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抄襲日常化之後
兩位來自湖南高校的教授，在《經濟評論》上的一篇論文，跟此前北大另一位教授編寫的教材的某個章節相似度奇高，高到95%。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據記者報道，抄襲者之一，還是個院長，目前正在抓論文抄襲現象。（2月8日，人民網）
說實在的，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已經沒有任何新聞價值了。比兩位地位低的人在抄，比兩位地位高得多的人，校長、院士之類，也在抄。真是應了那句民間的老話，天下文章一大抄。整個學界，已經抄得昏天黑地。不信下點功夫，把這些年全國的所謂核心期刊的文章統統查一遍，看看有多少抄襲雷同，比例肯定相當驚人。
就因為這無所不在的抄襲，就因為抄襲者盡是些大人物，我們的學界還發明了好些震驚世界的新名詞和說法，比如，“不適當引用”、“引用不規範”、“過度引用”、“引用常識不算抄襲”等等，等等。抄了人家，既不加引號，也不加注釋，算是“引用不規範”；如果一篇文章50%以上都是抄人家的，那就是“過度引用”，但即使“過度”，也得加上注釋吧？不用，反正查出來了就叫過度，不查出來，過度都沒有；一個教授和學生合寫的著作，被發現抄了另外一本書，苦主打官司，法庭發現的確有大量的雷同，怎麼辦呢？判決李鬼勝訴，因為抄的部分，雖然多，但都是常識，常識不算抄。為尊者諱，在咱們國家，走到哪裏都天經地義。
漫天的抄襲，源於我們學界的體製。咱們的體製，沒有懲罰抄襲的製度，卻有激勵抄襲的機製。教育部成立學風道德委員會，成立之後什麼事也不做，連裝樣子都不裝一個。但各個高校的評比，卻建立在論文的數量上，一是國外SCI論文發表量，一是國內核心期刊發表量。教育部的大筆的資源，都是通過各種名目和項目下達的。有了發表量，就可以評博士點、一級學科、重點學科、重點學科研究基地。拿下這些名目，拿得越多，學校的檔次就越高。所以，各個高校紛紛掀起一場又一場大煉“論文”和課題的運動。對教師，則量化考核，獎金激勵，教師成了養雞場下蛋的母雞，隻要快下多下，不管蛋裏是否摻假，有沒有三聚氰胺。教師的文章不夠數，就逼學生寫，研究生不交若幹篇核心期刊論文，就不讓畢業，跟當年大煉鋼鐵的時候發動群眾土法煉鋼一樣。連教授的論文質量都保障不了，學生在短短的三年之內寫出的東西，可想而知。但發表不成問題，核心期刊給錢就行。於是，順便把中國的學術期刊，也給腐化掉了。
世界各國，哪怕一些第三世界的小國，那裏的學界也是最在乎臉麵的。學界抄襲人人喊打，就是因為如果人家的學者被發現有這樣的事，幾乎注定要身敗名裂，從此別在學界混了。但是，我們的學界，卻偏偏沒有這樣的事。抄襲即使被人家當場拿住，學校方麵最嚴厲的處置，也無非是拿掉行政職務，或者暫時停招博士一年之類撓癢癢似的處理，文抄公們，該幹什麼，還幹什麼，教授照做，課題照拿，照樣在人前人五人六的，連抹一下臉、裝幾天孫子都不用，跟沒事一樣。如果抄襲的人，恰好在學校的地位很高，那麼連行政職務都不會被拿掉，學校甚至會全力地保他。
就這樣，在我們這個神奇的土地上，抄襲變成了學界的家常便飯，變成了學者的日常行為。確實熱鬧，確實高產，但這樣下去，世界學界是不是還會帶我們玩，可就難說了。
文抄公病案的中國特色
眼下，教授抄襲，成了網上的一景，隔三岔五，就會有個教授被曝光。做文抄公的教授們，名頭是越來越響，地位越來越高，當然，抗曝光的能力也越來越強了，多數人選擇一聲不響，做沒事狀，硬著頭皮頂住，據說隻要頂三五個月，風聲一過，就什麼事也沒有了，揭發由他揭發，教授我自為之。當然也有勇的，主動出擊，動用各種資源阻止事態擴大，更凶的是倒打一耙，把揭發者告上法庭，而且能夠勝訴。其實，不管硬抗還是軟頂，太極拳、回馬槍和倒打釘耙玩得多麼嫻熟，自家做的那點事，無論如何都抹不白，網上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雖然抹不白，但做文抄公的教授們，其實肚子裏也有苦衷。細論起來，抄襲應該分為“外抄派”和“內抄派”兩大派係。抄外國人或者台灣人的東西，屬於外抄派，該派又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東一點，西一點，廣泛撒網，綜合歸納，次一等的，則逮著一個順眼的，全部挖來，最下者則連抄都懶得抄，幹脆將文章的外國作者換個名字，就變自己家的。不過這種抄法，上中兩檔，其實並非現在的發明，以前也有，在中國現代的曆史上，那些先知先覺之輩，早就這麼抄過，遠的不講，1980年代，這種事就層出不窮，當時我們以為是先進得眼暈的貨色，後來一看，原來人家外國人早說過。隻是現在出國的人多了，懂外文的人更多了，網上查詢又那麼便利，而且有那麼些好事之徒有閑心死摳，一點點地比對，所以被揭出來的也就多了；內抄派主要是抄自己人的，似乎比外抄派更等而下之，一點愛國心都沒有，其實不然，內抄派的諸公，有很多其實有點冤。他們的抄襲，往往是被弟子所累，是弟子們抄了，做成文章或者著作，教授來掛名，結果東窗事發，教授丟人現眼。但是實際上這種事情，在中國的學界，本是司空見慣尋常事，教授們如此做者多矣，有的說是自己出思想，弟子操刀，有的幹脆連思想都懶得出，隻要弟子有了好貨色，就要掛名，當然也有弟子為了好發表，主動邀老師掛名的，總的來說，無論文章還是著作，凡是弟子和老師一起署名的，多半是弟子的作品，當然弟子如果做文抄公的話，那麼老師難免要吃啞巴虧。隻是稍前一點的弟子們抄襲得少，被發現的概率也小，眼下弟子們抄襲得多，被發現的概率也大，所以看起來好像滿地都是學術腐敗似的。
其實，在某些老教授看起來，在學生的著述前麵掛名，本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一點都沒不好意思，常常很坦然地在公開場合說出來，看那意思，好像還是一種榮耀。他們曾經經曆過一個視署名發表為資產階級名利思想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許多文章是領導出思想、大家攢出來的，如果要署名的話，也是署個化名，也有的時候需要署真名，看需要，多半是署某個名頭大的人的名，有的時候，署了名的人，其實連文章看都沒有看過。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真正操刀寫稿的人（有不少是學生），都隻好做無名英雄了。正因為如此，前階段某個參加過“文革”中著名寫作班子的文化大師，才可以拍著胸脯說：你們可以找，看哪個大批判文章是我寫的！
有人也許會說，那時候學者寫的東西，往往不屬於學術，現在不一樣了，不能類比的。其實，那時的學術跟非學術固然不分，而現在我們很多核心期刊發的東西，跟那時也沒有什麼兩樣，各個單位在統計學術成果的時候，題目為“如何搞好……”“堅決貫徹……”一類的文章，不也都堂而皇之地算在內嗎？抄襲的教授們，搞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多，而這個領域，其實並沒有真的分清什麼是學術，什麼是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