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農民的地，大學有份
燕山大學為了擴張，2003年征用了幾千畝農民的土地。有些村莊農民的地幾乎被征光，每畝地隻付給農民6萬元。征地的時候，土地的用途是教育用地，4年後，這些土地的一部分被以商品住宅用地賣出，每畝地高達130萬。
姑且不論這樣的土地變更（從教育用地變成商品住宅用地）是否合法。如此賤價征用高價賣出，中間差價居然高達20倍，這樣的盤剝，無論如何都顯得狠了一點，明擺著是欺負農民嘛。據報道，失去土地的農民，現在生活狀況艱辛，當年的征地款，已經差不多花光，度日如年。
當然，像這樣的盤剝，全國各地都有。不僅農民的耕地可能被擴張的城市吞噬，連他們的住宅，也可能麵臨被拆遷的命運。雖然憲法上規定農村的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在現實中，農村的土地，卻不能進入市場，必須得由政府征用，征用之後，由政府賣出。燕山大學的事例告訴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大學也扮演了一個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等於是政府和大學合謀，剝奪了大片農民的土地，肥了自己，坑了農民。
燕山大學的理由，是他們要還債。因為大學的擴招，大興土木，欠下了大筆的貸款，所以必須得靠賣地來償還。同樣的事情，浙江大學已經做過了，由此類推，應該還有其他的大學，估計也這樣做了。這樣做，大學的債是還上了，但實際上用的卻是農民的錢，用他們和政府合謀從農民手裏搶來的土地換來的錢，替大學還擴招的冤枉賬。
大學擴招，原本就是一種弊政。憑什麼要規模隻有1萬人的燕山大學，在幾年之內擴招到5萬人呢？在這個世界上，有哪個國家辦大學，是這樣瘋狂注水的呢？這樣做了之後，不僅造成大學的教學質量大幅度下降，耽誤了大批求學的農家子弟，而且居然造成大批農民失地，把原來屬於農民的土地，以極低的價格拿過來，然後再高價賣出去。裏裏外外，所有的單，都讓農民為他們買。走遍天涯，哪裏有這樣的道理。天理何在？人心何在？
從前，我批評高校“大躍進”，還隻知道這個躍進，坑害了學生，坑害了學術，也坑害了大學，現在才知道，在這瘋狂擴招背後，還有成村的失地農民的血和淚。被坑得最慘的，原來是農民。大學從來都是人類的良心所在，是人類的良知所在，承載著人類美好的價值。但是，今天，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大學居然淪落為盤剝和掠奪農民的幫凶！這樣的大學，即使建上幾百所，又有什麼意義呢？
中國大學的大樓事業
梅貽琦關於大師和大樓的名言，現今已經被人們說濫了。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是說大學關鍵要有大師，而不在於有沒有大樓。這話人家不僅說了，而且用實踐證實了。當年西南聯大的大師們，就是在草屋平房裏，培養出迄今為止依然令國人感到驕傲的大師，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還活著。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盡管當今中國學界，並不見得隻有學人和媒體推崇梅貽琦先生，大學校長私心向往者，也不是一個兩個，但是，我們現在的大學，卻難覓大師的蹤影，幾個原先據說很有大師相的苗子，不知怎麼就是長不起來。一說大師，人們隻好拿幾個老一輩的長壽者（在舊中國受的教育者）打哈哈，不厭其煩地讓老人家發揮餘熱。從南到北，無論哪個大學，都一個模樣，隻有大樓沒有大師，這些年，大學可以驕人的業績，正像陳平原說的那樣，也就是蓋大樓了。
蓋大樓當然也是事業，有的大學並不諱言這一點，甚至自豪地稱之為我們的大師大樓事業。應該說，在多少年教學設施短缺、教學和科研條件較差的情況下，校長們能籌來款項，把大樓蓋起來，讓教學和科研條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雖然有些大學樓蓋得奢華了一點，建了太多的校園五星級酒店，過於豪華的體育館，以及大而無當、卻又很費錢的大校門。但總的說來，中國大學的教學條件，比起十年前，的確改善了很多，這的確是個成就。
但是，大學畢竟是大學，現在中國的大學，雖然有房子有地，有大機關和大後勤，要管自己一畝三分地裏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但是，大學不是一個城市，更不是一個建築公司，從本質上講，大學，是不能把蓋大樓當成自己的事業的。換句話說，大學者，隻能是有大師的事業，隻要有大師，有沒有大樓，都是大學。
如果把1889年設立京師大學堂作為中國大學的起點的話，一百多年的大學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聯大的時代，已經走出來一條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係調整之後，一刀切地改成蘇式教育體製，二十幾年下來，中國大學教育幾十年的積累，被揮霍殆盡。改革開放以來，大家有共識，從蘇式專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識教育，本身蘊含著大學的回歸。隻是，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的回歸，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貼近教育本質的改革，簡單地說，隻有改革，針對教育體係的改革，才會有我們今天念茲在茲的“大師事業”。
顯然，追尋大師事業，大學有兩個大關必須得過：第一關，大學要從單位體製裏走出來。所謂單位體製中的單位，就是一個在都市裏半封閉的村莊（還有圍牆），村裏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管，有車隊、食堂、醫院、中小學，甚至派出所，校長儼然小國之君。這一關，目前隻過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大學依然有擺脫不了的後勤集團，這個集團，不僅是自己的包袱、學生的怨府，而且在學校有著非常大的發言權，實際上影響和左右著學校的政治。第二關，實現從官僚機構中的出走，逐步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現在的大學就像一個政府機關，所有的黨政婦群工機關一應俱全，運轉按機關規則和潛規則來，校長就是一個行政官員，不僅機關幹部，連教授都是他的下屬，乃至他的士兵。這一關，現在的大學不僅沒有過去，而且大有向後轉的趨勢，大學的官僚化行政化變本加厲，愈演愈烈。上世紀90年代起，由“211”和“985”工程興起的高校大躍進，本質上，就是一場強化大學的官僚體製、靠官僚挾帶大量投資運作的大學擴張運動，裏麵唯一的所謂現代因素，是引入了公司管理的量化考評製度，把現代公司製度的某些因素，畸形地嫁接到大學這個衙門上，這種製度嫁接，使得我們的大學，顯得更加荒謬和不倫不類。
現在的大學校長和書記，盡管百分之百都實現了高知化，不是教授也是研究員，但是，他們職務實際的外在價值，卻是跟所謂的校長完全不相幹的三個東西：一是都市裏的村莊的村長，屬於舊體製下什麼都管的村長，或者叫大隊書記；一是官僚行政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負責上傳下達；一是國有壟斷公司的老總，獨占國家資源，卻幹不出多少效益。這三種角色，離一個大學應有的目標，都很遠，很遠。從某種意義上說，隻要我們的大學負責人沒有辦法擺脫這三種角色，那麼，他們能做的，大概也就隻能是蓋幾棟大樓，甚至可以說，比起其他的事來說，他們最有效、最不浪費、最不遭人恨的事業，就是蓋大樓了。
北大菜市場和清華寫字樓
北大近來很神氣，據說在《泰晤士報》的大學排行上，名次很是靠前，已經超過了東京大學。不過，北大的學生卻有一點小小的不愉快，因為他們美麗的校園裏，不時地傳出叫賣聲，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擠滿了各式各樣的轎車，北大的情侶們，如果不趕早的話，已經無法在湖邊找到談情說愛的所在。用北大學生的話來說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場，未名湖成了中關村人民公園。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園是有圍牆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時候，北大的學生出入，還會遭到盤查，那麼，那些賣紅薯的和那些不賣的轎車，是怎麼進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