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管”，還有一個“灌”，大學的教學，就是灌。老師上課念講義，學生記筆記，考試學生背筆記，逃課的學生，隻要考前借來別人的筆記背一下，就能過關，所以，考試前夕，最為忙碌的地方是複印店，那裏晝夜兼程地在複印各種各樣的聽課筆記。從前人文社科的課程在灌，現在據說理工科也在開始推行灌溉作業，試驗和實習的內容不是壓縮了，就是變形，總之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學獸醫的，據說解剖課，開始是解剖牛馬，然後變成了豬羊，最後一律小白鼠，還得好幾個人分一個。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不讓學生學會自己思考、自己動手。
當然，這樣的管與灌，肯定是管也管不好，灌也灌不進去。越管，亂子越多，越灌，學生忘得越快。最後隻能是得過且過，隻要學生不出事，出事也別跳樓，少惹麻煩，學校管了，灌了，也就完了。
這樣的教育，別的不知道，至少責任心是不會有了，最好的學生也不過是看起來乖而已，而且很可能隻是當著老師的麵才乖。多年的集體主義教育，既教成了集體行動主義，也教成了集體依賴主義，有群威群膽，卻沒有個人行動的勇氣；有集體的依賴，卻沒有集體的公心；有集體的麵子，卻沒有集體的事業，互相包庇做壞事易，互助幫助做好事難。最講集體主義的國度，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往往最缺乏集體意識，最喜歡做的事，往往是爾虞我詐，互相拆台。
這種教育，也許最大的問題在於教別人的人，自己就沒有責任心。學校的老師和管理人員，固步自封者有之，玩世不恭者有之，就是罕見為學生負責的。上課糊弄的越來越多，有的老師，甚至一學期下來，幾乎全是請人代課，本人什麼樣，學生都不知道。越是名牌大學，越是熱門專業，老師就越是能糊弄，有點本事的都在外麵兼職、走穴，剩下堅持上課的，往往是些中年女教師，很多熱門專業的學生抱怨，四年書讀下來，連一個男老師都沒有見過。本科生最倒黴，因為見不到大牌教授，研究生也好不那裏去，因為大牌教授都在忙著做大課題，那裏有名有利。課題也罕有認真做的，大教授申請下來課題之後，多半成了學生和青年教師的事，大頭的課題費自己拿，變成了教授家家常日用的開支，剩下點零頭給學生，一塊錢當十塊錢用。負責一點的還胡亂指導一下，不負責的連指導都懶得做，弄成什麼算什麼，反正最後都能結項。老師糊弄，當然學生也糊弄，現在被揭出來層出不窮的名教授抄襲案，很多其實是學生抄的，他們把老師委托給他們的課題，再次委托給電腦和網絡了。
大學教育是培養學生獨立人格的過程，是激發學生潛能的過程，一句話，是培養人的過程。要想實現這個過程，我們做教師的，首先自己要像個人，做一點真正的學術研究，說一點真正負責任的話，做一點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學生的事。古人雲，身教重於言教，實在是太對了。
如此淘汰製，有不如無
繼吉林大學之後，湖北某高校也取消了幾個博導的資格，據說是因為考核不合格。鑒於中國高校實際上是把博導視為教授之上的一種“職稱”，所以，博導資格的取消，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這幾個教授被降了一級。
跟美國教授終身製不同，現在的中國的大學，一直躍躍欲試著向公司靠攏，實行教授競爭上崗、考核不合格下崗製度。前些年北大的改革，大體就是這種思路，現在一些學校小打小鬧的探頭探腦、向人們昭示的貨色，就是這種所謂的淘汰製。
現在的教授應不應該淘汰？在目前的情況下，我認為是應該的。因為我們的教授，不合格的南郭先生太多。即使在一些所謂的211重點大學，甚至金字塔頂尖的幾個大學裏，根本不知道學術為何物的教授，也不在少數，寫文章一提筆，就是社論。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某些帶博士的教授，他學生寫的論文，凡是他看上通過的，外麵的人就通不過，凡是外麵人說好的，他又通不過。這樣的導師，這樣的教授，當然應該淘汰。另外，我們現在的高校，職稱結構幾乎都是倒金字塔，教授多於副教授，副教授多於講師，大家都擠在高處，很不合理，所以，教授應該淘汰下去一些。
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怎麼淘汰呢？按照現在的高校評價體係，諸如核心期刊論文數、課題數、課題等級等等，能讓人心服嗎？不用說別的，就拿現在各個高校公認最權威的學術期刊《中國社會科學》來說，那上麵現在不也發一些根本沒有學術味的官樣文章了嗎？讓人怎麼能相信，在這種期刊上發的文章，學術質量一定就高？至於其他的刊物，收讚助費，出增刊的比比皆是，怎麼能說，在上麵發了文章，就算做了學問。課題的情況更糟，學界幾乎都明白，我們的國家、省部級課題，有多少學術的含量，有多少是湊出來的。不用說別的，就說每年的課題指南，怎麼看都不像學術的語言。在這種指標體係下，考核的結果是很難說的。某年人大的考核，社會學不合格的名單上居然有鄭也夫，盡管鄭是學界公認的頂尖人物。那年我們係也有兩個很出色的教授，因為沒有課題考核不合格，最後是科研處開恩，才算過關。
事實上，目前的評價體係，對那些不老實做學問、善於鑽營的人反倒有利，這些人沒有起碼的學術信念，什麼時髦做什麼，什麼能發表做什麼，文章的發表量、爭取來的課題數肯定多。我就見過這樣的人，他摸清了中國的學術期刊，每個時期都會有一個宣傳重點，無論如何都要出一兩篇跟重點有關的文章來應景，所以他就跟著重點走，寫一些應景文章亂投，興以德治國，就寫以德治國，興依法治國，就寫依法治國，發稿率自然很高，於是他不用花錢，就有了很多核心期刊的文章。這樣的人，在現在的評價體係中，很得意，因為得分高，而那些老實人，老老實實做學問，一兩年下來，很可能一篇文章也發不了，考核自然就不合格。
這些年，評職稱比較順利的，晉升速度快的，往往是那些與時俱進的弄潮兒，而那些老實人，一般來說，隻有向隅的份。因此，在目前的評價體係下麵，如果講淘汰的話，那麼，很可能是逆淘汰，將真正做學問的人淘汰出局。這個局麵，隻要大規模實行淘汰製，十有八九是這個結果，那些已經晉升為教授的少數還算能做點學問的漏網之魚，被考核的鐵掃帚，從金字塔頂端掃下來，剩下的，都是這個體係的驕子。
從本質上講，大學是不應該在副教授以上的層次上實行淘汰製的，因為不如此，不足以保障教授的學術自由。但是，現在的中國卻處在一個兩難的境地，不淘汰吧，垃圾太多，淘汰吧，很可能垃圾更多。所以，鑒於目前的高校狀況，還是不要淘汰為好，當務之急，是改善評價體係，營造學術氛圍，讓中國學界早日出現學術共同體，但願，掌控高校大權的人們，能有這個自覺。
沒有文化的大學教授
外麵來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學做演講，在現代社會，是普通的事情。中國的幾所頂尖大學，也是總有這樣的熱鬧，不惟學校的學子莫名興奮，有的時候連社會上不相幹的人，也一並跟著豎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來說，這種事情本是相互貼金、賓主同樂的好事，客人不至於上門說壞話，主人也斷不會讓客人下不了台，最後皆大歡喜，上演大結局。可是，前一段來自台灣的幾位貴賓的造訪，卻惹出了一點不大不小的尷尬，麵對台灣客人的禮物，我們的校長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點紕漏，不是不認識字，就是說錯了話。盡管事後有人拚命地彌縫，但在眾目睽睽之下，麵子其實是挽不回來了。北大的校長雖然沒有出錯，但在客人不帶講稿、妙語連珠的演講比照下，好像也沒占什麼便宜。
當然，我們可以辯解說，我們的幾位校長教授，沒有一個是人文學科出身的，出點紕漏很正常。可是，來訪的幾位客人也沒有學人文出身的，為什麼人家就不出錯呢？其實，用不著掖著藏著，我們的大學教授隻有專業素養，缺乏文化素養，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自然科學的教授不必說了，除了少數人之外，能把中國話寫通了已經很不錯了。很多教授家裏，除了點專業雜誌之外，基本見不到“閑書”，對於他們來說，中國文化的概念，似乎隻有小學、中學學的那點殘留的知識。至於外國文化嗎，也許好一點，但估計也就是出國聽到和看到的那點東西。人文社會科學的教授情況似乎更糟，如果說，自然科學的教授像匠人的話，那麼人文社會科學的教授就像是手藝不太精、或者沒有什麼手藝的匠人。也就是說，在專業素養遠遠趕不上自然科學學者的同時，文化素養也不見得好。我們的社會科學譯著普遍地生硬，翻譯質量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這一代學這個東西的學人（主要是教授們）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學不能亨，中學又不通，隻好生搬硬造，強人就我，甚至把原來很生動流暢的文章也譯得磕磕絆絆，令人讀了難受而後已。至於在研究中用各種玄妙的術語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測，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嚇唬編輯和讀者，但另一方麵不過是掩飾自己文字無能的招數。文史哲的教授，按道理應該有文化素質，可是，他們的情況也不怎麼樣，學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學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時候連上段下段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專業尚且如此，如果讓他們弄弄文，則更談不上，不僅談不上，如果有圈內的人寫點隨筆散文，大家還會嘲笑他不務正業。正因為如此，我們國家的曆史文學作品隻好讓文學家包辦，結果辦得無論什麼東西都像戲說。我們弄文學的教授，多數既不會作詩（律詩），也不會填詞，甚至連日本和韓國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說跟台灣的同行比了。
當然，這種狀況並不賴我們，我們這一代學人，無論大小，其實隻受過兩種教育，一是專業，二是政治。李申科的幽靈依然在控製著我們：蘇維埃製度下沒有人，隻有一些蛋白質，我們按照社會主義的需要，將他們培養成工程師、醫生、拖拉機手……從本科讀到博士研究生，我們隻在一小塊土地上挖土，對於哪怕周邊的土地，我們連看一眼都覺得是罪過。我們不知道，其實一些基本的中外經典，是無論哪個專業都需要讀的。嚴格說來，人家沒有，我們自己也沒有把自己當做人來培養，自覺和不自覺地當自己是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
不過，我們又必須為這種狀況負責。現在學界的中堅，基本上已經四五十歲，通才教育，也已經嚷了二十年。據說林肯說過，人過四十就應該對自己的相貌負責。如果此話當真，我們至少應該為自己的學識負責。為什麼過去這麼長時間了，我們的文化素養依然闕如？為什麼一到跟外麵的學者交際的時候，我們的教授往往談吐粗俗，語言幹癟，唯一的擅長是講黃段子，連比較精彩的黃段子也不是教授們製造的！
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經培養出一批大師級的人物（盡管大多開花結果在異域他鄉），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條件不知道比當年好了多少倍，卻連個大師的影子都沒有見到。當今作為學術中堅的一代人，應該反省了。
記得晚明的張岱講過一個士子由於沒有學問，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由於士子沒學問，滿嘴胡說，和尚要伸伸腳，放肆一點躺著。所以，張岱告誡學人，千萬不要讓和尚隨便伸腳。今天，即使是為了不讓台灣的政客看不起，我們也應該給自己補補課——勿令政客伸腳！拜托！
權力傲慢下的賤教授
北大醫學部某研究所要求教授輪流值班做門衛，據該所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說，“教授隻是一個職稱，不是什麼特殊人物，即使是特殊人物也要和其他員工一視同仁。”這樣平等觀，真是絕妙好辭，是的，一個學校，教授跟掃地和看門的員工，的確應該是平等的，但不意味著教授就應該去做門衛和掃地的工作，如果這樣的“平等”成立，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求門衛和掃地的進實驗室、進教室呢？進一步，教授不是特殊人物，那麼領導，包括這位辦公室的負責人，是不是更應該掃地和做門衛呢？
中國的大學，教授已經相當賤了，在學校發的各種表格裏，教授跟掃地和做飯的人一樣，屬於教職工，或者員工。在住房改革之前，分房子的時候，教授絕對競爭不過做飯的大師傅，至於小車班的司機，更是難以望其項背。當年我們學校的一位負責人多次說過，學校的三大支柱，一是機關幹部，二是後勤人員，第三才是教師。在另外一些人眼裏，學校最重要的是幹部和後勤人員，一個是領導，一個是經濟基礎，教授當然不能沒有，但是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教授卻有的是，實在不行，找個有學曆的，給他個職稱就結了。即使在社會上看起來教授還相當風光的今天，一個所謂的大牌教授，到了校領導麵前，還不是大氣都不敢出？
一直研究高等教育的熊丙奇教授告訴我一個故事，1950年前後，當時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也就是後來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邀請該校著名物理學教授Rabi作演講。Rabi是194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艾森豪威爾在開場白中客氣地說：“在眾多雇員（Employee）裏，你能夠獲得那麼重要的獎項，學校以此為榮。”但是Rabi回敬說：“尊敬的校長，我是這個學校的教授，你才是學校的雇員。”其實，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的中國也有，民國時的大學，從來沒有人認為教授是學校的員工，教授的聘書，都是校長親自恭恭敬敬送上門的，周作人先生從日本留學歸來，蔡元培先生一次次登門拜訪，請他來北大教書。反過來，如果哪個教授覺得學校有所不敬，那麼轉身就走，連招呼都不打。那個時候，中國有很多牛教授，因此才教出來很多牛學生，至今讓我們感慨不已。
教授牛不起來，是因為學校已經變成了衙門。我曾經說過，現在大學，很像一個縣衙，校長是縣太爺，說一不二，誰見了都怕，機關幹部是六房書吏，跟縣太爺分享一點權力，而教授則是三班衙役，跟掃地看門的一樣，都是從事賤業的賤民，隻要混進機關幹部隊伍，弄個處長副處長幹幹，才會有點出息。而學生則處在最低層，屬於交糧納賦的百姓，好在他們隻不過臨時在這裏交糧納賦而已，而教授則在一個單位，差不多要幹一輩子。在大學裏，不僅校長、院長和係主任是教授的領導，連機關裏的一個小科長，也一樣以領導自居，說起話來頤使氣指。
從來沒有聽過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即使在非洲，讓教授值班做門衛的，如果這是中國特色，那麼實在“特”得也出格了。這樣的出格之舉，出了格還理直氣壯，無非是權力的傲慢，衙門裏特有的權力傲慢，除了領導之外，所有的人，無非都是奴才，讓你做什麼，就得做什麼，在權力麵前，教授算個屁，不過一介有職稱的雜役而已。
教授治校與教授當官
北師大珠海分校，不久前曾因學校保安打教授出過名，不過，換了校長之後，據說情況大有改觀，知情者告訴我，現在的麵貌，跟幾個月前大有不同，正氣在上升。雖然我一向對高校的事抱悲觀態度，但關於北師大珠海分校，還是樂見其向好的方向轉變。好像為了證實這一點，有朋友給我轉來了最新關於珠海分校的消息，說是新上台的校長，決定把學校的16個正副處長職位，公開向全社會招聘，鼓勵教師擔任行政幹部。
這個消息，讓我想起前幾天中國人民大學也有類似的事情，公開招聘兩位副校長，看條件，也是向教授傾斜。我相信，無論是北師大珠海分校的處長，還是人民大學的副校長，最後落實下來，估計都是些頂著教授副教授頭銜的人。我也相信，這種招聘，絕對是對教師釋放的善意，至少是給部分教師一點權力。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的老套。獎勵學有成就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請他們做官，他們也就欣然就道，君不見，深圳一個處長職位，就有40教授在搶。說實在的，現在的大學裏，沒有學銜的行政幹部，即使有，已經很少了，雙肩挑的幹部，既是領導也是教授者，比比皆是。人大和北師大珠海分校的做法，要說新，隻是在公開招聘這一點上。
可是問題是，中國大學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教授做上了校長和處長的椅子，而是教授治校。眼下農民尚可自己投票選村長，但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大學教師，卻連個係主任都沒有權力選。教工大會也好，學術委員會也好，都是空的，還沒有一所大學有教授評議會這樣的機構，據說浙大的光華法學院要成立，但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權。
我曾經多次呼籲，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這是大學能否辦好的前提。不是說實行這三條，大學一定能辦好，但不實行，則根本沒戲。其中，直接關係到教師位置的，就是教授治校。所謂教授治校，決不是賞他們一些官位和官銜，而是讓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對學校的大政方針，具有發言權和決策權。教授做了行政官員，屁股決定腦袋，無論有多少才學，都是一個官員而已，根本不可能改變學校的官僚化的麵目，正相反，恰是會起到敗壞整個學校學風的作用。這種拿官職作為教授獎勵的做法，實際上是告訴社會，行政官員的地位要高於教授，搞行政，要比搞研究搞教學更有出息。
記得民國時期，傅斯年做中央研究院某所的所長，一位院士跟他講，我認為，做研究人員是一流人才，做管理人員是三流人才。傅斯年非常認同這話，當即表示，他就是三流人才。可是，現在我們的社會，一流的博士，都進了政府機關，真不知道政府機關要博士做什麼。二流的，才流向高校當老師，而這些人做好了，學而優則仕，才有機會被選拔為學校的行政官員（據說，學校的官，含金量比政府的差多了）。我可能有點杞人之憂，真不知道這樣下去，中國大學的學術會怎麼樣，難道真的像某些很自負的雙肩挑學官說的那樣，越是做了行政，學術做得越好？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中國今後在科學技術方麵趕超世界先進的任務，大可不必下到大學和學術單位，直接由行政機關挑起來就行了。
大學教師的13級官僚金字塔
此番教育部給大學教師定級，鄙人恭逢其盛——我所在的學校已經定完。具體有多少級，當時我不清楚，後來見報道，才知道從講師到教授，一共13級，盛哉！
定級的時候，多少有點神秘，上麵通知文件不下發，老師們自己到辦公室來看，看完決定自己申報哪一級別，然後交由什麼機構審批我就不太清楚了。當時我問通知我的人，教授一共有幾級？最低的是哪級教授？回答說一共四級，最低的是四級教授。我說那好，我也不去看什麼文件了，就報四級。
雖然沒有具體看文件，但是評級的標準還是知道一點的，因為周圍同事都在議論，在早，上麵也發過一個表格讓大家添，說是為了定級做準備的。定級首先是年限，年限越長，級別越高，其次是官職，什麼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非名校學官和特資深的老教授不可）、重點學科研究基地主任等等，再就是科研成果，要在學校規定的A類和B類刊物上發多少文章（這類刊物的名錄上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有沒有承擔國家重大科研課題（這種課題又是非學官莫屬），有過沒有得過國家級的大獎。從這些標準來看，我自報四級，一點都不冤。
其實，標準倒在其次，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要給大學教師們定這樣繁複的級別？難道真像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說的那樣，是為了拉開檔次、避免教授吃大鍋飯嗎？一向喜歡拿美國說事的教育部，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偏偏不學美國，那裏的大學教師，一般隻有三級，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作為一個由學者組成、做的是教學和研究的行業，裏麵的人分成13個級別，讓大家一級一級地爬，而且爬上去爬不上去的標準，是由教育行政部門製定的，真的很有必要嗎？我們的當權者，真的沒有其他方式來激勵教師上進了嗎？其實，就算標準非常合適，評級非常合理，這種成千上萬大學教師爬金字塔的景觀，已經很是搞笑了。令我想起下鄉調查的時候，一個鄉鎮幹部對我說的話，現在，在鄉鎮，一個副鄉（鎮）長，想做到鄉鎮書記，得經過四級的攀爬，副鄉（鎮）長，副書記，鄉（鎮）長，書記，一般要耗上六七年到八九年，十幾二十幾年也沒準，甚至可能熬不上去。
我們的官僚體製就是這樣，金字塔，塔級越分越細，而且還不像西方的文官製度，隻要不犯錯誤，靠年頭就會一級一級上去，在這裏，隻要你參加攀爬，就得奮鬥、掙紮，能否上得去，要看你的“表現”。現在我們的大學裏的這座金字塔，幾乎完全是從我們現行行政體係中複製下來的，至少基本原則，精神是一模一樣，同樣是塔級細分，而且晉升並不是按服務年限自然調高，你得“表現”，按上頭規定的標準“表現”。
這樣一來，大鍋飯是沒有了，但金字塔出來了，大部分的飯，都搬到了塔的上部開小灶去也。造塔和控製塔模樣的，是我們的教育行政官員。隻要教師們認這個賬，肯去攀爬（多數人其實沒有其他選擇），至少對領導就得恭敬點，對領導製定的規則，也沒辦法說三道四。隻是，在評級過程中，有人可能會打起來，有辱斯文。這讓我想起新中國曆史曾經發生過的事情，1952年院係調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原本大學積蓄了不少怨氣，結果上級給教師定級了，教授分一、二、三級，馬上，平時心高氣傲的教授們自己打起來了，憑什麼他一級我二級？憑什麼我一級，連某某也是一級？戰鬥的結果是，知識分子在之後的運動中，更樂於自相殘殺，讓運動的溫度升的更高，被激起殘殺的人和旁觀者，譏為狗咬狗。
曆史的好玩之處，就在於隔一段時間，就會把從前演過的戲，重演一遍，因為大家都健忘，沒法子。
奴才主管的威風
這些天，有兩個名牌大學教授對學生耍威風的事件，被曝了光。其中有一位我還認識，名頭很大。這樣的事情，對我這個圈內人來說，可以說一點都不稀罕，教授對學生動粗口，破口大罵，甚至拳腳相加，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說實在的，盡管教授在社會上還有點虛名，但在大學裏，其實並沒有什麼地位，連開車和做飯的師傅，都不大會把教授當個菜，進機關辦事，低聲下氣地說上三遍，不一定會有人理的，除非你的教授頭銜上，還有著什麼長、書記或者主任之類的官銜。
不過，再熊、再窩囊的教授，對於學生，還是蠻有優勢的，特別是正在上你課的學生或者你的研究生。就像我曾經說過的那樣，現在的大學就像一個縣衙門，校長書記是說一不二的縣太爺，而機關幹部是六房書吏，教授則是三班衙役，雖說大老爺見了覺得你賤，但對於百姓，還是有威風可耍，而現在的學生就是交糧納賦的百姓。一門課及格與否，基本上老師說了算，老師上了講堂，講得不好，甚至滿口胡柴，學生基本上沒有什麼反製的辦法，雖然現在也時興學生給老師打分，但唯有學生集體行動，才可能製裁某個老師，但是眼下學生的集體行動，往往是犯大忌的事，風險極大，所以，學生對老師的評分記錄，絕大多數都是優，少數幾個良，出現一個中，簡直就是白烏鴉。至於教授所帶的研究生，基本上等於家生奴才，要你扁就扁，要你圓就圓，課題全做，家務活全包，有的，還占色上的便宜，敢說個不字，畢業就有麻煩。
當然，雖然理論上教授對於學生的學業，有生殺予奪之權，但實際上這種權力的達摩克勒斯之劍，很少真的落下來，隻是現在的學生，都學得很乖，他們大概知道自己對於學校，隻是過客，求學，為的就是個功名，很少有人會為了一時之忿，甘冒功名丟掉的風險，因此，凡是有求於教授的學生，對於教授耍耍威風，一般的戰略選擇，就是忍，一忍、二忍、三忍，於是有的教授就變成了滿口髒話的暴君。
不消說，眼下的大學，雖然知識分子成堆，但卻是中國最沒有民主的地方，教授漫說選校長，連院長、係主任都沒有資格選，對學校的事務，也基本上沒有什麼發言權，在製度的操作層麵，隻有聽喝的份，無條件執行一個又一個從上麵下來的指令，哪怕這種指令荒唐透頂，比如像最近迎接本科評估的種種造假命令，也得無條件執行。應該說，近十年以來，由於高教體係錢比較多（無論是上麵下撥的，還是貸款來的），資源豐厚，學官們的權力得金錢之助，如虎添翼，而教授們為了爭取分一杯羹，自然也就格外溫順，很多教授，甚至所謂的大牌教授，對領導都恭順得有如孫子，因此，有人刻毒地名之曰：教授寵物化。開會的時候，如果有領導在，絕對要恭請領導先講，領導講完，大家一開口就是：正如某某領導所說。
奇怪的是，恭順的教授，在領導麵前，已經變成了奴才或者寵物，但是當他們麵對學生的時候，就感覺自己是奴才的主管，那個威風，比主子還要大。同一個人，在領導麵前點頭如同雞啄米，轉過臉來，就像是坐在龍椅上的皇帝。
客觀地說，現在的師生關係，已經很難用中國傳統的套路來要求了，教師隻是一種職業，不再是倫理關係中的一環，所謂天地君親師五達尊之一。學生也不大可能指望教師傳道授業解惑，成為人生的導師，但是，至少，做教師的，要把自己當人，把學生也當人，彼此可以平等地交流和交往，別自己在領導那裏不是人，轉身也不把自己的學生當人，一門心思創造性地發揮奴才主管的管人才能和管人威風。
教授們，捫心自問，不覺得自己可憐嗎？
弟子服其勞
北大醫學部女教授，在自家的醫院，做一個骨科小手術，站著進去，躺著出來，被幾個沒有行醫資格的學生送了命。另據新京報記者在事發之後暗訪，在出事的北大第一醫院，這樣無照行醫的學生還有不少，甚至堂而皇之在門診部問診。（11月4日，《新京報》）
其實，據各方麵的反映，各大醫院這樣的事很多，尤其是像北大第一醫院這樣的醫學部附屬醫院，裏麵的醫生大多是醫學部的教授，擁有使不完的學生。平時讓學生頂班，自己出去公幹（為公乎為私乎說不清），據說已經成了家常便飯。筆者為數不多的幾次去這種醫院就診，掛的是專家教授號，結果看病的卻是二十幾歲的博士生。
隻是北大第一醫院這回幹得比較離譜，連自家教授的手術都敢讓沒有資質的學生上手，出了事胡亂搶救，直到把人弄死，還亂改病例，膽子也忒大了點。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自家的教授都享受這待遇，外麵的人會怎麼樣？平頭百姓會怎樣？可想而知。
當然，也不能單怪醫學院的教授，別的學校的教授，尤其是公務和私務都特別繁忙的大牌教授，這樣的做法也一樣普遍。一門掛名大牌教授的課，大牌能上一次，講個緒論已經不錯了，剩下的課，都是他的研究生在上。大牌掛名的課題，資金越是多，大牌就越是沒時間做，全部的活計，都是他眾多的學生在忙活。各個大學，紛紛為這樣的大牌大開綠燈，別人招生名額有限，但大牌無限，多多益善。學生多，課題也就做得多，經費多，成果多，學校臉上有光。有的理工科學生告訴我，甚至有的教授申來的課題，自己根本就不懂，但不要緊，手底下的學生肯定有懂的，隻要能申下來，肯定最後會出成果，找幾個哥們一評審，不是國內領先就是國內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