的GDP增長,平均不到10%,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在叫過熱,而飛速擴張的高等教育,已經不能用過熱來形容,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高校“大躍進”。
凡是大躍進,必然蘊含著危機。1958年的在全民“大躍進”的同時,高教也跟著大躍進,那場躍進,就當時而言,危害也是相當大的,多招了一些工農兵學員,學生出麵編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規大學有幾個月不能正常上課,教學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跟今天的“大躍進”相比,委實小巫見大巫。
今天這場高校“大躍進”,雖然表麵的繁榮還在維持,但已經蘊含了一場波及廣泛、內容深刻的危機,到爆發之時,整個社會都會為此巨大的代價,造成無可估量的社會震動。
高校的“大躍進”起於上世紀90年代後半。跟上世紀的“大躍進”不一樣,這是一場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動的躍進,教育部是躍進的發動機和火車頭。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標誌著高校“大躍進”的啟動。所謂211工程,即麵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此工程在“九五”計劃期間實行,在實行期間,1998年又推行了所謂的985工程,由於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這個工程在211的基礎上,選擇一部分大學,給予重點支持,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兩批,前後38所高校入選。211工程的資金183億,而985工程的資金僅第一期就達140億。211和985工程,實際上就是用資金的高投入,在短時間內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事實上就是“大躍進”。
211和985啟動後,地方上隨即跟進,那些不能入選的高校,在地方財政的支持下,自籌資金,投入躍進高潮。
與此同時,高校的合並也達到高峰,為了做大做強,各地高校開始盲目並校,有些地方,比如長春和杭州,幾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並,隻剩下一所超級大學。長春當地民間流傳一句話:當年吉大(吉林大學)在長春,今天長春在吉大。在合並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專和中專學校,甚至非學曆教育學校也乘機搭車合並,升級為本科。
在躍進期間,為了彌補規模擴張造成的資金短缺,大學的學費開始猛漲,從每年幾百元,漲到幾千元,而隨即到來的大規模擴招,使得學費收入相當可觀,在此基礎上,部分高校甚至開始大規模借貸,今天困擾人們的大學貸款債務問題,就是這期間形成的。
一
高校“大躍進”式的擴張,最大的惡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的過程。
原來高校就有行政導向的問題,1952年院係調整,蘇式高等教育體係的推行,高校已經成為國家行政事業單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高校體係開始從蘇式的專才培養向國際通行的通才教育轉化,在這個過程中,行政化的趨向大為緩解,教育部資源有限,對高校的控製很弱,高校裏的行政化的問題,主要體現為機關幹部和教師之間的矛盾,而在多數高校,機關幹部並不占優勢,做機關幹部的,往往更樂於轉成教師。而且,高校裏的行政幹部,逐漸被有學曆有職稱的人取代,學校還鼓勵教師雙肩挑,由具有教師崗位的人,出麵擔當學校的行政部門負責人。
但是,由於211和985工程的啟動,教育部掌握了數百億資金的分配權,而且工程本身就要有一係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強行政控製順理成章。教育部直屬的重點高校,為了爭取部裏掌握的資源,競相討好教育部。在這個過程中,教育部對直屬高校的控製力逐漸增強,不僅通過各種名目的評審,將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戰車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級幹部的人事權。教育部為了滿足高校負責人的級別欲,借著建設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推動部分頂尖高校行政級別升級,將12所大學升為副部級(現在副部級大學據說已達29所),實際上等於教育部為自己的司局級幹部,找了幾十個副部級崗位,這些年來,直接從教育部空降下來的重點大學校長、副校長,越來越多。
在行政化的過程中,評審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繩索。從剛剛在兩會上炒得很熱的本科評估上人們可以知道,這種來自教育行政部門的評估意味著什麼,評估不合格,等於喪失辦學資格,對於一般高校而言,屬於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才會有那麼大規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眾運動式的迎接。類似的評審,還有碩士點、博士點、一級學科、重點學科、重點學科研究基地,這些五花八門、外國人不懂、中國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通過了,意味學校的檔次上去了,通不過,就意味學校不夠檔次。而且,評上了不能一勞永逸,還需經過定期的檢查評比,不合格就拿下,換上別個。
由於部屬頂尖大學的示範效應,更由於各種評審的拉動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國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級,中專升大專,大專升本科,本科則追求上碩士點和博士點,同時,大學開始推行三級架構,即大學下屬學院,學院下屬係,將原來的係合並、或者不合並升為學院,原來的教研室升格為係,所有的人,行政級別不動,但名義上都升了一級。
同時,由於高校“大躍進”中各種名目的資金流向高校,學校和學院兩級實體單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資金,因此,權力大增,985高校,一個不大的學院,院長手裏可以支配的資金能達到上千萬,資金分配基本上由長官說了算,學院裏的教師,如果想要分一杯羹,隻能討他的好,因此,學院領導對學院教師的支配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當年基本上沒有多少資源的係主任,不可同日而語。同樣,學校的校長,連同學校行政部門的負責人,也因此權力而陡然增加,這就是為什麼大學教授紛紛爭當處長副處長的原因。
教育部和國務院相應的學術評審機構,則成為各個高校競相爭奪的對象,如果能在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占個位置,說明這個學校“實力”很大,在各種評審中,有很大的發言權。凡是進了這些機構的教授,在各自的學校都當然是級別最高的教授,說話極有分量。
有錢在手的權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雖然學校裏的各種“長”,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長”的教授,官架子擺起來,一樣嚇人。一個小小的學院,居然開起會來要設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階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長先說,第二首長次說,無論這種是行政性質的、還是學術性質的,在這個意義上,學校已經成了衙門。
不僅如此,在整個的官方學術體係中,隻認官,不認學,某個學科的評審,上麵隻找那些在某幾個頂尖高校當院長的人,似乎誰做了院長,誰就是學科的當然帶頭人。這樣一來,學科的評審,就掌握在幾個學官手裏,哪個學校想要上什麼“點”,評什麼獎,評一級學科,重點學科,拿多少課題,都得看這些人的臉色。這些人,自然形成一個聯盟,相互交換好處,互相推薦自己人拿獎、拿課題,互惠互利,甚至,他們還定期聚會,聯絡感情,毫無忌諱。
二
由各種評審指揮棒驅使的行政化、衙門化的大學,一個直接的結果是敗壞了學風,使各種形式的學術腐敗,肆無忌憚地浮出水麵。嚴格地說,中國的大學並沒有我們所謂的大學精神,對於大學的求真求實、自由探索、社會擔當等國際通行的品格,實際上即使在高校“大躍進”之前,大學中人也沒有共識,但是,至少那時還作為精英教育的大學,多少還存在一些普遍的道義感,對社會也有某種責任感。然而“大躍進”無情地破壞了這一切。
各種評審的指標體係,主要是以科研為導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論文數量、國際SCI論文數量、國家級課題數量、省部級課題數量、課題經費總量等等。關於教學培養方麵,最有分量的指標是所謂的博士論文百優數量(即每個學科每年評一百個國家級優秀論文),實際上也是科研指標。在教育行政部門看來,爭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標體係以科研為主。可是,中國高校的這種指標體係,隻有SCI還勉強有點國際性,而且也並非國際通行的衡量體係,其他的指標,實際上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娛自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