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不能把防範友情的破碎當成一個目的。該破碎的讓它破碎,毫不足惜;雖然沒有破碎卻發現與自己生命的高貴內質嚴重抵牾,也要做破碎化處理。羅丹說,什麼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東西。我們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鑿掉那些異己的、卻以朋友名義貼附著的雜質。不鑿掉,就沒有一個像模像樣的自己。

人的一生要接觸很多人,因此應該有兩個層次的友情:寬泛意義的友情和嚴格意義的友情。沒有前者未免拘謹,沒有後者難以深刻。

寬泛意義的友情是一個人全部履曆的光明麵。它的寬度與人生的喜樂程度成正比。但不管多寬,都要警惕邪惡,防範虛偽,反對背叛。

嚴格意義的友情是一個人終其一生所尋找的精神小村落,尋找途中沒有任何實利性的路標。在沒有尋找到的時候隻能繼續尋找,而不能隨腳停駐。因此我們不宜輕言“知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安於寬泛意義上的友情,反而彼此比較自在。

一旦獲得嚴格意義上的友情,應該以生命來濡養。但不能因珍貴而密藏於排他的陰影處,而應該敞晾於博愛的陽光下,以防心理暗箱作祟。

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個秘訣:絕不把事情的原始整體和自身的人格整體明確對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層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複雜,就越能遮人耳目,因為正是這種分解,使人們失去了統觀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別真相的可能。

在這個世界上,眾口喧騰的,可能是虛假;萬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實。

長久期盼的,可能是虛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實。

疊床架屋的,可能是虛假;單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實。

中國人無數次地遇到過某種觀念需要尋找證據的情況,越是經不起推敲的觀念越是需要尋找,到後來尋找變成了呼喚,呼喚變成了引誘,引誘變成了培植。

世界上最恐怖的監獄並沒有鐵窗和圍牆。

人類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尋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設置不自由。

一個人有了一點專業成績如果就想換得別人對自己更大生活領域的關注,在我看來是一種忘乎所以的矯情,而且他們的生活也就很難再過得真實而平靜。

我不與媒體間的攻難者辯論,主要是考慮到問題本身的無聊,而不是因為自己的辯論水平太高,怕失手傷人。當然有時作為休息時的娛樂,也會診察一下那些文章的毛病所在,為它們設計幾個修改方案,看它們能不能因此變得硬紮一點。有時反過來,也會構想一下如何把這些文章置於邏輯上的死地,像下盲棋一樣,但從來沒有技癢,因為我有一條最嚴格的人生界線:絕不與無聊打交道,哪怕與無聊辯論。

與謬誤辯論,很可能獲得真理;與無聊辯論,隻可能一起無聊。

真正的善良是不計回報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報。陽光普照山河,並不需要獲得山河的理解;春風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個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創造都是對原有模式的背離,對社會適應的突破,對民眾習慣的挑戰。如果眼巴巴地指望眾人理解,創造的純粹性必然會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麵招手。

回想一下,我們一生所做的比較像樣的大事,連父母親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親締造了我們卻理解不了我們,這便是進化。

一棵大樹如果沒有藤葛纏繞,就會失去一種風韻,連畫家也不會多看它一眼。

從這個意義上說,藤葛需要大樹,大樹也需要藤葛。

我們爬山會踩到很多碎石,我們遊泳會碰到很多水藻,我們夜行會遇到種種驚嚇,我們獨坐會聽到種種異音。這才是人世的美麗、生活的魅力。

一切裝腔作勢的深奧,自鳴得意的無聊,可以誆騙天下,卻無法麵對所有即將成為社會主人的廣大青年和孩童。

世界不再完美,但不完美的世界卻更有吸引力。

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肯定在一個和藹的眼神,讚許在一種溫暖的無聲。有人說這算不算是奉承?我說:人間的美好正需要小心翼翼地奉承,怎麼奉承也不過分。

人類最初需要名譽,正是為了擺脫黑暗和無序。最初的名譽不是個人所能爭取的,這是人們在黑暗中猛然聽到一種強健聲音之後的安靜,安靜之後的搜尋,搜尋之後的仰望,仰望之後的追隨,追隨之後的效仿,效仿之後的傳遞。名譽是對個人品行的社會性反饋,如果這種反饋廣泛而持續,就能起到協調關係、統一觀念、整頓秩序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名譽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權利,一種在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之外的精神權利,而且在很多時候,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也要借助於它。

名譽的高處找不到遮身之地,這種說法真好。

如果實在消受不了名譽的重壓,那還不如悄然從山巒爬下,安頓於人間萬象的濃蔭裏。

一切受到名譽侵擾的人應該明白,現在你在苦惱的事情,絕大多數無足輕重。這一點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連那麼多極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沒有看破。但是,不看破畢竟是在犯傻,時間的力量什麼也不能抗拒,珍貴的生命怎能流失在無謂的自驚自嚇之中。

一個連自己也不敢衛護的人,怎敢衛護自己身上的美德?一個連自己身上的美德也不敢護衛的人,怎敢衛護世間的美德?

社會汙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讓正常的人們難以容忍。反之,社會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裏。

我細細觀察了幾十年,必須提醒人們:

參與整人的第一步,大多出自於從眾;

參與整人的第二步,大多出自於嫉妒;

參與整人的第三步,大多出自於炫耀;

參與整人的第四步,大多出自於樂趣;

參與整人的第五步,大多出自於本能。

五步既畢,被整者倒下滿地,而整人者也不複為人下焉。

我細細觀察了幾十年,必須提醒人們:

整人的第一度借口,大多是“政治問題”;

整人的第二度借口,大多是“兩性問題”;

整人的第三度借口,大多是“曆史問題”;

整人的第四度借口,大多是“經濟問題”;

整人的第五度借口,大多是“學術問題”;

整人的最後借口,大多是“態度問題”。

一輪既畢,片甲不留,整人者淺笑一聲,搓手尋取新的對象,開始又一度輪盤轉。

明裏攻伐,暗裏用間。大至兩國之間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間的紛爭,均無出其外。

古人雲,雖有百疵,不及一惡,惡中之惡,為毀人也。

因此,找世間巨惡,除殺人、製毒、搶劫者外,必是揭發者和批判者。

這後兩者,主要集中在文人間。

中國人的素質若要提高,有一個終極標準,隻有五個字,那就是:以毀人為恥。

偽裝道義的腳步在哪裏最先露出破綻?當它們要以道義的名義踐踏他人的時候。

人之為人,應該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該做和不該做。世間很難找到一頭死象,因為連象群也知道掩蓋。再一次感謝我們的先秦諸子,早早地教會中國人懂得那麼多“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時好像管得嚴了一點,但沒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沒有圍欄,何以成社會?沒有遮蓋,何以有羞恥?沒有規矩,何以成方圓?

小人見不得權力。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小人的注意力總會拐彎抹角地繞向權力的天平,在旁人看來根本繞不通的地方,他們也能飛簷走壁繞進去。他們表麵上是曆盡艱險為當權者著想,實際上隻想著當權者手上的權力,但作為小人他們對權力本身又不迷醉,隻迷醉權力背後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們是在投靠誰、背叛誰、效忠誰、出賣誰,其實他們壓根兒就沒有人的概念,隻有實際私利。

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種各樣的災難,但最消受不住的卻是小人的作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強蠻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則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變成醜聞。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沒於荒草黑夜間,可以展露於江湖莽漢前,卻斷斷不能讓小人染指或過眼。

謠言和謊言為什麼有那麼大市場?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斷,大多數謠言是很容易識破的,但居然會被智力並不太低的人大規模傳播,原因隻能說是傳播者對謠言有一種潛在的需要。隻要想一想曆來被謠言攻擊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別人暗暗嫉妒,卻沒有理由被公開詆毀的人物,我們就可明白其中的奧秘了。謠言為傳播、信謠者而設,按接受美學的觀點,謠言的生命紮根於傳謠、信謠者的心底。如果沒有這個根,一個謠言便如小兒夢囈腐叟胡謅,會有什麼社會影響呢?

小人最隱秘的土壤,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即便是吃夠了小人苦頭的人,一不留神也會在自己的某個精神角落為小人挪出空地。

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時代。這個定義十分精彩。小人總有,他們的地位與時代的價值成反比。小人若能在一定的精神氣壓下被低位安頓,這個時代就已經在問鼎偉大。

茫茫九州大地,永遠有一個以嫉妒為法律的無形公堂在天天開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陣,敗訴的,總是那些高人一頭、先走一步的人物。

傳播,是謠言生命的實現方式。未經傳授的謠言,就像一顆不發芽的種子,一隻沒翅膀的禿鷲,一捆點不著的亂柴,沒有任何意義。

謠言中最毒的配方,莫過於絕大部分真實隻有一個小處虛假,而這個小處卻關及人品人格。另一種配方正恰相反,一個相當純粹的謊言中居然也有了一點拐彎抹角的“真實”。

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製非常奇特,它一方麵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麵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哄式的傳揚,轉化為起哄式的貶損,兩種起哄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製約,信馬由韁,隨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將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

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麵。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曆史理由。嚴密的哲學思維、精微的學術頭腦似乎一直躲避著他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革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於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說到底,他們隻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內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於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是時代,是曆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能成為曆史意誌的覺悟者。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櫃。

如果身處寂靜之境而心底喧鬧,還不如身處鬧市而身心俱定。

小事很可能鬧大,但鬧大了也還是小事。鬧大了的小事容易激發起不良情緒,在不良情緒下又容易把小事錯當成大事,大張旗鼓地鬧起來。因此,其間的關鍵是不良情緒。不良情緒來自何方?來自缺乏自信的自衛本能,來自反常的心理敏感。委屈、難堪、沮喪,都與此有關。

既然明白了,那麼就讓我們對自己承諾: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拒絕受不良情緒的奴役,心中永遠是淨水一潭。

對,是淨水一潭。任憑天上雲卷雲舒,我隻給個倒影,不起一絲漣漪。

毫無疑問,僅僅忍受還不是理想狀態。如果能把忍受在心底的硬塊化解掉,那才是更明淨的境界。

心中的硬塊主要是對進攻者的默默記恨。恨而能默,已不容易,但最好還是把恨從根本上拔除。這是有困難的,因為許多具體場麵都已在心中留存,一想到就會激憤陡起,隻想吐一口怨氣,如何拔除得了?

真實是有效的基礎,卻未必等於有效。

經驗告訴我們:人世間的愚昧、自私、冷漠、偏執、極端、嫉妒、排他、狂妄,即人世間的一大半惡,都因心理空間的狹小而形成。

我鄙視一切嘲笑受難者的人。我懷疑,當某種災難哪一天也會降落到他們頭上,他們會做什麼。他們當然絕對不會去救助別人,因為別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懲罰,於是他們就趁火打劫、謀財害命,來幫助完成那種處罰。事後,他們萬一幸存,又會滔滔不絕地成了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學家。

選擇是多元世界的權利,但就其本質而言,卻是孤獨的結果。

世上最驚人的是真實,最感人的是說出真實。中國已經有人敢於這樣說了,一切都有了希望。

當謙虛和寬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們也就成了鼓勵誣陷和傷害的“惡德”。

榮格指出,“集體人格”並不是形成於當代人們的有生之年。最早的種子,可能在“神話”中就播下了。每個古老的民族都有很多“大神話”,後麵還會引發出很多“小神話”,這就是榮格所說的“夢”。

這一來,“集體人格”就具有了長期穩定的象征意義。照榮格的一個漂亮說法,成了“有故鄉的靈魂”。

順著這個思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也是有“故鄉”的。那“故鄉”,首先是神話,例如“女媧補天”“精衛填海”“誇父追日”“嫦娥奔月”等。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深處都埋藏著這些遙遠的“故鄉”。當然,神話隻是起點,“集體人格”的原型建立是一個複雜的人類學工程。對於一般人來說,隻須明白,文化的最後一級台階,就是為靈魂找到故鄉,或者說,找到有故鄉的靈魂。

“君子”,終於成了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除了利瑪竇的“聖徒人格”和“紳士人格”外,還有“靈修人格”“騎士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這些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這是因為所有的集體人格皆如榮格所說,各有自己的“故鄉”。從神話開始,埋藏著一個遙遠而深沉的夢,積澱成了一種潛意識、無意識的“原型”。

“君子”作為一種集體人格的雛形古已有之,卻又經過儒家的選擇、闡釋、提升,結果就成了一種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謙恭地維護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後又鮮明地輸入了自己的人格設計。這種在原型和設計之間的平衡,貼合了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選擇,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常常不分大小高低,在不該羞恥處感到羞恥,在應該羞恥處卻漠然無羞。

因此,並不是一切羞恥感都屬於君子。君子恰恰應該幫人們分清,什麼該羞恥,什麼不該羞恥。

既然小人沒有羞恥感,那麼多數錯亂地投放羞恥感的人,便是介乎君子、小人之間的可塑人群。他們經常為貧困而羞恥,為陋室而羞恥,為低位而羞恥,為失學而羞恥,為缺少某種知識而羞恥,為不得不請教他人而羞恥,為遭受誹謗而羞恥,為強加的汙名而羞恥……太多太多的羞恥,使世間多少人以手遮掩,以淚洗麵,不知所措。其實,這一切都不值得羞恥。

生性溫和、一生好運的歌德是一直追求平衡的,他在魏瑪做了大半輩子的高官,又在寫《浮士德》,幾乎沒有遇到過麻煩,應該說是很平衡的了。但是他越來越感到平庸的痛苦,後來席勒的出現挽救了他,每天隻跟他談藝術問題,不談政務。席勒需要歌德的幫助,但在精神上反而幫助了歌德,抗拒了他已經出現的平庸。

與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壯士絕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種精神追求。以街市間的慣性目光去看,他們的行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邏輯常規。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就以一種強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類超拔尋常,體驗生命,回歸本真。他們發覺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寧肯向著別處出發。別處,初來乍到卻不會迷路,舉目無親卻不會孤獨,因為隻有在別處才能擺脫慣性,擺脫平庸,在生存的邊界線上領悟自己是什麼。

壯士不必多,也不會多。他們無意叫人追隨,卻總是讓人震動。

真正屬於心靈的財富,不會被外力剝奪,唯一能剝奪它的隻有心靈自身的毛病,但心靈的毛病終究也會被心靈的力量發現、解析並治療,何況我們所說的都是高貴的心靈。

逼迫好人自殺的一定是邪惡,但好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麼要去怕邪惡?可見還有一種比邪惡更為恐怖的力量橫亙其間。

善良,善良,善良……

這是一個最單純的詞彙,又是一個最複雜的詞彙。它淺顯到人人都能領會,又深奧到無人能夠定義。它與人終生相伴,但人們卻很少琢磨它、追問它。

在黑燈瞎火的恐怖中,人們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饑似渴、望穿秋水;但當光明降臨的時候,它又被大家遺忘,就像遺忘掉小學的老師、早年的鄰居,遺忘得合情合理、無怨無悔。

人類在善良的問題上其實是有過大構建、大作為的,後代的局部迷失,是一種精神倒退。我們可以疏離佛教,批評佛教,卻無法漠視它雄偉精致的精神構建。

精神無形無質,沒有構建極易流散。精神構建又不能成為社會事功的暫時附從,而應該是一座獨立的聖殿。隻有在這樣的聖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曆久彌新的地位。絕大多數人都有善的天性,每個社會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沒有精神構建,這一切就會像荒山中的香花,汙淖中的嘉禾,不成氣候,難於收獲,連它們自己也無法確認自己的價值。

因此,善良的人們或遲或早總會對精神構建產生某種企盼。即便他們未必信奉哪種宗教,耳邊也時時會有晨鍾暮鼓在鳴響。

文化知識不等於文化素質,文化技能更不等於文化人格。離開了關愛人類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無可無不可的一群,哪怕他們渾身書卷氣,滿頭博士銜。

一個人最值得珍視的是仁慈的天性,這遠比聰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應該通過艱苦修煉來叩擊良知;如果連良知也叩擊不出來,那就要以長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規矩;如果連這也做不到,那就隻能寄希望於他的愚鈍和木訥了;如果他居然頗具智能,又很有決斷,那就需要警覺,因為這樣的人時時有可能進入一種可怖的夢魘,並把這種夢魘帶給別人。應該發現這樣的人,並且盡量將他們安置在高人手下,成為一種技術性的存在,避免讓他們獨自在空曠寂靜的地方,做出危及他人命運的行為選擇。這也是為他們好。

如果忘記了善良和仁慈,隻知一味地與別人爭奪成功,那才叫真正的平庸。成不成屬於術,善不善屬於道,我們豈能求術而舍道?

無人格之善,不成其為善;無尊嚴之愛,不成其為愛。善和愛的任何低級變態,是善和愛的自毀形態。

讓善有聲,讓愛有形;讓善有格,讓愛有尊。

讓善與愛,不再成為一種企盼,一種念叨,而是從一個有骨骼、有體魄的人身上發出。因此,它們與人格尊嚴,互為因果。

人格之所以稱之為“人格”,必定有格局,有格調,有品格,有風骨,有架勢,有韻致。與“格”外大異其趣,方成其“格”。它自成價值係統,自通經絡血脈,對於外來的附著物和寄生物,不加憐恤;對於自身的衍生物和牽帶物,不予縱容;對於強加的汙損物和腐蝕物,徹底拒絕。但是,它有表情,有度量,有善愛,有健全的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這種內柔外剛的生命結構和精神造型,便是人格。

由於長久的維護,這種生命結構和精神造型成為社會一種不可輕侮的高貴存在,這便是尊嚴。

年青一代,不要在整體上鄙視世界上任何一個龐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來自無知,終究是文化毒藥。

一切攻擊他人尊嚴的人不知,他們最終損害的不是哪個他人,而是人間尊嚴。結果,他們腳下的泥土也下沉了,不願共享尊嚴,隻能共享汙濁。

人格尊嚴的表現不僅僅是強硬。

強硬隻是人格的外層警衛。到了內層,人格的天地是清風明月,柔枝漣漪,細步款款,淺笑連連。

唯有善和愛,才決定人類之為人類。

慈善絕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恩賜,而是一種尋找人生意義的自我救贖。

中國城市的街道上,也出現了大量為殘疾人鋪設的特殊便道。

每次看到,我總是想:這是殘疾人的行走便道,更是全人類的精神便道。

中國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莊子,中國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馬遷;中國文人在人格獨立上的“絕唱”是魏晉名士。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上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為什麼世間君子那麼稀少?因為他們從出發地走來要跨越太高的門檻、太深的沼澤、太多的哄鬧。結果,一大批沉浸,一大批失蹤,一大批叛逃。

天地間又畢竟存在著一種不被現實困厄掩埋的“至情”。隻有這種力敵生死的“至情”,才能構成對於扼殺感情的黑暗現實的挑戰。一切萎弱的感情細流根本無法與那麼沉重的禮教相抗衡。

一個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個體人格,就會想方設法以偽裝來填補,於是我們看到了大量道義的旗幟、亢奮的口號、誇張的憤怒……而且這些偽裝都想在人群中激起反響,讓大家對他們的“人格”進行歡呼。

隻有跋涉過荒漠的人才能真正懂得擺脫荒漠是怎麼回事。其實,即使沒有跋涉過荒漠的人,在人格和思維上都可能出現嚴重的“荒漠化”,怎麼辦?去請教從荒漠處走來的人。

當然,我真正從人格和思維上走出荒漠,還要感謝閱讀。選人類曆史上公認的第一流思想成果來虔誠學習,如饑似渴,孜孜不倦,很快就會使對比更加強烈,使驚喜更加深刻。在這個時候就必須發聲,因為隻有發聲才能使複蘇的人性獲得客觀形態,使自己相信,也使大地相信。

覬覦官場、敢於忍耐、奇妒狂嫉、虛詐矯情……即使在科舉的縫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學者和藝術家,大多也是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擔社會的精神責任。

世間很多珍貴的友情都是這樣,看起來親密得天荒地老、海枯石爛了,細細一問卻很少見麵。相反,半輩子坐在一個辦公室麵對麵的人,很可能尚未踏進友誼的最外層門檻。

杜甫一生幾乎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國大地被他看了個夠。他與李白很不一樣:李白常常意氣揚揚地佩劍求仙,一路有人接濟,而杜甫則隻能為了妻小溫飽屈辱奔波,有的時候甚至像難民一樣不知夜宿何處。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創造了一種稀世的偉大。

那就是,他為蒼生大地投注了極大的關愛和同情。再小的村落,再窮的家庭,再苦的場麵,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靜靜觀看,細細傾聽,長長歎息,默默流淚。他無錢無力,很難給予具體幫助,能給的幫助就是這些眼淚和隨之而來的筆墨。

一種被關注的苦難就已經不是最徹底的苦難,一種被描寫的苦難更加不再是無望的泥潭。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文人,像杜甫那樣用那麼多詩句告訴全社會苦難存在的方位和形態,以及苦難承受者的無辜和無奈。因此,杜甫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完整的“同情語法”的創建者。後來中國文人在麵對民間疾苦時所產生的心理程序,至少有一半與他有關。

人是可塑的。一種特殊的語法能改變人們的思維,一種特殊的程序能塑造人們的人格。中國文化因為有過了杜甫,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

人世對他,那麼冷酷,那麼吝嗇,那麼荒涼;而他對人世卻完全相反,竟是那麼熱情、那麼慷慨、那麼豐美。這就是杜甫。

天下萬物中,能夠做人不容易,不妨開心過完一生。開心的障礙是重重憂鬱和煩惱,但是隻要像我這樣時時記得地球是怎麼回事、人類是怎麼回事,那些瑣瑣碎碎的障礙就會頃刻不見,那些曾經壓迫過我們的榮譽、事業、地位也會頃刻不見。於是,整個身心都放下了,輕鬆了,開心了,再看周邊熱鬧,全都成了表演。看一會兒表演也不錯,然後走路。陌生的山河迎麵而來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更能知道生存是什麼。

再宏偉的史詩也留不住,隻剩下與之相關的無言山河。陸遊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是權力地圖的千古雄關,但消解它的,隻是雨,隻是驢。

史書也會變成文字存之於世,顧炎武說:“常將《漢書》掛牛角。”皇皇漢代,也就這麼晃蕩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黃昏的山道間。

陸遊、顧炎武他們在旅行中讓人間的大事變小、變軟、變輕,這頗合我意。曆史是山河鑄造的,連山河都可以隨腳而過,那曆史就更不在話下了。

我不能預計地球的壽命、人間的禍福,卻希望有更多的人走在路上。

美食需要有一些基本條件,需要一代代廚師不斷在探索中創建規範,並不斷接受美食家們的檢驗。土俗飲食一成不變,製作簡陋,不應與美食混為一談。

美食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會返璞歸真,再挑剔的美食家也無法輕視家常菜。這種現象常常產生一種文化誤會,以為越是土俗就越具有推廣意義,這就否定了文明的等級、交融的意義。一個人在遍嚐世間美味之後再度鍾愛的家常菜,其實已經經過嚴格的重新選擇。

重新選擇出來的東西也未必值得推廣。任它們離開條件四處張揚,隻能讓它們四處狼狽。

人生在世,不要玩弄小聰明。世上多的是智者慧眼,你們的種種作態,很容易被看破。隻是由於那些套路過於低陋,他們不願理會,任你們笨拙地玩下去。等到玩過火了,他們也不想轉身,隻是聽著警車警笛的聲音響起,微微一笑而已。

千萬不要對自己的智商有過高的判定。大愚若智,大智若愚。世上真正的高人單純得像個嬰兒。天道無欺,大為無偽,自古以來一切巨匠勝業都直白坦然。

人生不易又至易。隻要洗滌詐念,鄙棄謀術,填平陰溝,拆去暗道,明亮蒼穹下的誠實歲月,才是一種無邪的享受。

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無形的“高牆”和“鐵窗”,因此也可以稱之為“另類監獄”。不必說這位前任官員提到的“職務、權力、人際關係”了,即便是官僚體係之外的普通民眾,也整天為小小的名利而折騰得精疲力竭,所以中國古語中有“名韁利鎖”這種說法,完全把名利看作了捆押罪犯的韁繩和鎖鏈。隻不過這種“罪犯”是自任、自判、自懲、自押的,明明做了“罪犯”還在街市間揚揚得意。

誰也不要躲避和掩蓋一些最質樸、最自然的人生課題,如年齡問題。再高的職位,再多的財富,再大的災難,比之於韶華流逝、歲月滄桑、長幼對視、生死交錯,都成了皮相。北雁長鳴,年邁的帝王和年邁的乞丐一起都聽到了;寒山掃墓,長輩的淚滴和晚輩的淚滴卻有不同的重量。

也許你學業精進、少年老成,早早地躋身醇儒之列,或統領著很大的局麵,這常被視為“成功”。但這很可能帶來一種損失——失落了不少有關青春的體驗。你過早地選擇了枯燥和莊嚴、艱澀和刻板,就這麼提前走進了中年。

也許你保養有方、駐顏有術,如此高齡還是一派中年人的節奏和體態,每每引得無數同齡人的羨慕和讚歎。但在享受這種超常健康的時候應該留有餘地,因為進入老年也是一種美好的況味。何必吃力地搬種夏天的繁枝,來遮蓋晚秋的雲天。

什麼季節觀什麼景,什麼時令賞什麼花,這才完整和自然。

“成功”的正常含義,是完成了一件讓大家高興的好事,但現在民間追求的“成功”,卻把大家當作了對手,爭奪隻屬於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剛剛懂事,就從家長、老師那裏接受了這個偽坐標。很多家長直到今天還堅守“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奇怪誌向,拉拽著自己幼小孩子的手開始了爭取“成功”的險惡長途。

“成功”這個偽坐標的最大禍害,是把人生看成“輸贏戰場”,並把“打敗他人”當作求勝的唯一通道。因此,他們經過的地方遲早會變成損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對父輩的繼承,繼承財產是最低等級,繼承學識是中間等級,繼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級。這裏所說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曆盡磨難卻一直身心健康,我想與他這位扛起了城門的父親很有關係。他也憑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門。這門,比城門還要大,還要重。

一杯上好的綠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蕩清香,遞送到唇齒之間。茶葉仍然保持著綠色,挺拔舒展地在開水中浮沉悠遊,看著就已經滿眼舒服。湊嘴喝上一口,有一點草本的微澀,更多的卻是一種隻屬於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鮮得可以讓你聽到山嶴白雲間燕雀的鳴叫。

烏龍茶就深厚得多,雖然沒有綠茶的鮮活清芬,卻把香氣藏在裏邊,讓喝的人年歲陡長。相比之下,“鐵觀音”濃鬱清奇,“大紅袍”飽滿沉著,連紅茶“金駿眉”,也展現出一種很高的格調,平日喝得不少。

普洱茶在陳釅、透潤的基調下變幻無窮,而且每種重要的變換都會進入茶客的感覺記憶,慢慢聚集成一個安靜的“心理倉貯”。

在這個“心理倉貯”中,普洱茶的各種口味都獲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準確描述,隻能用比喻和聯想稍加定位。

這一種,是秋天落葉被太陽曬了半個月之後躺在香茅叢邊的幹爽呼吸,而一陣輕風又從土牆邊的果園吹來。

那一種,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當歸、二分冬棗用文火熬了半個時辰後在一箭之遙處聞到的藥香。聞到的人,正在磐鈸聲中輕輕誦經。

這一種,是寒山小屋被爐火連續熏烤了好幾個冬季後木窗木壁散發出來的鬆香氣息。木壁上掛著弓箭馬鞍,充滿著草野霸氣。

那一種,不是氣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純淨笑容和難懂語言,雖然不知意思卻讓你身心安頓,濾淨塵囂,不再漂泊。

這一種,是兩位素顏淑女靜靜地打開了一座整潔的檀木廳堂,而廊外的燦爛銀杏正開始由黃變褐。

這些比喻和聯想是那樣“無厘頭”,但是,凡有一點文字感覺的老茶客聽了都會點頭微笑。隻要遇到近似的信號,各種口味便能從茶客們的“心理倉貯”立即被檢索出來,完成對接。

世上很多美食佳飲,雖然不錯,但是品種比較單一,缺少生發空間,吃吃可以,卻無法玩出大世麵。那就抱歉了,無法玩出大世麵就成不了一種像模像樣的文化。以我看來,普洱茶豐富、複雜、自成學問的程度,在世界上,隻有法國的紅酒可以相比。

按照正常的審美標準,漂亮的還是綠茶、烏龍茶、紅茶,不僅色、香、味都顯而易見,而且從製作到包裝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打理得精美絕倫。而普洱茶就像很多發酵產品,既然離不開微生物菌群,就很難“堅壁清野”、整潔亮麗。

從原始森林出發的每一步,它都離不開草葉紛亂、林木雜陳、蟲飛禽行、踏泥揚塵、老箕舊簍、粗手粗腳的魯莽遭遇,正符合現在常說的“野蠻生長”。直到最後壓製茶餅時,也不能為了脫淨蠻氣而一味選用上等嫩芽,因為過於綿密不利於發酵轉化,而必須反過來用普通的“粗枝大葉”構成一個有梗有隙的支撐形骨架,營造出原生態的發酵空間。這看上去,仍然是一種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麵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味習性。

但是,漫長的時間也能讓美學展現出一種深刻的逆反。青春芳香的綠茶隻能淺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老練一點的烏龍茶和紅茶也隻能神氣地挺立三年,便頹然神傷。這時,反倒是看上去蓬頭垢麵的普洱茶越來越光鮮。原來讓人擔心的不潔不淨,經過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轉化、分泌、釋放,反而變成了大潔大淨。

你看清代宮廷倉庫裏存茶的那個角落,當年各地上貢的繁多茶品都已化為齏粉,淪為塵土,不可收拾,唯獨普洱茶,雖曆百餘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煥發。

普洱茶的品質是天地大秘。在獲得理性自覺之前,唯口舌知之,身心知之,時間知之。當年的茶商們雖深知其秘而無力表述,但他們知道,自己所創造的口味將隨著漫長的陳化過程而日臻完美。會完美到何等地步,他們當時還無法肯定。享受這種完美,是後代的事了。

這年月,老茶已經收不到,也存不起了。對於每年的新茶,我們雖然可以選得很精,但還是沒有能力多收。我們隻想把自己的眼光變成一小堆物態存在,然後守著它們,慢慢等待。等待它們由青澀走向健碩,走向沉著,走向平和,走向慈愛,最後,走向絲竹俱全的口中交響,卻又吞咽得百曲皆忘。

具體目的,當然是到時候自己喝,送朋友們喝。但最大的享受是使人生多了一份惦念。這種惦念牽連著貯存處的一個角落,再由這個角落牽連南方的連綿群山。這一來,那一小堆存茶也就成了一種媒介,把我們和自然連在了一起,連得可觸可摸、可看可聞、可感可信。說大了,這也就從一個角度,體驗了“天人合一”的人格模式和文化模式。

有些現代藝術也體現了人生的另一類況味:和美、堅毅、報償。美國電影《金色池塘》展現了一種極為美好的人生晚年。是誰給了這對老年夫妻以如此富有魅力的晚年歲月?不是他們的女兒,也不是社會福利院,更不是百萬家私、飛來橫財,而是人生本身。漫長的人生,使他們之間的關係已完全調適,調適到了天然和諧的地步。悠遠的歲月,使他們世俗的火氣全消,隻剩下了人生中最晶瑩的精髓。終點臨近,使他們再也無意於浮囂的追求,更珍惜彼此的深情。於是,毫無疑問,最美好的饋贈,正是來自人生。

易卜生在自己的青年和老年時代偏向於整體哲理,而在中年時代偏向於社會問題,這個現象本身或許也具有象征意義。無論是個人還是人類整體,童稚時代和曆盡滄桑後的回歸期常常能首尾相銜,對世界和人生的整體意義產生驚訝和回味,而中年時代則有清明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支撐著,沉湎在社會問題的海洋中,搏風鬥浪,自以為勇,自以為樂。

人一上年紀,就會自然熄滅往常誤以為燦爛的浮火,靜靜地去體會人生的厚味。

人生體驗最深刻的地方是無法用言詞來傳遞的,隻有讓你自己去體驗。

一過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朋友們活著了。各種宏大的目標也許會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標則越來越強硬。報答朋友,安慰朋友,讓他們高興,使他們不後悔與自己朋友一場。所謂成功,不是別的,是朋友們首肯的眼神和笑聲。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在企盼著它們,而不是企盼那沒有質感的經濟數字和任命文本。我們或許關愛人類,心懷蒼生,並不以朋友的圈子為精神終點,但朋友仍是我們遠行萬裏的鼓勵者和送別者。我們經由朋友的橋梁,向億萬眾生走去。很難設想一個沒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濟天下。

說來難以置信,人們對謠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於求真的需要。大家對自己的生存環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產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產生探詢的好奇。尤其對那些高出於自己視線的物象,這種心情更為強烈。長久地仰視總是以不平等、不熟悉為前提的,這會產生一種潛在的惱怒,需要尋找另一種視角來透視,這種視角即便在一根並不紮實的懸藤之上,也願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個究竟。

惡者撥弄謠言,愚者享受謠言,勇者擊退謠言,智者阻止謠言,仁者消解謠言。

衰世受困於謠言,亂世離不開謠言,盛世不在乎謠言。

那麼,說了千言萬語,我們能做的事情也許隻有一件:齊心協力,把那些無法消滅的謠言安置到全社會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為,我們至少應該爭取成為智者,而且曾經從衰世走出。

與其他毛病相比,嫉妒的價值非同一般。它比一般的性格特征嚴重,嚴重到足以推進人格的掙紮、事件的突變,但它又不強悍到可以混淆善惡的基本界限;嫉妒具有很大的吸附性,既可以附著於偉大的靈魂、高貴的軀體,也可以附著於躲閃的心機、卑瑣的陰謀,幾乎可以覆蓋文學中的一切人物;更何況一切被它覆蓋的人物不管是好是壞都不願意公開承認它的存在,焦灼在隱秘中,憤怒在壓抑中,覬覦在微笑中,大有文學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