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拿著一本中文的《美國文學叢書》找到我，上麵翻譯了一首他的詩《嚎叫》。他對我說：“我的全部詩集加在一起所得的報酬，相當於美國一個小學教員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窮的，主要靠朗誦掙錢，我想在中國多旅遊一段時間，但帶的錢不多，你能不能讓這家雜誌付給我稿酬？”
也許有人對此大不以為然，覺得那麼有名氣的一個美國詩人，竟到中國來哭窮，斤斤計較那點稿費，難道不怕別人笑話他有失“身份”嗎？
笑話他的人是不應該、不公正的。我聽了他的話就很感動，金斯伯格並不因為來到中國就變得虛偽些，就故意裝假，這正是他的優點。作為一個不了解中國出版情況的外國朋友，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正當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釋說：“中國還沒有參加世界版權組織，因此我們翻譯外國作家的作品不給稿酬，正像國外出版社印刷中國作家的作品不給稿酬一樣。而且我們的稿酬比你們的還要低，每二十行詩算一千字，按最高標準給十元稿酬，你這首《嚎叫》頂多拿五十元錢，夠你在小飯館裏吃頓飯，靠這點錢旅遊是不行的。”
有些中國作家在國內是很少逛商店的，到國外卻不能不逛商場，我就是如此。想不到這些美國作家來到中國，跟我們到美國去一樣，甚至比我們還要積極。利用中午休息的那一個多小時也跑到商場裏去，大包小包地買回來。印地安人女作家萊斯·馬蒙·西爾科，買了一身蒙古族服裝，當場就穿戴起來，像穿著節日盛裝一樣去參加胡喬木同誌的接見。十位美國作家，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和隨員，將近二十個人，不論跑到什麼地方去采購，卻準時回來開會。就連自由浪漫的金斯伯格也從不遲到。他們這樣有組織守紀律，真叫人對作家的隊伍刮目相看。金斯伯格告訴我，他極少過這種整齊劃一的生活……
這次在北京重逢，使我對一些美國同行加深了理解，更加尊敬他們。
女作家弗朗西妮·格雷，在發言時聲稱：“我寫作是為了向現實報複，是由於仇恨，我渴望向所有壓迫過我，淩辱過我的男人複仇”。她願做個“時代的見證人”，“我把鼻子緊緊頂在美國社會的玻璃窗上，我的孤獨迫使我寫作。良心是猶太人發明的，留給我的隻是慕尼黑的悲劇……”
這五十四歲的紐約市立大學“傑出的客座教授”，喜歡談論女權運動。然而當她聽說我熨衣服掉了一個紐扣時，就掏出隨身攜帶的針線包，利用休息時間為我縫好了扣子。這雖然不是什麼大事，卻令我動容。人與人之間常常是通過這些小事，加深了解，引起敬重。她的兩部長篇小說都以十二種外國文字出版。我久久地思索著她的經曆，她的思想……
兩年前曾對我自稱是工人詩人的加裏·斯奈德，把“國破山河在”這句中國古詩，改成“山河破國在”，來抗議現代技術對大自然的破壞。他在自己的村子上是一位精神領袖，但他厭惡現代社會中的汙染、貧困、戰爭。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十六歲，一個十八歲，他從未讓他們看過一次電視，以此來對抗現代文明。
他們是一些具備鮮明個性的人物。你盡管跟他們相處短短幾天，對他們的了解遠不夠深刻，但決不會把他們混同起來。
我同金斯伯格是在歌聲中握手告別的。那是美國作家代表團舉行答謝宴會，接近尾聲的時候，金斯伯格從提包裏掏出自備的風琴，邊拉邊唱。他們明天就要去西安參觀訪問，金斯伯格還將去幾個大學裏講學。他準備向中國青年介紹幾個美國詩人，這些詩人都沒有錢，各有自己特殊的痛苦和歡樂。問我講這些內容行不行，我告訴他，他的講學一定會受到歡迎，還勸他多講點自己，甚至在講台上朗誦自己的詩或自拉自唱。
現在，他已經離開了中國，經過這一個多月的講學和旅遊，我真想問他一句：“喜不喜歡中國的年輕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於芥園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