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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設想，古希臘的雅典沒有亞裏士多德，文藝複興時期的倫敦沒有莎士比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沒有雨果。他們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們伸發開去，一座城市的行為法則和思維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網絡和排水係統。中國也擁有過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師，但他們為了逃避無秩序的擁護，大多藏身於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裏講學，主持著嶽麓書院或白鹿洞書院。與城市關係不大。這個傳統致使我們直到今天還無法對城市文明做出高層麵的把持和闡揚，而多數成功的藝術作品更是以農村或小鎮為表現基點。
因此，突然熱鬧起來了的中國城市，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它們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們還不能說，今天的中國城市已經完成了對數千年的封建觀念和小農意識的戰勝。
城市，還有被消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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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城市的熱愛，當然也包含著對它邪惡的承認。城市的邪惡是一種經過集中、加溫、發酵，然後又進行了一番裝扮的邪惡，因此常常比山野鄉村間的邪惡更讓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淩，城市的邪惡終究難於控製全局、籠罩街市，街市間頑強地鋪展著最尋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們即便無法消滅邪惡也能快步走過它，幾步之外就是世俗人性的廣闊綠洲。每天都這麼走，走過邪惡，走向人性，走向人類的大擁擠和大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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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本質的表麵上看，遼闊的華夏大地從根子上所浸潤的是一種散落的農業文明，城市的出現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非農業社會運動，因此是這塊土地的反叛物。這種本質對立使城市命中注定會遇到很多麻煩。從一時一地看，城市遠比農村優越；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上看，中國的農村要強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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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盡管喜歡安靜，崇尚自然，卻絕不會做隱士。作為一個現代人，我更渴望著無數生命散發出的蓬勃熱能。與其長時間地遁跡山林，還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腳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無數麵影。我絕不會皺著眉裝出厭惡世人擁護的表情來自命清雅，而隻是一心期待著早晨出門，街市間一連幾個不相識的人向我道一聲“早”，然後讓如潮的人流把我融化。
說到底，我是一個世俗之人，我熱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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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城市間最常見的豔色、彩燈、大字、廣告和標語，市長們可能習以為常。但是，隻要多多遊曆就會懂得，這是低級社區的基本圖像。就像一個男人穿著花格子西裝、戴著未除商標的墨鏡、又掛著粗亮的項鏈，很難讓人尊敬。記得北京奧運會之前，按國際規則，一切與奧運無關的標語、廣告都要清除。一清除，北京市民終於發現，自己的城市就像經過了沐浴梳洗，其實很美。因此奧運會過後，大家也不忍心再把那些東西掛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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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國的首都，應該保存一些珍貴的曆史遺跡，但更應該走在世界現代建築的最前沿。請你們聯想一下：曾經以花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築自傲的巴黎，在建造埃菲爾鐵塔、蓬皮杜藝術中心、盧浮宮玻璃金字塔時也遭到過激烈反對，但現在這些新建築卻都成了巴黎的無敵標誌。這是一個文化心理的新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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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橋頭堡，但城市不僅是經濟的樞紐，它更重要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心理的密集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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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曆史魅力在於它毫不喧鬧地向世人展示出了真正具有重大文化生態意義的遠年美色，並表現出了今天的市民生活與這種遠年美色的自然關係。
所謂“城市文化”，在理論上，是指因城市而產生的文化的製作方式、引進方式、傳播方式及其結果；在實踐上，是指每座城市廣大市民較長時間內的文化吐納習慣，並以此與其他城市相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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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間經常圍繞著“文化魅力”的題目進行互相對比。應該說，具有單項或多項文化魅力的城市很多，而具有舉世公認的整體性文化魅力的城市卻很少。整體性文化魅力有一種強大的聚合功能和發射功能，因此這樣的城市也就成了公認的國際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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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的哲學本質，是一種密集空間裏的心理共享。
城市的密集空間，在政治上促成了市民民主，在經濟上促成了都市金融，而在文化上，則促成了公共審美。
歐洲的文化複興並沒有出現什麼思想家、哲學家，而隻是幾位公共藝術家，如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人在城市的公共空間進行創作，造就了可以進行集體評判的廣大市民，從而使城市走向文化自覺。
保護重大古跡，其實也在建立一種公共審美，使眾多市民找到與古人“隔時共居”，與今人“同時共居”的時間造型和曆史造型。由此，增加共同居住的理由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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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長常常把哪個畫家、哪個詩人得了獎當作城市文化大事。其實，那些得獎的作品未必是公共審美，而建築、街道卻是。因此，城市文化中孰輕孰重，不言而喻。尤其是建築，一樓既立，百年不倒。它的設計等級，也就成了一個城市文化等級的代表，成了全城民眾榮辱文野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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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是公共審美，再小也不可輕視。例如我很看重街道間各種招牌上的書法，並把它看成是中國千年書法藝術在當代最普及的實現方式，比開辦書法展、出版書法集更為重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閑逛時曾一再疑問：這些城市的書法家協會為什麼不在公共書法這樣的大事上多做一點事呢？
除此之外，街道上的路燈、長椅、花壇、欄杆、垃圾桶等全都是公共審美的載體，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想想吧，我們花費不少經費舉辦的演唱、晚會一夜即過，而這些元素卻年年月月都安靜地存在，與市民構建著一種長久的相互適應。
這種相互適應一旦建立，市民們也就擁有了共同的審美基石。如果適應的是高等級，那麼對於低等級的街道就會產生不適應。這種適應和不適應，也就是城市美學的升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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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審美的最後標準，是融入自然。城市裏如果有山有水，人們必須虔誠禮讓，即所謂“顯山露水”。這還不夠，應該進一步讓自然景物成為城市的主角和靈魂。不是讓城市來裝飾它們，而是讓它們以野樸的本相契入城市精神。柏林的城中森林，伯爾尼不失土腥氣的阿勒河，京都如海如潮的楓葉，都表現了人類對自然的謙恭。
蘇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內美景多得是，唯有蘇州，能給我一種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語，姣好的麵容，精雅的園林，幽深的街道，處處給人以感官上的寧靜慰藉。現實生活常常攪得人心智煩亂，而蘇州的古跡會讓你定一定情懷。有古跡必有題詠，大多是古代文人的感歎，讀一讀，能把你心頭的皺褶慰撫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這些文人大多也是來休憩的。他們不想在這兒創建偉業，但在外麵事成事敗之後，卻願意到這裏來住住。蘇州，是中國文化寧謐的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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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時不禁感歎，做了那麼長時間的後院，蘇州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京城史官的眼光很少在蘇州停駐，從古代到近代，吳依軟語與玩物喪誌同義。
理由是明白的：蘇州缺少帝京王氣。
這裏沒有森林殿闕，隻有園林。這裏擺不開戰場，徒造了幾座城門。這裏的曲巷通不過堂皇的官轎，這裏的民風不崇拜肅殺的禁令。
這裏的流水太清，這裏的桃花太豔，這裏的彈唱有點撩人，這裏的小食太甜，這裏的女人太俏，這裏的茶館太多，這裏的書肆太密，這裏的書法過於流麗，這裏的繪畫不夠蒼涼遒勁，這裏的詩歌缺少易水壯士低啞的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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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很早之前就感悟到世事人生的變化無常，曾經有“滄海桑田”“一枕黃粱”等詞語來形容這種變化的巨大和快速，但這些詞語本身就反映了這種感悟基本停留在農業的範疇之間。《紅樓夢》裏的“好了歌”、《長生殿》裏的“彈詞”以及大量詠歎興亡的詩詞當然也涉及城市的生活，但主要還是指富貴權勢的短暫，而不是指城市的整體命運。
事實上，最值得現代人深思和感慨的恰恰是城市的整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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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生態而後有文化，這個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辯地演繹著。雄辯到什麼程度？那就是：連最偉大的詩人來到這裏也無心寫詩，而是立即成了生態救護者。
杭州當然也有密集的文化，但我早就發現，什麼文化一到杭州就立即變成了一種景觀化、生態化的存在。且不說靈隱寺、六和塔、葛嶺、孤山如何把深奧的佛教、道教轉化成了山水美景，更讓我喜歡的是，連一些民間故事也被杭州鋪陳為動人的景觀。
最驚人的當然是《白蛇傳》裏的白娘娘。杭州居然用一池清清亮亮的湖水，用一條宜雨宜雪的斷橋，用一座坍而又建的雷峰塔，來侍奉她。
杭州似乎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這個民間故事的偉大，願意為它創製一個巨大的實景舞台。這個實景舞台永遠不會拆卸，年年月月提醒人們：為什麼人間這麼值得留戀。與這個實景舞台相比，杭州的其他文化遺跡就都顯得不太重要了。
這與我們平常所熟悉的中國曆史和中國文化的主旨有很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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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杭州最大的享受，是找一個微雨的黃昏，最好是晚春季節，在蘇堤上獨自行走。堤邊既沒有碑文、對聯，也沒有匾額、題跋，也就是沒有文字汙染，沒有文本文化對於自然生態的侵淩和傲慢，隻讓一個人充分地領略水光山色、陰晴寒暑。這是蘇東坡安排下的，築一條長堤讓人們有機會擺脫兩岸的一切，走一走朝拜自然生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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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於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後的規範：說上海人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返馴順、重組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並不整個兒幡然悔悟。
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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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其他城市都還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隻是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隻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麼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暗然隱退。曆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西天的夕陽還十分燦爛，夕陽下的綿綿沙山是無與倫比的天下美景。光與影以最暢直的線條流瀉著分割，金黃和黛赭都純淨得毫無斑駁，像用一麵巨大的篩子篩過了。日夜的風，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蕩，那是極其款曼平適的坡，不含一絲漣紋。於是，滿眼皆是暢快，一天一地都被鋪排得大大方方，明明淨淨。色彩單純到了聖潔，氣韻委和到了崇高。為什麼曆代的僧人、俗人、藝術家偏偏要選中沙漠沙山來傾瀉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這兒，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頂端與山的頂端合在一起，心中鳴起了天樂般的梵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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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沙漠，滔滔流水，於世無奇。唯有大漠中如此一灣，風沙中如此一靜，荒涼中如此一景，高坡後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韻律、造化之機巧，讓人神醉情馳。
以此推衍，人生、世界、曆史，莫不如此。給浮囂以寧靜，給躁急以清冽，給高蹈以平實，給粗獷以明麗。唯其這樣，人生才見靈動，世界才顯精致，曆史才有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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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文明人都喜歡來尼泊爾，不是來尋訪古跡，而是來沉浸自然。這裏的自然，無論是喜馬拉雅山還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種人類文明要早得多，沒想到人類苦苦折騰了幾千年，最喜歡的並不是自己的創造物。
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細說起來，這四種人走路的距離還是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曆代皇帝多數不喜歡萬裏遠征。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是那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幹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誌、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為了獲取精神上的經典，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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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公布旅行的秘密了——
讓孤獨者獲得遼闊的空間，讓憂鬱者知道無限的道路。讓年輕人向世間作一次艱辛的報到，讓老年人向大地作一次隆重的告別。讓文化在腳步間交融，讓對峙在互訪間和解。讓深山美景不再獨自遲暮，讓書齋玄思不再自欺欺人。讓荒草斷碑再度激活文明，讓古廟梵鍾重新啟迪凡心……
那麼，走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追尋著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足跡，出發上路，不斷地走，從埃及走到巴比倫，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親的遺產用完了，回到古希臘，被控告揮霍財產。在法庭上，他朗讀了一路上寫的《宇宙大係統》，征服了法官和聽眾，不僅打贏了官司，還獲得了高額獎賞。這個官司給歐洲後來的學者帶來了巨大的啟發，代代相繼出行，一直到法國的思想家盧梭等人。他們在旅途中寫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們的思考。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在不行走時就不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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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孔子真正偉大的，是他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的行程。沒有周遊過列國的孔子，就不是孔子。
畢竟已經是一個老人，畢竟已經是一個大學者，畢竟已經是一個門徒眾多的資深教師，就這樣風風雨雨不斷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這個形象，在我們後輩看來，仍然氣韻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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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下一代知識分子若想走出陷阱，應該遠遠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學生的風範，走到萬千世界中去，麵對千姿百態的生態和心靈，學會感受，學會思考，學會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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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在再窮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塊麵的波光霞影，蘆荻水鳥，也就有了富足和美麗，而且接通了沒有終點的遠方。
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動、冰河解凍的時分；而更傾心的，則是秋風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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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義的旅遊，不是尋找文化，而是冶煉生命。我們要明白，人類的所作所為，比之於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類的幾千年文明史，比之於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現，是短而又短的；人類對於自身生存環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們理應更謙虛、更收斂一點。在群峰插天、洪濤卷地的偉大景象前，我們如果不知驚懼、不知沉默，隻是一味嘰嘰喳喳地談文化實在有點要不得。如果這算是什麼“大散文”，那寧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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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河山永遠讓它們承載曆史太勞累了，應該讓它們輕鬆一點、淺顯一點。
我認為判斷一個曆史古跡是否具備普遍遊觀價值，除了審視它在曆史上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外，還要看三個附帶性條件：
一、有沒有具備令人一振的外觀形象；
二、有沒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詩文記述；
三、能不能引起具體而又傳奇的生態聯想。
第一條涉及旅遊美學的起點和終點，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條是尋找文化扶手，投靠審美範式，也為常人所必需；第三條最複雜，需要解釋幾句。
生態聯想實際上是一種“移情”，但必須具體，有實物參證。古戰場也能引起人們聯想，但大多很不具體，缺少實物參證，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虛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遊人光顧。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監獄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審視，有階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張望，有記錄可以查閱，結果身處其間，便能產生對當年堡主生活的諸般遐思。
一般的考古發掘現場、繁雜的所謂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觀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態聯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對它們的普遍遊觀價值抱太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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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生命局促於互窺互監、互猜互損，有人則把生命釋放於大地長天、遠山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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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都不敢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愴的含義，那就是：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裏。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告別中仍然會隱隱地裹卷著這種蒼涼的意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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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發展，旅行的意義已超越了古希臘哲學家所論述的幸福，原因是，不旅行的危害越來越顯現。初一看，那個拒絕出行，拒絕陌生，拒絕脫離狹小坐標的群落，必然越來越走向保守、僵硬、冷漠、自私。於是，反倒是那些沉默地踏遍千山的腳步，孤獨地看盡萬象的眼睛，保留著對人類生態的整體了解。因此也保留了足夠的視野、體察和同情。他們成了冷漠社會中一股竄動的暖流，一種宏觀的公平。這就使現代旅行者比古代同行更具有了擔負大道的宗教情懷。旅行，成了克服現代社會自閉症的一條命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