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史書，以朝代為斷限的，也屬斷代史。其中《南史》、《北史》、《五代史》包舉數朝，仍然屬於斷代史的範圍。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史書，以朝代為斷限的也屬於斷代史。今人所著的《秦漢史》、《隋唐史》等都屬於斷代史範圍。
007野史，解讀曆史的另一種角度
野史，即古代私家撰寫的雜史。是一種口語化的稱謂，不屬於目錄學上的標準分類。之所以稱“野史”，主要是針對官方欽定的“正史”而言。野史之名始見於《唐書·藝文誌》所載《大和野史》，後有宋鄭樵《通誌》所載的龍袞《江南野史》等。明高儒《百川雜誌》始立為一門。
就內容來說，野史多為作者道聽途說或耳聞目睹的一些逸聞趣事，文字多涉曆史掌故。“野史”並不都是信史，傳疑傳信，風格有的近於“小說家言”，因此又有“稗官野史”一稱。其為私家撰述，少有忌諱，很多人們在“正史”中難得一見的事件，在“野史”中往往可以尋到蛛絲馬跡，甚至詳細描述，如宋太祖“燭影斧聲”之謎，明清兩代的“文字獄”，雍正帝的死因等，在“野史”中都有記載，可供後人參考、分析。
相對於“正史”、“別史”的正襟危坐，“野史”能夠讓人們更多地看到有關官場、宮闈的秘聞，社會生活的細枝末節，風土人情的變遷及生活中的悲歡離合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野史”，是今人了解過去的一扇重要窗口。魯迅先生就對“野史”非常看重，他甚至認為，要想真正了解中國的曆史，就必須多讀曆代“野史”，對“正史”不能完全聽信。簡而言之，“野史”的價值不菲，它為後世讀者提供的是解讀曆史的另一種角度。
008紀傳體，正史的標準編纂體例
紀傳體是以本紀、列傳人物為綱、時間為緯的一種史書編纂體例。我國最早的紀傳體史書，是西漢司馬遷編纂的《史記》。此後曆代正史都采用這種體裁。它以人物傳記為中心，最主要的部分是本紀和列傳，故稱“紀傳體”。
司馬遷著《史記》，將先秦史籍如《禹本紀》、《尚書》、《周譜》、《世家》、《穆天子傳》、《帝王諸侯世譜》等所采用的各色體裁熔冶一爐，成“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大部分，記載從三皇五帝至西漢武帝時期的一段通史。
本紀以曆代帝王為中心，表為大事年表，書記禮製、官製及經濟製度等，世家、列傳記各諸侯國以及武帝以前的各類重要曆史人物，少數民族，鄰近國家的史實，其中世家與列傳就占了一百篇。
以後出現的《漢書》、《後漢書》等，基本都沿用了《史記》的體例，《漢書》稍作修改，將“本紀”改稱“紀”，“列傳”改稱“傳”，“書”改稱“誌”，“世家”不錄，從而形成了“紀”、“傳”、“表”、“誌”四位一體的結構，成為後世修“正史”的標準形式。
但紀傳體也有其弊端，即“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分頭敘述人物，曆史事件則被分記到人物傳之中，產生重複矛盾的缺陷。到南宋，始出現了克服編年、紀傳二體缺陷而綜合其優點的紀事本末體。
009編年體，我國最早的史書編纂體例
編年體是在春秋戰國時由孔子纂編《春秋》時創立的，它是我國最早存在的史書體裁。編年體的體例特點是記事以時間為線索，按年代的順序敘述每年發生的曆史大事，所謂“記事者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使史實發展的秩序分明。我國上古時代的史書，多數是編年體的，墨子所謂的百國《春秋》，即此類。
西晉初年在汲郡戰國古墓中出土的《竹書紀年》和孔子據魯國史書編纂的《春秋》，是早期編年體史書的代表作。《春秋》以魯國曆史為主幹，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史實，是一部編年史。
《春秋》文義晦澀，魯國人左丘明又作《左傳》進行注釋，按《春秋》的編年線索，補充敘述《春秋》未詳的重要史實，讓讀者了解《春秋》對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貶含義。
由於《左傳》以記史實的始末為重要特點，故又是編年紀事本末體。《春秋》和《左傳》問世之後，後代仿效者很多，但獨以宋代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最為傑出，成為我國現存編年體史書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種。
但編年體也有很大的缺陷，即每年記載各種事件，而把單一事件數年甚至十數年的連續發展順序割裂開來，所謂“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所以，在編年體盛行不久，紀傳體隨之而出。
010紀事本末體，完整敘述曆史事件的史學體裁
紀事本末體主要是相對於編年體的。始創者為宋代的袁樞及其《通鑒紀事本末》。它以事為經，由本至末，原原本本、前後連貫地記事，故稱“紀事本末體”。
司馬光《資治通鑒》問世後，受到普遍歡迎。南宋人袁樞喜讀此書，但又苦其浩博，一件事往往“隔越數卷，首尾難稽”，“事之本末”難以全窺。於是，袁樞突發奇想，將《資治通鑒》按年記載之事，摘抄在一起，自成一個單元，這樣就將編年體的《資治通鑒》改編為以239個事件為中心的《通鑒紀事本末》。如秦滅六國、豪傑亡秦、高帝滅楚、三家分晉、匈奴和親等，各事件均從始至終，連貫而有條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