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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狀態的構建和發射是極其複雜的。中國傳統文人麵壁十年，博覽諸子，行跡萬裏，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納幾乎是一個混沌的秘儀，不可輕易窺探。即如秦檜、蔡京者流，他們的文化人格遠比他們的政治人格曖昧，而當文化人格折射為書法形式時，又會增加幾層別樣的雲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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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方式畢竟隻是語言方式，它從屬於思維方式、人生方式。在這方麵，我們應該學一學歐洲的文藝複興。歐洲文藝複興並沒有人提出類似於“國學”的複古主張，卻由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這些形象藝術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宗教中的人性因子激發出來，讓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麗和溫度，於是，漫長的、充滿經院論辯的中世紀立即黯然失色，新時代來到了。可惜，我們總是在用巨大的金錢和精力，構築著中華文化複興的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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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化現象的發生與戲劇演出不一樣，有多種方式。例如古代經典未必能被廣大民眾直接閱讀，卻因已經滲透在社會體製和生活方式中而成為一種寬闊的發生方式；又如原始岩畫未必被很多人看到過卻作為早期人類的審美驗證而受到今人重視。但是，我們更應該百倍重視那些曾經長久風行的文化現象，因為長久風行使文化變成了一種群體生態，一種文明方式，實際上也使“文化”這個概念上升到了更宏觀、更深刻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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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的光明麵曆來包藏著國際文化經典的充分養料，一切斷斷續續的小打小鬧，不可能鑄就上海文化的強力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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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些年轉悠各地，看到廣受讚譽的新加坡領導人因發現市民家裏很少有書架而深深痛心，看到台灣各界為“高消費、低素質”的普遍現象而憂慮重重，看到香港文化人為香港是否已經脫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而激烈爭議，深感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真正要讓自己和別人滿意，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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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各種還活著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兩個與自己對應最密切的空間，在這些空間中，不管事情還在發生著或者已經發生過，都會以大量的感性因素從整體上讓人體驗那些文化的韻味和奧義，與文本記載互相補充，互相校正，這便是文化現場。作為一個文化人，在自己的腳力尚有裕餘的時候，應該盡量多尋訪一些這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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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隔閡與溝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現場為契機。玄奘到印度取經，看似著眼於佛經文本，實際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發生地這麼一個重要的文化現場，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備了充足的母體依據。在十八世紀，當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終於有規模地狹路相逢的時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歐洲對中國文化現場的深入，更為主動也更為提前，這隻要讀一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國馬嘎爾尼留下的日記就可明白，因此在後來兩種文明的衝撞中他們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國方麵，對歐洲的了解則長期處於“海客談瀛洲”的狀態，光憑著可笑的臆想和推斷與對方交涉，自然處處被動，笑話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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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文化現場，就是尋找那盞能夠照亮對方、照亮環境，於是也隨之照亮自身態度的燈。多一點這種尋找，就少一點曆史的盲目，少一點無謂的消耗。
間接現場是指事件已經過去、地點比較泛化的次現場。對於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度來說，許多重要的文化現象餘緒猶存，但它們的重點爆發期已經告一段落，往昔爆發的現場殘煙繚繞、陳跡斑斑。我們當然不可能趕上一切文化的爆發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尋訪遺跡的現場。
曆史並不僅僅是中學、大學裏的一門課程，而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背景，一種無法抗拒的遺傳，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覺地幫助自己和他人整理這種背景和遺傳，力圖使它們經過優化選擇而達到良性組合。這一切，僅僅在今天發生的文化事實中尋找資料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回過身去踏訪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間補時間。這種可以兌換為時間的空間，就是我們所說的間接現場即複雜現場。一個人的曆史文化素養，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多少這樣的文化現場融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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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哪一個真正的大文化人不是為了人類的和平、友好而東奔西走、四處遊說的？世事荒亂，文化人的學園、講壇一次次構建著有可能的和諧；人心浮動，文化人的著作、演說又努力撫平著社會躁動的神經，使之安定。文化人也有爭論，爭論的最終歸向也無非是用何種方法才能更有效地使社會和諧和安定。直到二十一世紀，文化的至高層次都仍然是如此。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在歐洲那些滿目瓦礫、遍地廢墟的城市裏，音樂會已經開始，衣衫襤褸、傷痕累累、家破人亡的人們走進尚未整修的音樂廳，在神聖潔淨的樂聲中，精神立即獲得修補，當他們走出音樂廳時，不再是一群疲憊的可憐人，很快，由於他們，歐洲也漸漸地恢複了元氣。這件事讓我一直難以忘懷，因為它使文化在戰爭的餘燼中又一次展現了自己的原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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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永久地尋求和祈禱著世間的無傷害，而一旦傷害形成，它又挺身而出進行治療。治療好了還要繼續追訪、善後，預防傷害的再次產生。
但是，眾所周知，事情並不都是這樣樂觀。文化在很多時候並沒有起到消除互相傷害的作用，有時反而加劇了互相傷害，這種情形，尤以二十一世紀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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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人，身處兩個時代的溝壑間，又因經曆過太多的苦難而自作自受地承擔了太多責任，因此隻能壓抑住自己心底許多聖潔的文化夢，橫下一條心去起一種近似於橋梁的作用。
一時的橋梁，不得已的橋梁，無可奈何的橋梁，最後，一次次的自我安慰和自我論證，終於成了自得其樂的橋梁，自鳴得意的橋梁。
但是，橋梁終究是橋梁。它的全部構建是一種等待，等待通過，等待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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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得低，也就朽逝得慢。質樸，常常比豪華更有長時間的生命力。中國廣大世俗觀眾對於低消耗的低熵文化有長時間的習慣，他們一直難以適應在一個黑暗的演出空間裏正襟危坐幾個小時那種沉重的審美方式。他們希望在欣賞過程中有遨遊的自由，而不太樂意接受強力的精神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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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轉型就像老屋拆遷，粗粗一看確實是一片混亂，頑童、乞丐、盜賊和那些看熱鬧的閑漢擠在一起，更是亂上添亂。但是這一切都會過去，因為人世間總還有一種更大的力量，形成新的秩序。人們不會因為拆遷而長久地棲存於瓦礫場中。
人文責任，是繁忙的日常生活中人們最需要又最容易失落的，它主動承擔了以人性、人道為基礎的人類共同的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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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化、財富、權力三者結合在一起，偉大的社會變革也就成了事實。這中間，以美第奇家族為代表的佛羅倫薩財團已經被寫入人類文明的進步史冊。現在的中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文的需求出現了。這種需求，企業家本身最迫切，因為他們不知如何離開了人文目標來處置自己的巨額財富。無法處理，就會像肥胖的軀體，或營養過剩的湖泊，對人對己都造成不便和傷害。而人文目標則是一種坐標——足以使自己的財富進入倫理，獲取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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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價值上承認人類共通，那麼在具體呈現形態上則要承認差異互賞。在這兩方麵，我們常常搞混了，甚至顛倒了，構成文化交流上的又一個重大障礙。我們一方麵對可以共通的精神價值心存疑慮，一方麵又對不可能趨同的文化形態進行著趨同式的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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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呈現形態上，以差異為第一特征，以差異間的互相欣賞為第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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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差異並存為美，以消除差異為醜。文化上的差異，絕大多數構不成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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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領域，自由是需要的，但不要侵犯別人的自由，更不要消解社會的基本尊嚴。當社會的基本尊嚴完全喪失，我們的精神生活和審美生活都會處於一種失重狀態。如果長期失重，將是人類精神領域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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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對苦難的感受更深。文化的價值還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轉化自身的苦難，把苦難轉化成文學之美、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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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進行著一場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的人在追逐著做事的人。
這中間最麻煩的是做事的人。在他們還沒有追到事情的時候先被後邊的人追到，使他們無法再去繼續追逐事情，固然是一個悲劇；當他們追到了事情正在埋頭打理的時候被後邊的人追到，更是一個悲劇，因為到那時被損害的不僅是自己，而且還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真可謂“人事皆非”。
鑒於此，這些人終於訂立了兩條默契。第一條：放過眼前的事，拚力去追更遠的事，使後麵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這條默契，就叫“衝出射程之外”；然而，後麵的人還會追來，隻能指望他們也會累。因此，第二條默契是：“鍛煉腳力，使得我們的速度足以使後麵的追逐者累倒。”
人文堅持雖然不包含財富，卻能帶動那麼多的財富；人文堅持雖然不包含權力，卻能展現那麼大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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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像山嶽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二十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高大幽深的巨嶽之一了，延綿的曆史那麼長，用著它的人數那麼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愛德華·薩丕爾）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一度與它一起稱雄於世的其他古代語言大多已經風化、幹縮，唯有它，竟曆久不衰，陪伴著這顆星球上最擁擠的人種，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彙，就是這種腔調，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裏說下來，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裏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草澤，幾千年改朝換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謀、死誓、乞求都用著它，偌大一個版圖間星星點點的茅舍棚寮裏全是它，這麼一座語言山，還不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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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讓人迷失在裏邊。蘇東坡早就寫好一首哲理詩放著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終身沉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麵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我揣想最早進出山門的比較語言學家是絲綢之路上的客商。聽到迎麵而來的駝鈴，首先要做的是語言上的判斷。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隻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盡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後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驕傲。
語言優勢與心理優勢互為表裏，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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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擺脫名位，擺脫實用，擺脫功利，走向儀式。
隻有儀式，才能讓人拔離世俗，上升到千山肅穆、萬籟俱寂的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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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種手手相遞的炬火，未必耀眼，卻溫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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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不是指年齡，而是指風範。由於文化給了我們古今中外，給了我們大哲大美，給了我們極老極新，因此我們遠比年齡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們的軀體變大，大得兼容並包、寬厚體諒，這便是長者風。
對一般民眾而言，與一個有文化的人談話，就是在觸摸超越周圍的時間和空間，觸摸超越自己的曆練和智慧，因此覺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賴。這就給予文化人一種責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賴、被信賴的感覺，不要讓人失望。
長者風讓人寬慰，讓人舒心，讓人開懷。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惡之分、是非之辨。
越是溫和的長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這是因為，文化雖然寬容，卻也有嚴肅的邊際，那就是必須與邪惡劃清界限。
對於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從層層疊疊、遠遠近近的佐證中，判斷最複雜的交錯，尋找最隱蔽的暗線。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後得出完整的結論。因此，一個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寬厚的長者風，還須展現果敢的裁斷力，讓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斷力是全社會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碼，全都來自於文化。文化再無用，也能把萬物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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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這裏所說的“氣”和“華”，沒有具體內容，卻能讓大家發現。可見，它們與眾人相關，真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文化，就是要讓這種終極性的慈愛生命化、人格化，變成風範。
現今的中國文化，作品如潮，風範還少。因此，構成了殷切的期盼。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複興，不在於出了幾部名作，得了幾個大獎，而在於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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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最看重的事，就是尋找周朝的禮儀，並力圖恢複。我們現在企盼的集體禮儀，應該具有新的內容和形式。
正是禮儀，使文化變成行動，使無形變為有形，使精神可觸可摸，使道德可依可循。教育，先教“做什麼”，再說“為什麼”。
人的一生，很多嘉言美行都是從仿效家長、老師的行為規範開始的，過了很久才慢慢領悟為何如此。有的人甚至一輩子就沒有領悟，但依著做了，就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實踐者”，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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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因刻刻畫畫而刻畫出了一個民族永久的生命線。人類的諸多奇跡中，中國文字，獨占鼇頭。
中國文字在苦風淒雨的近代，曾受到遠方列強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拚接的西方語言，與槍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圍住了漢字的大地，漢字一度不知回應。但是，就在大地即將沉淪的時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被讀懂，告知天下，何謂文明的年輪，何謂曆史的底氣，何謂時間的尊嚴。
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臨近滅亡時最後抖擻出來的，不是深藏的財寶，不是隱伏的健勇，不是驚天的謀略，而隻是一種古文字。終於，我有點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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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濃鬱的北宋和南宋，先後在眼淚和憤恨中湮滅了。嶽飛、文天祥等壯士都沒有能夠抵擋住北方鐵騎。在他們的預想中，一切已有的文化現場都將是枯木衰草，大漠荒荒。因此，說到底，他們的勇敢，是一種文化勇敢，他們的氣節，是一種文化氣節。
但是，事情的發展和他們預想的並不相同。中華文化並沒有被北方鐵騎踏碎，相反，倒是產生了某種愉快或不愉快的交融。宋代文化越來越濃的皇家氣息、官場意識、興亡觀念被徹底突破，文化，從野地裏，從石縫間，從巷陌中，找到了生命的新天地。而且，另有一番朝廷文化所沒有的健康力量。更重要的是，這種突破不僅僅是針對宋代文化，而且還針對著中華文化自古以來某些越來越規範的“超穩定結構”，包括不利於戲劇產生的一係列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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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動員我的學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關心考古，乍一看是爬剔遠古時代的破殘印痕，其實與當代生氣勃勃的文化創造密切有關。
十九世紀的德國考古學家謝裏曼（H.Schliemann）和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Evans），通過考古，印證了《荷馬史詩》中的描寫，使人們知道千古詩情與野外挖掘的密切關係。他們也使歐洲文化重見源頭、重知根脈、重獲初旨。中國現代考古學開始以後，不少充滿詩人情懷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學家，例如王國維、羅振玉、郭沫若、陳夢家，等等。由此可見，考古是現代人對自己邈遠身世的大膽追尋，借以遙想祖先為什麼要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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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很多大文明，都滅亡在思維的荒原之中。如果早一點有人找到了賴以生存的初始密碼，重新抖擻起獨特的生命力，也就有可能避免滅亡。因此，就特別尊重一切瀕臨滅亡時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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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走出原始叢林，擺脫動物生態，有一係列關鍵步伐。例如，發明工具，開始種植，下樹居住，學會用火，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主要辦法，是自我懲罰。
人類，因懂得了自我懲罰而走向了文明。法製，就是這種文明的必然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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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抹去或改寫人類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權利總結教訓。重要的教訓是：人類不可以對同類太囂張，更不可以對自然太囂張。
這種囂張也包括文明的創造在內，如果這種創造沒有與自然保持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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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會讓一個文明在較短時間內走向偉大。但是，當宗教走向極端主義，又會讓一個文明在較短時間內蒙上殺伐的陰雲。中華文明未曾在整體上享用前一種偉大，也未曾在整體上蒙上後一種陰雲。它既然失去了連接天國的森嚴的宗教精神結構，那麼也就建立起了連接朝廷的森嚴的社會倫理結構。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權術為主導的有序管理，兩千多年來一以貫之。這中間又奇跡般地找到了一千餘年不間斷地選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舉製度。由於科舉考試總是以中華文明的精髓為核心，使得文化傳承因為有無數書生的生命滋養而生生不息。因此，僅僅一個科舉製度，就使社會管理的延續和文化體製的延續齊頭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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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內心基調改變了，有了更多的個人話語。雖然其中也涉及朝廷和君主，但全部話語的起點和結局都是自己。憑自己的心，說自己的話，說給自己聽。被別人聽到，並非本願，因此也不可能與別人有絲毫爭辯。
這種自我，非常強大又非常脆弱。強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憑縱橫馳騁；脆弱到風露也成敵人，害怕時序更替，甚至無法承受鳥鳴花落，香草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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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自我一站立，中國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文化。
帝王權謀可以傷害它，卻不能控製它；儒家道家可以滋養它，卻不能拯救它。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它仍然孤獨卻又不再孤獨，它因喚醒了人們長久被共同話語掩埋的心靈秘窟而產生了強大的震撼效應。它讓很多中國人把人生的疆場搬移到內心，漸漸領悟那裏才有真正的詩和文學，因此，它也就從文化的邊緣走到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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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不像諸子百家那樣總是表現出大道在心，平靜從容，不驚不詫。相反，他有那麼多的驚詫，那麼多的無奈，那麼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隨著那麼多的眼淚和歎息。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他更驚歎眾人為何那麼喜歡謠言，又那麼冷落賢良……總之，他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困惑。他曾寫過著名的《天問》，其實心中埋藏著更多的《世問》和《人問》。他是一個詢問者，而不是解答者，這也是他與諸子百家的重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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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片土地，由於承載過太多戰鼓馬蹄、仁義道德的喤喤之聲而十分自滿，卻終於為西天傳來的一種輕柔而神秘的聲音讓出了空間。當初那些在荒涼沙漠裏追著白骨步步前行的腳印沒有白費，因為他們所追尋來的那種聲音成了熱鬧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熱鬧山河經常會對自己的必然需要產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現了文化應該擔負的莊嚴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喚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靈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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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的智者已經習慣於抬頭諦聽，發現那兒有一些完全不同於身旁各種響亮聲浪的聲音，真正牽連著大家的生命內層。正是這種諦聽，漸漸引出了心境平和、氣韻高華的大唐文明。
那麼，讓我們繼續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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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倫的祖國不是希臘，但他願意把希臘看成自己的文化祖國。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過希臘琴弦的流浪者。
文化祖國，這個概念與地域祖國、血緣祖國、政治祖國不同，是一個成熟的人對自己的精神故鄉的主動選擇。相比之下，地域祖國、血緣祖國、政治祖國往往是一種先天的被動接受。主動選擇自己的文化祖國，選擇的對象並不多，隻能集中在一些德高望重而又神秘莫測的古文明之中。拜倫選擇希臘是慎重的，我知道他經曆了漫長的“認祖儀式”，因此深信他一定會到海神殿來參拜，並留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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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衝突牽涉很廣。政治家敏感於主權歸屬，文化人敏感於曆史倫理，老百姓敏感於生態差異。其中，最根本的是生態差異，包括生命節奏、教育背景、風俗特點、衛生習慣、心理走向都不一樣。在這一切的背後，又都潛藏著世代的自尊和委屈，因而必然產生麻煩。
即使隻是生活習慣上的互相鄙視，甚至隻鄙視在眼神裏，其實也是一種文化衝突。政治衝突、軍事衝突都是文化衝突的故意誇張，看起來激烈，實際上反而比文化衝突更容易解決。我們現在都看到了，世界上很多曾經尖銳衝突的地方，現在都已經紛紛和解，原因是它們之間的文化生態能夠溝通。但是巴以衝突至今沒有看出和解的希望，再過多少年也不樂觀。原因也恰恰是文化生態上的不可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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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裏科曆來被稱為“神的花園”，我也曾經在一些想當然的現代書籍中讀到過對它出神入化的描繪。今天我站在它麵前，說不出一句話。處在生態對抗和精神對抗的第一線，再悠久的曆史也隻能枯萎。這裏現在很少有其他美麗，隻有幾叢從“神的花園”裏遺落的花，在飛揚的塵土間，一年年花開花落，鮮豔了一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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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隻能說，學術，這是一群奇怪的人所做的奇怪的事，做得專注、沉悶、漫長。遠離身邊實利，遠離流行熱點，遠離通俗話語，既缺少表情，又缺少色彩，更缺少社會關注。但他們相信，自己是在尋找種種事物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高低美醜。如果找出，就有可能貫通時空，推進文明，教育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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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學術研究的最大意義，是研究者本人的自身建設。學術，隻有學術，才有可能使我們的人生更理性、更宏觀、更周密、更深入、更清晰。
不管周邊的世界多麼誘人，自己的生命多麼強勁，都應該靜下心來接觸一點學術，哪怕是一段時間也好。否則，我們很可能在瀟灑喜樂間失去重量，失去根基，失去製衡。
學術，是人生長途中的“必要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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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就像爬山，一旦起步就停不下了，而且，山那麼高，又那麼多。
值得攀爬的山，總是離鬧市很遠。對鬧市而言，爬山者等於失蹤者。偶爾，失蹤者回來了，但很快，又不見了。
山，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因為它的高，因為它的遠，因為它的險，因為它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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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化氣節和學術操守應該從大處著眼，應該著眼於人類的權利、生命的尊嚴，而不應該降格為對某種具體觀點的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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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術文化甘於寂寞是一種高貴，為學術文化力求溝通也可能是一種高貴。
隻有個中人才知道，要把深奧的學理寫得輕逸隨和，極為困難。這不僅需要把這個學理完全鑽透，不留生澀部位，而且還需要把自己的心靈與它緊緊相融，隻有這樣，才能說學理如敘家常。這就像我們對一個人，如果知之不深，我們隻能羅列他的學曆檔案，枯燥無味，如果相交多年，知之甚深，那就可以輕鬆地隨口談論了。因此，輕鬆，每每隱藏著最深的體察；而艱深，則常常掩蓋著未能圓熟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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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麵上的代代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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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種世代性的積累，改變民族素質是一種曆時久遠的磨礪，但這種積累和磨礪是否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麼漫長的歲月不就組接成了一種讓人痛心疾首的悲哀？
人類曆史上，許多燥熱的過程、頑強的奮鬥最終仍會組接成一種整體性的無奈和悲涼。教育事業本想靠著自身特殊的溫度帶領人們設法擺脫這個怪圈，結果它本身也陷於這個怪圈之中。對於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麼，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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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傑出的創造者，越是與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關係不大，因為他們必須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邁出創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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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總有智能上的幹枯季節，而這裏卻水源充沛。
大地總有文化上的荒蠻領域，而這裏卻土坡常綠。
文明不可滿足於自娛自享，而應該招呼高坡，提醒四方。
中國文化的很大一個部分，本是與山水原野不可分離。書齋風光，本是末尾。
寧靜的院落，氣吞山河。
不大的門庭，俯瞰古今。
教育再斯文，也是一個堂皇的存在。
教育再熱鬧，也是一個清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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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孩子，父母的打罵是一種剝奪，剝奪了他本來就很脆弱的尊嚴。當尊嚴已經失去，被打罵所匡正的行為又有什麼價值？沒有尊嚴的“正確”又是什麼？
當然，寵愛過度也是一種剝奪，剝奪了孩子們在莽原長風間獨自屹立的權利。隨之，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完整的人格，再也無法真正屹立了。
我的父母，既沒有實施這種剝奪，又沒有實施那種剝奪，到底是怎麼掌握分寸的呢？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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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我的長輩，沒有在我的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於是，我在應該建立人格的時候建立了人格，應該擁有尊嚴的時代擁有了尊嚴。我正是帶著這兩筆財富走進災難的，事實證明，災難能吞沒一切，卻無法吞沒這樣一個青年。
沒有挨過打罵的青年反而並不畏懼打罵，因為這個時間順序提供了一個人格自立的機會。如果把順序顛倒，讓小小的生命經曆一個沒有尊嚴的童年，那麼我也許隻能沉入災難而無法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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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個啟示：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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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歲，總像是在等待什麼。等待著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給誰呢？交割時有什麼囑咐？這一切一定都在發生，因此我們不能安睡。深夜讀書的情景也與此相類，除了兩個對話者，總覺得冥冥中還有更宏大的東西在浮動，因此對話時既專心又有點分心，時不時抬起頭來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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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有著強硬的前後承襲關係，但由於個體精神的稀薄，個性化的文化承傳常常隨著生命的終止而終止。一個學者，為了構建自我，需要吐納多少前人的知識，需要耗費多少精力和時間。苦苦彙聚，死死鑽研，篩選爬剔，孜孜矻矻。這個過程，與買書、讀書、藏書的艱辛經曆密切對應。書房的形成，其實是一種雙向占有：讓你占領世間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讓這些精神成果占領你。當你漸漸在書房裏感到舒心愜意了。也就意味著你在前人和他人麵前開始取得了個體自由。越是成熟，書房的精神結構越帶有個性，越對社會曆史文化具有選擇性。再宏大的百科全書、圖書集成也代替不了一個成熟學者的書房，原因就在這裏。但是，越是如此，這個書房也就越是與學者的生命帶有不可離異性。書房的完滿構建總在學者的晚年，因此，書房的生命十分短暫。
創作也有艱苦性，但這是一種在文思阻塞時長久期待的艱辛，是平時陶冶性情、積貯感受、磨礪才華時必須付出的艱辛，而不是“寫不出硬寫”式的拚搏。在創作的實際過程中，永遠需要鬆快靈便、進退自如、左右逢源、縱橫捭闔的心態。不要執持太甚，不要膠著太久，不要鑽之過深，不要爬剔過細。總而言之，要從容不迫地把握住自己心靈的音量，調停有度地發揮好自己的創造力。
要如此，就必須減輕心靈的外部負載；能做到如此，就自然會產生真切、天籟、渾然、澄澈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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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寫了一輩子，寫到最後一篇文章，也不要企望讀者的信任慣性，寫壞最後一篇文章是極有可能的事，到時候隻能再一次領悟：我與讀者未曾簽約。
寫作人自己也是讀者，總該從自己的閱讀心理上領悟：不存在永遠忠實的讀者，不存在那個想象中的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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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檢查病人需要做心電圖，我們在寫作和修改的時候也等於在做心電圖，既是文章的心電圖，又是讀者的心電圖。心電圖一旦出現平直線，就有死亡信息在覬覦，必須立即采取措施，把生命重新激活。我在修改文章時也常常把自己轉換成一個醫生，用盡量苛刻的目光檢查每一個段落的“心電圖”，看看有哪些平直線出現了，有哪些令讀者厭倦的硬塊需要剔除。可惜等到發表時，仍然會發現不少硬塊還是從我眼皮底下逃過去了，真對不起讀者。
所謂境界，是高出於現實苦澀的一種精神觀照。你好像猛然升騰起來了，在天空中鳥瞰著茫茫大地。由此，文章不再顯得平麵，因出現了另一個向度而成為立體。
要升騰，必須掙脫世俗功利得失的坐標，從而使世間的難題不再具有絕對性。它們都是一種自然存在，因此具備在更高坐標上獲得協調共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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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一些問題永遠找不到結論卻永遠盤旋於人們心間，牽動著曆代人們的感情。祖先找過，我們再找，後代還要繼續找下去，這就成了貫通古今的大問題。文學藝術的永恒魅力，也正是出現在這種永恒的感受和尋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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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寫作的基座是個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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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文章中，自認為那些不錯的句子都是一字一句認真苦磨出來的，但奇怪的是其中最令我滿意的文筆卻並非如此。往往是，熬了很久，苦了很久，頭腦已經有些迷糊，心誌已經有些木然，杯中的茶水又涼又淡，清晰的邏輯已飄忽窗外，突然，筆下來了一些句子，毫無自信又不能阻止，字跡潦草地任其流瀉，寫完也不會細加琢磨，想去改動又沒有了心緒，誰知第二天醒來一看，上上下下都不如這一段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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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雨款款地剝奪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這種畏怯又與某種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對小天地中一脈溫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與家人圍爐閑談，幾乎都不會拌嘴；在夜雨中專心攻讀，身心會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會思念到立即尋筆寫信；在夜雨中挑燈作文，文字也會變得滋潤蘊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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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寫過的東西一旦發表就成為身外之物，它們在社會上流浪當然會有多種遭遇。作者如果有興趣，可以偶爾遠遠地看一眼它們的曆險，但也可能因為忙而不看，讓它們憑著自己的生命力去經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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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寫作，就像我向擁擠的人群遞過去一個笑容。
接受我笑容的隻有幾個路人，引起反應的更少，但他們因我的笑容而增添了一點喜悅，也給別人露出了笑容。
笑容傳遞下去了，其中個別人養成了向路人微笑的習慣。
當然，笑容的比喻過於單純，還可增加一些表情。例如，傳遞給世間的是一份端莊，一份從容，一份憂慮，一份急切……
總之，傳遞出人之為人的正常表情，使世間的不良表情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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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海茫茫。像真的海一樣，我們既讚美它，又害怕它。遠遠地看，大海澄碧湛藍，雲蒸霞蔚，但一旦跳入其間，你立即成為芥末，沉浮於洶湧混沌之中，如何泅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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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真正把書讀通了的人總是反對“開卷有益”的說法，主張由學者們給社會開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書目，以防在閱讀領域裏價值係統的迷亂。但這種做法帶有常規啟蒙性質，主要適合正在求學的年輕人。對於中年人來說，生命已經自立，閱讀也就成了自身與閱讀對象的一種“能量交換”，選擇的重任主要是靠自己來完成了。因此，自設禁區，其實是成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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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極好的文章少讀，感覺不對的文章不讀，這是我的基本原則。
感覺極好，為什麼要少讀呢？因為感覺極好是很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就要細細體會，反複咀嚼，不容自我幹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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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不是一種提筆之後的風格選擇，而是一種沉潛久遠的內心衝動，因內心衝動而成為思維習慣，因思維習慣而成為生命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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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是要分層次的，層次的確定和選擇，是閱讀有效性的關鍵。我們見過許多這樣的讀書人：他們勤奮地借書、買書、藏書、啃書，但是如果你問他們，這麼多年讀下來最喜歡哪幾本書，最敬畏哪幾本書，對自己的人格學問影響最大的是哪幾位作家，還有哪些書是一直想精研細讀而至今未能如願的，他們往往答不出來。倘使把讀書比作交友，這樣的讀書人近似交際場中那類四處點頭握手、廣撒名片的人物，他們沒有知己、沒有深交、沒有諍友和畏友。讀書的無效和無聊，莫過於此。
要相信，茫茫書海中，隻有那麼一小塊，才與你的生命素質有親切的對應關係。要憑著自己的人生信號去尋找這一部位，然後才可能由此及彼，擴大成果。完全脫離了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而任意衝撞，讀書就會因失去了自身生命的濡養而變得毫無樂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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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著力尋找高於自己的“畏友”，使閱讀成為一種既親切又須花費不少腦力的進取性活動。盡量減少與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閱讀層麵，樂於接受好書對自己的塑造。我們的書架裏可能有各種不同等級的書，適於選作精讀對象的，不應是那些我們可以俯視、平視的書，而應該是我們需要仰視的書。這樣，閱讀才能促使我們向大師們逼近，我們的生命內涵也才能因此而獲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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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前進，使得今天每一個真正的專家都不能不是博學家，而每一個博學家也都經常因深感無知而焦灼。因此，必須推進閱讀的速度與廣度，加快更換精讀對象的頻率。我們的行篋中，如果長久隻有那一兩本書，那麼，我們的人生旅程很快就會枯窘。在這一點上，我們比前輩學者們既幸運得多，也艱難得多。
完全不考慮吸引力而自鳴清高，也是一種人生態度，有時候還是一種值得仰望的人生態度。抱有這種人生態度的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不適合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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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激情，是你生命的一種誠懇投入，所謂熱量也是你生命的熱量。冰冷的文章是談不上張力的，隻不過在某些高手筆下，熱量蘊藏在冰冷的外表下，那反倒因為冷熱反差而別具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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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不讀書也能構建深遠的情懷，甚至比讀書還更能構建。這是因為，我們在失去文字參照的時候也擺脫了思維羈絆，容易在茫然間獲得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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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人處置情感的基本要訣正是收斂和從容。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讀者感情的自願投入，收斂給了讀者以空間，從容給了讀者以信任。挖好了溝渠，讀者的感情洪流遲早會流瀉過來，如果一味是自己滾滾滔滔，哪裏還有讀者流瀉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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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派作家看似故意背離常情，但這種背離仍然以常情作坐標。越是背離，越是從側麵證明常情的所在。這正像一個異鄉人，心頭總存著家鄉的概念，否則，何謂異鄉？
放棄了常情，往往也就放棄了文學。
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總是最能用常人的目光和情懷來敘述一個個精彩的故事，因此他們的作品具有全人類的價值，他們的讀者遍布世界各地。這真是平凡和偉大的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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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保守，才能有所創新。最值得我們保守的，不是觀念，不是形式，不是文體，而是常情。隻有把持住了它，才能給創新以最大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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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曆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生存文明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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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寫。
故事可以被別人剽竊，但神情剽竊不去；話題可以被別人重複，但韻味重複不了。可見，不是故事和話題，而是神情和韻味決定了誰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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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那些曾經使別人和自己眼睛一亮的火花，細細琢磨，慢慢擴展，那要不了多久，自己的整體品位就能凸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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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是生命的突然噴發，生命大於理智，因此在噴發的當口上，理智已退在一邊。
我的人格結構，我的生命方式，我的知識儲備，我的情感流向，理智都是知道的，它把這一切都體現在對某項寫作計劃的決斷之中了。這就為我的生命和文章的親切遇合提供了一條通道。隻要沿著這條通道往前走，總會走到兩情相悅、不分彼此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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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文章的人什麼事都可以做，卻不能把人類本沒有解決的問題偽裝成已在自己手上解決。在我看來，最大的淺薄莫過於此。
不奢望神話、童話和寓言的光華立即臨照於我，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章因偶爾的超逸而稍稍亮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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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書太輕薄，無視於中華文明的長壽；有的書很厚重，得力於中華文明的長壽；有的書最神秘，保證了中華文明的長壽。真有第三種嗎？有，《周易》《老子》《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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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對於知識應保持以下三種態度：一、需要時懂得到哪裏去找；二、對各種知識做出嚴格的評估、選擇；三、明白任何知識都不等同於真理，而我們熱愛的，隻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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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炫耀自己的博學，每每搬出古人，但古人之所以可以在學問上傲視我們，有一個重要的秘密，那就是：他們心頭沒有那麼多文化垃圾。
寫作是一件非常孤獨的事情，要安安靜靜麵對自己的生命，麵對自己靈魂，麵對自然。爭取麵對上天，以感悟上天來表達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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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能把人類曆史上那些最高尚、最智慧的靈魂都灌注在自己身上，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樣了。因此，讀書隻是為了獲得坐標，真正的目的是讀人生，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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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真誠的個人化寫作，才能深刻地找回自己；隻有喁喁私語、踽踽獨步，才能一步步發現自我、修複自我。所以，這些傑出的政治家在拯救了整個民族之後，開始拯救自己。可惜，很多政治家在拯救民族之後卻未能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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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很可能一直處於卑微狀態之中，互相騷擾、共同降低。要提升生命的質量，首先必須超拔自己的環境，開拓生命的空間。超拔和開拓的途徑就在我們身上，一是用眼睛，二是用腳步。用老話來說，就是“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但還要補充一句新話，那就是：在書和路的中間，為了找到生命的真實而苦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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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上初中時在書店裏看到老舍先生寫給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說，寫文章有兩個秘訣：一是盡量不用成語，二是盡量少用形容詞。我當時一看如醍醐灌頂，因為這種說法與我們老師的說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裏一直在兩個‘老’字間掙紮：聽“老師”的，還是聽“老舍”的？最後我作了正確的選擇，聽老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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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作中如果不小心突然想出了幾句對仗的句子，有兩句就是兩句，不要湊成四句，如果湊成了四句，那也千萬不要讓它們押韻。世間文字，過巧即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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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氣已經不是書卷本身，而是被書卷熏陶出來的一種氣質。大致表現為衣貌整潔，聲音溫厚，用語幹淨，邏輯清晰。偶爾在合適的時機引用文化知識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帶過，就像是自家門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語，必須大體能懂，再作一些解釋，絕不以硬塊示人，以學問炫人。
書卷氣一濃，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貯存”中尋找自己的最愛，不諱避偏好。對於自己的語言習慣，也不妨構建幾個常用的典雅組合，讓別人能在書卷氣中識別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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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滿意的是書房裏那種以書為壁的莊嚴氣氛。書架直達壁頂，一架架連過去、圍起來，造成了一種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壓。走進書房，就像走進了漫長的曆史，鳥瞰著遼闊的世界，遊弋於無數閃閃爍爍的智能星座之間。我突然變得渺小，又突然變得宏大，書房成了一個典儀，操持著生命的盈虧縮脹。
任何作家都需要為自己築造一個心理的單間。書房，正與這個心理單間相對應。一個文人的其他生活環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書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禪床。屋外的情景時時變換，而我則依然故我，因為有這些書的圍繞。有時，窗外朔風呼嘯，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簾，坐擁書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詳。是的，有時我確實想到了古代的隱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禪房中吞吐著一個精神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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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對文章的要求極高，動筆是一件隆重的事。但是，隆重並不是艱深。文章之道恰如哲學之道，至低很可能就是至高，終點必定潛伏於起點。如果談普洱茶談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虛、雲遮霧罩，那就壞了，禪宗大師就會朗聲勸阻，說出那句隻有三個字的經典老話：“吃茶去。”這就是讓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