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麵世後，不意竟廣受歡迎。隨之，仿其體例的史書也不斷湧現，蔚成大觀，差不多覆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史，諸如：明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清穀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等。
紀事本末體能完整地再現曆史事件，非常適合大眾了解曆史，所以曆來很受歡迎。但這種體裁也有局限，諸如典章製度等很難用它來表述。
011典誌體，典章製度的專史體裁
典誌體，就是以典製為中心，記述曆代典章製度及其因革損益。它以分門別類為表述上的特點，曾被稱為分類書。典製體史書是從紀傳體史書中的“書”、“誌”分離來，發展為獨立的體裁的。
典誌體發端於紀傳體史書中的誌以及東漢以後出現的典章製度專史，至唐代杜佑的《通典》完成體裁的創製。
典章製度最早載於史書，如《史記》中有“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等，較係統地記述了漢武帝之前曆代典章製度的概況。《漢書》中則有“十誌”，《律曆誌》、《禮樂誌》、《刑法誌》、《食貨誌》、《郊祀誌》、《天文誌》、《五行誌》、《地理誌》、《溝洫誌》、《藝文誌》等，較之《史記》的記錄更加豐富。
東漢以後，與典章製度有關的專史開始出現，如應劭的《漢官儀》、衛宏的《漢舊儀》、丘仲孚的《皇典》、何胤的《政禮》；到了唐代前期，編纂之風一度盛行，典誌書籍如雨後春筍，像李林甫的《唐六典》、唐穎的《稽典》、王顏威的《唐典》、李延壽的《太宗政典》、劉秩的《政典》。
中唐時，杜佑以劉知幾之子劉秩所著《政典》為基礎，擴展成《通典》，從而創製了典誌體。《通典》也是我國第一部通史式的典章製度專史。其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唐代宗，跨越千餘年。
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348卷，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和《文獻通考》都是典製體通史，後人把它們和《通誌》合稱“三通”。到了清朝乾隆年間，朝廷還特設“三通館”，組織學者續編“三通”，先後成書《續通典》、《續通誌》、《續文獻通考》（簡稱“續三通”）、《清通典》、《清通誌》、《清文獻通考》（簡稱“清朝三通”）。原“三通”加上此“六通”再加上民國時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共有“十通”。
012會要，分門別類記述一代典章製度的史書體裁
會要體是一種分門別類記述一代典章製度的史書體裁。這種體裁創始於唐人蘇冕的《會要》，完善於宋人王溥的《唐會要》。它按朝代彙集史事和典章製度，故稱“會要”。明清兩代的此類史著也稱“會典”。
會要體作為典誌體史書的一支，以斷代史的形式，總結一代法度典章，起到編年、紀傳體史書所不能起的作用。
清代學者俞樾曾指出：“觀一人之始終，莫如紀傳，而甲與乙不相聯係；考一時之治亂，莫如編年，而前與後不相貫穿，於是後人又有會要之作。”他認為，會要體史書“蓋編年、紀傳外，不可少之書也。”
013起居注，記錄帝王言行的實錄
起居注是記錄帝王言行的實錄。它的起源很早，在先秦就有所謂“君舉必書”的製度，而且還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的說法。說明古代早就注意對君主言行的記錄。
有人認為，從汲塚出土的《穆天子傳》，就是起居注的最初形式。在漢代，據說由宮中女史擔任此職，而在漢以後，則曆代都有史官司專職記錄皇帝每天的言行，並定名為“起居注”。
魏晉時期，由史官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尚書專職起居官。到了北魏，開始專門設置起居令史，另外還有修起居注、監起居注等專職官員，他們平時侍從皇帝，隨行左右，記錄皇帝言行。
隋代則在中書省下設史官司起居舍人；唐代又於門下省設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掌其事。宋朝對起居注特別重視，還專門設立了起居院撰寫起居注。元朝時候，由給事中兼修起居注。明朝又專設起注官。清朝則以翰林、詹事等官兼任，稱起居官。
在這類以起居注命名的史書中，現在所能知道的最早著作是漢武帝時的《禁中起居注》和東漢明德馬皇後撰寫的《明帝起居注》。從《隋書·經籍誌》所載看，從漢武帝至北周太祖期間：曆代皇帝的起居注有四十多種。
唐宋時候的起居注最為詳備，元明以後稍見簡略。起居注一般由專職起注官撰寫，但也不盡是。例如《大唐創業起居注》，是由李淵的參軍根據自己的見聞撰成的，它記錄了從李淵起兵、攻克長安直到稱帝這一段勝王朝創建過程的曆史。
起居注一般都成為後世編史的第一手參考史料，唐初國史館修撰梁、陳、北齊、周、隋等史，就是靠了一大批起居注為其提供充足的原始材料，才得以在短期內完成。
014實錄，記錄皇帝在位時史實的資料性史書
實錄，是我國古代記載皇帝在位期間重要史實的資料性史書，其體裁也稱“實錄體”實錄體在梁朝開始產生，周興嗣寫的記錄梁武帝事的《梁皇帝實錄》，謝昊寫的記錄梁元帝事的《梁皇帝實錄》，是最早的官修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