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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誌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誌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誌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盡管有濃重的黴味，卻是安全而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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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化新人與傳統文化有著先天性的牽連，當革新的大潮終於消退，行動的方位逐漸模糊的時候，他們人格結構中親近傳統的一麵的重新強化是再容易不過的。像一個渾身濕透的弄潮兒又回到了一個寧靜的港灣，像一個筋疲力盡的跋涉者走進了一座舒適的庭院，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中國文化的帆船，永久載有這個港灣的夢；中國文人的腳步，始終沾有這個庭院的土。因此，再壯麗的航程，也隱藏著回歸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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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現代的那些價值標準都很不錯，但應該明白，在那些標準出現之前，中國人已經非常精彩地活了幾千年。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帝國，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說這些都是白活，你難道不像我一樣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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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隕滅的證據時，總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個結論，那就是：每一種文明的滅亡都是正常的，不滅亡才是偶然的。
滅亡有多種等級。土地的失去、廟宇的毀壞，還不是最高等級的滅亡。最高等級的滅亡是記憶的消失，而記憶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滅亡。
中華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類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隻有它沒有中斷，不僅遺跡處處，而且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記憶係統，連很多瑣碎的細節也在被後代長時間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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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曆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沉的告誡和遺囑。隻有找到了這些，才能實實在在地安頓我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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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貝爾斯對“軸心時代”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希望大家能記住。他說：“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
人類奠定精神基礎，這件事，我們的祖先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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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品味一下“詩經”這兩個字。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時候，我們的先人已經“以詩為經”。把詩當作族群精神的經典，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文明開端。發展了幾千年之後，我們現在重新向往一種詩化的生活，希望在繁雜忙碌的塵囂中升起嫋嫋詩意，使精神不再苦澀，使生活不再窘迫。這也就是連現代西方人也十分迷醉的所謂“詩意地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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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世界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中國，中國也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曆史終於走向了悲劇性的拐點——兩種文明產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而且中華文明一敗再敗。到這時，悠久的中華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開始認真地麵對強大的西方文明，但心態非常複雜。崩潰、沮喪、氣惱、仇恨，包裹著更加變態的自大、保守、固執，使中國的集體精神一下子陷入汙泥深潭。任何再輝煌的回憶，也隻會加深失敗的體驗，結果，連秦、漢、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處於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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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曠野是生命的負麵，連一根小草都吝嗇著自己的蹤影。對人群來說它是一種陌生，但對地球來說卻是一種巨大的真實。被人類墾殖的地盤實在隻是一種微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曠野。
這種漫無邊際的曠野比之於茫茫大海隻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間立即又變成一粒塵埃。宇宙的無限空曠已經進入人們的想象，越想象越覺得即便是點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跡。點點滴滴的生命居然能發育成長得像模像樣，真不知該如何來歡呼，如何來嗬護，如何來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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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當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人格形象還比較模糊，而到了魏晉時期被殺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哪一個方麵都不一樣了。他們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跡、品格、聲譽，都隨著他們的鮮血，滲入中華大地，滲入文明史冊。文化的慘痛，莫過於此；曆史的恐怖，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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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裏走走，那裏看看，隻好與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壞。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複名譽。於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後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襯，俱著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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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古城堡大多屬於戰爭，但其中有百分之一能進入曆史，有千分之一能成為景觀，有萬分之一能激發詩情。相比之下，詩情最高貴也最難得，因此邁錫尼的最佳歸屬，應該是荷馬，然後經由荷馬，歸屬於希臘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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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國給了我一種從容的心態，茫茫空間給了我一副放鬆的神經。中華民族災難不少，但比之於猶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畢竟安逸得多了。我們沒有哭牆，我們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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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詛咒廢墟，我又寄情廢墟。
廢墟吞沒了我的企盼、我的記憶。片片瓦礫散落在荒草之間，斷殘的石柱在夕陽下站立，書中的記載，童年的幻想，全在廢墟中隕滅。昔日的光榮成了嘲弄，創業的祖輩在寒風中聲聲咆哮。夜臨了，什麼都沒有見過的明月苦笑一下，躲進雲層，投給廢墟一片陰影。
但是，代代層累並不是曆史。廢墟是毀滅，是葬送，是訣別，是選擇。時間的力量，理應在大地上留下痕跡；歲月的巨輪，理應在車道間碾碎凹凸。沒有廢墟就無所謂昨天，沒有昨天就無所謂今天和明天。廢墟是課本，讓我們把一門地理讀成曆史；廢墟是過程，人生就是從舊的廢墟出發，走向新的廢墟。營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後的凋零，因此廢墟是歸宿；更新的營造以廢墟為基地，因此廢墟是起點。廢墟是進化的長鏈。
廢墟表現出固執，活像一個殘疾了的悲劇英雄。廢墟昭示著滄桑，讓人偷窺到民族步履的蹣跚。廢墟是垂死老人發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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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讓古代留幾個腳印在現代，讓現代心平氣和地逼視著古代。廢墟不值得羞愧，廢墟不必要遮蓋，我們太擅長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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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充滿了悲劇，但中國人怕看真正的悲劇。最終都有一個大團圓，以博得情緒的安慰，心理的滿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團圓，杜甫不想大團圓，曹雪芹不想大團圓，孔尚任不想大團圓，魯迅不想大團圓，白先勇不想大團圓。他們保存了廢墟，淨化了悲劇，於是也就出現了一種真正深沉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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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可能產生於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讚美苦難。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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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把並不存在的文明前提當作存在。文明的傷心處不在於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傷痕累累，而在於把蒙昧和野蠻錯看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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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除文明的最後結果，就是容忍邪惡，無視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類曆史上一切由人類自己造成的悲劇，大半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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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大的哲人也無力宣稱，他可以從整體上營造一種文明。人們能做的極致，也就是為社會和曆史提供一些約定俗成的起碼前提。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義的基石、文化的共識、理性的入門，也就是世俗社會所謂的常情常理。沒有這一切，社會無以構成，人類無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應該來參與構建文明前提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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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化年齡和一個文明古國的曆史相依相融。稱為文明古國，至少說明在我們國家文明和蒙昧、野蠻的交戰由來已久。交戰的雙方倒下前最終都麵對後代，因此我們身上密藏著它們的無數遺囑。我們是一場漫長交戰的遺留物，我們一生下來就不是孩子，真的。我們要推車，雙手經絡不暢；我們要爬山，兩腳踉蹌蹣跚，我們有權利在古戰場的廢墟上尋找和選擇，卻不能冒充一個天外來客般的無邪赤子，造出一種什麼也不必承擔的輕鬆和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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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象，從曆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意就範於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使我們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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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在正常情況下一般不會抵拒其他文明，更多的是努力尋找其他文明與自身精神主軸之間的同化可能。中華文明在吸納其他文明的時候，采取的是一種輕鬆的態度，不願意看到像“原教旨主義”那般的分毫必究、斤斤計較。以佛教而論，到了中國的信眾間就洗淡了走出家庭的色彩，或以藝術為魂，如敦煌、雲岡、龍門，或與山水為鄰，如五台、普陀、九華、峨眉，又有了禪宗那樣的中國智慧介入，成為一個很難脆折和斷裂的彈性結構。這種彈性結構，既是佛教文化的延伸，也是中華文明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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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就需要煥發一種人格道義和犧牲精神，知識分子的高貴之處主要也表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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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明的洞窟，不管藏有多少寶物，冠有多少美名，總有一個開啟它的小小鑰匙孔，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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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秦始皇既統一了中國又統一了文字，此後兩千多年，隻要是中國文人，不管生長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為文便是天下興亡、炎黃子孫；而且，不管麵對著多麼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筆皆是漢字漢文、千裏相通。總之，統一中國和統一文字，為中國文脈提供了不可比擬的空間力量和技術力量。秦代匆匆，無心文事，卻為中華文明的格局進行了重大奠基。
稷下學官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而終結，接下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文化專製主義（亦即文化奴才主義）開了最惡劣的先例；一百年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乍一看“百家爭鳴”的局麵已很難延續。但是，百家經由稷下學宮的陶冶，已經“罷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後漫長的曆史上，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是儒道互補，而且還加進來一個佛家；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是表儒裏法，而且還離不開一個兵家。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這所學宮裏，永遠無法由一家獨霸，也永遠不會出現真正“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切都是靈動起伏、中庸隨和的，偶爾也會偏執和極端，但長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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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者們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立場雖然很難在不同的時代完整保持，而那種關切大政、一心弘道、憂國憂民、勇於進諫的品格卻被廣泛繼承下來。反之，那種與稷下學宮格格不入的趨炎附勢、無視多元、毀損他人、排斥異己的行為，則被永遠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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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柳宗元開始，這裏曆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麵壁十年的九州學子，都曾向往過這種嘈雜。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這裏，文采才華才從朝報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靈，並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成張力，生氣勃勃，與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夏文明，才不致全然暗淡。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這發配南荒的禦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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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總未免孤獨，願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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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對於隱逸之聖陶淵明，中國文人也願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發出朗笑陣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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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人總喜歡以政治來框範文化，讓文化成為政治的衍生。他們不知道：一個吟者因冠冕而喑啞了歌聲，才是真正值得惋歎的；一個詩人因功名而丟失了詩情，才是真正讓人可惜的；一個天才因政務而陷入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連文學史也失去了文學坐標，那就需要把惋歎、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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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這種文化人格，以金戈鐵馬為背景，以政治名義為號召，以萬民觀瞻為前提，以驚險故事為外形，總是特別具有可講述性和可鼓動性。正因為這樣，這種文化人格又最容易為民眾的口味所改造，而民眾的口味又總是偏向於誇張化和漫畫化的。例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劉、關、張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道義色彩而接近於聖，曹操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邪惡成分而接近於魔，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智謀成分而接近於仙，然後變成一種易讀易識的人格圖譜，傳之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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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雲霧遮蓋數百年之久的，這種雲霧主要是朦朧在民眾心間。大家隻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抹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
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陶淵明讓哲理入境，讓玄言具象，讓概念模糊，因此大大地超越了魏晉名士。但是，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麼平靜、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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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之所以成為大唐，正在於它的不純淨。
曆來總有不少學者追求華夏文化的純淨，甚至包括語言文字在內。其實，過度純淨就成了玻璃器皿，天天擦拭得玲瓏剔透，總也無法改變它的小、薄、脆。不知哪一天，在某次擦拭中可能因稍稍用力過度而裂成碎片，而碎片還會割手。
何況，玻璃也是化合物質，哪裏說得上絕對純淨？
有不少人說，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種在你出生前就已經布置好了的包圍，無法選擇。我認為，無法選擇的是血統，必須選擇的是文化。正因為血統無法選擇，也就加重了文化選擇的責任。正因為文化是自己選擇的，當然也就比先天給予的血統更關及生命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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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發現，現代中國人對古代文化的繼承，主要集中在明清兩代。這件事一直讓我很傷心。
這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到了明清兩代已經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難以收拾了。
這與社會氣氛有關。氣壓總是那麼低，濕度總是那麼高，天光總是那麼暗，世情總是那麼懸，禁令總是那麼多，冷眼總是那麼密，連最美好的事物也總是以沉悶為背景，結果也都有點變態了。
造成這樣的社會氣氛，起點是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製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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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於走向了大唐；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時代，而且還讓各種生態友善組合，避免衝突；我又考察了敢於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裏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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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是好是壞我們且不去論他，無論如何，他為中國增添了幾頁非官方文化。道德和才情的平衡木實在讓人走得太累，他有權利躲在桃花叢中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中國這麼大，曆史這麼長，金碧輝煌的色彩層層塗抹，夠沉重了，塗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潑潑的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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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很多地方有點做壞了，總是在古代文化中尋找自己這個地方可以傲視別的地方的點點滴滴理由，哪裏出過一個狀元或進士，有過幾句行吟詩人留下的句子，便大張旗鼓地築屋刻石。如果出了一個作家，則幹脆把家鄉的山水全都當作了他作品的插圖。大家全然忘了，不管是狀元、進士還是作家，他們作為文化人也隻是故鄉的兒子。在自然生態麵前，他們與所有的鄉親一樣謙卑和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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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長期以來沒有文字，因此也沒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讀的詩文。他們的詩文全都變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們記得，連漢族最高水準的學者都承認，“不著一字”極有可能是至高境界。
不錯，文字能夠把人們引向一個遼闊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承擔非常繁重的訓練、校正、紛爭、一統的磨煉，而磨煉的結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請看世間多少麻煩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魯迅歎一聲“文章誤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麼遼闊和深刻，隻願意用簡潔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間裏淺淺地過日子，過得輕鬆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漢族語文的頂級大師老子、莊子、陶淵明他們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會稱許有加，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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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傳染病比醫學上的傳染病更麻煩，因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傳播，而且又會讓每一個得病者都神采飛揚、炯炯有神。
對於這樣的疫情我已無能為力，隻能站在一個能讓很多人聽得到、看得見的高台上呼喊幾句：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讚成我參加這樣通俗的電視活動，發表文章說讓一個資深學者出來評年輕人的文化素質是“殺雞用牛刀”，可見他們都不在意疫情的嚴重和緊迫，因此也無法體會我急於尋找高台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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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訪中華文化遺址的十年間，我也曾反複想過這些問題，還讀過不少對比性的文獻。但是，我隻相信實地考察，隻相信文化現場，隻相信廢墟遺址，隻相信親自到達。我已經染上了與盧梭同樣的毛病：“我隻能行走，不行走時就無法思考。”我知道這種“隻能”太狹隘了，但已經無法擺脫。對於一起未經實地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結論，本不應該全然排斥，但我卻難以信任。
因此，我把自己推進了一個尷尬境地：要麼今後隻敢小聲講述中國文化，要麼為了能夠大聲，不顧死活地走遍全世界一切重要的廢墟。
在浩瀚的中華文化中，誰想尋找一種機製來阻止謠言和誹謗嗎？沒門。誰想尋找某種程序來懲罰誣陷和毀損嗎？沒門。
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來，至少從屈原、司馬遷、嵇康開始，兩千年間所有比較重要的文人幾乎沒有一個例外，全都掙紮在謠言和誹謗中無法脫身。他們隻要走了一條沒有走過的路，說了一些別人沒有說過的話，獲得了別人沒有獲得過的成就和名聲，立即就成為群起圍啄的目標，而且無人救援。於是，整部中華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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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清談，不要過多地著眼於它的內容和目的。不在乎內容和目的，恰恰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它不是學術爭論，也不是主題研討，更多的是一種智力遊戲和社交活動。一有固定的內容和目的，魏晉名士們就覺得俗了。清談在進行過程中，也不講究尋常邏輯，隻求驚世駭俗。它在無功利、無對象的世界中遊蕩，並獲得快感，有點像西方現代派的“意識流”。但“意識流”主要集中在寫作，而清談卻需要與他人一起進行，而且必須讓潛行的意識外化為語言，而且語言必須漂亮。在這樣的智力遊戲中，一些模糊又飄逸的概念也有可能獨立出來，獲得智力論定，例如當時一直搞不清的“無”和“空”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清談又建立了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就像後來法國的沙龍那樣，構成了一群貴族知識分子的聚合。這在非常講究實用的中國社會中，具有獨立和逆反的色彩。但是，它們又洗去了政治色彩。
清談的最大貢獻，是大大提高了中華文化的“非實用智慧”，這對今後哲學的推進至關重要。當實用的羈絆被擺脫，思維就可以在抽象的天域裏自由漫遊了。中國傳統思維為什麼缺少自由漫遊的廣度和深度？當代研究者往往以為是受製於政治，但是在我看來，更受製於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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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未必取決於經濟，精神未必受控於環境，大鵬未必來自於高山，明月未必伴隨著繁星。當年愛爾蘭更加冷落，卻走出了堂堂蕭伯納、王爾德和葉芝，後兩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風情。更出格的是荒誕派喜劇創始人貝克特和《尤利西斯》的作者喬伊斯，石破天驚，山鳴穀應，一度使全世界的前衛文化，幾乎彌漫著愛爾蘭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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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間的文化刺激強度：第一是視覺，即圖像；第二是聽覺，即音樂；第三才是抽象轉換信號，即文本。隻可惜，我們的文化研究常常顛倒了，習慣性地把文本放在第一。連一些散文家也試圖用文字去描述繪畫和音樂，真是笨。
人類的充分健全，表現在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的進一步釋放，尤其是不借助轉換信號的視覺功能和聽覺功能的直接釋放。學會凝視，學會聆聽。在視覺功能上，我更主張抵達現場，去凝視那些大環境中的大圖像，首先要學會田野考察。
世界上各個文化群落，都有不同的人格範型。榮格說，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一點不錯。隨便一數，就能舉出創世人格、英雄人格、先知人格、使徒人格、苦寂人格、紳士人格、騎士人格、武士人格，以及中國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拿破侖雖敗猶榮，也與他所代表的個人範型有關，在我看來，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騎士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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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懷民，到白先勇、餘光中，我領略了一種以文化為第一生命的當代君子風範。
他們不背誦古文，不披掛唐裝，不抖擻長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奧，不扮演精英，不高談政見，不巴結官場，更不炫耀他們非常精通的英語。隻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穩的語調、謙恭的動作告訴你，這就是文化。
而且，他們順便也告訴大家：什麼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形態”和“國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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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天下除了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之外還要藝術家？因為他們開辟了一個無疆無界的淨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讓大家活得大不一樣。
從那片淨土、那個天域向下俯視，將軍的兵馬、官場的升沉、財富的多寡、學科的進退，確實沒有那麼重要了。根據從屈原到餘光中的目光，連故土和鄉愁，都可以交還給文化，交還給藝術。
社會轉型的終極目標是文化轉型，但是，正當社會各部門紛紛向文化求援的時候，原來處於滯後狀態的文化領域反過來充當起了老師。結果就產生了一係列反常現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創新的時代卻推崇起複古文化，最需要科學理性的時代卻泛濫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愛救災的時代卻風行起謀術文化，最需要發掘人才的時代卻重撿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這些反常的文化現象，使國際上和我們的下一代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更多的誤讀。
這種誤讀的後果是嚴重的。
我想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問題。現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世界的鬧市區，周圍的人都知道他從遠方走來，也看到了他驚人的體量和腰圍，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於是大家恐慌了。闡釋中國文化，就是闡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如果我們自己的闡釋是錯亂的，怎麼能夠企望別人獲得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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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對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國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本來國際形象很不好。但是，當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斷感動世人，情況也就發生了變化。中國在世界上並沒做過什麼壞事，為什麼反而一直被誤讀？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於文化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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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按照我所擬定的文化定義，今天中國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麵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門職能，而不重視它的全民性質；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價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積累層麵，而不重視它的引導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組成，而不重視它的人格構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斷享用，而不重視它的集體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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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因此在任何一個經濟社會裏它都具有歸結性的意義。十幾年前，在紐約召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轉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學者達成了一係列共識。
“一個社會不管發達還是不發達，表麵上看起來是經濟形態，實際上都是文化形態”“經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過程”“經濟行為隻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賺錢，是以貨幣的方式達到非貨幣的目的”“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得到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些都是文化命題”。
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他們不深刻，卻是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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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終極目標，是在人間普及愛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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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獨特性和實踐性的標準，我把中國文化的特性概括為三個“道”——
其一，在社會模式上，建立了“禮儀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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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為了與前麵講的三個“道”對應，也選出了三個“弱”。
中國文化的第一個弱項，是疏於公共空間。
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弱項，是疏於實證意識。
中國文化的第三個弱項，是疏於法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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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維，也帶來了自身的一係列嚴重缺點。例如，自宋代以來，雖然屢有邊界戰爭，卻對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了解越來越少，已經很難見到從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視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後，更是保守封閉，朱元璋親自下達了“片板不許入海”的禁令，不知道歐洲在“地理大發現”後，海洋已經開始被劃分、被武裝。結果，中國失去了原本可以擁有的海洋活力。中國在十九世紀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災難，全都來自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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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作為一個龐大種族在幾千年間形成的精神慣性，早已把和平、非攻、拒絕遠征等原則，變成不可動搖的“文化契約”，根植於千家萬戶每個人的心間。其實，對此存疑的外國人可以到中國鄉間，隨意詢問任何一個地頭老農。我保證，誰也不會對遠方的土地產生不正常的興趣。
如果離開了基本事實，離開了曆史文化，離開了集體心理，偽造出“中國威脅論”，互拾餘唾，不斷起哄，那是學術的悲哀、良知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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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曆時長，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隨手寫出一個簡單目錄出來作為例證，說明對於非研究人員而言，至少應該瀏覽和記誦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詩經》七、八篇，《關雎》《桃夭》《靜女》《氓》《黍離》《七月》，等等。
《論語》，應該多讀一點。如要精讀，可選《學而》《為政》《裏仁》《雍也》《述而》《衛靈公》等篇中的關鍵段落，最好能背誦。
《老子》，即《道德經》，總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著現代譯注通讀一遍，然後畫出重要句子，記住。
《孟子》，可選讀《梁惠王上》《盡心上》等篇。
《莊子》，讀《逍遙遊》《齊物論》《大宗師》《至樂》等篇。
《離騷》，對照著今譯，至少通讀兩遍。
《禮記》，讀其中的《禮運》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一段，要背誦。
《史記》，應讀名篇甚多，如《項羽本紀》《遊俠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李將軍列傳》《魏公子列傳》《淮陰侯列傳》《貨殖列傳》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記》之外，那篇《報任安書》也要讀。司馬遷是中國首席曆史學家，又是中國敘事文學第一巨匠，讀他的書，兼得曆史、文學、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詩，讀《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
陶淵明詩文，誦讀《歸去來兮辭》《歸田園居》《飲酒》《讀〈山海經〉》《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
唐詩，乃是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第一文化標誌，因此一般人至少應該熟讀五十首，背誦二十首。按重要排序為：第一等級李白、杜甫，第二等級王維、白居易，第三等級李商隱、杜牧，第四等級王之渙、劉禹錫、王昌齡、孟浩然。這四個等級的唐詩，具體篇目難以細列，可在各種選本中自行尋找，也是一種樂趣。
李煜，一個失敗的政治人物，卻是文學大家。可讀《浪淘沙》《虞美人》。
宋詞，是繼唐詩之後中國人的另一文化標誌，也應多讀能誦。按重要排序為：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幾首詞，應琅琅上口。陸遊的詩，為宋詩第一，不輸唐詩，也應選讀。
明清小說，真正的頂峰傑作隻有一部，是《紅樓夢》，必讀。第二等級為《西遊記》《水滸傳》。第三等級為《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聊齋誌異》。
為什麼選這些文本？這與中國文脈的消長榮衰有關。
完成以上閱讀，一年時間即可。如果尚有餘裕，可按個人需要旁及孫子、墨子，《中庸》，韓愈、柳宗元、朱熹、王陽明，《人間詞話》。當然，這個目錄中我沒有把具有文學價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內，如《心經》《六祖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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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很多台階，每一級都安頓著不同的項目。那麼，最後一級是什麼呢？
當然，最後一級不是名校，不是博士，不是教授，不是學派，不是大獎，不是國粹，不是唐詩，不是盧浮宮，不是好萊塢……
很多很多“不是”。但是，它們每一項都有資格找到自己的文化台階，拂衣整冠，自成氣象。它們很可能把自己看成是最後目標，最高等級，但實際上都不是。而且，它們之間也互不承認。
文化的終極成果，是人格。
例如，中華文化的終極成果，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複興中華文化，也就是尋找和優化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最後一級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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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立足於“家族傳代倫理”，表麵上雖然十分講究孝道，但立即又跟上一個最重大的闡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就是說，孝道的終點是傳宗接代。家族與家族之間的比較、紛爭、嫉妒、報複，都與子孫的狀態有關。祖業的榮衰存廢，也都投注給了青年。因此，讚美青年，也等於讚美整個家族、全部祖業。即便表麵上還“訓導嚴正”，實際上，千年傳代氣氛的核心，就是讚美中的期盼、讚美中的比賽、讚美中的賭押、讚美中的顯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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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思維和文化思維雖有部分重疊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統一而宏大的典儀抵達有序歡愉，後者以個性而詩化的密徑抵達終極關懷。現在，前者太強勢了，連很多自鳴清高的學者都在暗暗爭奪行政級別，這更使很多行政官員對文化產生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和無知。長此以往，前者極有可能吞沒後者。
現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鬧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還是外來人都感到了某種陌生和緊張。巨人作出一個個造型，佩上一條條綬帶，用處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無法感知巨人的脾氣和性格。
巨人的脾氣性格，就是中國的文化。
就像當年英國的旗幟飄揚到世界各地的時候，至少讓人以為，裏邊似乎包含著莎士比亞的影子；就像德國先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都失敗後，經常會用貝多芬、巴赫和歌德讓人對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國縱橫捭闔、盛氣淩人的時候，總有好萊塢影片的諸多形象相伴隨。遺憾的是，中國的文化好像做不來這些，一直忙著排場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結果，常常越“文化”，越讓人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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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所說的“國學”，實際範圍不大，好像主要指儒家文化，加一點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國的這個“國”字實在非同小可，地域廣闊，氣吞萬彙，其間的文化更是森羅百態，藏龍臥虎。有不少地處邊緣的文化曾經強勁地推動過中華文化的重構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鮮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滿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沒有它們，中國之“國”就要退回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小“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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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早就不僅僅是學術文化界的現象，我們已經沒有權力來設計他。曆代皇帝祭孔，儀式宏大；普通民眾朝聖，更喜歡熱鬧。與孔子幾乎同時代的佛祖釋迦牟尼，哲思多麼深奧，但世間廟堂出現的卻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聖人塑造社會幾分，社會也塑造他幾分。如果你不喜歡熱鬧，那麼，你安靜了，他也安靜了。這就像你喜歡屈原，自可默默喜歡，不必嘲笑端午節賽龍舟的民眾讀不懂《離騷》。中國文人常常過於自命清高，我希望你們年輕人能夠增加一點尼采描述過的酒神精神，在民眾狂歡中醉步踉蹌，融入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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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最無聊的事，是為了講課和論文，把一個個有機生命切割出很多界限，再研究這些界限之間的關係。其實你隻要低頭看看自己，萬物皆備，百學可通，哪有什麼界限？歌德說得好：“人類靠著聰明分割出很多疆界，最後又用愛把它們全部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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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中國那麼多的朝代，那麼多的皇帝，他們的民族不一，政見不一，血緣不一，共同尊重一個人，這個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個文化人（孔子）。這種現象，不管怎麼說也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他作為一個“統一符號”，保證了中華文化的千年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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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隋唐開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度，考試的內容有不少變化，但越到後來越偏重於儒家學說。那些學生可能隻是為了做官，並不是為了孔子，但是卻用極大的精力去背誦儒家經典。表麵上，好像是孔子滋養了他們，實際上，卻是無數年輕的生命滋養了孔子，滋養了《論語》，滋養了儒家學說。那些人考上科舉後拿了孔子的學說去做官，那麼無論在文官選拔層麵，還是官場實踐層麵上，孔子變成了一個“大孔子”，變成了一個橫跨時空的驚人文化現象，這在人類曆史上沒有別人可比。
我們為這個“大孔子”高興，但在心底還是喜歡那個一路被人拒絕、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彈琴、一路頗為狼狽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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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與諸子百家也不一樣。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種“大道盡在我心”的導師形態、教主形態，像一尊尊雕塑一樣矗立在門徒們麵前，等待他們提問。屈原正好相反，他覺得自己有滿腹的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麼去訓導別人。他要呈現的，是自己內心的全部苦惱、哀怨、分裂。他沒有雕塑般的堅硬，而有一種多愁善感的柔軟。他不認為世間有多少通用的哲理，隻擔憂杜鵑叫得太早，群芳謝得太快。
我這麼一說大家都聽出來了，這麼一個孤獨人物的出現，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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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僅憑著孔子、老子和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能不能直接造就盛唐的輝煌？有不少學者認為能夠，我卻認為不能。諸子百家雖然很好，但缺少一種馬背上的雄風，缺少“天蒼蒼，野茫茫”的空間氣象，同時，又缺少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融。這一切，卻由孝文帝和北魏王朝補足了。看似最沒有文化底蘊的族群，完成了最宏偉的文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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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是一種擺脫一元論精神貧乏後的心靈自由，是馬背英雄帶著三分醉意走到一起後的朗聲高歌，是各行各業在至高審美水準上的堂皇聚會，更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融、安全保存。
大家對宋代文化的感覺是不是好多了？一個亂雲密布又劍氣浩蕩的時代，極其反差地出現了典雅文化的大創造。在劍氣和典雅之間，一群山嶽般的文人巍然屹立，他們的激情和淚花全都變成了最美麗的作品，直到今天還在我們手上發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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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仁德為魂，卻屢誤傳承。在高，誤之於史；在低，誤之於機。高低呼應，遂成大惑。一部華夏史，全似機謀相續。三國六朝，千竅百孔，處處陷阱，令人心懼。如此傳承，既害學子之心，又汙域外之名。而究其實，多為後世寫手及當今名嘴自度自渲，強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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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本質上是一個大題目。人們在兵荒馬亂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實務中呼喚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為它能給人們帶來一種整體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會有許多細部，但任何細部都沒有權利通過自我張揚來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體力量。
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思考層麵和創造層麵上，那它的複興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匠藝層麵和記憶層麵上，那它的衰勢已無可避免。
宋代文化氛圍的形成，與文官政治有關，但實際成果又遠遠超越了政治。
文化氛圍是一種滲透處處的精神契約。滲透到細處，可以使繪畫靈秀、使書法雅致、使瓷器造極，甚至使市民娛樂也抖擻起來；滲透到高處，可以使東南西北一大群學者潛心鑽研，友好論辯，形成一個個哲學派別，最終又眾星托月般產生了集大成的理學大師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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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按照世俗的標準活得像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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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群失去了尊嚴，他們的文化也無法再有尊嚴。失去尊嚴的文化怎麼可能給失去尊嚴的人群增添點什麼？這是一種可怖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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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馬亂構成了中國人心中的曆史，既然曆史的最精輪廓由暴力來書寫，那麼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國文化在曆史麵前常常處於一種追隨狀態和被動狀態，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對暴力合理性的闡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確實具有懲惡揚善的正義起點，但很少有人警覺即使是正義的暴力也會失控於報複激情，沉醉於威懾慣性。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懷抱文明、固守冷靜的文化人就顯得特別孤獨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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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曆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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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溝通為勝業，文化以傳播為命脈。世上那麼多障礙，人間那麼多隔閡，就靠文化來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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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轉型常常以權力和經濟開道，但要讓這個轉型真正具有足夠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沒有一大批文化大師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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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著那神秘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隻有到了這時，人們才不再喧嘩，開始回憶，開始追悔，開始紀念，開始期待。
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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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最重要部位，隻能通過一代代的人格秘藏遺傳下來，並不能通過文字完全傳達。中國經過太長兵荒馬亂的年月，尤其是經過“文革”，這種人格秘藏已經餘留無多，因此必須細細尋訪、輕輕揀拾，然後用自己的人格結構去靜靜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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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曾經有過至正至大的氣魄，那時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卻在努力地開拓空間：開拓未知空間，開拓創造空間，開拓接受空間，為此不惜一次次挑戰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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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不耐煩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幾句簡單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脈，拿來統攝全盤總是霸道，總會把它豐富的生命節律抹殺。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還牙，舉著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統的霸座迸發。其實，誰都是渺小的。無數渺小的組合，才成偉大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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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鬥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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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可敬而可歎的中國文化。不能說完全沒有獨立人格，但傳統的磁場緊緊地統攝著全盤，再強悍的文化個性也在前後牽連的網絡中層層損減。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於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互滲於空間便變成一種社會性的認同；互滲於時間便變成一種承傳性定勢。個體人格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維艱。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於群體惰性的熏染，剛直的靈魂被華麗的重擔漸漸壓彎。請看，僅僅是一支毛筆，就負載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許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