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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憂鬱者知道無限的道路

讓深山美景不再獨自遲暮

讓書齋玄思不再自欺欺人

那麼,走吧

一座城市真正的氣度,不在於接待了多少大國顯貴,而在於收納了多少飄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貴,不在於集中了多少生死對手,而在於讓這些對手不再成為對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偉大的城市,應該擁有很多“精神孤島”,不管它們來自何處,也不管它們在別的地方有什麼遭遇。

這樣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數,在我看來,唐代的長安應該名列第一。在現代,巴黎和紐約還差強人意,隻是紐約太缺少詩意。

我一直認為,大學者是適宜於住在小城市的,因為大城市會給他們帶來很多繁雜的消耗。但是,他們選擇小城市的條件又比較苛刻,除了環境的安靜、民風的簡樸外,還需要有一種滲透到牆磚街石間的醇厚韻味,能夠與他們的學識和名聲對應起來。這樣的小城市,中國各地都有,但在當時,蘇州是頂級之選。

國際大都市當然需要有經濟、交通等方麵的基礎,但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吸引力。它需要有一種特殊的集體心態。

這種心態,簡單說來,就是對一切美好事物都有一種吸納、呈示和保護的歡樂,不管它們來自何處。對於那些一時還不能立即辨別美好還是不美好的事物,也給予存在的權利。

羅馬的醫術、拜占庭的建築、阿拉伯的麵食、西域各地的音樂舞蹈,都大受唐朝人歡迎。外國來的商人、留學生、外交官、宗教人員隨處可見,幾乎不存在任何歧視。

人類真正的奇跡是超越環境的。不管周邊生態多麼落後,金字塔就是金字塔,讓人一見之下忘記一切,忘記來路,忘記去處,忘記國別,忘記人種,隻感到時間和空間在這裏會合,力量和疑問在這裏交戰。

站在金字塔前,我對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隻知道它如何衰落,卻不知道它如何構建;我隻知道它如何離開,卻不知道它如何到來。

就像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巨人,默默無聲地表演了幾個精彩的大動作之後轟然倒地,摸他的口袋,連姓名、籍貫、遺囑都沒有留下,多麼叫人敬畏。

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個成為一個博物館,但它的種種遺址、古跡、聖跡,卻有必要降低對峙意涵,提升文化意蘊,使人們能夠更加愉快欣賞。這種說法好像很不切實際,但想來想去,沒有更好的路。

在這一點上,我突然懷念起佛羅倫薩。在那裏,許多宗教題材也就經由一代藝術大師的創造,變成了全人類共享的藝術經典。從此,其他重量不再重要。

把曆史融於藝術,把宗教融於美學。這種景象,我在羅馬、梵蒂岡、巴黎還一再看到。由藝術和美學引路,千年歲月也就化作了人性結構。

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現了這個走向,那麼猶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心情也會變得更加輕鬆、健康、美好。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詞彙,可以分配給歐洲各個城市,例如精致、渾樸、繁麗、古典、新銳、寧謐、舒適、神秘、壯觀、肅穆……

隻有一個詞,它們不會爭,隻讓它靜靜安踞在並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給那座唯一的城市。

這個詞叫偉大,這座城市叫羅馬。

偉大是一種隱隱然的氣象,從每一扇舊窗溢出,從每一塊古磚溢出,從每一道雕紋溢出,從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舊窗,也有古磚,也有雕紋,也有老藤,為什麼卻乖乖地自認與偉大無緣?

羅馬的偉大,在於每一個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遺留,每一項遺留都有意氣昂揚的姿態,每一個姿態都經過藝術巨匠的設計,每一個設計都構成了前後左右的和諧,每一種和諧都使時間和空間安詳對視,每一回對視都讓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過。

因此,羅馬的偉大是一種永恒的典範。歐洲其他城市的曆代設計者,連夢中都有一個影影綽綽的羅馬。

偉大見勝於空間,是氣勢;偉大見勝於時間,是韻味。古羅馬除氣勢外還有足夠的韻味,你看那個縱橫萬裏的愷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盧戰記》,其中七卷是他親自所寫,最後一卷由部將補撰。這部著作為統帥等級的文學寫作開了個好頭,直到二十世紀人們讀到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時,還能遠遠記起。

愷撒讓我們看到,那些連最大膽文人的想象力也無法抵達的艱險傳奇,由於親自經曆而敘述得平靜流暢;那些在殘酷搏鬥中無奈缺失、在長途軍旅中苦苦盼望,因由營帳炬火下的筆畫來彌補,變得加倍優雅。

羅馬的韻味傾倒過無數遠遠近近的後代。例如莎士比亞就寫了《尤利烏斯·愷撒》《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等曆史劇,把古羅馬黃金時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畫,令人難忘。尤其是後一部,幾乎寫出了天地間最有空間跨度、最具曆史重量的愛情悲劇。

如果沒有那些小人讓米開朗基羅的後半輩子不是長期地陷於苦悶、掙紮之中,而是“創作自己真正的作品”,那麼歐洲的文藝複興必將會更精彩,全人類的美好圖像也必將會更完整。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強烈地領悟:曆來糟踐人類文明最嚴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強盜,而是圍繞在創造者身邊的小人。

文化無界,流蕩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濃度,主要取決於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產力。

文化吸引力的產生,未必大師雲集,學派叢生。一時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城市,萬不可在這方麵拔苗助長,隻須認真打理環境。適合文化人居住,又適合文化流通的環境,其實也就是健康、寧靜的人情環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腳生根之前,虛張聲勢地誇張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號,反而會對流蕩無駐的文化實力產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長們在向可能進入的文化人介紹本市“文化優勢”的時候,其實正是在推拒他們。這並非文人相輕、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氣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獨立性,不願淪為已有牌號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選中裏斯本,至少一半是由於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靈”。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設是機製,是氣氛,是吐納關係,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

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並不古老卻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經有旅行家作出評語:“在維也納,抬頭低頭都是文化。”我不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是褒是貶,但好像是明褒實貶,因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積得過於密集,實在讓人勞累。接下去的一個評語倒是明貶實褒:“住在維也納,天天想離開卻很難離開。”這句評語的最佳例證是貝多芬,他在一城之內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沒有離開,可見維也納也真有一些魔力。

奧地利山區所有的農舍,不是原木色,就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別的色彩。在形態上也追求原生態,再好的建築看上去也是像山民的板屋或茅寮,絕不會炫華鬥奇,甘願被自然掩埋。這種情景與中國農村大異其趣。中國民眾總是企圖在大地上留下強烈的人為印跡,貧困時塗畫一些標語口號,富裕時搭建豔俗的房舍。奧地利告訴我們,人類隻有收斂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

在奧地利的山區農村,看不到那些自以為熱愛自然,卻又在損害自然的別墅和度假村。很多城裏人不知道,當他們“回歸自然”的時候,實際上蠶食了山區農村的整體美學生態。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裏人居住,他們顯然謙遜得多,要回歸自然首先把自己“回歸”了,回歸成一個散淡的村野之人,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榮譽剝奪輕鬆,名聲增加煩惱,這對一個人和對一個城市都是一樣。今天的薩爾茨堡不得不滿麵笑容地一次次承辦規模巨大的世界音樂活動,為了方便外人購置禮品,大量的品牌標徽都是莫紮特,連酒瓶和巧克力盒上,也都是他孩子氣十足的彩色大頭像。這便使我警覺,一種高層文化的過度張揚,也會使廣大民眾失去審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創活力。

歐洲文化,大師輩出,經典如雲,這本是好事,但反過來,卻致使世俗文化整體暗淡,生命激情日趨疲遝,失落了太多的天真稚拙、渾樸野趣。這是我這一路看到的歐洲文化的大毛病。在奧地利,大如維也納,小如薩爾茨堡,都是這樣。為此,我不禁又想念起這座城市在莫紮特出現前的那些鬧劇。

看城市潛力,擁擠的市中心不是標誌。市中心是一個旋渦,把衰草汙濁旋到了外緣。真正的潛力忽閃在小巷的窗台下,近郊的庭園裏。

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歐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邊坐著的大多是老年人。他們的年輕人到哪裏去了?大概各有去處吧,隻是不想逛街、坐街。他們把街道交給了爺爺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滿街所見都年輕靚麗,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諧。

這就像寫作,當形容詞如女郎盛妝、排比句如情人並肩,那就一定尚未進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極致如老街疏桐,桐下舊座,座間閑談。

城市這篇文章,也是這樣。

柏林,隱隱然回蕩著一種讓人不敢過於靠近的奇特氣勢。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築,而是一種躲在一切背後的縹緲浮動或寂然不動;說不清,道不明,卻是一種足以包圍感官的四處彌漫或四處聚合;說不清,道不明,卻引起了各國政治家的千言萬語或冷然不語……

羅馬也有氣勢,那是一種詩情蒼老的遠年陳示;巴黎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熱烈高雅的文化聚會;倫敦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繁忙有序的都市風範。柏林與它們全然不同,它並不年老,到十三世紀中葉還隻是一個小小的貨商集散地,比羅馬建城晚了足足兩千年,比倫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卻顯得比誰都老練含蓄,靜靜的,讓人捉摸不透。

五十年後兩個德國統一,國民投票仍然決定選都柏林,而且也不諱言要複蘇普魯士精神。當然不是複蘇丘吉爾所憎惡的那種釀造戰爭和災難的東西,但究竟複蘇什麼,卻誰也說不明白。說不明白又已存在,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練和厲害。

世上真正的大問題都鴻蒙難解,過於清晰的回答隻是一種邏輯安慰。我寧肯接受這樣一種比喻:德意誌有大森林的氣質,深沉、內向、穩重和靜穆。

現在,這個森林裏瑞氣上升,祥雲盤旋,但森林終究是森林,不歡悅、不敞亮,靜靜地茂盛勃發,一眼望去,不知深淺。

一個城市沒有像樣的古跡,一點兒也不丟人。如果這個城市的市民因此而喜歡外出旅遊,把全世界的古跡當作自己的財富,那就是把弱項變成了強項。隨之,局部文化變成了宏觀文化,固守文化變成了曆險文化,身外文化變成了人格文化。這不是更好嗎?深圳沒有高山,但在世界各大高峰的登山者中,深圳市民領先全國其他城市,這便是一個範例。

城市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但又必須吸納大量的農產品。它離不開農村,而農村卻又未必需要它。一座發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有了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它也就有了存在於世的理由,農村也離不開它了。但在中國古代城市裏,手工業一直得不到長足的發展,即使有一點也與農村裏的小作坊差不了多少,商業更受到傳統文化觀念的歧視,從商的賺了錢不幹別的事,或者捐官,或者買地,仍然支付給官僚農業文明,而並不給商業本身帶來多少積累。因此中國的城市可說是一種難以巍然自立的存在,很難對農村保持長久的優勢。

中國城市的寄生性從反麵助長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式的簡單農業思維,在農民眼中,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而擁有財富的人,大抵是不義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產的財富搶回來,農民起義軍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這件事。中國農民曆來認為,在鄉間打家劫舍是盜賊行徑,而攻陷城池則是大快人心的壯舉。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遼闊的農村對它的心理對抗,它也就變得更加沒有自信。許多城裏人都是從鄉間來的,他們也對城市生態產生懷疑,有一種強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還是植根於農業文明。

在農業社會裏人們都歸之於千篇一律的生產命題,因此雖然分散卻思維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卻生態各異,緊密彙集卻紛紜多元。這種多元彙集又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變得琳琅滿目;這種多元彙集還會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溝通,使城市成為視野開闊、思維敏捷、選擇機會繁多的一群;這種多元彙集更形成一種價值比照,使城市人對生活的質量、人生的取向、社會的走勢、政局的安危產生了一種遠遠高於農村流散狀態的比較和判斷。這樣一來,城市人成了中國社會十分違背傳統教化原則的人文群落,無論是對農民還是對統治者來說,都覺得不好對付。城市意識,也幾乎成了異端邪說,尤其是到了中國近代,列強的武力和國際文明同時進入沿海都市之後,城市意識裏又自然而然地融化進國際價值坐標和現代商業原則,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國農業文明所難以容忍的了。兩種文明的搏鬥,從二十世紀延續到二十一世紀,越演越烈。城市文明長得十分艱難又十分頑強,而農業文明的包圍和反擊則更加厲害。

城市文明以密集的人群為前提,因此必然呈現出一種立體構架,一層一層地分列出社會文化價值等級,並以此為依據進行有秩序的操作。沒有這個構架,人群的密集會產生反麵效應,這是我們以往經常看到的事實。在亂哄哄的擁護中,哪怕是一句沒有來由的流言也會翻卷成一種情緒激潮,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中國近代以來,一切人為的大災難幾乎都產生於城市,便是這個道理。沒有構架,那些搬弄是非、興風作浪的好事之徒就會在人群中如魚得水,而城市的優秀分子卻會陷身於市井痞子、外來冒險家、賭徒暴發戶的包圍之中,無法展現自身優勢,至於為數不多的可以作為城市靈魂的大智者則更會被一片市囂淹沒。沒有構架,他們是脆弱的;沒有他們,城市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