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第三次產業革命
第三次產業革命始於1940年，在新能源（包括核能）、海洋開發、天然氣、遺傳工程、半導體、計算機、激光、自動化技術、通信技術等領域均實現重大技術突破，主要新興產業有核能、電子計算機、航天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戰爭期間及戰後形成的科學技術發展高潮，促成了一係列新興產業部門的形成和快速發展，第三次產業革命隨之興起。這次產業革命是對第二次產業革命的繼承和延續{1}。雖然戰後由於國際關係的重大轉折即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將世界分割為兩個相互封閉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體係，這兩大陣營進入長期的競爭和對峙狀態。從一個方麵來看，這種國際格局相對減少了東、西方兩大陣營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與其他方麵的聯係，但是冷戰的鴻溝未能阻擋世界曆史前進的車輪，人類社會的技術發展依然保持了並不斷加快其改變曆史的腳步；而且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期科學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是對第二次產業革命中技術成果的消化和延伸，是對前兩次產業革命的揚棄和擴展等方麵的變化交織在一起的過程。
三、凱恩斯與熊彼特：艱難的選擇
（一）凱恩斯主義
1. 凱恩斯經濟學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一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經曆了長達4年之久的經濟危機之後，資本主義世界陷入長期的大蕭條中。這場大蕭條造成了空前嚴重的災難，也引發了經濟思潮的巨大變化。自李嘉圖至馬歇爾等人所信奉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宣告破產，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一種新的經濟學，這種新經濟學要承認危機與失業，但不要承認資本主義製度是危機和失業的根源；要證明資本主義製度可以防治危機與失業，而不是去推翻資本主義製度；要提出防治危機與失業的辦法，而不隻是空泛議論；要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製度，而不允許任何轉向馬克思、轉向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潮的存在和蔓延。凱恩斯經濟學（the Economicsof Keynes）應運而生。可以說，它是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直接產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
凱恩斯在《通論》中，摒棄了傳統的自動調節理論，而提出了總量分析方法，希望通過對資本主義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分析，來為資本主義國家幹預經濟提供理論依據。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在於批判傳統的就業理論，創建新的就業理論。就業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未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由馬爾薩斯最先提出的，是指為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能順利進行，必須使消費者有足夠的購買力，從而可以實現資本家的利潤，並購買生產出來的全部商品。不過，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中的需求是總需求，而不是個別企業或行業的需求。“有效”也意味著隻有與總供給相等的總需求對實際就業量才是有效的。因此，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有效需求是指總供給和總需求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希望說明的是，實際就業量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而就業水平的高低也是由有效需求的大小來決定的。由於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願失業，達不到充分就業，從而出現“富裕中的貧困”的矛盾現象。因此，隻有政府幹預經濟，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的整個理論體係就是圍繞著這一核心而逐步展開的。
《通論》的出版，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引發了一場“凱恩斯革命”，此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時期，凱恩斯主義逐漸成為風靡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新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幹預論這一新經濟思潮成為西方國家製定經濟戰略和政策的依據。
2. 後凱恩斯經濟學
盡管《通論》對緩和經濟危機、解決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確起到了一定啟示作用，凱恩斯也由此被人們稱頌為資本主義的“救星”、“戰後經濟繁榮之父”，但它畢竟隻是在針對經濟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治理，而沒有從根源出發，長期推行後產生了種種的嚴重後果。特別是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滯脹”問題——經濟停滯與物價猛漲兩症並發，情況十分嚴重。因此，凱恩斯的追隨者們便紛紛開始對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進行注釋、補充和修訂，編造了形形色色的經濟波動論、增長經濟學和動態經濟學等。這些在凱恩斯《通論》這部著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統稱為“後凱恩斯經濟學”。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後凱恩斯主義形成了兩大主要支派：一支是以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詹姆士·托賓和羅伯特·索洛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Neo Classical Synthesis）或稱“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Post Keynes Main Stream Economics），另一支則是以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庇羅·斯拉法和尼克拉·卡爾多等人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New Cambridge School）”或稱“後凱恩斯經濟學”（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所謂新古典綜合實質上是將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綜合在一起，這一綜合的核心思想是，隻采取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活動，使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能避免過度的繁榮或蕭條而趨於穩定的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在這種經濟環境中，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如均衡價格理論，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等等）將再度適用。20世紀70年代中葉，該學派在麵對經濟中的滯脹問題時，無法提出有效的治理對策，就連新古典綜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薩繆爾森也自歎無能為力，逐漸失去了統治地位。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綜合派占據主流經濟學地位的經濟學流派的出現，因此新古典綜合派在今後一段較長的時期內，在經濟學界還將處於一個極為重要地位{1}。
1956年，瓊·羅賓遜發表了她的《資本積累論》一書；同一年，卡爾多發表了《可供選擇的收入分配理論》一文（英國《經濟研究評論》1955—1956年第23卷第85～100頁）。兩人都是從收入分配的角度闡述了經濟增長理論，這兩個文獻標誌著新劍橋學派的誕生。他們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之間就資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這場論戰促進了新劍橋學派的資本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的形成。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滯脹”現象，主流經濟學也隨之陷入危機，促使後凱恩斯貨幣理論、就業理論和通貨膨脹理論的形成。90年代後，在前蘇聯解體、金融市場自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經驗分享和經濟全球化的效應等問題開始成為後凱恩斯經濟學家主要關注的問題。
3.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ism）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新發展起來的凱恩斯主義，是相對於原凱恩斯主義（Original Keynesianism）而言的，與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New Keynesian Economics）相對應的是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Original Keynesian Economics）。
新凱恩斯主義的主要成員有：哈佛大學的格裏高利·曼昆、斯坦福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普林斯頓大學的本·伯南克等。盡管凱恩斯主義的衰落使得經濟自由主義一時風起，但是這些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真考慮各個學派對原凱恩斯主義的批判，對原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進行深刻的反省，同時積極吸納和融合其他各學派的精華與有用的概念、論點。通過將大量最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到經濟研究中，並對各種有用的經濟觀點兼收並蓄，提出很多新穎的觀點，新凱恩斯主義極大地推動了凱恩斯主義的發展。
（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
熊彼特是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的博學多聞、兼收並蓄的經濟學大師。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獨立於西方主流經濟學之外，自成體係，他推崇經濟學家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但摒棄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靜態與比較靜態分析的理論模式，創立了動態均衡論，建立了一套從經濟體係內部因素來說明經濟動態現象的“動態的經濟發展理論”，並將曆史分析、理論分析和統計分析相結合，係統闡釋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1}。在對傳統理論的辨析中，熊彼特清晰勾畫出靜態運行和動態發展相互交織的經濟生活圖景，解釋了利潤、資本、信貸、利息等重要的發展現象，完成了對經濟周期的考察。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麵的內容。
1.“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在1912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經濟發展理論》中，熊彼特開創性地提出“經濟發展理論和創新思想”。在他看來，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係”。這個概念包括5種情況：
（1）采用一種新的產品。
（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
（3）開辟一個新的市場。
（4）掠取或控製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
（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
所謂“經濟發展”，從根本上講，不是古典經濟學家斯密所認為的基於人口、財富的累積性增加而造成的規模擴大或簡單量變，而是經濟生活內部蘊涵的實質上的自發性突破。它是由技術創新和生產組織形式的創新所引發的經濟生活內部的一種創造性變動，需要通過引進“新組合”，進行創新來實現。因此，“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實質，“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2. 企業家意誌和行為是創新活動靈魂
在熊彼特創新理論中，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實質，而領導和發起創新的創新者——企業家，則是“創新”、生產要素“新組合”以及“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企業家的意誌和行為是創新活動的靈魂。
熊彼特不接受大多數人認可的馬歇爾的企業家定義，即將企業家的職能看成是最廣義的“管理”，他也拋棄了把企業家看成是風險承擔人或資本所有人的觀點。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不同於普通的企業經營者和資本家。企業家必須富於創新意識，具有先見之明。企業家的職能在於用不同於以往的全新方法把生產諸要素組合、集中起來，進行經營，繼而使其增值。而且，也隻有在他將這些新組合起來的要素按照新的方法付諸運行的特定階段，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反之，一旦這種方法在某一天落於陳舊，企業經營停步不前，他也就變得與靜態經濟裏的普通管理者毫無兩樣。因此，企業家不是一種職業，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態。
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的問題，是大量重要現象的動力。”企業家的行為以“創新”為特有目的，而創新需要改變循環流轉的渠道，需要打破固有的生產環流，需要麵臨不確定的前景，需要克服習慣的阻力……這些都依仗企業家堅強的意誌和巨大的心智努力。企業家的意誌和行為是創新活動的關鍵、靈魂所在。
3. 經濟周期是經濟階段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構建了以企業家、創新和信用創造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理論之後，熊彼特又將目光轉向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曆史進程，得出了以創新活動來解釋的經濟周期理論。
熊彼特運用創新理論分析經濟周期的形成和特點。在他看來，“創新”改變了原本均衡靜止的經濟過程中固有的生產環流，新組合在生產和經營上更加富有效率，它可以使進行創新的企業和個人獲取高額利潤。利潤又進一步誘導了追隨和模仿。當社會一旦了解到“創新”活動有利可圖，就會趨之若鶩。新企業不斷出現，行業改組隨之到來，整個經濟領域出現了應用這些創新的熱潮。熱潮又隨之引發了人們對未來經濟的期待，投機開始出現，信用擴張，最終繁榮遍及整個經濟體係。當創新活動一旦被社會消化，新產品大量上市，價格下跌，利潤消失，不再有利可圖，新的創新活動又尚未出現時，整個經濟就進入了清理狀態：新企業需要經受考驗以加入生產環流，老企業需要麵對被創新改變的市場狀況做出調整，部分經營失誤企業會倒閉或破產，從而造成商業不振，經濟不景氣。經濟不景氣持續一段時間之後，新的“創新”活動再次出現……如此周而複始。創新不斷從內部革新著經濟結構，不斷地破壞舊的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的結構，進而形成了資本主義風起雲湧的發展曆程。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打破均衡的“創新”活動並不連續均勻地分布在時間序列之上，而是“如果一旦出現，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地出現”。創新的性質不同，影響有大有小，大小各異的“創新”活動則引起長短不一的經濟周期。熊彼特曾提出長、中、短三種周期並存的複合模式：長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波，曆時50年或略長一點）、中周期（尤格拉波，平均約為1～9年）和短周期（基欽波，平均約為40個月）。熊彼特宣稱，從曆史統計資料中表現出來的這種周期變動，特別是“長周期”的變動，與各個周期內的生產技術革新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它對應著曆史上重要的技術革新，把資本主義百餘年的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長波”，每個“長波”的標誌是各個時期的主要技術發明和它們的應用，以及生產技術的突出發展。第一波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所謂的“產業革命時期”。第二波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第三波從1897年到20世紀20年代末，是所謂的“電氣、化學和汽車時代”。在他看來，幾種周期並存且相互交織的情況（一個“長波”大約包括6個“中程周期”，一個“中程周期”大概包括3個“短波”），正好進一步證明了他的“創新理論”的正確性。
（三）凱恩斯、熊彼特之爭
1983年，英國《經濟學家》雜誌開展了一係列紀念活動，紀念馬克思逝世周年，凱恩斯與熊彼特誕辰周年，留給凱恩斯的篇幅是熊彼特的3倍。然而，美國《福布斯》雜誌卻使用熊彼特的頭像作為封麵，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撰文《現代預言家：熊彼特還是凱恩斯》，對兩人做出了一個令人難忘的類比，“在某種方式上，凱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傳統中最著名的哲學家的對抗——最有光彩、最聰明、最難以擊敗的詭辯者巴門尼德和反應緩慢、醜陋但卻富有智慧的蘇格拉底之間的柏拉圖式的辯論。在兩次大戰期間，沒有人比凱恩斯更有光彩、更聰明；而熊彼特則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聰明贏得一時，而智慧天長地久。”可見，對於凱恩斯與熊彼特的學術之爭，眾人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盡管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理論一直為人所稱道，但數十年來，真正風行的卻是宣稱應由政府主導和控製秩序的凱恩斯主義，比起熊彼特理論所帶來的“創造性的破壞”，人們更願意選擇巨型企業主導下的有序社會，即使這樣會帶來僵化的體製和官僚主義的盛行。
2009年新年伊始，華爾街日報便喊出了“我們又成了凱恩斯”。確實如此，在這次金融海嘯的巨大衝擊麵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凱恩斯主義者，都在積極采取凱恩斯所建議的策略應對危機{1}。
在高失業率時期，信譽良好的政府應該通過赤字開支擴大需求；在低失業率時期，政府應該歸還因此欠下的債務。通過這樣一個表麵上看來非常微小的程序變動，資本主義體係就可以保持穩定，而無需徹底的“外科手術”。這便是於20世紀大蕭條期間出版的凱恩斯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中的一個核心思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甚至認為，20世紀大蕭條之所以持續長達10年之久，是因為羅斯福的新政支出不夠。但他似乎忘了，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巨額開支沒有任何收獲，除了留下沉重的債務及伴隨近乎零增長的經濟外。
凱恩斯有一個很著名的看法，他認為：“經濟學的思想，無論其正確與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實際上，統治世界者，也就是具有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幹家自以為不接受任何觀念形態的影響，卻往往早已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對於社會最有威脅的並非經濟既得利益，而是錯誤的經濟思想。”由此可見，指導實踐的經濟思想多麼重要，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推動經濟增長、進而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要生產要素是土地、勞動和資本，而勞動力是最革命的生產要素。處於金融危機漩渦中的美國，為什麼沒有出現資本的大規模外流？為什麼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沒有大幅貶值？答案就是，美國有強大的以人力資本為支撐的軍事科技實力，還有時刻求新求變、能迅速適應外部衝擊的體製機製，絕不僅僅是表麵以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為標誌的金融霸權。
與凱恩斯同年出生的熊彼特則強調企業家精神和創新，認為市場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的職能是把生產要素帶到一起並將之組合起來。所謂“資本”，就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把各項生產要素轉向新用途、把生產引向新方向的一種杠杆和控製手段，因而資本的主要社會功能在於為企業家進行“創新”而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手段。
在2008年開始的經濟寒冬中，大量公司倒閉、企業裁員，凱恩斯主義也越來越不那麼管用，這時候，人們再次想起了熊彼特，“創新”、“企業家精神”、“創業”，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門話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09年3月中旬推出Entrepreneurship專輯，討論當前經濟蕭條期的全球創業問題，提到在許多國家，政府部門對創業尤其重視，認為是打破目前經濟不景氣下的惡性循環，提高就業率和恢複經濟活力的一劑良藥。
■