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級別是校長脖子上的靈通寶玉
這些天我有點興奮，喊了這麼多年的反大學行政化，終於連官方都認賬了，雖然有點琵琶半抱，但畢竟也提要去行政化了。有提議說，要逐步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可是，且慢，高興得別太早。
大學裏的大大小小的領導們，有誰希望取消行政級別呢？我看沒幾個。不僅現任領導不高興，就連有希望接班的候補官兒們，也不高興。盡管大學裏號稱學院的單位，無非就是一個處級，跟七品芝麻官一個檔次。但是有級別，還是比沒級別要強。這兩日，我們看到了兩位重量級的副部級大學校長的發言，感覺很有意思。
一位是北大校長，他承認大學校長不應該有行政級別，但是，卻酸酸地告訴人們，一旦取消了校長的行政級別，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惡劣待遇，開會坐在最後，某些文件也看不到了，跟黨委的關係也不好處了。還有句話他沒說，就是飛機坐不了頭等艙，小轎車也不好配備了。還有一位是我的校長，人大校長，他比較爽快，直截了當地反對目前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認為在社會上普遍官本位的情況下，取消學校的行政級別是貶低了教育。
我們必須承認兩位校長的話是有道理的。的確，在官本位作為價值標準的社會，如果單單大學取消了行政級別，那麼社會上的一些人肯定會因此看不起大學。我們的官場，也會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不知道怎樣跟大學接軌，各個職能部門，也不知道如何對學校的相應部門下指令、發文件。我們若幹副部級的校長，也的確會從此喪失了好些特權，比如像北大校長說的那樣，開會要坐在後麵了。
但是，我想兩位校長應該都明白，官本位並不是一個值得提倡的現象。而作為思想和學術園地的大學，盛行官本位，分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副部級大學、局級大學、副局級大學，絕非是一種可以拿到國際上誇口的中國特色。就像我們不能說社會上都混蛋，我們必須也混蛋一樣，作為大學，理所當然，該有點擔當。凡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現象，就應該改革。如果連大學的行政級別都去不掉，我們還奢談什麼去行政化？平時談起大學，什麼知識的聖地、思想的園田，話裏話外，透著大學應該跟社會不一樣，怎麼一談到去大學的行政級別，就必須跟社會、跟官場保持一致，人家不變，我們就不能變呢？如果所有的行業都這樣想，那麼任何的改革都沒戲。大家互相摽著，要壞一起壞，混蛋一起混蛋。即使像有象牙塔之稱的大學，也依然堅持混下去，什麼時候變，人家變了我們才變，否則，我們就等於被貶低了。
民國時候的中國大學，好像也沒有行政級別。如果國立大學有的話，那麼私立大學肯定是沒有的。但好像沒有誰因此而看不起它們的校長們，比如輔仁大學的陳垣、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抗戰期間，在陪都重慶，兩個政府部長，一個共產黨的周恩來，一個國民黨的張道藩，在大庭廣眾之下，給校長張伯苓抬轎子，當時傳為佳話。當時的大學校長可以靠辦教育辦的好贏得社會的尊重，為什麼我們現在就不行？世界上那麼多大學，那麼多著名的大學，它們的校長，都沒有行政級別，難道人們就因此看不起他們了嗎？包括中國人在內，一提起哈佛、耶魯大學的校長，還不是照樣肅然起敬嗎？一個堂堂的校長，北大的周先生還是院士，人大的紀先生據說也是一級教授，難道隻能靠開會坐在什麼位置上，出門能不能坐上奧迪，有沒有人前呼後擁，坐飛機是否非要坐頭等艙，或者說，是不是副部級，來顯示自己的尊嚴嗎？但願，我們的校長不是大觀園裏的賈寶玉，行政級別不是他們脖子上的靈通寶玉，須臾不可分離。
清華校長被“惡搞”之後
清華是中國高校金字塔頂尖的明珠，其跟IT有關的專業據說全國第一，但這擋不住它的校內網被黑客惡搞：校內新聞的頭條，被人換上了一篇說是清華校長批評現行教育體製的文章。說實在的，這篇文章除了那句“現在的大學教育就是往學生腦子裏灌屎”有些不雅之外，其他部分說得都挺不錯的，句句在理。當然，也正因為“灌屎”的不雅，讓我最初看見這條網上消息時，頗有疑慮，感覺這消息有假。但心中也有那麼一絲遺憾：多麼希望它是真的。
當然，假的真不了。清華為此很生氣，馬上表示“強烈的憤慨和譴責”，我猜（注意，是以小人之心猜度）校方擔心後果很嚴重。試想，這種大膽批評現行教育體製的言論，如果有關部門因此對清華校長哪怕有那麼一丁點懷疑，也許會有人要睡不著覺了。否則，為什麼要如此強烈地憤慨呢？黑客沒有在網上刷黃色和反動的內容，也沒有誣陷什麼人的清白，相反，自從這篇文章問世後，幾天之內，清華和清華校長的聲望，在網上大幅攀升。
正像一些網上評論說的那樣，清華此番的“憤慨和譴責”，其姿態比黑客還低了一截，也可以說，前麵惡搞，遠不及後麵的譴責，令人不堪。
不過，實在也沒法對我們國家的寶貝蛋清華大學，過分苛責。當今之世，有哪個大學校長不怕上級呢？俗話說，不怕官，就怕管，人家又是官，又能管，身在屋簷下，又特別在乎這個副部級的職位，怎麼能不怕，怎麼敢不怕？如果人們發現有哪個校長發飆對教育行政部門的做法有所批評了，煩勞回身去查一查，多半此公快要退休了。在我們現在的體製下，哪怕是名牌大學的校長，具有教授、院士身份的校長，如果要想說點真話，也得等到快退休或者退休以後才有可能。
怕官，怕管，不僅有烏紗帽的原因，還有所在學校整體生存發展的因素。據某些著名大學的有關人士透露，其實這些學校對教育主管部門的一些舉措，也很不以為然，比如本科評估，但卻不能抵製，因為不聽話的後果非常嚴重，首先，大筆大筆的項目經費拿不到了——哪怕你這個學校是中國第一，但得罪了上級機關，人家要想毀你，照毀不誤，該給你的經費，就是不給你，你又能怎樣？其次，問題更嚴重——此後官方的大學排名，也許就會因此而下滑，這估計是鐵定的事。圈內人都知道，隻要主管部門不再向某個學校傾斜，這個學校的各種指標都會出現麻煩，不管實質上滑坡不滑坡，但在官方評價體係裏，肯定會大幅度下降。我們的大學，除了極少數拾遺補闕、檔次很低的民辦高校，全都屬於公辦大學，雖然花的也是納稅人的銀子，但納稅人基本上不能過問，哪個管，就哪個說了算。俗話說，吃人的嘴短，現在不僅是嘴短的問題，而是斷奶的嚴峻，因為我們的大學，無論怎麼奔世界一流，其實骨子裏都是斷不了奶的嬰兒，一日離了奶嘴，就受不了，要出人命的。
正因為如此，教育體製到了今天天人共憤的地步，卻很少會有體製內的人士出來說上兩句，如果哪個不識趣的冒失鬼說了，所有人都會憤怒地瞪著你，讓你遺臭學校，永遠翻不過身來。大家都悶聲平安地過日子，靠下去，什麼時候水枯魚爛，再說。如果有冒失的黑客闖進來，破壞了校園內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及時把它刪掉，再表示強烈的憤慨就是，從此，至少在清華園裏，天下太平——阿門！
校長的權力來自哪兒？
大學校長是從哪兒來的？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們這裏不是個問題，還用問嗎？上級任命嘛。重點大學校長換屆，新校長都屬於空降部隊，什麼時候換、換誰，學校裏的教授基本無權過問。雖然說，按規矩，組織部門得走一走群眾路線，征詢一下若幹教授的意見，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形式，別當真，也沒有把你的意見當真。所以當時法大的教授說，閉門家中坐，校長天上來。
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有人質疑了，發問者是政協委員邵鴻。邵鴻在兩會上發言批評大學行政化，提議大學民主管理，實行民主遴選校長。
也許有人會說，上級任命的校長，也都是專家教授，有些還是院士，他們當校長，就等於是專家治校、教授治校。可是，政治學常識告訴我們，跟掌權者的身份比較起來，權力的來源往往是決定一切的，權力來源於上級，則聽命於上級，來源於民眾，即使不能完全聽命於民眾，至少要顧及民眾的意見。大學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教授治校，不等於某一個教授當了校長，哪怕他是名教授也是如此，關鍵在於眾多的教授是否認可他。如果他坐上校長的椅子，跟學校裏的教授沒有任何關係，那麼實際上他就不可能代表教授，而隻代表任命他的上級。
說起來，大家都知道，大學教育是個專業性很強的領域，相關的學術更是屬於專家和教授的事情，不是官大學問必然大，也不是官大就自然會辦教育，必須尊重教育和學術的自身規律，大學得大學來辦，不是教育行政部門來辦。可惜的是，我們現在大學的現狀，恰是教育行政部門在辦大學，不是大學辦大學。大學第一等級的重大事務，比如校長書記的遴選，辦學方向的確定，專業設置，辦學層次和主要框架，即能否招碩士博士，有多少博士點、碩士點，多少重點學科、一級學科等等，是由行政主管部門決定的。次一檔次的重大事務，院係的結構，機關主管部門的領導崗位，各專業內部的調整，學校的招生等等，是由行政部門任命的校長書記決定的。最後剩下雜事，由各個學院的院長副院長，加上幾個部門的頭頭來辦。
那麼教授幹什麼呢？教授就是教書和帶學生的，當然，還得弄點科研成果（我們稱之為工分）好讓學校麵上有光，主要是在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各種評審中，占據一個有利的地位。由於大學發現了“土法煉鋼”的妙處，逼研究生交出兩篇核心期刊論文才能畢業，因此，隻要能多招研究生，教授在這方麵的用處已經不那麼大了，大學的科研方向，重點轉向了逼教授申請課題，無論這些課題有用沒用，是否屬於學術，隻要有課題，尤其是重大課題，就是好教授，否則，就不合格。
顯然，如果教授僅僅是幹活聽喝的，那麼，大學能否按教育規律來辦，學術是否回歸學術本身，就得全靠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領導來操心了。顯然，從世界各國到目前為止的經驗來看，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如果非要堅持讓他們來完成，那麼他們大概也隻能把大學拖入行政化的軌道，把大學辦成衙門，或者衙門加壟斷公司。這種大學，能教出什麼樣的學生，能出產什麼樣的學術，可想而知。這種大學，也隻能在封閉而壟斷的環境下才能生存，隻要有外部的衝擊，就會驚慌失措。前一段，幾個香港的大學在大陸招了幾百人，就令我們大學的巨無霸北大清華慌了手腳，不惜以高額獎學金拉住所謂的“狀元”。如果我們境內真出現幾所按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原則辦的大學，那麼我們現在的這些赫赫有名的大學，校園裏還能留住人嗎？
那麼，給教授一點民主權利，以民主方式遴選校長，會不會導致大學的混亂呢？顯然不會。很多農村村委會實行村民選舉，村黨支部實行兩票製，事實證明，並沒有造成農村的混亂和失控。大學裏的教授，素質應該不比農民低，實行一點民主，讓教授公推校長，黨員公推書記，有何不可？如果公推出來的人，做了違反黨規國法事，既可由民主形式給他推下去，也可以通過跟上級主管部門事先的約定，由上級罷免重選。我們現在有些人總是擔心如果在大學裏實行民主，會因此導致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陣地喪失，其實，就目前這個體製，已經是亂象叢生，危機四伏，層出不窮的學術腐敗，已經到了難以遏製的地步，師生關係大幅度惡化，學生在教室公開殺教師的事都已經出現了。無論怎樣掩飾，大學的思想教育課基本上起不到任何作用，陣地早就失守。失守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現有的大學體製根本無法給予教師和學生信心，教師無非是大學的差役，而學生則是過客。
盡管教育法規定了大學自治的內容，大學的教代會和學術委員會也有相應的職責，但是在實際上，這些機構僅僅是擺設，有的學校連擺設都夠不上。教育行政部門掌握了太多的資金，利用手中的權力操控資金的發放，使得大學都被無聲地拴在了自己的戰車上，攬到了太多的權力，也背上了過多的包袱，連學校怎樣教、研究生錄取的分數線，都要由教育行政部門來定。有人批評大學的本科評估是造假，其實不是，那是作戲，造假無非是作戲必要的化妝，往深一點說，其實也不是作戲，而是要驅動大學的同質化，最後導致所有的大學，都一個樣子。因此有人諷刺說，中國隻有一個大學，那就是教育行政部門，它是總校，別的大學，包括北大清華，都是分校。
真的不知道，我們的教育部門，背這樣大的包袱，執行如此不可能的任務，還要走多久，要知道，權力越大，罵名也越重。
大學校長的最大過失是什麼？
大學的事，網上總是特別給予關注，這不，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和書記因基建工程涉嫌受賄被逮，又上了各大網站的頭條。其實，大學副校長一級的人物，因工程受賄，早就不是新聞了。暴露出來的自不必說，沒暴露出來的，想必還會有。大學是象牙塔，大約是上上個世紀的事了，現在的大學，社會上能出什麼事，它也就能出什麼事。這兩位常務一級的校頭能上網站頭條，大概沾了武漢大學這個重點大學的光。
不過，雖說是社會上能有什麼壞事，大學就有什麼，但大學畢竟跟一般的機關不一樣，它是辦學的，具有特殊的目的和要求。但是，現在好像人們對管理大學的人，卻並不做這樣的要求。遴選校長書記的時候，就不大考慮他們在教學管理上的資曆和經驗。到了任上，不出金錢上的問題，一般都拿不下來。上級紀檢部門對大學的監督管理，幾乎跟一般機關一樣，錢上不出錯，就什麼錯也沒有。迄今為此，栽了跟頭的大學負責人，幾乎個個都因為貪汙受賄，而且多半栽在基建工程上，其概率跟機關幹部一樣。
大學是幹什麼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出科研成果的所在。學術是大學的靈魂，毀掉了學術，大學也就不叫大學了。學生是大學的主產品，學風不良，學生培養不好，大學就成了廢品站。顯然，作為一所大學的管理者，最大的過失其實不是把錢揣錯了口袋。貪汙受賄固然也很可惡，但大學裏最大的過失，卻不是貪汙受賄，而是把學校的教育搞得一團糟，是把學術當兒戲，最終毀壞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根本。換言之，眼下接二連三傳出來的大學醜聞，大學的校長副校長抄襲或者涉嫌抄襲，帶頭敗壞大學的學術基礎，才是大學最大的罪過。
可是，奇怪的是，這樣的事情，盡管也一樣引起網上的公憤，但涉事者卻大多毫發無損，迄今為止，隻有一個倒黴的西南交大的副校長被拿掉了博士學位，官位據說還沒有動——人家是教育部管的幹部。其他人都好官照做，趾高氣揚。
造成這種奇怪現狀的症結，在於我們的國家似乎到現在為止，還是把大學看成一個一般性的事業單位，或者是教育領域的一級行政機關。上級管理部門，對大學的考核管理，基本上還是按機關的要求來的。即便是教育主管部門，對於自己直屬的大學，也依舊按照機關管理的思路來管。似乎沒有人在意大學校長的教育管理能力，任命的時候，也沒有這一項的要求。校長的好壞，跟這方麵的能力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反正教育部把什麼事都管了，各個校長看攤就是。最重要的，是不犯錯。什麼叫犯錯？第一是不聽話，第二是錯拿錢。隻要不犯這兩條，好官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到退休，即使到了退休年齡，也可以通融。實在民怨大了，也可以換個學校接著做。反過來，如果不聽話，那麼位置就懸，實在拿不掉你，到了退休年齡，馬上給你辦手續，一天都不耽擱。
因此，我們的大學校長，可以平庸，可以混事，也可以抄襲，可以造假，隻要沒亂拿錢，都可以無災無害地做下去。可是，這樣的校長，還是校長嗎？
撼山易，撼官難，撼動學官難上難
廣州中醫藥大學賴文、吳麗麗兩位教授舉報她們的校長博士論文抄襲之事，在去年我就知道了。兩位舉報者，其中的吳麗麗，就是經校長授意的操刀抄襲者。抄襲的對象恰是自己的學生、現在已經留校任教的一位青年教師。兩篇博士論文的相似度高達近50%，不僅主體內容、試驗數據、導言、論文摘要高度一致，甚至連兩者的錯別字都錯得一樣。這種按葛劍雄的說法，連中學生都能一眼認定的抄襲，兩位舉報人，居然經曆了漫長的舉報過程，自2007年起，她們先後報到學校、廣東省教育紀工委、廣東省紀委，居然一直沒有下文。等到我知道此事的時候，她們已經對按正常渠道解決問題感到絕望，打算訴諸社會公開，討個說法。雖然我完全相信她們舉報的真實性，但當時我能做的，隻是將她們的情況，轉給某些在人們看來比較有擔當的媒體，但是，據反饋回來的消息，這些媒體，明顯是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關照，不敢曝光。
事情得以見天日，要感謝葛劍雄先生，身為政協常委的他，在今年的兩會上，當著政府副總理和教育部長的麵，把事情捅了出來，隨後又在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中將之曝光。可是，盡管如此，直到今天，中青報記者的采訪問世，我才知道，原來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校長，那位公然的抄襲者，居然至今巍然不動，而且還封了舉報者的信箱，對著記者，理直氣壯地大罵舉報者造謠。真是，撼山易，撼官難，撼動學官難上難。（見6月18日中青報）
這種簡單到了中學生都能一眼辨別的抄襲案，為什麼處理起來這麼難？世界各國國情不同，但學術標準都是一樣的，雷同就是雷同，走到天邊，有任何理由，學術都不允許雷同，何況這麼大麵積的雷同，無論用什麼說辭，都解釋不了這種雷同。如果這種規模的雷同都不算抄襲，那麼這個世界上還有抄襲這回事嗎？我想，這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接到舉報的各級機構，其實都清楚。但是，事情一旦涉及一個校長，情況就不一樣了。
在當今中國學界，有權有勢的學官，出事的太多了，但是，隻要不涉及錢財腐敗，基本上都能安然度過，即使打上法庭，法院也會判他們勝訴。像廣東中醫藥大學校長這樣的案子，首先涉嫌抄襲，證據確鑿，而且指使本校青年教授操辦，涉嫌以權謀私，標準的學術腐敗。這樣的事情，居然引不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即使在兩會上曝光，也無濟於事。除了顧及校長的地位和權勢，以及相關的奔走運作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在有關部門看來，似乎隻有涉及錢財的腐敗，才是腐敗，才能去麵對，而這種抄襲之類的事情，似乎是些性質輕微的小事。
其實，作為大學這種學術機構的負責人，正好倒過來，錢財的腐敗是比較輕微的罪過，而抄襲和學術侵占這樣的腐敗，才真正是大事，頭等重要的大事。因為，這種腐敗，從根子上毀壞了大學的基本。大學校長執法犯法，動搖自己事業的根基，這種罪過，難道不比貪汙幾個錢財要大到不可以道裏計嗎？
行文如此，我真的很佩服賴文和吳麗麗兩位同行，她們為了真相，為了公道，也為了追求學術的正當性，頂著千鈞的壓力，堅持了兩年，如果是換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堅持這麼久。
學官的教授頭銜
現在的大學像衙門，衙門裏自然盛產學官。學官有兩種，一種是學而優則仕，先做教授後做領導（當然也有不少學並不優，被上級看上了，也就“仕”了），領導與教授雙肩挑；還有一種是仕而優則學，做領導做到妙處，學銜自然會送上來，先做領導後做教授，同樣是領導與教授雙肩挑（注意：“雙肩挑”已經是大學裏的一個專有名詞，在此特地借來一用）。不僅學校的院係負責人如此，連學校的黨政行政官員也如此。
建國以來，雖然屢次反官僚主義，但中國的行政體係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氣和文牘化最嚴重的製度。無論什麼樣的精英，隻要進入其中，大多被文山會海淹沒。怎麼可以想象，有人一邊擔任著各種名目的“長”，開著沒完沒了的會，提交著源源不斷的報告，同時卻可以在某個甚至某幾個學科領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著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實是，凡是學官，學問就做得好，官越大，學問就越是做得好。這決不是諷刺，不信的話，可以到教育部的相關網站上去查，看看各個學校的學術帶頭人、學術骨幹，有幾個沒有官銜的。北京某些高校帶有處長銜的教授，據說已經做到了大師的級別。事實上，這些學官們近些年來，著作是越來越多，因為他們課題多、經費多，出席各種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多，拋頭露麵的時候更多。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人已經壟斷了高校學術資源的絕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學術發言權。對他們，想說不好都難。
這就是教授們想要帶“長”的原因，因為即使是一個副處長，其爭取資源的能力也會因此而提高若幹倍。盡管帶上“長”之後，資源有了，時間卻沒了，看書的心情都不見了，可是學術地位卻會見風看漲，各種學術頭銜都會紛紛落到你的頭上。自然而然地，連你自己也覺得自己像個大師了。某海歸回國後，擔任某高校副校長，研究時間銳減，但學術地位卻陡升，高到甚至連他自己都吃驚的地步。
教授帶上“長”會有如許大的好處，那麼說明“長”的威力和價值要遠遠高於教授，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還在擴大中。開放之初，我們聽說是助教類同於科長，講師類同於處長，副教授類同於副局，到後來，助教排不上了，講師類同科長，副教授類同副處，教授類同處長。同時期，雖然職稱“毛”了很多，但官階濫得更厲害，相比之下，還是教師貶值得更多些。過去有一則民間傳說，說是唐朝的盧杞，曾遇仙人，仙人給他兩個選擇，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間富貴宰相。他開始說選擇做神仙，等到仙人將要離開時，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間宰相，人間宰相！我們的教授們，雖然在開始的時候選擇了學術，但骨子裏跟傳說中的盧大人沒什麼兩樣。
可是話又說回來，既然教授都要巴結著帶個“長”，那麼已經是“長”的人，如果反過來要做教授，豈不是更容易？事實也是如此。無論這個“長”是多麼地“不學有術”，無論這個“長”上不上課，或者能不能上課，隻要他帶“長”，而且還握有一定的實權，那麼，各個院係還真就得買賬，評職稱的時候還就不敢不給人家評，不僅要評，而且還要給一級教授，因為一來人家的名額往往是從上麵戴帽下來的，二來人家手中有權，教授們還指望著人家從指頭縫裏給自己漏點好處下來。三來嘛，今日之教授，見到領導，無論如何，膝蓋總是有點直不起來。
請國家領導人到高校做做院長的事情，近來少了，但部長、市長、書記做兼職教授、甚至帶博士生的事情，正方興未艾。學校眼裏看到的，恰是官員手中權力所能給學校帶來的好處，而教授們樂於捧場，也正是期待著人家指頭縫裏漏下的餘瀝。
反過來，掌握著實權的官員喜歡戴一頂教授的帽子，關鍵是看上了這頂帽子在社會上還有的一些光環。這種光環是在老百姓眼裏的。不管怎麼樣，我們這個民族還是保留了一些對知識的尊重，老百姓總是善良地相信教授這種職業還是知識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舉人進士是知識的象征一樣。如果這種信任也丟了，那麼大家還能信什麼呢？社會的基本價值估計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輕易地向政界和商界開放學銜的，除非個中人自己放棄原來的政商地位，進入學界。如果有大學隨便把教授的頭銜送人，那麼它一定是野雞大學，而野雞大學的教授，事實上沒有人會要的。中國曆代統治者盡管可以買官鬻爵，開捐班，但卻從來不賣進士捐舉人。因為他們知道，學銜是國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濫。一旦連進士舉人都可以拿錢買，甚至憑借權力獲得，那麼整個社會離崩盤就不遠了。
為何名師變名官？
教育部第五屆國家教學名師評出，人們發現，名單上的人，九成左右是有官銜的，校級領導就占了兩成。其實，這種狀況，已經大體延續了五屆。當然，這樣的好事，也不是教育界獨享的。好像現在各級人民代表，也大多是官員。很多的獎項，如果仔細查起來，就會發現，獲獎者，也差不多盡是各行各業的領導。
我們的領導很辛苦，公務繁忙而且公而忘私，各種獎項、榮譽多拿點，也理所應當。但是，好像我記得各種獎項和榮譽，包括人大代表，都應該是各個單位群眾評選出來的才對。就是說，至少從理論上，老百姓要投票的。如果群眾心甘情願把領導選上去，那沒什麼話說。
可是，似乎這樣的選舉，並不存在。人大代表的選舉，無論真假，至少還有投票的程序。高校的國家名師評比，連續五屆，各個大學的教師不知道怎麼評的，至於更有發言權的學生，更是沒資格過問。所有的名師，都是教育部和各個學校有關部門捏咕出來的。整個過程漫說不公開、透明，各個大學的師生連知道都不知道。最後端出來，關心此事者才恍然大悟，哦，原來我們學校某某領導成了名師了。還好，還是評名師，沒有評大師，否則，我們大學裏的大師，就太多而且太不為人知了。
一個學校裏出來的教學名師，這個名師的同事不知道，他教過的學生也不知道，隻消各個學校的有關部門上報名單，然後教育部的有關部門組織專家評一下，最後有關部門綜合拿捏，名師就問世了。如果這叫做“評”，那也隻是有關部門關起門來的欽點。這樣的評選，評出這樣多的學官來，一點都不奇怪。
現在真是個贏者通吃的時代。官員，包括學校裏的學官，資源多、權力大、收入高（尤其是工資收入外的灰色部分），還是不能讓他們滿足，連榮譽也不肯放點給老百姓。好像一個單位的苦活累活，都是領導親自幹的，群眾都在旁邊看著。為了保證通吃，教育部居然能設計出這樣絕妙的評選方式，還居然是評選教學名師，好像一個教師教學的好壞，隻有從來沒進過課堂的有關部門才知道，而教師的同事和學生，都不知道。
眼下對民意似乎重視了起來，媒體的強調似乎很多。什麼事，經網上嚷嚷起來，事情也許就會起變化。可是，很多有關部門辦起事來，似乎卻依然關著門自說自話。前幾天給漢字整形，雖然荒唐，但至少還是說是征求意見，沒有最後拍板。可是眼下這名師評選，關門評選，一評就評了五屆。從第一屆我就提出了質疑，可是沒有人理會。在有關部門那裏，道理算什麼，民意又算什麼，想都沒想去要考慮一下。民意，根本就不在人家設計評選的方案裏麵。
責任心從大學老師開始
眼下，部分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畢業即失業。反過來，其實用人單位，也找不到合適的大學生，挑十個人，往往一個滿意的都沒有，好不容易找了一個，用起來也不順手。用人單位對現在大學生最不滿意的地方，是責任心差，油瓶倒了，絕對不扶一下，一項任務交下去，幾天沒動靜，跟沒事一樣，一點都不急。其次，是動手能力弱，稍微複雜一點的事就不會幹了，動不動就說，我沒學過，不會。
動手能力弱，是個大學教育的老問題，牽扯到大學的教學和科研體製，我將另文說起，這裏隻談責任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個老問題，學生還沒上大學，不好的基礎就已經打下了。我們的中小學甚至幼兒園，顯然沒有把責任心的培養提上日程，我們的家長，似乎隻求孩子學習成績上去了就行，其他的一概不管，甚至孩子操心一點班級的事、幫助一下同學，有的家長還有不高興。不過，畢竟大學四年（讀研者更長）是學生一生離開家長、獨立生活的轉折，所以大學教育，對培養其責任心，還是非常關鍵的。
現在的大學教育，看起來雖然複雜，但實質上就是兩個字：一個“管”字，一個“灌”字。（現在的本科評估，說是檢查本科教育，實際上也不過是在這兩個字上做文章。）管就是看管，把學生從思想到身體都管起來。在思想上，除了既定和給定的真理之外，別的隻能作為參考，隻許按照一種模式去思考，不能胡思亂想，尤其是不能對老師教的正確思想有所懷疑。行為上，則走路、吃飯、上課、睡覺都有人管，或者說歸人管，吃飯聽大師傅的，睡覺聽樓長的，不管食堂的夥食多差，自己不吃可以，但大家一起不吃，就是犯上作亂。團委、學生會、各個院係領導、輔導員、班主任，再加後勤保衛部門，多管齊下，怎一個“管”字了得！就是不讓學生學會自己管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