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鄰居說：“岔路太多了，所以追的人就要多一些。”
等到找羊的人回來以後，楊朱就問鄰居：“你家的羊找到了沒有？”
鄰居歎了口氣說：“丟了，找不到了。”
楊朱問：“那麼多人去找，怎麼會找不到呢？”
鄰居說：“人多，岔路更多！每條岔路上又有岔路，找羊的人都不知道走哪條路好，最後沒辦法，隻好回來了。”
聽了這話，楊朱好幾天都沉默不語，沒有笑容。他的學生就問他：“丟了一隻羊，也不是什麼大事，再說羊又不是您的，您幹嘛整天悶悶不樂呢？”
楊朱說：“不是為了羊的事，我由這件事想到我們的求學。如果我們求學的人不肯專心致誌，學東西總是東學一下西學一下，就會像在岔路口找羊一樣，結果一無所獲。”
006法家有些什麼思想理念
法家是“禮崩樂壞”、“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戰國時期成長起來的政治派別，也是先秦學派中最後出現的一派。漢代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第一次為法家流派命名，並將其與儒、墨、道、名、陰陽五家同日而語：“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一般認為，春秋時期的管仲和子產為法家思想先驅。前期和中期法家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李悝所編《法經》，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法典。
在法家理論上，商鞅強調“法”，主張國君要明法令，用法律來加強統治；申不害強調“術”，主張國君千萬要注意控製、駕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強調“勢”，認為國君必須加強威勢才能統治天下。韓非對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慎到之勢進行了吸收和揚棄，從而形成一個新的法家學說體係。到了戰國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才建立了法、術、勢相結合的完整法治理論體係。
在自然觀方麵，管仲及其後學提出，上天不會改變常規，大地不會變易法則，春夏秋冬也不替換節氣，自古及今一個樣，自然界有其運動變化的規律性；子產提出，天道遠，人道近，兩者是不相關的。這是較早的天人相分思想。
韓非則繼承了荀況和老子的哲學，建立了以“道”為最高範疇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體係，提出：“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探討了萬物發展的總規律與特殊規律及其相互關係，強調人們按客觀規律辦事。在認識論方麵，韓非提出“參驗”的方法，強調用實際的功用效果來檢驗人們言行的是非。“參驗”方法在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認識論上有重要的意義。在曆史觀方麵，韓非主張社會製度和治世方法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反對拘泥於古人的作法。
法家也有自己的樸素辯證法，韓非在中國哲學史上首先用“矛盾”來概括矛盾對立的雙方，提出：“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予，不可同世而立”（《韓非子·難一》）。韓非還試圖探討人口變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認為人口再生產的速度高於生活資料再生產的速度，人口多、財富少是造成社會爭亂的根源。這些認識的提出在中國和世界思想史上都是最早的。
007名家為何也叫“辯者”
名家是中國秦代以前注重辯論技巧，探討名稱概念之間、名稱與實物之間關係的一種學說派別，也叫“辯者”。由於成文法的公布，“辯者”在社會上充當了類似律師的角色，他們根據法律條文進行辯護，所以又稱“刑名之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孫龍；此外還有鄧析、尹文和後期墨家的一些學者。
春秋戰國之際，學術興盛，百家爭鳴，各家各派都在申說自己的學說，批駁他人的學說。隨著辯論的深入，人們發現許多舊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內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有待於社會的認同，於是，名實不符的問題亟待解決。到了戰國中期，隨著名辯思潮的發展，名家學派應運而生。
名家學派的創始者為春秋末期的鄧析，他當鄭國大夫的時候，正值子產執政。為了給子產出難題，他為人辯護，能將是說成非，非說成是，使執法者難以定案。子產認為他是一個大禍害，於是便把他殺了。由此說明，研究辯論規律，製定辯論規則是當時的重要任務。由此形成了名辯學派。
在鄧析之後，又出現了三個基本學派：宋研、尹文學派，惠施學派和公孫龍學派。
其中，公孫龍學派強調名詞概念的相互區別，認為一個概念隻能指一個事物，而不能既指這一事物，又指另一事物，否則的話，就會產生邏輯混亂。如“離堅白”、“雞三足”、“火不熱”、“目不見”、“狗非犬”等，基本上都是探討一般與個別、主觀感覺與事物屬性等方麵的關係問題。
惠施學派則主張“合同異”，強調事物同異的相對性和事物的統一性，認為相同的事物是相互聯係的，所以是“同”，不相同的事物表麵上看來不同，是“異”，但實際上也是相互聯係的，也是“同”。因此“同”也是“同”，“異”也是“同”，“同”和“異”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一樣的。他還提出大一和小一的概念，探討宇宙的無限大和無限小問題，無論大和小，都是一。
在諸子百家中，名家以自己淩厲的論辯，細致入微的分析而著稱於世。它與儒、墨、道、法、陰陽等家並列為當時地位十分顯赫的“顯學”中。但由於名家學派的許多命題違背常識情理，並且探討的是抽象的名詞概念和思維規律，較難為大眾接受，秦以後逐漸勢微。
008陰陽家怎樣解說事物的發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