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所謂的學術核心期刊，其學術品質，原本就需要測定，但是，在各個高校發瘋追求論文數量的情況下，南京大學帶頭發明了硬性規定研究生發表核心期刊論文作為畢業前提條件的方法，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人為拉高學校的論文發表數量，各個學校紛紛跟進，使這種本質上違法的行為，成為高校的新慣例。研究生做不出論文，就買，不僅買論文，而且買版麵，各個學術期刊，因此出賣版麵，蔚成風氣，進一步敗壞了學術期刊的質量。現在的狀況是，跟中國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學生相匹配，中國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論文發表量，但科研競爭力卻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核心期刊和論文發表如此，所謂的課題也如此。由於國家和省部級課題的選題方向，就是由幾個頂極高校的學官確定的，因此，其學術性很成問題。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政治和曆史方麵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導向，就沒有多少學術性，倒更像是宣傳。而且課題的獲得，跟學官的位置、調動資源的多少有關，往往官越大，課題就越多，當然也就越沒有時間做（這是假定他們都有學問的前提下），隻能讓學生做，因此研究生們就成了導師的打工仔、廉價勞動力，這樣的課題，能有什麼質量，可想而知。中國國家級的課題質量差，已經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課題，毫無用處。
這樣一種基本上屬於自娛自樂的評價指標體係，卻使得所有的大學為之競折腰，前麵講過逼研究生“土法煉鋼”的增產方式，實際上，學校的教師，在定期的考評麵前，也必須拿出東西來湊數，否則就會下崗。當然，如果產量高，也有獎勵，尤其是在所謂A級B級刊物上發文章，獎金甚為可觀（這個類別，居然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樣一來，所有的教師，都必須圍著考核指標轉，以增產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於爭課題、跑項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學術著作問世，形成了科研論著出版高峰和讀者閱讀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觀。
在這種科研成果的增產競賽中，學風極其浮躁。從老師到學生，大家隻想著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製濫造的所謂成果因之大量問世，簡單重複，低水平重複，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識性錯誤。同時，抄襲、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學生）成果等學術偷竊和腐敗行為流行，有些學校，越是所謂的大腕學者，越可能犯這種在國際上看來是學者致命傷的錯誤，因為附他名下的東西太多。由於對考評體係的特別在意，這些大腕的類似錯誤，往往得不到處理，因為如果一旦處理，不僅自暴家醜，而且可能喪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評審資格，就算一個頂極高校，也不能無視這種損失。因為現階段中國大學的地位考評，一是看學術權力（占有評審成員的數量和等級），二是看學術數量，而前者更為重要。
在國際上，教授學者，聲譽是高於生命的，一旦一個教授學者的聲譽有了問題，他的職業生涯就完結了，意味著他的餘生，隻能靠從事低級勞動為活。然而在中國，對於教授學者而言，權位和金錢是第一位的，聲譽出現問題，哪怕是特別明顯的問題，隻要你能動用各種關係，將之擺平就行，丟人不要緊，但不能丟位置。至於對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會的擔當、對學生的責任心，已經在相當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裏找不到絲毫的痕跡了。
教授如此，學生就不用說了，高校“大躍進”這些年，是學生考試抄襲最嚴重的階段，也是學生論文質量最差的階段，網絡普及之後，網絡成了相當數量的學生各種論文的發祥地，連幫導師做的課題，也從裏麵搬，這也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大牌教授犯抄襲錯誤的原因。大學這些年，最大的問題是在教學生做人方麵的失敗，在老師的榜樣麵前，有的學生甚至喪失了起碼的責任心，起碼的道義感。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大學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幹部管老師務必使之奴才化，要的就是聽話，而這種奴才管理，轉化到學生那裏，則變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雙管齊下，結果是桀驁者變成了憤青，溫順者變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國家和社會對大學培養獨立人格、創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現實中已經南轅北轍。
三
高校“大躍進”，最大的危害，是給社會和國家製造巨大潛在的社會危機。大學的擴招和學費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動消費的初衷，但是從根本上，還是“大躍進”的需要。“大躍進”如果本身不能給大學帶來現實的利益，僅憑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力量的推動，是難以奏效的。“大躍進”的好處不僅來自上麵的撥款，而且還有下麵的創收，在學校規模一定的情況下，招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為如此，“大躍進”前一個隻招3000人的學校，躍進之後，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個高校還非常熱衷於研究生的收費改革，將研究生的收費麵擴至最大。
大學收費激增最大的，其實並不僅僅在於讓某些農村的貧寒子弟上不起學，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長，而在於大多數普通百姓傾家蕩產、債台高築供子弟上完大學之後，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連清華、北大、人大這樣的大學，也出現了較大程度的畢業生就業問題。具體統計各種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視線所及，我所服務的大學，有的專業，今年的本科應屆畢業生到現在為止，一個簽約的都沒有，有的專業，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關係。同時，大家忽視的一個現象是，現在大學的現狀，越是農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學，越是檔次低的大學，收費反而越高（包括隱形的），但是就業前景卻異乎尋常地差，而這些地方，恰是農村和城市貧困居民孩子的去處。這就意味著，恰是那些砸鍋賣鐵供養大學生的家庭，最後的回報很可能是零，血本無歸。
對此，教育部的辯解是，即使不上大學，這些人仍然可能失業。當然，此話有理，不過，不上大學，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業，跟上了大學、付出巨大成本之後的失業，對於學生和對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來說，是根本不同的，在後者，他們對社會的挫折感會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個沒有上大學的農村孩子，會比較坦然地選擇進城找一份出力氣的工作，但是大學畢業之後，能夠做這樣坦然選擇的人，將不會很多，大學教育，已經剝奪了他們做一個簡單勞動者的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個解釋，是說現在的大學已經成為普通教育，所以，大學生畢業就是應做一個普通勞動者。而且不斷有消息傳來，說是大學生做了搓澡工，當了棒棒（搬運工），回家賣糖葫蘆等等，當然，我們不能說大學生不能做這些簡單勞動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學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畢業從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沒有什麼區別，那麼中國的大學還能辦下去嗎？現在中國的城鄉已經在流行新的讀書無用論，很多孩子甚至連中學都不願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現在的說法，如何應對這股潮流？
從另一個方麵說，現在的大學生就業，跟大學教學培養的現狀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從前，外國人很看不起中國的大學，認為我們沒有大學的理念，充其量不過是職業技術學校。但是，那時的大學，即使作為職業技術學校，也存在著知識老化、陳舊、跟社會和生產脫節的問題。但是由於改革之初，國家和社會知識人奇缺，而且國家對文憑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用不著接受社會的檢驗，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被遮避了。開放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國的大學在方法、理論諸方麵引進了很多東西，知識體係單一化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在學生素質培養方麵，進步有限，而且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嚴重缺乏就業意識，原本還存在的實習環節，因為經費的問題，無論理工農醫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學校甚至成為一種形式。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對於大學的評價體係上的競爭，對於大學能否上檔次，對教師的職稱晉升，課題的取得，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關係，從學校到教師，自然就不重視。教育部雖然三令五申，強調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課，但是又落實了多少呢？教師上課糊弄，讓自己的研究生代課，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了。現在正在進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評估，看起來好像是在重視本科教學，但檢查的項目，卻落實在大綱之有無、教案是否完備、教學檢查有無進行、考試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時有無作業、考試有無標準答案等上麵，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東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規中矩，是否就意味著大學教學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國大學，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講課越不規矩，講文學史的，一個學期隻講了一個《莊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絕留作業，拒絕判卷，但是那時代的幾十所頂尖大學，卻是國際公認的中國最好的大學。
更何況，就連這樣的檢查評估，也往往流於形式，由於評估有事先的通報，給被評估者留好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結果各個學校普遍造假，甚至發動師生假期不休息，將所有的記錄修改、重做一遍，屆時評估的時候，評估專家隻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領神會，不會煞風景。這樣的評估，我懷疑不過是教育行政部門將大學不斷地束縛在自己戰車上的一種手段，跟本科教學沒有多少關係。
“大躍進”之中的大學，是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所在，有了點洋理論，但無法教學生做學問，上課糊弄，教不會學生怎樣做事；擴招等於注水參假，教學實習各個環節都偷工減料，即使在職業教育方麵，比躍進前還要差。
這樣的大學教學培養，既不能教會學生做人，也不能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質。最嚴重的問題是，畢業生嚴重缺乏責任心，這是令用人單位普遍頭痛的問題。事實上，一方麵，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麵，用人單位，尤其是那些民營企業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適的人。
四
眼下，高等教育，已經成為民生三大難題之一。高校“大躍進”引發的危機，並不局限在教育領域，已經隱含著整個社會的危機，不僅影響到國家的科技文化進步、國家的競爭力，影響到國家產業的轉型，而且隱含了社會的動蕩，隨著就業的困局擴大，大學畢業生失業比例增加，現在據說已達70%，每年拋到社會上的幾百萬的失業學生，對社會意味著什麼，不用說大家都明白。
高校“大躍進”，本質上是一種在不改革體製的條件下，靠注入大量資金，在短時間內使大學上檔次，甚至打造幾個世界一流大學的設計以及這種設計的實施。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的話來說，就是相當於給沒有改製的國企，注入大量資金，以期實現經濟奇跡。當然，隻要錢足夠多，奇跡倒也不是完全不能發生，可惜隻能是形式上的奇跡，既沒效率，更談不上品質，甚至會敗壞已有的品質。
果然，現在的大學，隻有規模的擴張、樓堂館所的興建，而實質品質的提升根本沒有，甚至還在下降。原有的行政導向，在資金的扶助下，如虎添翼，形成了壟斷權力和壟斷公司畸形結合的怪胎，這個怪胎，將原體製的弊病統統發揮到了極致。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的高校“大躍進”，具有某些洋躍進的味道。因為這個躍進，號稱是在學美國。因為美國的大學是普通教育，我們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們似乎忘了美國的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國力和教育水平跟我們相比是如何，而我們卻在僅僅八年時間，就完成了美國化。現在中國有種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麵，拚命排斥美國化，但是另一方麵，很多改革都以美國為尺度，無論多麼荒謬的事情，隻要說一句，美國也是這樣的，就萬事大吉。
其實，在這種美國化的洋躍進背後，是國家的好大喜功和部門利益衝動的奇妙結合。國家雖然得到了一點虛榮——學生數量第一，論文數量第一，也在短時間內拉動了一點內需，但真正撈到好處的，卻是教育行政部門。雖說眼下是個部門利益擴張的年代，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能夠如此大規模肆無忌憚地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不受到遏製，讓自己勢力範圍的所有單位，都乖乖地聽命，也沒有任何一個中央的部委，可以掌握幾十個副部級的職位，以至於教育部的每一個司長，都有擔任實職的副部級首長的機會。“大躍進”一旦既成事實，國家似乎隻能隨之起舞，直至水枯魚爛為止，即使到了這個地步，爛攤子不管多爛，也隻能由國家出麵收拾。
曾經有過的高教“大躍進”
“大躍進”是國人在20世紀繼義和團之後，鼓搗出來的又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就當時而言，的確是充分地發揮了國人敢想敢幹的創造精神，人們說話做事的膽量，似乎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從來就沒這麼大過。“大躍進”很熱鬧，內容也挺多，人們一般記得比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畝產萬斤乃至幾十上百萬斤，公共食堂加吃飯不要錢。高校的“大躍進”，人們回想起來，似乎也就是搭爐子煉鋼、上街轟麻雀。
其實，在那時，有關高等教育自身的躍進也是同樣不讓他人專美於前，跟土高爐煉鋼鐵一樣，同樣充滿了刺激和荒誕。
1958年夏天，在中國土地上，突然之間冒出了數不清的大學，僅僅比後來的土高爐少一點。始終走，不，狂奔在全國前麵的河南省，先是一個地區辦一個大學，後來一個縣一個，一個公社一個，那個被偉人稱讚說是躍進規劃像一首詩的河北徐水縣，不僅辦起了一個擁有12個係的綜合大學，而且縣下每個公社都有一個紅專大學。這種大學是怎麼辦的呢？徐水，還有山西平遙的綜合大學，是把原來縣裏的中學掛上大學的牌子，中學的老師變教授，再配上些老農，算是土專家，教室原封不動，隻是原來的教研組變成了係。
比起縣裏的大學，公社更有熱鬧看，當時河南遂平衛星人民公社的紅專綜合大學是上過報的典型，不可不專門介紹。衛星公社的這個大學有10個係，共有學員529人，這10個係分別是：1.政治係，主要學習黨的政策和基本知識；2.工業係，學習煉鋼鐵和機械和電氣，學生主要集中工業區（煉鋼鐵的土高爐所在）和拖拉機站；3.農業係，學習農業基本知識，怎麼種高產作物；4.財會係，學習財務管理；5.文藝係，學習歌曲、戲劇、音樂，自編自演，在學習之餘，要上田頭演出；6.衛生係，學習衛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識；7.科學技術研究係，學習氣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蟲害防治、品種雜交，據說經常搞一些震驚中外的試驗；8.林業係，學習苗圃管理、果木雜交；9.文化係，所有各係的人員都是文化係的學員，按照各自的程度分為高小、初中班，大概專門為紅專大學的學員補習文化課的；10.政法係，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和政法文件，據說是專門培養各個生產隊公安幹部的。
這個大學的校舍，就是社員騰出來的民房，學生都是各個生產隊選拔出來的成份好、覺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話如此）按他們的話來說是土洋結合，土的教授可能連字都不識幾個，但是群眾推舉出來的能人，所謂的洋教授，就是原來的小學教師。上課，土教授有講不出來的時候，那就由洋教授講，土教授在旁邊操作，叫做土洋結合。這個大學據報道還很有成績，工業係的不少人學會了開拖拉機、鍋駝機，文藝係的編了很多快板、快書、相聲和戲劇，什麼“排山倒海”、“幸福燈”、“姑娘們的心”、“躍進老大娘”等等，政治係的當然錯不了，學會了怎麼“拔白旗”（“大躍進”時的術語，指批判或者掃除對躍進有抵觸情緒的人和事），最為顯赫的是科學技術研究係，人家打破書本教條，一畝芝麻上100斤化肥（極限是30斤），據說畝產達到1000多斤（對芝麻而言，相當於稻米的畝產萬斤），而且還搞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紅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
農村的土大學如此，城裏的洋大學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漢大學，躍進不讓他校，物理係1958年猛然由原來的三個專業，增加到九個專業，有的新專業連一個教師都沒有，就找來某個出身好又特別紅的學生當教研組長（當時學習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師沒有先空著，有的專業連名稱都沒有弄清楚，就“先辦起來再說”。
那時候甚至連正規大學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學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衛星，有多大膽，就有多大產。北京大學中文係一群學生（加上青年教師），花了僅35天，就寫出一部78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據報道，著名學者王瑤等寫兩年都沒有寫出來，意思這些學生和青年教師比王瑤強20倍不止；生物係40天編出一本《河北省植物誌》，同樣據報道，說是法國大科學家拉馬克編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國的植物誌，用了十多年，意思他們比拉馬克強100倍不止。北大放了衛星，其他學校當然也不甘落後，北師大編出了10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比著放衛星的味道出來了），還編了100萬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和《蘇聯文學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弄出了一部100多萬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據說，這部書加進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下限寫到1958年，把大煉鋼鐵都寫進去了。新聞係寫出了《中國軍事報刊史》、《中國出版事業史》、《中國廣播事業史》。清華大學幾個月內，編出各種教材與專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測量及模型試驗》是10天工夫就寫出來的。最了不起要屬武漢大學物理係，人家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短時間內破除“舊”的物理體係，把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掃而光，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係”。需要指出的是，這期間，由學生參與產生出來的大量“科研論文”，也陸續地發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錄上的學術刊物上（其實，即使今天各高校寫校史的時候，統計成果也未必就把這些貨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話來說，科研成果的數量實現了飛躍。
曆史是麵鏡子，時常可以從裏麵照見我們現在的自己。如果看了40多年前的高教“大躍進”的種種感到荒唐的話，那麼想想今天我們的所做所為，其實沒有什麼資格嘲笑我們的前輩。當年徐水和平遙把中學升格辦大學，和我們今天中專升大專、大專升本科、本科競相辦“研究性大學”（大家的升級，也就是有關領導一句話的事），其實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區別。如果說，當年武漢大學用學生當教研組長，跟遂平衛星公社社辦大學土洋“教授”並舉，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話，那麼，今天我們有不少大學隻有一個學過法學的本科生敢辦法學院，沒有一個計算機人才能辦計算機專業，跟衛星公社大學比，頂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別。今天由南京大學首創、研究生必須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規定不同）論文才能畢業的做法，本質上跟當年發動學生群眾著書寫論文沒什麼不同，無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數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產的粗製濫造（今天還有一個副產品：催化了學術期刊的腐敗，產生了大量有償稿件）。
當年的武漢大學在“大躍進”過後，檢討自己的時候說，“在這種戰線長、任務重、指標高、要求急的情況下，隻得采取一壓（批評、加壓力）、二抄（寫論文時東抄西抄）、三擠（擠數字）的辦法”。而我們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點大學，動靜其實比當年還大，競相上專業、補學科、辦學院（缺人文的補人文，缺理工的補理工）、合並超級大校、爭一級學科、爭博士點、爭基地、進211、上項目（人文社科的課題都越做越大，越來越無病呻吟，資金上億）、各種名目的評比、有資格的則定出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目標。這一連串越來越急的大動作，怎麼說都擺不脫“戰線長、任務重、指標高、要求急”的影子。各個學校用量化管理、物質甚至職業杠杆壓出來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隻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複，更是隻有天知道。說到底，各個學校的科研成果數字，還是少不了“擠”的因素。隻有一點是跟前輩們有所不同的，就是現在的“大躍進”極大地催化了學術的腐敗，這種腐敗，甚至不是指前段時間炒得很熱的抄襲事件，而是直接和間接的權錢交易，這種交易，已經飛速躍進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自從世界進入現代化（或者說西化）的發展語境以來，處在後麵的學了一陣前麵的之後，就想著怎麼趕上和超越，這是人之常情，其實沒什麼不對，至少可以理解。隻是幻想通過某種特別的方式（比如發動群眾），跨過必要的發展過程，一下子擠到前麵去，多少有點做夢的味道，尤其對於一個讓別人拉得比較遠、差距過於大的國家，定出這種豪邁的計劃，做出邁大步之狀，則難免讓外麵的人感覺局中人像是發了瘋。世界上有人發瘋，其實沒什麼奇怪，隻是發得太大，形成了風潮和運動，就奇怪了，更何況同樣的瘋要發兩次（也可能是N次），則未免駭人聽聞了。從前是“大躍進”，現在是“跨越式發展”，至少從形式上看，其白日夢的渾沌和瘋狂度其實是一樣的。
然而，不一樣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學術腐敗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其實大多數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實際上在幹什麼，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學校跟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私下裏把爭基地、上項目的活動稱為“編故事騙錢”，內容怎麼樣沒人在意，隻要故事編好了，基地呀，博士點呀，項目呀就來了，當然錢也就來了。在他們看來，如果你不爭，別人也會爭，中國一流的大學不爭，好事就全讓二流三流的拿去了，與其人家上還不如我們上，錢與其讓王八蛋糟踐，不如我們糟踐。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到了南極冰川上，卻不約而同地較著勁幹著當年昏熱狀態下才幹的“大躍進”。
說穿了，奧秘在於，凡是“大躍進”，就容易產生數字式的繁榮，麵上看起來特有光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容易出政績，就像大煉鋼鐵可以使極度落後的中國幾個月就憑借遍地開花的土高爐，生產出幾千萬噸鋼鐵（盡管大部分都成了廢物，堆在田間），實現了超英趕美一樣，過去和現在的高校“大躍進”也可以實現規模的迅速擴張、科研成果的極度增長。我們可以合並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可以生產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製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論文。跟當年的領導人一度誤把這種虛假的繁榮當真實不同，我們現在的局中人，從頭到尾，所要的就是這種虛假的繁榮，因為不僅領導者麵上好看，而且在這繁榮的背後，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當年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言道，死後管他洪水濤天；今天人們想到，下一任管他天塌地陷。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說中國總是不能實現數目字上的管理，但卻想不到，他們其實是可以實現數目字上的繁榮的。老百姓講話，數字出官。
一個偉人說過，曆史常常重複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笑劇。信夫！
（本文有關高校大躍進的材料，主要來源於當年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內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