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蘭，夜宿Laleh旅館
到伊朗才幾天，我們隊伍裏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連天了。
這兒白天的天氣很熱，嚴嚴地包裹著頭巾確實不好受。她們有的是導演，拍攝時要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地指揮；有的節目主持人，要隨時隨地對著鏡頭又說又笑；有的是記者，聽到或看到什麼立即要掏出筆來唰唰記錄；有的還兼總管，需要大聲地召集人員、點菜付款、叫出租車——她們竟然都要把頭發、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這一切，其間的艱難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們在公共場所奔忙完了，一頭衝上吉普車就把頭巾解下來想鬆口氣，立即聽到有人敲窗，扭頭一看，敲窗者正比畫著要求女士把頭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來氣，搖下窗來用英語對那人說：“我是在車內，不是公共場所！”那人也用英語回答：“你的車子有窗，所以還是公共場所！”
那就戴好吧，車子開到一家從老板、廚師、侍者都不是中國人的“中國餐館”，女士們見到大紅燈籠和紅木窗格，覺得這已是中國地麵，總可以解下頭巾了吧，沒想到剛剛動手，兩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輕聲喝令不可造次。這下女士們急了，大聲說：“這是中國餐館！吃中國餐沒法戴頭巾！”一個白胡子老頭出來，搖了搖手，算是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這麼做隻是為了賺錢，我們幾個女士頓時歡呼起來。其實，這頓飯質劣價昂，但她們一直為這個小小的勝利興奮著，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誇張地鼓動著沒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幫，順便用手擼一下頭發。
但這畢竟隻是一個小機會，絕大多數時間還必須老老實實戴上。她們這些女子哪裏受得了如此委屈？於是成天在我們麵前喊壓抑。我們雖然也曾有過幾分竊喜，故意神態放鬆地在車窗下逛來逛去，但同情之心還是占了上風，在行車途中盡量順著她們，覺得這是男士們可以自由瀟灑的代價。我們的五輛吉普車都裝著對講機，行車途中時時可以作全隊交談。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說，前麵山上這朵烏雲真好看，話音未落，所有男士齊聲呼應：“真好看，好看極了！”另一位女士指著路邊的小樹說：“這好像是蘆葦。”大家又異口同聲：“蘆葦，當然是蘆葦！”態度之好，終於使女士們疑惑起來。
其實，我們的女士隻包了一塊頭巾，車下滿街的伊朗婦女完全是黑袍裹身，嚴格得多了。對這件事，外來人容易產生簡單的想法，覺得這兒的婦女太可憐了，需要有一次服飾解放，理由是這樣的服飾禁錮了婦女的身心自由，遮蓋了婦女的形體美，阻斷了現代的社交活動和國際交往。這種想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從文化人類學和民族生態學的眼光來看，並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國古代裹小腳，有些土著穿鼻、撐頸等明顯帶有生理傷殘的習俗應該廢棄外，對於一般的服飾文化沒有必要樹立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記得以前我曾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中討論過清初清末漢族士大夫在“毀我衣冠”的問題上所產生的嚴重心理掙紮，可見此事關及一種曆時悠久的文化尊嚴，比簡單的“服飾解放”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