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時，“實錄”還沒有成為皇帝編年事跡的專稱，如唐李翱記載其先祖事跡的著作即稱《皇祖實錄》，隨著皇權的增強，“實錄”就成為帝王史書的專稱了。唐朝開始，宰相親撰“時政記”，每當新君即位，都要下令讓國史館根據前朝皇帝的起居注、前朝宰相的時政記等材料加以彙總，纂修一部前一朝皇帝的編年史長編，也就是實錄。
以後，實錄的編製成為定製，宋、遼、金、元、明、清各朝相沿因襲。宋朝修實錄特別發達，國家專門設立實錄院從事此事，宋各朝實錄，現都曆曆可考。
曆朝修撰實錄前，一般還撰錄日曆作為基礎，如宋朝還特別設立日曆所專司編修日曆。日曆彙總時政記、起居注及諸司關報，係以日、月，詮次排列，在此基礎上，再編成實錄。實錄修成之後，一般要將草稿全部焚毀，隻留下定本，據說這是為了保證參加編修者能排除顧慮，直筆詳書而定下的措施。
實錄年經月緯，以日係月，以月係年，將重要事件分別歸屬，內容十分繁富，凡是各種政治設施、軍事行動、經濟措施、自然災祥、社會情況等都詳細記載，同時對詔令奏議、百司重要案牘，乃至大臣生平事跡，也大都選載。
“實錄”雖然號稱“據實詳錄”，但中間也常有曲筆諱飾之處，有時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幻，還可重修過去的實錄，將史事根據當時政治的需要加以刪改。但由於它基本根據檔案材料編撰，所以史料價值比一般雜史、野史記錄要高，曆來為史學家們所重視。
據統計，曆代實錄共有116部，但絕大多數己亡佚，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實錄，是唐代韓愈的《順宗實錄》，宋代也僅存《太宗實錄》殘本。至於整個朝代的實錄比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隻有《明實錄》和《清實錄》。
趣味鏈接：雍正想在《實錄》中美化自己
清朝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帝的第四子。他”少年無賴，好飲酒擊劍”，加上性格喜怒無常，因此康熙帝不大喜歡他。康熙帝曾說過：”四子性格喜怒不定。”這句話在康熙四十九年的《實錄》中也載了上去，這對胤禛是很大貶責，關係到他今後的政治命運，他感到很是不安。
後來胤禛取得帝位後，仍對這句話耿耿於懷。有一次他對實錄館總裁張廷玉說：我少年時性格不大好，皇父曾責我“喜怒不定”。但我後來改正了，況且現在我登大位，這“喜怒不定”四字，關係到我一生大事，你可在今後實錄中再寫上去，說我現在言行非常小心，一喜一怒是慎之又慎。雍正帝此言是想在自己一朝的《實錄》中美化自己。
015方誌，記錄某一地的綜合性百科全書
方誌，又叫地方誌，是一種係統、全麵地記載某一地方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麵的綜合性著作，因此方誌可看作是有關一地的“百科全書”。此外，專門記載名山大川、城池都邑、寺廟宮觀、名勝古跡、風土人情的書籍，也可以歸入此類之中。按傳統的分類法，此類書籍歸史部。
我國方誌的發展源遠流長，早在《尚書·禹貢》中就有關於方域、山川、土質、物產、貢賦等的記載。著名的先秦古籍《山海經》中則記錄了物產、神話、巫術、宗教、古史、醫藥、民俗、民族、山川、古跡等，內容之豐富，令人歎為觀止。這些都已具備方誌的特點。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方誌的形成階段，當時，無論是體例內容，方誌皆屬地理書，其稱謂亦多為地誌、地記。現存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方誌書《越絕書》（相傳為東漢袁康所撰），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隋唐兩朝，圖經盛行，以誌、記為名的方誌書也發展起來。宋代，以記地為主的方誌成為史學的一個分支。至此方誌書始體例初備，自成一體。明代的方誌又有發展，數量和種類都有所增加。全國有一統誌，各省普遍修總誌或通誌，省以下的府州縣亦各多次修誌。此外還出現了更小行政區劃的鄉村鎮誌、裏坊誌，專門行政（或軍事、經濟）單位的誌書，如衛所司誌、邊關誌、鹽井誌等，也屬此類。
清代是地方誌的全盛時期，不但種類全、數量多，在體例和內容方麵也更加充實完備。清末又新出現鄉土誌。與清代相比，民國時期方誌的編纂，規模要小得多，體例多數亦沿襲舊誌，不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如注意記載農工商業的生產情況和人們的生活麵貌，還增加了各種統計圖表等等。
016類書，輯錄各門類資料的工具性書籍
類書是我國古代輯錄各種門類或某一門類資料的工具性書籍，大體相當於現代的百科全書。由於內容廣闊，博采群書，分類編輯而成，所以得名。
類書分若幹部（如天文、地理、職官、帝王、服飾等），下設若幹子目（如“天”部之下，又細分日、月、星、雲、霧、雨、雷等）。每個子目下都有依次羅列的古書中的各種資料。
我國的類書起源很早，最早的正規類書，是三國時代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220）命王象等人編纂的《皇覽》，分40餘部，每部數十篇，共800餘萬字。此後，編纂類書蔚然成風，如南北朝時的《古今注》（崔豹纂）、《集林》（劉義慶纂）、《四部要略》（蕭子良纂）、《類苑》（劉孝標纂）等，可惜多已失傳。
唐宋以後，官方編纂類書成為慣例，著名的有所謂“宋四大書”《太平禦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明清兩代類書的特點是規模宏大，其中最著名的兩部是《永樂大典》和《古今圖書集成》，為我國古代類書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官方編纂類書一般都是在開國之初，這與在政治上拉攏、安撫前朝舊臣有很大關係；士大夫往往有“編書情結”，朝廷則正好將這些影響頗大的飽學之士收羅在自己身旁，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